《我之所思》是“开卷书坊第三辑”之一种。作者刘绪源精选近几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颇有影响力评论文章三十七篇，分三个专题，第一部分评论中外小说，如《1Q84》、《日瓦戈医生》、《天香》等。第二部分是关于现代人物的评论文章，如评鲁迅、周作人，周作人与俞平伯，钱锺书与周作人等，有些属论辩，有些含考证。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是一些杂文，涉及名家、出版、儿童图书以及时下一些文化现象，是对当下的思考与发言，亦颇涉及文坛与学界。刘绪源的杂文多有新见，以思想见长，但却不枯燥，可读性极强，是不可多得的案头读物。

《我之所思》分四辑：第一辑谈作品，有的当然可以说是评论，但作者刘绪源其实都是作为散文写的；第二辑是关于现代文学的文字，有些属论辩，有些含考证，都与二周兄弟有关；第三第四辑或可视为杂文（其实前两辑也是广义的杂文），是对当下的思考与发言，亦颇涉及文坛与学界，其中第三辑牵涉名家多些，第四辑则关乎更普遍的问题。

普鲁斯特二题

村上春树：现实魔幻主义——读《1Q84》

借伯林之眼看《日瓦戈医生》

当今世界还有一流短篇小说吗——读《格勒尼埃中短篇小说集》

《天香》别解

《边城》之美

《霍比特人》的魅力在哪里

遥远的童声——读系列绘本“老童谣”

有关“三一八”的几点商榷

鲁迅的信能这么引吗

《两地书》中有一个真实的鲁迅

鲁迅杂文艺术管窥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

中的学术公案

不妨注意一下《药堂杂文》

“第一分”

也说钱锤书与周作人散文

王元化与李泽厚的馈赠——关于“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追寻思想者的最后踪迹——读吴琦幸《王元化晚年谈话录》

有关“口述实录”的忧思

关于启蒙的三个新文本

“封建”二字仍可沿用

真实乎？正确乎？——试析朱永嘉先生的思维兼及“影射史学”

从两篇“红学”文章说起

再谈当年对俞平伯的批判

“外国也有很糟糕的书”

这也能算学术研究？——质疑藤井省三先生对鲁迅与村上春树的比较研究

司法能裁判学术吗

出版不是跟风炒股

出版不应限制先进文化的引进

中国童书真的“大胜”了吗

速成的代价

中国学生为何少有创造性

杜撰的“行业道德”

理论公式岂可随意套用

文学奖评委种种

谭旭东事件之我见

韩寒：任重而道远

跋

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派文学呢？对这一题目的研究，早已是汗牛充栋。但毕竟，时间已过去了百来年，我们能不能换一种眼光，搁置学院派的繁复论说，试用禅宗“单刀直入法”，径取现代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给它一个简要的解说？

文学是人学，我们不妨以人作比喻。现代派出现之前的传统的文学，已是一种发展得过于成熟的文学，这就好比成人说话，说多了容易让人厌。成人总希望把世界描绘得略好一些，想让年轻一代的心态稍稍积极一些，不要那么绝望，把一切都看得灰暗无光。所以，即使像狄更斯那样严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还是不愿放弃浪漫的爱和光明的希望。现代派文学则如逆反期的青春少年，他们不满成人的管束，更看不起成人的这份好心，他们抓住成人忽视或掩饰的内容，斥之为“虚伪”和“欺骗”，他们以夸张的、病态的、决绝的态度写人生的一切丑陋、黑暗。不能说现代派文学不真实，也不能说它们不深刻，它们在文学发展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但这是一种神经质的文学，它们艺术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反审美舒适。孩子总要长大，逆反心态不可能持久。人只有裸体才能更换全身衣服，现代主义就是裸体的文学，但人不能永远裸体。所以，经过现代主义洗礼的新文学终将取而代之。回归审美舒适的过程已在缓慢进行，这是现在各国的大部分读者都能体验到的文学事实。

孙犁先生在一九七七年写过一篇《关于长篇小说》，其中谈到《红楼梦》的结尾，有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按总纲推断，上半部写的是‘极风月繁华之盛’，即那个‘好’字；下半部当然要写到那个‘了’字，即散了的筵席，倒树的猢狲，干净了的茫茫大地。但这种变化，应该是渐进的，绝不会是突变。这样《红楼梦》究竟要写到多少回，就成了永久不能回答的疑难。……不管怎样，高鹗还是忠于曹氏的原来计划，极力追踪原来旨意，求其吻合。虽然写得死板僵硬，大致还是按照悲剧的路子走下来了，最后重露一些起色，这也并不完全违背曹氏的‘好了’思想，因为事物仍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九七七年的中国还是崇尚“主题先行”的时代，作品大都直奔某一既定思想，一条道走到黑；孙犁赞赏高鹗“重露一些起色”的思想，给我以极大的启示。我进而发现，这里有哲学。确实，事物不会永远按一条直线发展的。所以，多少年后，经过长期的观察，我对于那种在现代主义之后必然接续“后现代主义”的一统天下的论断，愈益发生了怀疑。而世界文学艺术的实际发展，不正在推进并促成这样的怀疑吗？

就在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普鲁斯特的长篇《追寻逝去的时光》既是现代派文学最主要的代表作，却又并非是反审美舒适的——它成了现代派文学中的一个奇迹！现在读这部小说，会发现它非常美，非常可读，除了篇幅实在太长，却是翻到哪页都能读下去的。作者让记忆自由来去，顺着记忆长河的起伏，再现了一段充满复杂的情感过程的人生。过去我们反对“咀嚼人生小小的悲哀”，以为那样产生不了伟大的文学；也确有许多小作家沉湎于个人的小小悲哀中出不来，自怜自恋自哀，写了一大堆轻得令人难以承受的作品……然而，普鲁斯特却在个人的漫长的悲哀中发掘出了美和哲学，奉献了一部具有巨大文学和思想涵量的杰作。他把人生的“畏”和“烦”写足了，推到了极致，却又保持了自身的审美舒适。这里有太多值得研究的东西。看来，在现代主义退潮以后，这部巨著的魅力将依然长存。

顺便说一句，读普鲁斯特使我想起，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曾出现过很多号称“现代派”的作品，其中不少作者现在已经不写或已改写其他风格的小说了，但也有一两位偶尔仍还按原来的路数创作，并也时有论者拿过去的评论调子大加赞颂或鼓吹。我深感疑惑的是，这些作品中的相当一部分，除了形式上的奇异和难读（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恰恰是好读）之外，是否真有普鲁斯特那样的现代主义精神呢？是否只要去掉了审美舒适，就是现代派文学了呢？

P6－9

也许是年龄的关系，我近年对于文章的看法，似乎有些改变。这在平时并未发现，到了编这本小书时，竟悄悄冒上来了。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书稿篇幅有限，文章不能收太多，而我近年所写，未入集子的，少说也有二十万字，要从中选十来万，收什么好呢？我知道自己有一些写得精巧圆熟的小品，其中有为朋友作的序跋，有外出游历的剪影，也有读书时的随感，它们发表之后听到过一点好评，偶尔打开看看也不免有一种自得。然而，到了编选的关键时刻，我还是将它们刊落了。因为我更想让读者看到的，是浸透自己思想的文字，即如现在所选的这些——这里有更多心血和真情，有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冲动，也有更为深入的思考。我知道前面那些文章会有一点美感，后面这些则相对“正经”，但如要我重看，重作评价，我则以为，还是现在所选的更美一些。说句脸皮厚的话，我觉得，后面这些文章可能多少含有一点“大美”，而前者只是“小美”，即文人墨客吟风弄月再加雕虫小技罢了。

当年周作人做《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讲演并出单行本，钱锺书先生曾撰文提及，有一部《梅花草堂集》似不该遗漏。后来周作出回答，说自己谈的是“能当饭吃”的散文，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则属“瓜子”一类。又说，“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笔墨”。这使我忽然记起，对于现在颇为走红的“书话”体，我也曾发过牢骚。如为马慧元那本很别致的书话集《书生活》（二○一○年中华书局版）所写的序中就说过：“书话也应扩大自己的疆域，要防止陈陈相因，防止书话八股的泛滥（现在书界已有此种八股苗子）。”这里的“八股”，主要不是指题材，而是写法上的模仿，好像只要看熟一种样式，挑一本风雅的书照样谈谈，写得漂亮点，就是好书话。所以很多漂亮书话其实不用费心啃书就能写出，这很取巧，但同时也有代价，那就是让人看了无所获。好看而无所获，看多了，读者也即弃之，并从此厌烦了这一文体，这就是八股之害了。而试取知堂书话一阅，那都是充满扎实内容的文字，是真正有话要说才精练地写出的篇什，这样一比，就能明白瓜子和饭之不同了。饭很平实，没有那种外在的美，但其大美饥时即知，并且，这才百吃不厌。《梅花草堂笔谈》公案多年来一直有人说起（本书中《也谈钱锺书与周作人散文》亦涉此事），也常有人认为周后来的回答只是强辩而已，这当然只能见仁见智。只是我每回取出此书来看，倒真的觉得有点美而腻，怎么也调动不起非读完不可的劲头来。

话休絮烦。本书分四辑：第一辑谈作品，有的当然可以说是评论，但我其实都是作为散文写的；第二辑是关于现代文学的文字，有些属论辩，有些含考证，都与二周兄弟有关；第三第四辑或可视为杂文（其实前两辑也是广义的杂文），是对当下的思考与发言，亦颇涉及文坛与学界，其中第三辑牵涉名家多些，第四辑则关乎更普遍的问题。以“我之所思”作书名，看似平平，其实也已太过堂皇。但说心里话，我是希望这里所收的文章，多少都含有自己独到的“思”的，在编选过程中，凡不合此标准者，我一概刊落。会不会有漏网之鱼呢？我想那是一定的，凡发现拙文中所思之含量不够者，盼请有以教我。

全书文字惟最末一篇谈韩寒的收入过我的一本关于儿童文学的论集。之所以重复地收它，只因其中说到批评者与思想者的不同，很能呼应我编书时的想法。

谢谢辞书社的霍丽丽、刘小明、刘毅强诸位，他们的认真审稿和逐字推敲，体现了老出版界的优美作风，让人既觉亲切，又感放心。希望这样的传统能传之永远，不要失传。也谢谢《开卷》编辑董宁文兄。是为跋。

草于二○一四年三月，改定于五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