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将自己的作品分为“严肃小说”和“消遣小说”两类，《斯坦布尔列车》是其第一部“消遣小说”。在这部被作者自称为“刻意讨好读者”的书里，作者假借那部名噪一时的洲际快车，将异国情调、浪漫奇遇与污浊世态及庸常俗事杂糅混合；通过对信仰与背叛的描写，毫不躲闪地直视人类生存中的卑劣和自欺，心怀谴责地将无情的客观实在展示成为某种“消遣读物”。

故事发生在斯坦布尔列车，这一名噪一时的连接欧亚大陆的东方快车上，围绕逃亡与追捕、梦想与现实展开，浓缩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欧洲各国的社会问题与精神风景。从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德国的科隆、奥地利的维也纳，到塞尔维亚的苏博蒂察，主人公们相继登场：精明又多情的犹太商人迈亚特、高贵而失意的政治流亡者津纳、柔弱而善良的歌舞演员科洛尔、强悍而机敏的小报记者兼女同性恋梅布尔、虚伪又做作的畅销书作家萨沃里、猥琐而凶残的惯偷格伦利希等各色人物，怀揣各自的梦想与企图，在这趟浪漫和冒险之旅上相遇、碰撞，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场景。暴风雪中，革命者津纳为信念命丧异国车站。车至终点君士坦丁堡，虚假的欢乐奢侈、诱惑勾引的气氛消解了对艰难旅程不安的记忆，主人公各自有了不曾预料的归宿，一切恍若隔世。

第一部 奥斯坦德

第二部 科隆

第三部 维也纳

第四部 苏博蒂察

第五部 君士坦丁堡

轮船事务长手里拿着最后一张登陆卡，望着乘客们穿过灰蒙蒙的潮湿的码头，跨过横七竖八的铁轨和道岔，绕过废弃不用的敞篷货车。他们缩着肩膀，大衣领子朝上翻着；在长长一列火车里，桌上的灯亮着，透过雨雾看去像一串蓝色的珠子闪闪发光。一台巨大的起重机旋动着，下降着，一时间绞盘咔啦咔啦的响声甚至淹没了无处不在的水声——雨水从阴沉的云天上倾盆而下，海水冲击着渡轮和码头。这时正是下午四点半。

“春天，我的上帝。”事务长大声说，想驱除最后这几个小时造成的印象：湿漉漉的甲板，蒸汽、燃油以及酒吧里的陈巴斯啤酒发出的气味，女招待端着洋铁盆到处走，黑绸裙子在地上拖来拖去，等等。他顺着起重机的铁臂看去，望见工作台里那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小小人影正在转动轮盘，心里升起一股不常有的嫉妒感。那起重机司机高高在上，三十英尺的雨和雾将他与事务长、旅客以及灯火通明的长长的快车分隔开来。可我就没法儿躲开那些讨厌的嘴脸，事务长心想，记起了那个穿厚皮大衣的年轻犹太人，他因为上渡轮时被分到一个双人舱里而怨声不绝，其实一共才不过是该死的两个小时。

他对从二等舱出来的最后一名旅客说：“别往那儿走，小姐。海关检查站在这边。”看到这张年轻的陌生面孔，他心里轻松了些，这人至少没发牢骚。“你不要人帮你搬行李吗，小姐？”

“不了，”她说，“我听不懂他们的话。行李也不重。”她从那身廉价的白雨衣里伸出头来，朝他咧嘴笑笑，“除非是您愿意帮忙，船长。”女孩子的冒昧使事务长高兴起来。“哎，要是我年轻，你可真用不着脚夫。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事务长摇摇头说道，只见那犹太人离开了海关，穿着灰色羊皮鞋在铁轨之间找下脚的地方，身后跟着两名搬运工。“你路远吗？”

“全程。”她说，一边悒悒不乐地凝视着铁轨那边的行李堆、餐车的灯火以及停在那里的黑黢黢的车厢。

“有卧铺吗？”

“没有。”

“你该弄个铺位，”他说，“像你这样坐全程的人，要在火车上过三夜，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去君士坦丁堡做什么呀，结婚？”

“我倒不知道是结婚。”她怀着离别的忧郁和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勉强笑了一下。“这事儿谁也说不准，是吧？”

“去工作？”

“去跳舞。打杂儿什么的。”

她说了声再见便转身走了。雨衣显露出她那瘦削的身子，即使当她跌跌绊绊地走在铁轨和卧铺车厢间的时候，她的身躯仍然保持着那种忸怩不安的姿态。一只信号灯由红转绿，蒸汽长啸着从排气管中喷出。姑娘那寻常而又活泼的面孔，大胆而又沮丧的举止，在事务长的脑海中停留了片刻。“记住我，”他向她喊道，“过一两个月我们还会见面的。”可是他心里明白自己根本不会记得那姑娘。今后几个星期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从窗口向他的办公室里张望，要一间舱房啦，要换钱啦，要一个铺位啦，等等，他根本无暇去记住某一个人，何况这姑娘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地方。

当事务长回到船上时，甲板已冲洗好准备返航了。看到船上不再有那些生人，他感到愉快多了。他喜欢船上永远是这个样子：有几名可以用意大利话差来遣去的肤色浅黑的意大利人；有个女招待可以陪自己喝杯啤酒。他用法语朝水手们咕哝了一句，水手们冲他笑笑，一边唱着一首关于某个“戴绿帽子的丈夫”的下流歌曲，使他不禁妒火上升，一腔思家之情也减了几分。“这一趟横渡真不顺当。”他用英语对茶房头儿说。那人曾在伦敦当过跑堂的，而事务长除非是迫不得已，决不愿多说一句法语。“那犹太人，”他说，“他给了你不少小费吧？”  “你想是多少？六法郎。”

“他病了吗？”

“没有。倒是那个留小胡子的老头儿一直不舒服。给我十法郎吧，我赌赢了。他是英国人。”

“算了吧。他的口音生硬得能用刀切。”

“可我看了护照。理查德·约翰。中学教师。”

“这可是够怪的。”事务长说。这可真有点古怪，他暗自想，不情愿地掏出十法郎来，同时，脑海里又浮现出跳板升起、汽笛响彻云霄之时，那身穿雨衣、须发灰白的疲倦的男人大步从轮船栏杆边走开的情景。那人曾向他要报纸，要晚报看，于是事务长对他说，这么早伦敦的晚报还没出呢。听到这话，那人呆呆地站着，用手指捻着长长的灰白胡子。事务长给女招待倒了杯巴斯啤酒，他在结账之前又想起了那位学校教师。一时间他几乎有点怀疑与自己擦身而过的是否是个戏剧性的人物，一个正被追捕、疲倦不堪、适合充当故事素材的人。不过，这教师没发过牢骚，因此他就比那个年轻的犹太人、比那个厨师旅游团、比那个丢了戒指的穿紫红衣服的女病人以及付了双份卧铺钱的老头儿更容易被遗忘。那姑娘在半小时前就已经被忘却了。这是她与理查德·约翰共命运的头一桩事——头顶甲板上沉重的脚步声，燃油味，闪烁的信号灯，忧虑重重的面孔，叮当作响的玻璃杯瓶，账面上一行行的数字，伴随着这一切，他们都在事务长的脑海中化作了幽暗的虚无。P3-6

我们当中不乏格林拥趸，他们选择把部分读书时间用在自愿到俗称“格林国度”的异国他乡流亡，于是许多人渐渐也就熟悉了那僻远却又稔熟的疆域其首脑本人的奇情怪癖。他的怪僻(全然无伤大雅，与如此仁善宽容的权威很相称)之一是把自己的虚构作品划分为小说和“消遣读物”。而后一类中的头生子就是《斯坦布尔列车》，有时也称《东方快车》及《斯坦布尔快车》等。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曾经说，只有傻瓜才为钱以外的别的什么东西写作。格林本人谈到自己为何将作品分为两类时更是坦率，他直言不讳地对自传《逃避之路》的读者说：

1931那年，平生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决定刻意写一本讨好读者的书，一本若是走运立即可拍成电影的书。

不少深受财务困境折磨的作者可能会做出类似决定，而后果每每出人意料的法则多半就是专门针对他们的：只要想想格林那些起初没打算转化成电影剧本但后来却被改编为电影的作品就会明白。《第三个人》(这本书倒确实是循电影模式写的)是出类拔萃的，随后有《布赖顿棒糖》，此外我们也必须向之致敬的还有《喜剧演员》、《随姨妈旅行》、《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权力与荣耀》以及《文静的美国人》。“消遣读物”《斯坦布尔列车》——从现在起我将这样称呼它——是专门为拍电影量身定制的，却堪称格林电影尝试中的败笔。他本人接着前面的引言自嘲地继续说：

歹人自有鬼看顾，在《斯坦布尔列车》这事上我两个目标都达到了，虽然那时电影版权之类还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梦想。在我成书之前，马莲·迪特里希已在《上海快车》中现身，英国人又拍了《罗马特快》，连俄罗斯人都生产了他们的铁路电影《土西铁路》。20世纪福克斯公司根据我的书拍摄的电影问世最晚，但并非最差，不像不久前BBC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那么糟糕。

当格雷厄姆·格林使用诸如“歹人自有鬼看顾”这类人人熟知的语句时，人们就该留意反讽的话音了。他有一些作品被松散地归为“天主教”小说，本书虽然不能划归此类，但它所探讨的母题中确实包括自我牺牲、背叛和某种客西马尼和各各他的意味。在格林看来，该书原本以捞钱为写作目的，拍成电影不大出彩乃是报应。不过，尽管这次失败算不上幸运，却也不无好处，因为这使我们览读此书时可以避免后来不少作品曾遭受的变了形的电影胶片版本所带来的干扰。

虽然如此，此后接触到的各种影像资料仍然影响着我们阅读这本书的方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话剧《失踪的女人》，还有伊恩·弗莱明的《来自俄罗斯的爱情》等，都使那趟洲际快车在现代罗曼史和冒险史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格林曾在印刷厂广场的《泰晤士报》社受煎熬，我也在那里的办公室打过工，而且地位比他更低。办公室对面是黑僧人车站，直到它最后被拆除，车站那堵有凿刻石贴面的外墙常常令我心潮涌动，因为墙上赫然标着柏林、华沙和圣彼得堡等抵达站名。在那个名单上，伊斯坦布尔，又称斯坦布尔或者君士坦丁堡，列在榜首。金角湾酒店、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早在约翰·巴肯。的《绿斗篷》(格林坚称那本书在人生早期对他的想象力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尚未问世之前，它们就已经意味着“浪漫和冒险”。

“格林国度”的本质，如果我们敢试着界定的话，就是异国情调和浪漫奇遇与污浊世态及庸常俗事的混合体。诗人贺拉斯说，旅行者和离去者，只不过是变换了头顶的天空而非改变了自身的处境。在每只旅行箱底都可以发现日常生活的琐屑，与其他种种物品塞在一起。然而，当人们远离家乡和常规，有时候精神和意志会被大大激发，便做出不同寻常之举。

……

然而，做抉择的时刻近在眼前。当它来临时，科洛尔·马斯克站在了津纳医生一边反抗他的迫害者。这是差错和误会的结果，但它仍然是一种考验，而科洛尔由于不肯让悲哀的陌生人独自面对牺牲，通过了考验。同时，迈亚特也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他本来曾有机会轻易脱身，我们被告知说，“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接受[站长]助理员的说法并结束寻找科洛尔，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他已经尽力而为了，而且他将摆脱麻烦。”(顺便说，也正是在这个段落里他思量起另外一种可能，即“落户安家，传宗接代”——而这些是最让米切尔·谢尔登不满的字句。)然而迈亚特仍然坚持孤注一掷营救科洛尔，直到他能体面地说服自己他确实已经仁至义尽。书中有个窃贼兼杀人犯，后来还出现了几名粗鲁的士兵：我认为格林是在请我们观看一出崇高的耶稣受难激情剧，其中那黎明时的收场戏被极尽人力所能往后拖延——也就是说，拖不了多久。

背叛的话题被留到以君士坦丁堡为背景的末尾一章。在那里，虚假的欢乐、奢侈和诱惑勾引的气氛消解了对艰难旅程不安的记忆，那时每个人都能相信事态如此发展就是最好的结局。格林曾经写道，“心中的冰屑”是小说家的必需。我们必须毫不躲闪地直视人类生存中的卑劣和自欺。纯真无辜乃是受害牺牲的同义词。求活就是铁律。伊夫林·沃曾赞扬他的对手在作品中对个人的软弱及其与信仰的关系的状写，他以格林式的散文笔调写道：“与电影的亲缘关系无处不在……四下移动的乃是摄像机的镜头。”借助这有时起保护作用的镜头，《斯坦布尔列车》的作者能心怀谴责地将无情的客观实在展示成为某种“消遣读物”。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2004

“格林将某种公认的新意带进了小说。”

——《每日电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