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布罗代尔著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集大成之作。除了展现出作者的丰富学识、广阔的视野以及运用了令人惊叹的各种丰富资料之外，其基本结构是年鉴学派所重视的长时段发展，以及重视经济社会结构的看法。他选择了长达400年之久的时段作为研究对象，也提出了他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观。布罗代尔的这部著作出版一个世纪之后必然还会有人参阅，不只是因为其百科全书式内容的吸引力，同时也由于它在架构、概念、理论与论证方面所引发的争辩性。本书是第一卷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分别描述十五至十八世纪世界范围的人口、粮食、食品与饮料、居住与衣着、能源与冶金、技术革命、货币、城市。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巨著，书写了15至18世纪的资本主义发达史，由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历时二十余年结撰而成。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其基础只能在长时段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去寻找。因此他以“总体史”为目标，以长达四百年的时段为整体对象，从特定角度描述了世界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历史。

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好比“为世界过一次磅”，旨在确认前工业化时期世界的潜力限度，当时“物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将市场经济和高级资本主义活动加以比较，通过混合和对立使二者互为解释。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按时间顺序研究了国际经济的先后更替形式和主导力量。

作为集大成之作，本书不仅展示出布罗代尔的博学广闻和驾驭浩瀚史料的非凡才能，也充分体现了年鉴学派对长时段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的重视与研究，而它在架构、概念、理论与论证方面所引发的争辩也使其更具长久的魅力。

本书是第1卷。

绪论

前言

第一章 数字的分量

世界的人口数字还有待推测

 涨潮和落潮：潮汐体系

 很少几个数字

 如何计算

 中国同欧洲人口相等

 世界总人口

 有争议的数字

 各个世纪间的相互关系

 原有解释的缺点

 气候的节奏

参考坐标

 城市、军队和船队

 法国早期的人口过剩

 人口密度和文明水准

 戈登·W．休斯的地图还说明了什么

 人兽共生的局面

旧的生态体系随同18世纪一起结束

 平衡始终保持

 饥荒

 流行病

 鼠疫

 疾病的周期性历史

 1400至1800年：长时段的旧生态体系

多数同少数的斗争

 同蛮族的斗争

 主要的游牧部落在17世纪前业已消失

 征服地域

 文化抗拒文明

 文明之间的对抗

第二章 一日三餐的面包

小麦

 小麦和杂粮

 小麦和轮作

 产量低下、弥补办法和灾荒袭击

 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增长

 小麦的地方贸易和国际贸易

 小麦和卡路里

 小麦价格和生活水平

 富人的面包、穷人的面包和面糊

 买面包还是家里做面包？

 小麦是食粮之王

稻米

 陆稻和水稻

 稻田的奇迹

 稻米的责任

玉米

 起源终于弄清

 玉米和美洲文明

18世纪的食物革命

 玉米走出美洲

 土豆的地位更加重要

 适应其他饭食的困难

世界的其他地区？

 手持小锄的人们

 还有原始人

第三章 奢侈和普通：饮食

饭桌：奢侈菜肴与大众消费

 迟到的奢侈

 肉食者的欧洲

 1550年起肉食减少

 得天独厚的欧洲

 暴饮暴食

 怎样摆设餐桌

 建立礼仪需很长时间

 在基督的餐桌上

 日常食物：盐

 日常食物：奶品、油脂、蛋

 日常食物：海鲜

 捕鳕鱼业

 1650年以后胡椒失势

 糖征服世界

饮料和“兴奋剂”

 水

 葡萄酒

 啤酒

 苹果酒

 烧酒在欧洲较晚走运

 欧洲以外的烧酒消费

 巧克力、茶、咖啡

 刺激品：烟草的盛况

第四章 奢侈和普通：住宅、服装与时尚

世界各地的住宅

 有钱人的建筑材料：石和砖

 其他建筑材料：木、土、织物

 欧洲农村住房

 城市住宅和住房

 城市化的乡村

屋内设施

 穷人没有家具

 传统文明或不变的屋内设施

 中国的双重家具

 黑非洲

 西方及其品种繁多的家具

 地板、墙壁、天花板、门窗

 壁炉

 炉灶

 从家具匠说到买主的虚荣心

 重要的是整体布置

 奢侈与舒适

服装与时尚

 假如社会稳定不变

 假如只有穷人

 欧洲对时装的癖爱

 时装是否轻佻浅薄？

 关于纺织品的地理分布

 广义的时尚和长期的摇摆

 该做什么结论？

第五章 技术的传播：能源和冶金

关键问题：能源

 人力

 兽力

 水力发动机和风力发动机

 船帆：欧洲船队情况

 日常的能源——木柴

 煤

 作个小结

穷亲戚——铁

 世界(除中国外)最初的冶金技术

 施蒂里亚和多菲内在11至15世纪期间的进步

 集中前的集中

 几个数字

 其他金属

第六章 技术革命和技术落后

三大技术革新

 火药的起源

 火炮变得可以移动

 船上的火炮

 火铳、火枪、击发枪

 枪炮生产和财政支出

 火炮在世界各地

 从纸张到印刷术

 活字印刷的发现

 印刷业与历史进程

 西方的壮举：远洋航行

 旧大陆的航海事业

 世界的海上航道

 大西洋的简单问题

慢吞吞的运输

 固定不变的路线

 道路变迁说的不可信

 内河航运

 交通工具的守旧、固定和落后

 欧洲

 运输速度和货运量小得可怜

 运输业和运输

 运输对经济的限制

技术史的重要性

 技术和农业

 技术本身

第七章 货币

不完善的经济和货币

 原始货币

 货币经济内部的物物交换

欧洲之外处于童稚时代的经济和金属货币

 日本和土耳其帝国

 印度

 中国

货币流通的几条规律

 争夺贵金属

 流失、积储和积攒

 记账货币

 金属储备与货币流通的速度

 在市场经济之外

纸币与信贷工具

 信贷古已有之

 货币与信贷

 根据熊彼特的说法：一切都是货币，都是信贷

 货币和信贷是一种语言

第八章 城市

城市本身

 从城市人口的最低限额到城市人口的总数

 始终下不了定义的劳动分工

 城市与新来的以穷人为主的居民

 城市的防卫

 西方城市与炮兵、车辆的关系

 地理与城市的内部联络

 城市的等级

 从伊斯兰国家看城市和文明的关系

西方城市的特点

 自由的世界

 城市的现代性

 西方的城市形态有没有一个“模式”？

 不同的演变途径

大城市

 责任在谁？国家的责任

 大城市起什么作用？

 丧失平衡的世界

 那不勒斯，从王宫到市场

 1790年的圣彼得堡

 倒数第二个目的地：北京

 从伊丽莎白到乔治三世时代的伦敦

 城市化宣告新世界的诞生

结论

注释

索引

译后记

第一章

数字的分量

所谓物质生活，无非就是人和物，物和人。研究物——包括食物、住房、衣服、奢侈品、工具、货币、城乡设施，总之，人使用的一切——并不是衡量人的日常生活的唯一方法。分享地球富源的人的数量也有其意义。使人一眼看出今天与1800年前的人类世界有何不同的外在标志，正是近年来人口的异乎寻常的增长：1979年的增长速度尤其惊人。在本书涉及的四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大约翻了一番；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人口每隔三四十年就增加一倍。这显然是物质进步的缘故。但是，人口增长既是物质进步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

总之，人口数量犹如一个灵敏的“指示器”，我们可用它为成功和失败做出总结；它也是一张全球人口的分布图：这里的大陆人烟稀少，那里的人口已过分稠密；这里已有文明，那里还是原始的文化；它显示出人类各群体之间的决定性关系。奇怪的是，从古到今，这种地理差异也许最少发生变化。

可是，人口增长的速度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目前，根据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快慢之分，但总是在继续增长。以往的趋势则如同潮汐一般有起有落。人口起落这一交替运动是往昔生活的象征，一系列的停滞和高涨循环反复，前者竭力抵消后者，但始终不能完全做到。同这些基本现实相比，其他一切或差不多一切都显得次要了。我们的出发点肯定必须是人，然后才是谈论物的时候。

世界的人口数字还有待推测

不幸的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人口的了解还有10％的误差，我们对过去世界的认识就更不完善了。可是，无论在短时段或在长时段，无论在地区的局部范围内或就世界的整体规模而言，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联系。

涨潮和落潮：潮汐体系

从15到18世纪，一切都随人口的增加或减少而变化。如果人口增长了，生产和交换就会增加；在荒地、树林、沼泽或高山的边缘地带的种植业就会发展；手工工场就会兴旺；村庄和城市——特别是城市——的规模就会变大；流动人口会增多。人口增长的压力越大，人们做出的建设性反应也越多，这是无声的命令。当然，战争和争吵、海上和陆上的抢劫也跟着泛滥；军队和武装团伙日益膨胀；社会比平时创造出更多的新富人或特权者；国家的繁荣既为人造福又留下创伤；人们比平时更容易达到可能性的边界。以上都是常见的征兆。然而，我们不宜无条件地赞誉人口的激增。它有时是好事，有时是坏事。随着人口的上升，人们同占有的地域、拥有的资源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人口在增长过程中要跨过几个“临界域”，每跨过一次，它的全部结构都势必改组。总之，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划一：过重的人口负荷往往会一一在过去则始终会一一超过社会的食物供应能力；这个在18世纪前纯属老生常谈的道理，今天在某些落后国家还有其意义。生活福利看来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因为，每当人口激增，生活水平就会下降，食不果腹、穷愁潦倒、离乡背井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多。疫病和饥荒(饥荒带来疫病，疫病伴随饥荒)在需要养活的人口和困难的食物供应之间，也在劳动力和就业机会之间恢复平衡，而这些极其粗暴的调整正是绵延几百年的旧制度的重要特征。P12-14

关于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再思考

为了《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雄心勃勃的长篇论著，我在1950年就开始了构思，算来距今已经多年了。当时，吕西安·费弗尔正筹备出版一套题为《世界之命运》的通史丛书，是他向我推荐了或毋宁说友好地指定了这个题目。当丛书主编于1956年去世后，我不得不勉为其难，把他撂下的担子挑了起来。吕西安·费弗尔本打算亲自撰写《十五至十八世纪西方的思想和信仰》，他的书和我的书本应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和互相呼应；不幸的是，他的书将永远出版不了了。我的书也就永远丧失了伴侣。

虽然本书总的说来仅限于经济领域，但它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因为需要拥有的资料极其庞大，主题本身——经济显然不能单独存在——又惹起众多的争议，正在不断演变中的历史学——历史学势必要兼并其他人文科学，虽然兼并过程相当缓慢和不无阻力——又制造无穷的麻烦。这种尚待分娩的历史学每年都有花样翻新；我们在后面紧紧追赶，打乱习惯的工作程序，尽量去适应不断变化中的要求和怂恿。至于我，听着航船的汽笛呜叫声，真是感到十分高兴！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航船却迟迟进不了港口，让人等得心焦。撰写《地中海》一书大概花了我25年时间，《物质文明》也将近有20年。真是拖得太久了，实在太久了。

所谓经济史至今还处在草创阶段，难免要遇到一些偏见的反对：经济史的身份不高贵。高贵的历史是吕西安·费弗尔建造的那条船，船主不是雅各布·富格尔，而是马丁·路德，还有弗朗索瓦·拉伯雷。无论高贵或不高贵，或不如别的高贵，经济史迟早要提出我们历史行业必定遇到的所有问题。从某个角度看，经济史包括人类的全部历史，它既是雅克·克尔、约翰·劳这类公认的大人物的历史，又是重大事件、机遇和危机的历史，最后还是在长时段中演变的、有结构的深层次历史。我们的困难就在这里：这段历史牵涉到四个世纪和整个世界，怎么可能把如此众多的事实和解释组织起来？不能不有所取舍。我选择了长时段的内在平衡和不平衡。因为，在我看来，前工业化时期经济中最重要的东西，正是迟钝刻板的初级经济与范围狭小、但又生气勃勃的现代化发展同时并存。一方面是村庄中的农民，他们几乎过着自给自足、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如油珠一般向四处扩散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造业的逐渐发展开始显现今日世界的雏形。可见，这里至少有两个天地，两种不同的但在总体上又互为解释的生活方式。

我决定先从迟钝的一面着手：乍一看来，混沌的历史还处在人的清醒意识之外，人类行为的被动胜过了主动。本书的第一卷正是试图说明这种状态。当该卷于1967年首次出版时，我曾想用《人在应付日常生活时的可能和不可能》充当标题，后来才改作《日常生活的结构》。标题并不重要。这是一次成败未卜的探索，其中可能存在许多缺点、疏忽和误解，但研究的对象却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这里使用的语汇——无意识、日常生活、结构、深层——本身确实都很含糊。尽管本书会涉及心理分析的无意识，并且需要发现某种集体的无意识——无意识的实在曾使卡尔·古斯塔夫·杨格伤透脑筋——，但这里从事的研究却不可能是无意识。从细小的方面去研究一个大题目，至今还是少有的事，这件事正有待历史学家去做。

在我这方面，我遵循了一些具体的准则。我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是我们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地遵守的习惯或者例行公事，即不下决心、不加思考就到处风行和自动完成的成千个动作。我相信人类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泡在日常生活中。无数流传至今的和杂乱无章、不断重复的动作正帮助、束缚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冲动、激励、榜样、行为或义务往往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时代。亘古至今的生动现实，犹如流人大西洋的亚马孙河一样，滔滔浊浪，千古不尽。

我试图用“物质生活”一词概括所有这一切。正如其他含义过……板，主张给它较多的“机动”(用我的话说，更多的“自由”)；对于这种担心，人们回答说，这是破除资本主义祸害的必然伴侣，在相对意义上是最小的弊端。我认为事情也完全不是如此。但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又是否行得通呢？我想它在世界上绝对不会有很多的拥护者！

我的演讲本想到此结束，但作为历史学家，我还有一句心里话要讲。

历史始终是一门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从头开始的科学。它的命运就是所有人文科学的命运。我认为，我们撰写的历史著作在过了几十年后就不再有价值。我们知道，任何一本书写成后都不是一锤定音的。

我对资本主义和经济的见解建立在大量查阅档案和图书的基础之上，但我引用的数字毕竟还不够多，相互的联系也不够紧，重质量甚于重数量。表现生产曲线、利润率、储蓄率的图表，企业的资产借贷表或固定资产损耗概算表都极其少见。我曾向我的同事和朋友打听这方面的情况，但收效甚微。

依我之见，朝这个方向努力可能是条出路，从而超脱我因没有其他选择而作出的解释。把极其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分成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固然便于人们理解，这种划分势必会牵强附会或削足适履。随着机器的出现，经济增长率发生了变化；为了懂得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应该抓住经济事实的整体。从整体上、总体上去研究历史应该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宏观经济计量和宏观经济这类现代方法纳入到以往的经济领域中去。研究国民收入(虽然很小)的运动，重新认识史学先驱勒内·巴雷尔关于17和18世纪的普罗旺斯的著作，确定“国家预算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关联，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的建议，衡量毛收入和纯收入之间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差距(我以为，库兹涅茨的假设对理解现代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上是我希望年轻的历史学家去做的事。在我的著作里，我已间或打开一两扇窗，人们从窗口仅仅可以看见这些问题的远景，这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群策群力地从事广泛的调查。

当然，这不等于说明天的历史将是不折不扣的经济史。经济计量至多能帮助研究国民收入的起伏波动，却不能衡量已有的国民财富总额，而这一总额是可以和应该加以研究的。对历史学家说来，对其他人文科学和所有客观科学说来，始终有一个新大陆有待发现。

在译完这部广征博引的著作后，我们想就翻译本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以及我们的处理方式向读者作个交代。

由于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融多种科学于一炉，更由于作者从特定角度描述全世界四个世纪的历史，本书引用的历史素材远远超过了一般历史著作的范围。人名、地名、历史事实、文物、典章制度等如一一作注，势必加大本书已经过大的篇幅。考虑到译本的读者即使不是专业历史研究人员，也必定有相当深厚的世界史素养，我们索性一律不加注。好在我们采用的译名尽量规范化，读者不难利用工具书和本书的索引，查出外文原名后再作进一步探索。

附在正文后面的原书注释仅标明引文的出处，一般读者对这类注释不会有兴趣。专业研究人员愿意寻根究底的话，根据译成中文的作者名和书名，也很难找到原件。因此，我们以为倒不如照录原文，这样更利于研究人员检索原始文献。

原书行文中夹杂许多法语以外的外语单词或词组，如拉丁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除在个别语境中我们认为有必要保留原文外，为了排版和阅读的方便，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把这些外文译成汉语，不一一注明。

在译完这部广征博引的著作后，我们想就翻译本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以及我们的处理方式向读者作个交代。

由于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融多种科学于一炉，更由于作者从特定角度描述全世界四个世纪的历史，本书引用的历史素材远远超过了一般历史著作的范围。人名、地名、历史事实、文物、典章制度等如一一作注，势必加大本书已经过大的篇幅。考虑到译本的读者即使不是专业历史研究人员，也必定有相当深厚的世界史素养，我们索性一律不加注。好在我们采用的译名尽量规范化，读者不难利用工具书和本书的索引，查出外文原名后再作进一步探索。

附在正文后面的原书注释仅标明引文的出处，一般读者对这类注释不会有兴趣。专业研究人员愿意寻根究底的话，根据译成中文的作者名和书名，也很难找到原件。因此，我们以为倒不如照录原文，这样更利于研究人员检索原始文献。

原书行文中夹杂许多法语以外的外语单词或词组，如拉丁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除在个别语境中我们认为有必要保留原文外，为了排版和阅读的方便，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把这些外文译成汉语，不一一注明。

作者是地中海史无可争议的权威，对西欧史更是如数家珍。他还在巴西住过几年，研究过美洲的历史。由于本书把全世界的不同文明作为考察对象，为了了解他不熟悉的东方文明，他求教过研究日本、印度和中国的法国学者。本书中有关中国的论述主要根据传教士的记载，译者在翻译这一部分内容时，发现一些错误或不确切的地方。如在第八章《城市》，提到“中国的体系尤其严格，因为在每一汉人居住的城市边上建有一四方形的满城，以便密切监视汉城。”我们知道这并非通例，清朝仅在大城市和有战略意义的城市驻扎满洲旗兵(由将军或都统统率)，如江宁、杭州、成都、荆州、镇江等，一般城市是没有如杭州“旗下营”那样的“满城”的。又如同一章讲到北京的繁华时，提到“长安街名闻遐迩，以致学者写文章时用部分指整体，用这条街的名字来表示整个城市；说某人住在长安街，等于说他住在北京”。事实上，明清人著作中往往借用前朝首都“长安”的名字称呼北京，如蒋一葵著的《长安客话》，讲的其实是北京的地理、掌故，但是“长安街”不能用来作为北京的代称。再如第三章《奢侈和普通：饮食》里有一幅插图，右上角明明用中文印着“奕山杨芳与义律结和好之图”，作者写的说明却认为是18世纪中国人与荷兰人打交道。我们知道，奕山、杨芳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清军统帅，义律则是英国的谈判代表，作者的说明把时间和人物都搞错了。对日本史和印度史有研究的读者或许会发现作者有关日本和印度的论述在个别细节上也有差错。这些细小的错误或不够准确之处不影响全书的立论。考虑到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为了保存原书的面貌，译者遇到这些地方仍按原文译出，不一一纠正。

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先生大力促成本书译本的出版，我们谨在这里向他表示敬意和谢意。我们还要感谢张慧君同志，她除了负责资料工作，还帮助我们校订、统一译名。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