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井经夫著的《大清帝国(精)》除序章和终章外，共有八章。序章从时代特征、社会、文化三个方面概括介绍了清代；前三章以时间顺序从明末叙述至十九世纪中叶，属于政治史范畴；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论述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史学观点和研究成果的部分；第六章至第八章则分别详细论述了清代的社会经济、学术、文艺三个方面，是本书最具特色的部分；最后，作者在终章分别从中国史和世界史视角，对清代二百七十年的历史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总结。

清王朝乃四千多年的中华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集大成者，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增井经夫为我们详细描绘了最后的中华王朝在二百七十多年间的繁荣与没落，解析了近代中国的起点。增井经夫著的《大清帝国(精)》是日本清史学习和研究者的必读参考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不失为一部绝好的清史入门手册。

导读

引言

序章　清代概观

 一　时代特征

 二　社会状况

 三　文化特征

1　明清易代的背景

 一　《华夷变态》

 二　满族的崛起与明朝的垮台

 三　明代遗产

 四　明朝遗老

2　清朝的强盛

 一　清朝统治的施行与贯彻

 二　三藩之乱

 三　康熙治世

 四　雍正时代

 五　乾隆朝的繁荣

3　清代社会的盛衰变化

 一　统治的弱化

 二　白莲教起义

 三　白银经济的确立

 四　对外关系的转变

 五　广东十三行

4　鸦片战争

 一　中国的近代

 二　鸦片贸易

 三　鸦片的大规模输入

 四　《南京条约》

 五　第二次鸦片战争

5　太平天国

 一　近代思想与活动

 二　拜上帝会

 三　太平天国的发展

 四　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五　太平天国的灭亡

6　清代的社会经济

 一　社会经济的基调

 二　通货和商人

 三　白银经济的展开

 四　商人的活跃

 五　会馆与公所

7　清代的学术

 一　中国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

 二　清代思想

 三　清代史学

 四　清代诸学

8　清代的文艺

 一　清代文学

 二　清代美术

 三　清代建筑

 四　清代的文房用具

终　章　清代二百七十年综述

 一　中国历史上的清代

 二　世界历史上的清代

参考文献

年表

附录

索引

1

明清易代的背景

一 《华夷变态》

“唐船”逸闻

在岛国日本，由于外国的信息过去流入甚少，所以人们似乎超乎寻常地热衷于收集这种信息。当然，在锁国时代的日本，对这类信息的收集是秘密进行的。尽管如此，江户幕府还是对此做了许多且十分详尽的记录。特别是初期记录中的中国明清政权交替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以及后期记录中出现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等，当时幕府对它们的关注非比寻常。这些记录多是由来到长崎的中国商船或荷兰商船带到日本的。从今天来看，当时幕府对这些信息的解读具有重要意义。让我们先看一看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之际，江户那些身居要位的人是怎样理解这些逸闻的。

江户幕府当年曾收藏有《华夷变态》这样一部集著。这是幕府命儒官林春斋及其子林凤冈，将1644～1724年这80年间的海外消息逐次收集、编纂而成的一部中国逸闻集。在当时，“华夷变态”这一标题指的是夷狄占领中华王朝的意思。该书1674年的序言写道：

明崇祯帝自裁，弘光帝被捕，唐王、鲁王虽残喘于南方，亦无法阻止鞑靼逐鹿中原。故中华之土变夷狄之地，但毕竟是远地他国之事，不能尽知其详情。我虽读阋《剿闯小说》、《中兴伟略》、《明季遗闻》等书而略知其概，然明朝覆灭正值我朝正保年间，因而已是三十年前之事。此类书册均为来航长崎之福州、漳州商船所带消息，传至江户，呈报当局，解读翻译而成，然我族未曾参与其中。唯恐其草稿凌乱如山，遂依年代编集，题名《华夷变态》。又闻近日吴三桂、郑经等率众揭竿而起，意欲造反清复明之势，然其胜败不详。且不论其详何如，夷狄制华，纵是他国之事，闻者亦是大快人心。

从李白成起义、郑芝龙请援、鲁王的书信，到“三藩之乱”、郑经的活动记录等，《华夷变态》一书在该时段将这些檄文、逸闻等都逐次记录了下来。从此时的记录来看，来到长崎的中国商船以福建、广东等南方的商船居多，而且从朝鲜方面传过来的也都是些倾向于支持反清复明的消息、逸闻。可到了1685年前后，记录内容便发生了改变，开始转为以讴歌大清盛世、安宁太平为主调了。

在整个江户时期，日本均将满洲称作“鞑靼”。本来，“鞑靼”是蒙古的一个部族名称，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商人不经意的叫法，却在当时的日本原封未动地固定了下来。甚至在中国已经称满族为“虏”时，《华夷变态》中还特意地将其译作“鞑靼”。这说明对于刚刚崛起的满族，“鞑靼”这一文字指称和言语表述，恐怕在当时的日本已固化为一种印迹了。不过，从《华夷变态》来看，对于唯我独尊的中华帝国所遭受的沉重一击，编者林春斋本人该是有种痛快淋漓之感的。

让我们回到本节的主题。将这些消息带到日本的中国商船，在日本被称作“唐船”，它们多来自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按当年入长崎港的顺序，被编为某某年的一号船、二号船等。在十七世纪初期，每年大约有五十艘左右，后因清政府讨伐台湾，实行海禁，禁止远洋航渡，所以驶至长崎的船只数量逐渐少了起来。不过，由于当时在中国，铜钱铸造少不了日本产的铜，所以驶往日本的“唐船”一直未曾中断。P31-33

一

本书作者增井经夫先生，于昭和五年（1930）春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与其同期毕业的还有江上波夫先生和野原四郎先生（已故）。对于我而言，增井先生是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的老前辈。

我与增井先生直接接触是1950年前后的事，时值增井先生受三省堂之邀，执笔编撰高中世界史教科书之际。记得当时，增井先生从重视近现代史的观点出发，计划编撰出一部倒叙式的世界史。那时，既没有文部省对教科书的检定，也没有教科书调查官。

当时，作为东大的一名“特别研究生”，我正在东洋史研究室效力，通过一名西洋史专业的朋友，收到了增井先生希望我协助他编写这部世界史的邀请。由于当时时间甚是充裕，我便接受了增井先生的邀请。但所谓的“倒叙式”，真做起来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而且对于初出茅庐、资历尚浅的我来说，在当年并不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我好歹完成了所承担的东洋史部分并提交了原稿，可当时并未出版，也许是由于三省堂编辑部方面不甚满意的缘故，增井先生编写倒叙式的世界史的计划最终就没有了下文。

许久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多位专家为调查郭沫若先生流亡日本期间的相关资料来到日本，我曾作为向导，带他们造访了增井先生的宅邸。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居住期间，曾去过位于本乡二丁目的文求堂书店，拜访过店主田中庆太郎先生，并与田中先生有过深交。这位田中庆太郎先生，正是增井先生的岳父。田中先生已然去世，因其子田中乾郎早在其前就已经过世，所以郭沫若先生的相关资料当时都保管在增井先生那里。

增井先生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选择了“清代的广东贸易”这样一个题目。虽然在当下来看，这可能是个极其普通的选题，但在当时，选择一个与近代史相关的题目撰写论文的学生是很少的，据说当时增井先生的老师也没给他好脸看。因此可以说，增井先生当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选下这个题目的。那之后，增井先生便始终如一地从事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

说起增井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包括论文），截至本书出版为止，第一部出版的是他的一部译著——H.B.莫尔斯的《中国工商业行会论》（支那ギルド論，生活社，1941）。估计增井先生在撰写其毕业论文之际，借鉴过莫尔斯的这一著作。二战后，作为岩波新书的一部，增井先生在1951年出版了他的《太平天国》，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太平天国的研究终于在新中国也开始有了生机。

增井先生并没有特别地采用中国方面的新史料，而是充分利用出版于德川时期的日本方面的文献，以其平实易懂的文章，对太平天国起义所具有的近代史意义进行了巧妙的叙述。在当时，以这样的形式对太平天国起义进行记述的日本学者的文章尚未出现。而且，《太平天国》被作为岩波新书的一个单行本出版，在当时也是非常符合时宜的。

《太平天国》一书出版，给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在一般的读者群中也被广为阅读。增井先生在该书中大量援引日本人在江户时期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图书等，这似乎也给读者们留下了一种新鲜的印象。虽然在自战前开始便长期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中，存在对该书的各种不同的见解，但在当时日本的读书界，该书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增井先生作为一位新晋的中国史专家，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毫无疑义的事实。……

在最后一章，增井先生从整体上对清代历时二百七十年的发展过程做出了一个清晰的总括。

三

作为1974年刊行面世的“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清帝国》即将改名为《大清帝国》（即本书），并被正式收入讲谈社学术文库。由于增井先生于1995年6月先行辞世，讲谈社便请我来协助完成这一工作。基于与增井先生生前的缘分，我便接受了这一邀请。

拜读此书时最先注意到的，是此前的注音假名有很多错误的问题，其次是汉字也有一些错误，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已订正完成。再有是增井先生在其著作中，都是以“扬子江”的表述来行文的，由于最近日本已改称“长江”了，所以我将其都改为“长江”。此外，由于藤井宏先生的论文，我还将增井先生“新安商人”的表述改为更为人知的“徽州商人”。

另外还有一处，在此想指出增井先生的一处误解。增井先生原文中的“‘宋代=近世’的观点早已在日本普遍存在。为了论证这一点，人们曾从思想、艺术、法制、经济等方面出发，提出过很多证据，并据此宣称：同西欧相比，中国早在几个世纪前便进入了近世”的表述，似乎会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宋代近世说”当时在中国史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定论。但实际上，围绕“宋代近世说”这一问题，在战后的日本中国史学界已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宋代近世说最早是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博士提出的一个观点，战后，其学生宫崎市定教授等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但在战后迅速重建起来的历史学研究会的年轻学者，对内藤湖南博士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通过对出现于五代、宋代初期的地主与佃户制度的分析，提出了正是这一时期才是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时期。是将宋代视作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时期（中世），还是像内藤、宫崎主张的那样，将宋代视作近代中国近世社会的确立时期呢？如今这两种主张相互对立，尚未形成一个定论性的观点。对此，希望读者能够谅解。

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山根幸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