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波著的《一个人的美学》,并不是有关美学理论的高头讲章,而只是阮波所亲历的一些审美活动。其实,一个人只要是经常处在审美的状态里面,就从芸芸众生中超脱出来了。美,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盛宴,能够参与其中的人是有福的。在阮波的日常生活里,美,大概是无处不在,因为她天生就有发现美的眼睛和耳朵。于是,她谈音乐,谈绘画,谈电影,谈异国风情,谈文人的相貌、脾性,等等。所有的话题,都从她所亲历的现场或亲历的感受出发,活泼、亲切,也不乏真知灼见。阮波无形中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颇为独特的文本。例如她评论喻红的系列油画作品《目击成长》。她与喻红成长的时代背景相仿,喻红的成长岁月也就是她本人的成长岁月。所以,当她评论喻红涉及某年某月某日的某幅作品时,说的就是此年此月此日自己在亲历些什么。
阮波著的《一个人的美学》是以文学评论为主的作品集。书中分为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思无邪”是对当今一些文学现象的思考,第二部分“书里外”对部分作家及其作品的赏析、评论,第三部分“泛艺术”是对其他艺术品类,如绘画、影视等的评论,第四部分“异文化”是通过作者的旅行,对异域文化的一些见解。
文人与文学
所谓的娱乐至死,与奥威尔所担心的我们将死于我们憎恨与恐惧的东西截然相反,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赫胥黎的伟大预言今天已被证实。众神离去,众生下陷,岂止今天被市场收买的中国电影,电影依托的文学,以及艺术依托的哲学,环环相扣。在艺术的世界里,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依然是最有价值的坚守。欲望不等同价值,恣意不等同艺术,拜物娱乐无法替代主流,精英文化、经典传承、民间传统、人生境界……当我们的眼睛无视这些,只看见一个“实在的世界”,剩下的也只有“虚无”,那么哲学、艺术甚至连沦为“跟在生存斗争后面收拾残局的救护车”这样的境界都没有。在艺术创作的世界里,福柯所说的“人被终结了”,真的就变成“人在物质世界只不过是一堆被瓦解的知识而已”。关于文学艺术美的阐释,还得从“人”的阐释中获得。
中国的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到“五四”新文学时期,一直都是所谓的精英文学,是一小部分人在和文学发生亲密关系。只有在新时期之后,尤其是网络文学盛行的今天,迎来了一个平民文学遍地开花的局面,只要会中文的几乎都可以写作,这种传媒时代的文学在给我们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似乎也制约了文学的很多可能性。在这样一个大捭大阖的年代,随时随地什么场合,可以没有大师,但是不能没有主持人。李白那样的人物,仿佛遥不可及、天方夜谭了,用余光中的话说,“李白是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那是怎样一种圆融饱满的生命状态?鲁迅要是生在这个时代想必将不成其为鲁迅大先生。大师与时代之间,如果也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微妙关系,那就宽容平和的创作心态而言,只有“人和”是相对可控的,亦是比较可议论的。
文人应该有一种随和、慵懒而雅致的生活。现代文学史上那些令人怀想的作家,也许正因为他们是生活在“某种物质或精神形式”或时代背景的边缘地带,这样的特殊性给了他们一种“保护”,令他们可以相对的不拘于烦嚣,在惯性中一直活下去,明知危机四伏仍活得心平气和,生活中的爱恨交集都以平淡处之。文学在他们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里,已不单是表现自我、发泄情感、承载重负的工具,也不是将一些个深刻道理膨胀至空乏的媒介,而是有着纯粹价值的一种存在。文学是工具,还是文化,两种态度会导致文章的不同境界和价值,而那些给文学解开枷锁的作家应是真正的作家。譬如我生活于其中的南方,就令我深感其“地理、地貌以及那潮湿阴郁天气”和“长期的历史人文变迁形成的辐射力”(晓华、汪政《南方的写作》)对南方写作的格调和南方文人的心智构成的巨大影响,从而深深影响着文学本身。一些从事创作的人总怀有各类无法平衡的情绪,经济条件不够好时不平衡,作品、名气不如人时不平衡,看到自己并不了解的另类风格的东西时心里也会忿忿不平。在文人种种无法平衡的情绪重压下,中国文学的翅膀太沉重了,文字的地位太尴尬了,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研究也如此。如果中国的文人与文学能活得轻松些、自在些、单纯些,其生存空间会更广阔,气品也会更高迈。做文字工作的人能怀有一颗宽阔自由的心,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宽阔与容纳相关,自由则使人于现实中获得解脱,赋予生命意义。当然还有更为生动的部分,“趣味”不等同于“媚俗”,可以崇高而庄严,譬如贝多芬的奏鸣曲、梵高的向日葵和邓肯的手舞足蹈。文章自然要载道寄意,但即便学术固守的严峻刻板亦或呆滞陈腐的套路亦不能永远沉醉于虚空的幻像里沾沾自喜,那几乎让人看到另一个深渊。而李泽厚《美的历程》、宗白华《美学散步》,在那样一种自由烂漫中论尽人生与学问之美,才是与生命相连的美学诗篇。蒋勋所言“多了论文,却少了诗。多了学者,却少了文人。多了学术研究,却少了人的关心。”已经成为今天一个不争的事实。诚然,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纯真的年代,我们的民族也有着艰苦厚重的历程,但这与平和冲淡、心无旁骛并不相悖,生命那朴素的流动是文字最佳的存在方式。P3-5
第一次与阮波见面,即蒙她吩咐为她的新书《一个人的美学》写几句话。然而这也并不十分令人惊讶。这世上的人相遇,总有一些是一见如故的,不仅是因为她所强调的我们都有文艺学的学科知识背景,而且,简单地说,到底还是比较投缘,或者说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脾味。比如这本书的书名:《一个人的美学》,我就觉得很是喜欢。有一次应约写一篇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文章,我用的标题就是《一个人的电影史》。百年电影的历史,当然是一部宏伟的长卷,可是“一个人的电影史”,无非就是这个人所看过的电影,以及他看电影的经历而已。以前有人提倡“个人化写作”,到现在,这个提法似乎有点名声不佳了。不过,其实任何写作说到底都是个人化的,说自己的东西是个人化写作,明白承认自身的局限性,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妥。
任何写作,大概都要有一个写作的依据。作家们经常要被人问到的问题,就是“为何写作”。这问题注定不会有什么标准答案。为人生,为艺术,为社会改良,为人类进步,这些当然都是正确的回答。但是,就像问相爱的人为什么爱,过于清楚明白的答案反而不能令人满意。相比之下,我觉得亲历性是一个最为可靠的写作依据。我为什么写作呢?因为我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被这些事情感动过,因而不得不写。脱离亲历性而作大文章,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作者的天性里必须真正具有“常怀千岁忧”的大情怀,否则就很容易堕入无病呻吟、小题大做的泥坑。阮波在这本书里讨论过历史散文的问题。历史散文的亲历性是什么呢?没有人可以直接进入历史现场,因而这里所讲究的,大概是一种感受的亲历性,就是作者在历史文献或历史古迹面前亲历了某种独特的感受。然而,许多历史散文的作者,喜欢将一点点感受无限稀释、放大,美其名曰文化散文。不排除有人喜欢这样的写作,但是阮波对此估计是并不欣赏的。甚至,她在《音乐的加冕》里说:贝多芬的音乐,像《命运》、《英雄》之类,如此崇高、雄伟,她却“无端地”只喜欢《月光奏鸣曲》。柴可夫斯基,有《悲怆》这样大情怀的作品,她却只喜欢《四季》。说是“无端”,其实也可能涉及某种美的真谛。
《一个人的美学》,并不是有关美学理论的高头讲章,而只是阮波所亲历的一些审美活动。其实,一个人只要是经常处在审美的状态里面,就从芸芸众生中超脱出来了。美,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盛宴,能够参与其中的人是有福的。在阮波的日常生活里,美,大概是无处不在,因为她天生就有发现美的眼睛和耳朵。于是,她谈音乐,谈绘画,谈电影,谈异国风情,谈文人的相貌、脾性,等等。所有的话题,都从她所亲历的现场或亲历的感受出发,活泼、亲切,也不乏真知灼见。阮波无形中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颇为独特的文本。例如她评论喻红的系列油画作品《目击成长》。她与喻红成长的时代背景相仿,喻红的成长岁月也就是她本人的成长岁月。所以,当她评论喻红涉及某年某月某日的某幅作品时,说的就是此年此月此日自己在亲历些什么。这样的评论文本,我似乎还是第一次见到。
人们写作,特别是带有文化、学术意味的写作,总想追求某种理论的概括力。阮波从个人的亲历出发,到个人的亲历为止,满足于自己的眼睛与耳朵。当然了,有时候,她也还是不免稍稍流露出追求理论概括力的“野心”。
人们读书,态度大概有两种。比如读美学吧,读黑格尔的《美学》,那是要正襟危坐,甚至焚香沐浴而读的。阮波的《一个人的美学》,却是另一种阅读的对象。您可以倚靠在门框上读,可以半躺在沙发上读,清晨醒来躺在床上也可一卷在手,完全不必拘泥于读书的仪式,但字里行间却有她自拟的审美原则与珲想。
有一两年不在系里上《实用美学》这门课了。说起来这课还是我到学院才开的,现在恐怕也止于我处了吧。常常接收到学生对此类学问的游离与倦怠,“美”似乎已经是一个过于深切的命题,他们无论在校读书还是毕业前夕,都在为生存奔忙,极少安安定定地去试着感受生命应有的某种状态,之后能感受的机缘应该更微弱。“美”一定是不可以着急的,依造化而定,机关无数,可又枝叶横逸,大部分人很难真正看见她。
“美”不一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多么深重的命题,有《闲情偶寄》那样的,也有《美学散步》那样的,表面云淡风轻的,其实不比任何哲学大部头逊色。胡适那样把学术当作文化来烹炒,自然令人向往却也是难以把握的美。欠缺那样的不世才情,权且以自己天地为笔意,此书只能实实在在写写自己知道的东西,通人情,明世事,作理证,写一个普通书生自己对学问、对人生占勺那点“情怀与意趣”,文字不一定大好,但显然不可不表达自我’的见识。
此处所谓“一个人的美学”,如果理解为我对生活中美的常识书写,那么这种美真可谓无处不在,勉强整理为四个部分加以区分。无非想象“美”可以落到实处,不那么虚头巴脑,其实也是自这本书始的一种生活态度——“过得一天是一天,进得一寸是一寸”,学问与人生皆如是,如是往复,刹那间能搏得会心一笑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