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在主流电影演进过程中、与主流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电影行业语境角力的探索部分。《先锋及其语境：中国当代电影的探索策略研究》综合了先锋派理论、“文化场”理论、电影史和电影文本研究等多种理论和方法，力图在“先锋”及其“语境”的悖论关系中，历时性地梳理出一条隐含在当代电影史中的“先锋”电影的发展线索，并共时性地对其探索策略的思想主题、美学观念、叙事和影像特征等若干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在主流电影演进过程中，与主流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电影行业语境角力的探索内容。《先锋及其语境：中国当代电影的探索策略研究》综合了先锋派理论、“文化场”理论、电影史和电影文本研究等多种理论和方法，力图在“先锋”及其“语境”的悖论关系中，历时性地梳理出一条隐含在当代电影史中的“先锋”电影的发展线索，并共时性地对其探索策略的思想主题、美学观念、叙事和影像特征等若干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程波，男，1976年出生，1993年考入复旦大学，2003年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毕业，现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影视艺术系系主任，影视制作MFA学科带头人。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理论委员会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理事。先后有《先锋及其语境：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研究》《世界电影地图（三卷本）》《西风破：西方三千年之美》《天才／疯子：达利画传》《西方美的历程》等著作出版，主持或独立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电影学项目、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多项，发表核心期刊学术论文数十篇，小说、诗歌、译著近百万字，并创作和策划影视剧本若干。

导论 先锋视角与探索策略

——中国当代电影探索策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第一章 中国当代电影探索策略的社会文化思潮语境

第一节 中国当代社会文化思潮概述

第二节 滞后的先锋性

第二章 中国当代电影探索策略的电影行业语境

第一节 中国当代主流电影的发展脉络

第二节 电影产业政策影响下的电影生态

第三节 先锋的自身传统

第三章 中国当代电影的“底层叙事”探索策略

第一节 先锋的底层转向

第二节 “泛底层”——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底层悖论

第三节 底层何以喜剧

第四节 底层悲喜剧——以张猛导演作品为例

第四章 中国当代电影的“边缘文化”探索策略

第一节 先锋艺术与探索电影的互动

第二节 同性恋题材电影

第三节 “少数民族文化”电影

第五章 中国当代电影“泛自传”探索策略

第一节 青年成长史——个体生命经验的还原

第二节 选择性记忆与当下生活——个体生命经验的想象性加工

第三节 成人与儿童视角转换——个体生命经验的再造

第六章 中国当代电影的“女性主义”探索策略

第一节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电影概述

第二节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规训与建构：以汤唯及《黄金时代》为例

第三节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探索策略的叙事与影像：以李玉为例

第七章 中国当代电影的“形式创新”探索策略

第一节 中国当代电影的形式探索路径及其悖论

第二节 核心冲突的有效叙事：以王全安电影为例

第八章 中国当代电影的“类型化”探索策略

第一节 类型电影的惯例系统与中国当代电影类型化的总体特征

第二节 艺术探索电影类型化的可能性及其悖论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新生代导演创作转型中的类型策略

第四节 新生代类型策略的几种典型模式

第五节 新生代导演对类型焦虑的扬弃：以管虎的《老炮儿》为例

第六节 试论中国电影审查机制对新生代导演作品类型化的影响

第九章 新媒体语境下中国当代电影的探索趋势及其悖论

第一节 新媒体语境下的同性恋题材影像

第二节 新媒体语境下电影的跨媒介传播：以电影《匆匆那年》改编为例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第一节 中国当代社会文化思潮概述

新时期之前，“文革”时期主流文化相比较于“十七年时期”而言，越来越向着单一均质的方向发展，主流思想中即便出现过一些不同的声音，也都被强制力量压制下去，体制文化的大一统色彩严重。社会的正义，法律和道德都在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遭到了“名正言顺”的践踏。中国新文化的传统，以及在这个传统中逐步建立起来的理性精神和人性价值都遭到了全面的破坏，没有了这个基础，那些想要在这个传统中有所突破、有所超越的努力，可想而知就更难以存在了。文艺成了极左政治的文化附属物，没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和独立品格。文艺在权力场中几乎是没有自己的边界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可以对它进行无条件的、无所不在的倾倒。“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电影是宣传和斗争的工具，它的观念和技巧是狭窄和封闭的，是样板式的，所谓的现实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也只是由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中建立起了一个个具体而空洞的“意象”在支撑着而已；当意识形态在文艺中“意象形态化”的时候，其在艺术上变得单调乏味，但它自身也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在对待有可能出现的异质因素时，它们又显得强大有力。怀疑精神和反抗意识首先不是普遍的，体制中的大多数人们，包括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已经被体制化了。除了极少数人会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来捍卫自己思想的独立性外，更多的“少数人”的思索和怀疑只能是处于“地下”或者说“民间”的状态。一些在“文革”前就成长起来的文艺家和思想家往往是用个人默默坚持的方式，比如说顾准、穆旦；而年轻人所面临的政治压力相对较小，环境也相对宽松，这使得他们除了采用一种相对个人的方式之外，还有可能用一种松散的沙龙和团体的方式相互交流，相互激发，形成某些时间段上和领域里的小气候。在社会生活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王朔小说或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另类‘文革’”，这实际上为对抗和反叛当时的主流文化提供了一种现实和文化上潜在的探索平台。比如在文学上有所谓的“太阳纵队”和“白洋淀诗派”，电影领域也有一些沙龙性质的青年小组等。

新时期首先出现的是以拨乱反正为前提的“思想解放”思潮，这带有明显的“二次启蒙”意味。当然，我们要注意当时的主流体制文化的复杂性：由于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带有官方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反思和纠偏式的启蒙”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主流话语和新的体制文化，但是事实上，旧有的体制文化又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除，新的主流话语和体制文化其实和旧有的意识形态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常常是在用旧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来批判旧的体制，当然这更多的是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当启蒙更深入地进行下去的时候，新的主流文化中“文革”思维方式的遗存也逐渐减少。总体上说，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的趋势是一致的，它从思想内涵和表达方式上都是对“文革”体制的反叛，进而和新体制中可能具有的“文革”思维的遗存又是不一致的。带有先锋意识的文化与新的支持网络间是交错的关系：它既不是完全纳入其中，又不是完全的逃离。

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超越了文学范畴，对整个社会文化都产生较大影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为例子，从思想观念上说，它们展示的是这样一种本质上统一的价值取向的发展：呼唤被践踏的人的价值和尊严，呼唤人道主义的复归，反思权威意识和抽象“信仰”带来的贻害，但同时对将来甚至对当下的状态又普遍地充满着一种没有现实依据的、更多的还是来源于一种抽象信仰的乐观。在这些作品中，人的价值还是整体意义上，是和国家、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人”的社会责任感要比个人的独立人格要更受重视。“伤痕”文学由于其思想方式上的幼稚、艺术手法上的陈旧，如前所述，完全不可能具有先锋性；“改革”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主流思想的解释者和宣传者（宣传工具的作用比较明显，当然这很有必要），服务现实的主观意图很明显。采用大众习惯的形式才能起到宣传和解释的作用，反过来，正因为文学的创作理念是为了宣传和解释，所以它不可能自觉地进行形式上的探索，甚至还在有意回避文体的问题。

当然从思想启蒙和艺术启蒙之间的继发关系来说，朦胧诗（以北岛为代表）和反思文学中的一部分（主要是王蒙、宗璞等人的意识流小说），已经较为自觉地运用和原有支持网络有着较大差异的艺术表达策略和文本特征来与思想上的对旧体制的批判和质疑相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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