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生活日趋商业化的今天，文学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开始越来越多的远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而现在的文学领域在商业经济的感染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值得一读的优秀作品，往往又难觅踪迹。作为中国文坛十多年来的集大成之作，林建法主编的这本《2010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精)》由王蒙等文学界多位泰斗，对2010年发表在全国各主要期刊、报纸等媒体的短篇小说，经过层层筛选，反复评选出来佳作，予以结集出版，代表了2010年短篇小说的非常高的水准。本书以唯美深入的笔触，多样化的风格，带给读者崭新丰厚的文学享受。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于2012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林建法主编的这本《2010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精)》，偏重呈现贴近现实生活的世情、世态。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亲爱的，西班牙 阎连科

刀锋上的蚂蚁 方方

嫁入豪门 范小青

玫瑰的岁月 叶兆言

败坏母亲声誉的人 朱山坡

长江为何如此远 林白

寻找伊索尔德 赵玫

沿河村纪事 魏微

息肉 林那北

古柳官河 张惠雯

友情客串 田耳

亲爱的，西班牙

阎连科

1．硬币与世界

我把世界地图从墙上揭下来时，如同把我的生命从鲜活的人生中抽了出去。死亡，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恐惧，而是一隅花好月圆的景区。现在，我已经决定要朝那个景区坦然而去了，就像死亡朝我相向而来一样。在死亡到来之前，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下结束我生命的那个地点和时间。如同乡村的人选择黄昏时投井，都市的人选择日落时在郊外卧轨，我在我的写字台前铺开那张有三平方米大小的世界地图，用抛硬币或石子的方法，来选择我死亡的地点和时间。

窗外依然昏暗干燥，九月初的夏末秋端，北京本该是朗朗的天空，可现在却久恒地呈着炊烟般的灰暗，永永远远，洗不干净的抹布般。脏、污染和秩序掩盖着的混乱，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徽章似的标志。连续的三朝五日，即便无雨，也不见太阳，但又不是阴云密布的天气，在这个偌大的都市，已经习常为秋来叶黄的必然。我朝窗外看了一眼，把地图铺在了我那张连天扯地的写字台前，又看着五颜六色的印刷世界，从墙壁上拖带的微粒尘灰，黑黑的迟缓下落消失后，屋里终于宁静至除了十二层楼下立交桥上车流的嗡嗡细音外，只剩下我已失去活着意义的呼吸和心跳。

我已经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一枚硬币。已经决定，如果抛起后它落在俄罗斯辽阔的大地上，我就搭乘飞机到莫斯科，下机后直奔莫斯科红场的方尖碑，爬上去一头从方尖碑的顶端栽下来。如果落到美国的某处繁闹处，我就死在纽约或者华盛顿。如果落到了英国、法国或德国，我会选择泰晤士河、埃菲尔铁塔或者日耳曼民族没有推倒留下作为念物的那段柏林墙。

当然，从我心深处说，我希望硬币落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哪个国家里。非洲我去过肯尼亚和南非，拉美我去过阿根廷和巴西。非洲无边的沉寂，会让我的死显得安详而平静；拉美悠然自得的散漫和知足，会让我的死亡如叶落水流一样自然和清寂。我希望我手里的硬币落到肯尼亚的原始森林里，让我死后成为马赛人的邻居或友人，成为动物世界的一员。我希望硬币落到拉美亚马孙河的岸边上，然后我纵身一跃，消失在亚马孙的河流里或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的植物间。

我开始把我的手从口袋里掏将出来了。

那枚五分钱的锡制硬币在我手上沾满了黏黏的汗。

世界地图在我眼前，让我想到母亲在我第一次结婚时，为我准备的巨大的花床单，也让我想到我的老家陕西省，那儿的少女、少妇死去后，会在白布下，让她们穿上她们生前最爱穿的花裙和花袄。现在，这由红黄绿蓝构成的地图，成了我生前最后的选择与去处。我的手从口袋拿出来时，有一股半灰半黑的凉意掠过了我的手心和手背。我站在地图的左边，非洲和拉美的绿色，混合着大西洋和太平洋刺眼的蓝，让我的向往如风如云样朝那儿掷过去。我没有如电影、电视的情节中那样，轻生者有类似选择时，把眼睛做作地闭起来。

我紧盯着非洲的南非和肯尼亚，也盯着地图那边蜿蜒如丝的亚马孙河，它从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缠过去，分岔到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如遗落在秋天土地上的一根泛白的草棵和绿藤。

我终于把手从裤口袋处抬到了腰际间。

我祈祷这枚硬币不要滚落到亚洲的哪个国家里，更不要落到中国。我期望我能把生命结束在遥远世界的某一处，而不是亚洲的韩国、日本、越南、老挝、泰国的哪儿。日本、韩国、泰国对我来说太过熟悉了，而印度虽然是死亡的去处，但充满宗教气息的恒河的流动，让我感到了死的繁忙和单调。我最担心的是，硬币会落回到我自己的国家里。

我的死只是因为我想死。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必然选择。我已经把一封厚厚的遗书写好了，它就在我写字台的桌角上，开头是规整的一句话：“我的死是因为我想死，任何人不需要调查和提出疑问。”

现在，我又望了一眼桌子上装了遗书的那个牛皮纸的灰信封，终于把我手里的硬币抛在了半空里。三天两夜没熄的灯光，似乎比往日更为炽白了，光亮里，抛起的硬币在半空打着旋儿越过我的头顶后，在天花板边闪了几下，如同登山用尽了力气的人，由快至慢，最后在离地两米高的空中犹豫一下，突然从空中落下了。

上抛时硬币走的是弧线，下落时它转而成为垂直的线路了。而且速度由递减换成了递增加速度。

落在地图上的一瞬间，先是响起了金属和纸的碰撞声，继而是金属和石材地板的撞击声。前者的声音中有空洞的竹木音，后者中有脆而颤动的闹钟声，只不过这两种声音的间隔仅有宣纸那么厚，几乎完全混在一起了。可是我，还是从中捕捉分辨出了那种声音的细微差别了。黄昏的宁静，让我可以辨别那声息，也让我听到朝我走来的死亡的足音，如云在飘动一样，正从世界的哪个方向、国度朝我移过来。硬币是准确无误地落在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脉上，由深向浅地朝莫桑比亚、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岛快速滚过去，轧过印度洋、大西洋的一片岛屿后，最后拐个弯，由大西洋绕至地中海，上岸后在一个类似衣架上撑挂的三角裤头似的国度缓缓地滚动着立住了。

倒下去了——

那是西班牙。

硬币“当”的一声，倒在了这个国家最中心的马德里和塞哥维亚的中间地段上。

西班牙，我熟悉得犹如熟悉我的后脑勺，随时伸手都可摸到它，斗牛、足球和弗拉门戈舞，还有世人皆知的小说《堂·吉诃德》和《小赖子》，可它令我感到陌生得也如我的后脑勺，我终生都可以摸它而无法直面它。它的肤色、头发和后脑勺内的深度，我无法得知，也不愿认识。仿佛它的存在和我没有关系了。P1-3

序：“成熟”的塔尖

——《2010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序

王侃

新世纪到了第十个年头。十年，不只是一个时间段落；在中国新文学的传统里，十年还常常是一个文学史段落。尤其是在这第十个年头：它是文学史段落的节点，兼具总结与开端的微妙，是链接诸多不同话语维度的文学史叙事的张力点所在，因此，它总是别具意义。在对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体现着“现代转型”的晚清文学，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作为“当下文学”的新世纪文学进行比较后，陈思和先生认为，“其成就高低是明摆了的”，因为“一个是老年的余绪和少年的学步，另一个是中年的成熟和恢宏”。我也相信，以百年新文学而论，我们的文学正处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进步的一个时段。而2010年，当是这“成熟和恢宏”中之尤甚者。

但是，因了这“成熟与恢宏”，小说则无可争议地进入了长篇时代。为一个短篇或一个中篇而争鸣四起、聚讼纷纭的时代，似乎烟尘渐远。当下“文学现象”中的某些悖逆总是让我们疑思难解：一方面，公众的文学兴趣早已被稀释，另一方面，“文学生产”正以前所未有且急剧膨胀的巨大规模撞溃了我们阅读承受的阈值；一方面，公众的阅读耐心早已被腰斩，另一方面，考验耐心的长篇小说却醒目地占据着阅读的焦点。涉此悖逆现象的种种疑思姑可搁置，此时，另一个问题却在逼视着我们：在小说的长篇时代里，短篇何为？中篇何为？——在这个问题获得解答前，它们早已默不作声地各自向隅。

中篇小说曾力量蓬勃，魅影丛生，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它蔚为大观，成为最具思想与美学辐射力的文体。那时，中篇小说在题材分布、叙事话语与文本形态上的鳞次栉比，不遑多让地代表着当时文学格局的地形图，是我们对着当下文学指点江山时所必须凭借的沙盘。当时出版的品类并不繁多的中篇小说选本，则具体形微，是进入、领略和把握当时文学格局的导航仪。而今，中篇小说的这些功能已被褫夺。在阅读兴趣与阅读耐心饱受摧残的时代里，它奇怪地让位于长篇，在以长篇小说为地貌的某种文学构造中，它正成为潜隐的岩浆或死火。人们正在漠视它的存在，像漠视一座死火山曾经爆发过的能量。不要说争鸣或聚讼，即使是职业批评家，如今也不会为一部中篇多费笔墨与口舌，否则会被视为颇不“低碳”的排放之举。

实际上，中国当代的中篇小说虽先天地不“恢宏”，但就“成熟”而言，却早于长篇。毫无疑问的是，它迄今仍行走在一个丝毫不逊色于长篇的“成熟度”上。它失去的，只是“关注度”。这反倒使作家在进行中篇小说写作时可以减少考虑，甚至可以漠视“关注度”，使其对写作本身的用心进入更高的纯粹度。2010年，在这个微妙的、富于张力的文学史节点上，由林建法编选的这部年度中篇小说选，体现着我前面所说的数“度”。它同时使我相信，就“成熟”而言，中篇小说仍然是中国当下文学水平的塔尖。

生活在别处

“全球化”已不是眼下的时髦话题，因为它已不是堤岸后头骚动汹涌的洪水，它早已一举漫过堤坝，水线已实实在在涨到了我们的脖颈。它成了我们休戚与共的存在：2008年，华尔街的蝴蝶一振翅，中国海沿岸就留下了飓风过后的资本景观。就具体的作家个人而言，“全球化”还使阎连科这样的作家，在继从乡土到校园的题材跨越后，再度把笔伸向了异域。他的《亲爱的，西班牙》(《青年文学》2010年第6期)讲述的是一段有关“活着”之命题的异国之旅：一个在经济腾飞时代无耻上位的不义商人，却在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风暴中遭遇不义的反治，随着财富的丧失殆尽，随着附丽于财富之上的其他人生构件的同时丧失殆尽，“活着”则成了无所附丽的虚无；他决定在西班牙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这次意外的旅行，最后却必然地延宕了死亡的登场。读这个小说时，我猛然想起，阎连科以往的写作其实长期以来都在执著于“活着”的主题。《目光流年》就是关于“活着”的：三姓村人卖皮、卖淫、卖棺材、卖嫁妆、卖一切，只为突破宿命的寿限。“活着”成为他们活着的唯一目标与终极意义。这是阎连科笔下苦难中国的乡土人物：他们没有如何安放灵魂的谋划，只有如何苟延肉体的焦虑。姑且认为这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活着”。如此卑微的“活着”，其实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发生或曾经发生。但有意味的是，当“活着”需要额外的意义附加时，“活着”需要与灵魂捆绑时，阎连科的叙事便会大幅度打滑：先是《风雅颂》，一个未名湖畔的知识分子，现实社会的零余者，只能存活于乌托邦式的诗经古城；接着是这部《亲爱的，西班牙》，一个阅世甚深的中年商人，不义世界的亲历者，只能在异族异域驱除死灭的阴霾。这是一个文学性的批判设计，它喻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下”与“中国”的组合，最终只允许置身其中的生命卑微地“活着”，所有试图挣脱卑微状态的努力，只可能发生在“当下”与“中国”之外的世界。甚至，为“活着”而活着都是一个难题，因为这其中含有“意义”，属于一种额外的添加。阎连科的文字不光滑，不讨巧，有些笨。他对异域风情的描写也不像有的作家那样，可以写得流光溢彩，满目绚烂，气韵盎然，让人流连。看得出，阎连科试图就此用力，但显然这不是他所擅长的，因此他的用力并没有使他的局限有所突破，就像一个画家无法让自己的钢琴弹得像李斯特，一个铅球运动员无法让自己的足球踢得像马拉多纳。阎连科有他自成风格的熟练招数，这招数使他在当代文坛不胜枚举的“苦难叙事”中脱颖而出。这招数的核心方式是，他很少去追究“苦难”的发生，也不作出反思的“理性”状，他只写下了苦难碾过世界的痕迹，并且纤毫毕至，让人骇异。同样的，这一次，他也不会让主人公在长城坠亡，以留下“政治解读”的线索或把柄，他只是写下了“活着”的域外境遇，写下了只能发生在中国之外的生命感悟，却把其中的滋味留给小说中返身回国的作家“阎连科”，……的同学聚会上，发生在聚会时得到林南去世消息的刹那间。林南，比今红年长十岁的大学同班同学，曾经的上海知青，上大学时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有着比今红更为丰富的生活阅历，同时也有着比今红更多的磨难与创伤。但她乐观、热情、博爱、勤奋、胸怀宽广，大学毕业后坚持给今红写信、寄物，并在人到中年后远渡重洋试图积极开辟新的人生疆域。但今红却在个人并不起眼的生活挫伤中远离了人群，向世界彻底关上了心扉，以至于林南去世的消息她也是在最后的时间里知道。刹那间的顿悟与忏悔，让今红心灵的厚茧被瞬时软化，她狭隘的“个人记忆”也瞬时露出了自私、冷漠和无情的底色，她在自责中不禁要问：为什么，长江如此远？

作家写作的转型，往往发动于心灵的转型。当我们的女性作家及其文学一直在考问外部世界的恶意侵害时，同时也一直缺乏必要的自省。无论是作家的性别自我，还是个人自我，一旦被置入“绝对”的写作位置，就会是可疑的，并将会是把写作导入丧失自省力的境地的。当她们的“为什么”只投向外部世界而从不让自己勇敢面对时，她们的写作就不会得到提升，她们的文学空间就非常容易被填满。

与以往的写作相比，虽然同是坚执于“个人记忆”，但林白的《长江为何如此远》却别有意义。十年前我读林白的中篇小说《米缸》时已注意到她试图迈出“个人记忆”之苑囿的写作努力，注意到她试图改变以往偏重于“飞翔”的叙事惯性。但我不认为她2004年的《妇女闲聊录》是成功的转身；这部长篇的失败，不在于她对“个人记忆”之苑囿的跨越进入了某种误区，而在于“文学性”的严重流失。一个小提琴手，不应该以改拉大提琴来证明自己的“转型”。这使我错过了对她的《致一九七五》的阅读。而《长江为何如此远》则使我相信，这一次，林白又将领衔于新世纪的女性写作。

范小青的小说，也许不是那么“锐利”，也不特具“知识女性”的自矜、叛逆与特立独行，也不吟风弄月，也不在痛苦的碾压下辗转反侧，发出“心灵的吟哦”。范小青的小说有浮世绘的特点，她善于在世相的流转中不经意地抖落生活的灼见与命运的谜底。《嫁入豪门》(《上海文学》2010年第8期)是她这一写作风格的纯熟代表。豪门家中的一个鸡翅木茶几，让与之有关的众生皆为之颠倒。历史捩转，革命者会变成流窜者，官员会变成商贾，砍树的会变成种树的，穷人会变成富翁，幼稚的会变成老练的，但这些人唯一不会改变的是对财富、对门第的觊觎和占有。他们因为一个名贵的茶几而进进出出，实际上他们都不过是可以摆放在茶几上的“杯具”而已。但“我”的丈夫是个例外；他虽经从豪门到寒门的沧桑变化，却一直处变不惊，宠辱不惊，且大智若愚。也许，丈夫就是一个名贵茶几，甚至“豪门”本身就是一个名贵茶几，而摆放进这个茶几的，只能是“杯具”。这是一个寓意可以不断放大的小说。但范小青讲述得并不刻意，她完全进入了一个市井主妇的叙述角色与语态，时而市侩势利，斤斤计较，俗不可耐，时而不识深浅，大惊小怪，喋喋不休。但就在她的讲述中，我们抵达了对人生与命运的顿悟。我想，这是范小青的高明。

除了选本中已有的中篇小说，以我的阅读，我认为王松的《牛皮吊》以及陈昌平的《非生意关系》等都是这个年度中篇小说的优秀者。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及。林建法的这个选本自有属于其个人偏好的倾向性，但通过阅读与比较，我相信这个选本代表着这个年度中篇小说的高端水平。这也是中国文学在这个关键的文学史年份递呈的一份文情报告。在由文学批评、文学选本所承担的“经典初始化”工作中，林建法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的勤勉与眼力，深为文学界同仁感佩。

承林建法美意，邀我为这个选本作序。向来以为，作序也者，应由才识卓越、德高望重者为之。我在这里写下的，只是我对这个选本中的主要作品的阅读感受，且粗浅、疏略。当然，我写下的这些阅读感受微不足道，重要的是，我相信，随着这个选本的问世，会有更多的阅读意见加入进来。从而提升“经典初始化”的工作。毕竟，无论你我，文学是我们共同的关注。

2010年11月11日。于杭州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