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蒋彝旅居牛津期间的散文、诗歌、书法和绘画的集合。他用极富创造力的文笔与画笔描绘了牛津的建筑、植物、动物、湖泊，以及诗歌人文传统。作者对当地自然风光的观察与着力独树一帜，超脱出了一般牛津游记中常见的对人文历史的掉书袋式的俗套。他没有大谈中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异质性，而只是自己去新鲜地感受和记录当地的情状，并凭借诗书画兼备的整体形式与功力，更显其不凡。

作为饮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家，蒋彝旅居英美凡四十余载。这位翩翩独行的中国君子，以笔名“哑行者”出版了隽永的系列画记，畅销西方数十年。蒋彝先后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堪称“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

本书是蒋彝旅居牛津期间的散文、诗歌、书法和绘画的集合。他用极富创造力的文笔与画笔描绘了牛津的建筑、植物、动物、湖泊，以及诗歌人文传统。

前言

第一次鞠躬

我该翻墙吗？

我对雪莱有何认识？

百感交集

象牙微雕

三株小樱桃树

吾爱汝至深，恰味河

天上之酒

一小顿脾气

和谐的激狂

柳林中的风声

不寻常的友伴

闻所未闻

敬晨雾

敬爱的猫咪阁下

寂静墨丘利

孩子般易受愚的爱

头发袭击

非梦也

羞怯的容颜

鸟儿的问候

抽暇作画

悦耳的喧嚣

北方的微风

乍暖还寒时

友谊之媒

何时石非石？

十三号星期五

一点儿也不

我该翻墙吗？

“我该翻墙吗？”大约深夜12点半，朋友倪陶希怀疑我能否找到路走出沃德姆学院，当时，我回问他这一句。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在那儿待上那么久，甚至连下榻的地方都还没着落。

我为了躲避伦敦的猛烈空袭(1940年10月)，在那一天来到牛津。还好我认识陶希，并在当天早上给他发了封电报。我以教名“陶希”来称呼他，但他的英国朋友都称他克里斯托弗-倪或吉米·倪。陶希领我到他的房间休息，自己则出门赴约，并允诺将在途中帮我找到一处居所。

回来时，陶希并未提及是否如愿找到，他显然太过懊恼，因为限于战时的物资，他无法在学院好好款待我用顿晚餐。似乎只能上馆子了，他提议带我去迈特餐厅或伦道夫餐厅，但我俩都太累。最后，陶希决定在火炉上煮些意大利面，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办到的，但面的味道非常好。

用完餐后，陶希必须再出门一趟。在他离开之前，我听他说了一些学院生活的片段。陶希目前居住的房子归一位学院的指导教师所有，教师受征入伍，而陶希只需付一点额外费用给校方，就可以在这里住上一整个学期。

陶希走后，我开始研究这些房间。最大的一间，我猜想是供教师宴请朋友或指导学生之用。房间里有两扇大窗户，一扇面向四方院，另一扇则朝着花园，火炉前有一张舒服的沙发和两张扶手椅。我坐在写字桌前的旋转椅上，想像着老师转身问学生问题的情景。面向花园那扇窗旁，有道门通往卧房。房间虽小却非常舒适整洁，里头也有扇窗面向花园，采光充足，还有取暖的小电炉。起居室另一扇窗户旁则是一个小房间，架子上排放着各式各样的罐子、玻璃器皿、盘子和碟子，另外还有两三个橱柜。卧房对面是堆满书的书房，但陶希无权使用。

那位教师投身军旅之后，会过上怎样的生活？跟他在这些房间的日子比起来，有何不同？我一直忙着揣度这些，直到两个仆人进来，思绪才中断。仆人各自提着一打啤酒，并未留意到我。其中一人说道，倪先生今天又要宴请朋友了。他们留下啤酒走了，第三个仆人回来时，带来十多瓶矿泉水。我很纳闷，陶希是不是经常买这么多饮品——他的橱柜里已经有很多了。接着又来了几盒香烟和糕点。

我安静地坐着，一名老裁缝走了进来，臂弯里有两套新西装。他非常健谈，问我知不知道倪先生在哪儿，又提到他在其他时间都碰不着倪先生，所以一直试着在晚上来找他。他非常喜欢倪先生，乐于服务这样的好学者，事实上，他已经服务倪先生将近两年了。我想起考克斯所写的《牛津回忆录》，里头提到“牛津生意人的‘记账系统’，和他们急欲将年轻人的名字记在账簿内的恶劣行径，至今仍影响着无知的年轻人，使他们泥足深陷，并因囊中羞涩而无法脱身”。然而，陶希不是无知的年轻人，目前就我所知，也不至于无法“脱身”。再者，这裁缝看起来也不像个讨债的。

最后，裁缝不耐久候，收起衣服并留了口信，请倪先生到他店里试穿。但我劝他再多留一会儿，跟我谈谈他所知的沃德姆学院。他显然所知甚多，也很乐意跟投契的听众分享。他提到陶希对面的房间曾闹过鬼，常常在夜里踱步上下楼梯。没有人知道那是谁，或是在做什么。“我们有一阵子没听到他的声音了。”裁缝以此作结。

裁缝离开一阵子后，陶希的一位朋友走了进来，他受邀于今晚来访。我们并未向对方介绍自己，因为在这学院的房间里，似乎不用那么正式。虽然我是个外人，也不熟悉大学生间时兴的话题，但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仍聊得很热络。这位年轻人显然熟悉陶希的房间，很快就自己动手拿起一瓶啤酒和玻璃杯。我跟他说我很少喝酒。之后他又为自己点了一根烟。

不久，陶希和他的朋友涌了进来，客人们不待招呼，就自行喝起酒、抽起烟来，陶希也希望他们能宾至如归。很快地，房间里充满了嘈杂的声响和尖锐的人声。我跟不上话题，那些句子似乎很短且不完整，一堆名字喊来喊去，收音机也打开了。我在喧哗中微笑坐着，喝一小杯雪莉酒，感到脸颊正在发热。

我椅子的扶手上坐着一位名为罗杰·克罗斯基的年轻人，最多不超过20岁。他发现我是惟一没抽烟的人，就笑着说我是非常好的“年轻”小伙子。他青春红润的脸使我忘了自己的年纪大上他一轮。另一名年轻人和罗杰大约同龄，在某段时间里不时成为话题中心。我得知他刚扮演了伊恩·海《舍监》一剧的宾布一角，这戏在牛津剧院上演了一周左右。他穿着一条红棕色的灯芯绒裤子，鲜明的颜色使他看起来像房子里最年轻的人，那多变顽皮的脸，显示了他是一个前途大好的演员。P10-13

在我一生中，总有哑行者紧紧相随。他拿着画笔与古墨，悄悄地在我身后蹑足，不曾间断。

1941年某日，父亲将母亲、妹妹、祖母与我送往约克郡谷地（Yorkshire Dales）中的尼德谷地（Nidderdale）乡间，以躲避战争炮火，他带给我们一本《约克郡谷地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in the Yorkshire Dales）。那年，我才七岁，喜欢书里的图画更胜于文字。我知道，书本是一位名唤“哑行者”的中国绅士所写，他还以有趣的中国画法描绘许多我所熟悉的景色，诸如基恩西峭壁（Kilnsea Crag）、名为哈铎的瀑布（Hardraw Force）等。我喜欢第五幅插图里的兔子，到现在仍然如此，但中国画家不认为我们的山谷足以入画，我颇感失望。

数年后，我到牛津就读一所寄宿学校，父亲又给了我一本《牛津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in Oxford）。这一次，他画的是我一天经过数次的地方，比如大学公园里的彩虹桥。我一直很钟爱这本书，却不知蒋彝当时的住处离我学校仅半英里之遥。

25年后，我住在纽约，某一天，看到一幅中央公园湖泊的水彩画，那不容错认是哑行者的作品。我很惊讶，蒋彝居然到了美国。书店将画标价300美金，在当时可说是一大笔数目。我多希望我能买下了它。

然后，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妻子从牛津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的礼品店买了一叠圣诞卡，上面印制了蒋彝的水彩画，描绘着战时大街，大雪纷飞中，除了红色巴士，一切近乎空寂。我将卡片寄给朋友，其中一位当时是《周日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的编辑，他很喜欢，并向我打听画家的事。再一次，我完全不知道这位画家跟我一样，那时也住在牛津的南荒原路（Southmoor Road），几乎是门对门，我住在41号，他住28号。

当时我所知道的蒋彝，就仅止于以上所记的内容。然而，我衷心希望编辑找我写篇文章介绍他，因此做了一些功课。（结果编辑并不喜欢，这是成功的编辑之所以成功之处，有足够的热诚去促使人们写东西，但又不致于邀太多稿。）下面是我找到的资料。

蒋彝1903年出生于九江，这座古城镇位于华中地区的长江畔，是那一带瓷器产区的集散地。蒋彝本名仲雅，家境并不富有，但属于所谓“士绅”阶层。蒋家宣称自己是公元前2000年前皇室的后裔，从10世纪起，就拥有一些田产，包括肥沃的水田与贫瘠的山田，相比之下，其土地数量足以让英国公爵成为暴发户了。一直以来，无论是佃户或他们所缴的田租都没什么改变。蒋家开枝散叶，但都住在同一座三进大宅中。

仲雅五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不久就是国民革命与日军侵华，种种变故摧毁了那持续千百年、演变缓慢的生活方式。1940年，他离开中国已经七年，蒋彝（让我们用他自取的名字来称呼他）出版了《中国童年》（A Chinese Childhood），以哀伤的笔调追忆古老的习俗、节庆，与在传统的家庭中长大成人的感受，整本书洋溢着温暖与深情，但又带着淡淡忧伤，不时还掺杂些许流离的苦涩。

蒋彝习惯以他个人的色彩和线条为自己的文字配插图。其父蒋和庵也是画家，如此向他父亲致敬，非常恰当。蒋彝记得，12岁时，父亲教他混合颜料，也教他制作柳树炭条来作画。他学着像他父亲般长期观察花朵与蝴蝶，再加以描绘。就我看来，比起肖像画或他擅长的山水画，这类题材（或山谷的兔子），他会画得更为传统，更富“中国”味，或许早期的训练可解释这一点。

因为“某些理由”，蒋彝在南京东南大学攻读化学。服完兵役后，他曾短暂教过化学，当过记者。后来又成为三个地方的行政首长，包括九江。他认为那是一份“令人厌倦的口舌工作”。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写作与画画时，蒋彝会选择以“哑行者”为笔名。  1932年，蒋彝在苏州太湖的船屋上住了一阵子。1933年，他与地方军阀发生冲突，以当时地方军阀的恶行，这势必会给蒋彝招来性命之忧，因此，事后蒋彝远避英国。去英国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九江是英国的条约口岸，在那里，英国如果不是特别受欢迎，至少也恶名昭彰。蒋彝与一名年轻的亲戚搭乘法国渡轮离开上海到马赛港，两人都不会法文或英文。他留下妻子与四个孩子。（该军阀必定真起了杀意。）妻女们留在中国，而两个儿子稍后自寻门路前往西方，一个去了美国，另一个去了英国。

在巴黎逗留一晚后，蒋彝抵达伦敦。纵使当时处于经济大萧条，他仍能迅速找到工作。一开始，蒋彝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教授中文，1938年在韦尔科姆医学史博物馆（Wellcom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任职顾问，该馆现今被并入科学博物馆。

蒋彝出生于庐山脚下，那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名山之一，因此，来到英国的第一个夏天，他将视线投向山峦，参加了假日旅游团前往斯诺多尼亚（Snowdonia）。次年夏天，他到访湖区，1936年7月31日傍晚，抵达沃斯谷山岬（Wasdale Head），湖区成为他第一本书的主题。他完成该书内容与水墨插画之后，满怀希望地寄给一家出版商，之后又寄给其他几家。然而，回复却令人沮丧，甚至有点儿愚蠢，出版商认为，那些画作十足中国风，英国人看不懂，读者将少得可怜。幸好，还是有一家名为梅休因（Methuen）的出版商想法与众不同，《湖区画记》（A Silent Traveller in the Lake District）在1938年正式出版。

实际上在此之前，在伦敦仅仅两年，蒋彝已经出版了第一本书《中国之眼》（The Chinese Eyes）。对一个使用英语不到两年的人而言，该作品令人惊艳，即使他大方地在致谢里将此归功于他的朋友，包括剧作家熊式一与英尼斯·杰克逊（Innes Jackson）小姐，“将我笨拙的表达修改成清晰的英语”。

当然，在1930年代，中国成为西方新闻的焦点，国民革命、长征、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与黄河水灾等，无不吸引着英国知识分子的目光。1935年，更有一场中国艺术大展于伯灵顿宫（Burlington House）举行。《中国之眼》一夜之间声名大噪，一个月内便重印。不久，蒋彝结交了一群多彩多姿的朋友，包括萧伯纳及威廉·米德尔顿（William Middleton），蒋彝受这名约克郡乡绅之邀到巴瑟福会堂（Parcevall Hall）做客，并在那完成了《约克郡谷地画记》；爱德华·朗福德勋爵（Lord Longford），也是都柏林盖特剧院（Gate Theatre）的赞助者，他的兄弟是更有名的法兰克（Frank）；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负责管理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图书；另一名特别的朋友则是布兰克斯通（A.D.Brankstone），大英博物馆中国部门的年轻学者，在伯灵顿宫展览上与蒋彝结识，战争期间去了中国，待在英国使馆与情报部，后病逝于香港。

蒋彝还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大学教师、艺术专家，甚至芭蕾舞者。德瓦卢娃（Ninette de Valois）邀请他为芭蕾舞剧《鸟》（The Birds）设计舞台布景与戏服，蒋彝也因此认识了伟大的澳洲舞蹈家罗伯特·赫尔普曼（Robert Helpmann）与年轻的贝丽尔·格雷（Beryl Grey）。他显然不只是人们惯常所称的“猎狮者”。他在书中描述自己如何结交当时俊彦，如社会福利制度之父贝弗里奇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e）、古典主义者与国际联盟支持者默里爵士（Sir Gilbert Murray），以及克诺索斯（Knossos）的遗址发掘者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埃文斯爵士曾让蒋彝在自己位于牛津郊外野猪丘（Boar's Hill）上的乐百园（Youlbury）作画。然而，平心而论，蒋彝本人就相当有趣，也颇具魅力。在中国已是同盟国一员的年代，这位中国狮子般的人物却还鲜为人知。

蒋彝虽然受化学的专业训练，但他熟悉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程度令人惊讶。雪莱、华兹华斯与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等人的句子，以及中国经典，他都能信手拈来。

蒋彝的文字之所以吸引我，在于他以全然博学多闻（他从未错用牛津俚语或爱丁堡方言）但同时又是个彻底外来者的角度，不动声色地观察西方的行事。蒋彝注意到英国的阶级自负与种族傲慢，由于他诞生于充满自信的古文明，因此能以更高的眼界，稍挫其气焰。例如他对牛津学联（Oxford Union）的一段回忆：“我与朋友正在楼上的读书室喝茶，突然间，一个裹着黑色大衣的巨大身影从房间角落里站了起来，像在演戏般，朝侍者伸出他的右手说：‘我要盐巴，盐巴！’他无疑是牛津的毕业生，所以对这场合及侍者如此熟不拘礼。”这个反讽很斯文，但丝毫不减其辛辣。

伦敦的寓所被炸毁后，蒋彝搬往牛津，并在当地住了五年。战后，他立刻到美国待了数月，然后返回牛津。但又于1955年移民美国，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语言与文化长达16年，也曾在哈佛大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短期授课，证明其学术声望与日俱增。其间，哑行者仍挪出时间造访巴黎、都柏林，他所描绘的波士顿与旧金山令人惊异，为其系列游记再添新章。

这些书远比一般图解的旅行指南来得丰富，作者假托游记，描述了一连串奇闻轶事、对比参照，对传统习俗及所见人物的自我形象，不时有极为犀利的评论，尤其对某些极隐晦的骄傲自大与殖民优越。然而我认为，是插画，让游记显得与众不同。蒋彝是三种鲜明风格之能手：精细的线描，通常带有一些讽刺画的灵巧笔触；水墨画，例如动人心魄的爱丁堡雨中街景，或湖区的清晨一瞥；工笔的水彩画，如他所画的牛津和波士顿，尤其是他的童年。

蒋彝的作画技巧绝对受到了中国笔法的影响。但如果有人说，他的作品是典型的中国绘画，他会不胜其烦。“这些作品绝不是什么中国风格。”他写道，“我的画，是一个中国人的独特表现，而不是全体中国人。”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中国重新开放后，蒋彝回到老家，并出了最后一本书《重访中国》（China Revisited after Forty-Two Years）。也许，如他的华裔同辈——杰出建筑师贝聿铭亲口对我所言：他内心仍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1977年，蒋彝重回中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于同年10月在当地去世。波兰裔作家埃文·霍夫曼（Evan Hoffman）从小就被带到加拿大，并在美国接受教育，她曾在作品《在转译中失落》（Lost in Translation）里精彩描述了移民的复杂情结。蒋彝从未失落，但他也不曾被转译。他运用他的中国技艺与感性，创造出一种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西方，却是全体人类共通的热情与深刻的同理心。

戈弗雷·霍奇森

牛津，2003年

蒋彝博学多闻(他从未错用牛津俚语或爱丁堡方言)他注意到英国的阶级自负与种族傲慢，由于他诞生于充满自信的古文明，因此能以更高的眼界，稍挫其气焰。

——戈弗雷·霍奇森(著名新闻人)

如此一件已经封蜡典藏的作品，你只要随兴摆放着，就很美了。

——钱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