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色连云》是知名作家高尔泰最新力作，是《重返家园》后唯一一部新作。

本书像一幅画卷：一个旅美学者对自己生命和文学艺术的深刻感悟，一个作家对生存的反思，一个典型“右派”的文革回忆…… 

作者的故事把我们带回历史的迷雾中，和他一起目击了人的倾轧、屈服、扭曲和抗争，目击了生命的脆弱和复杂，目击了宏大的事件中流血的细节。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国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

《草色连云(精)》：

懵懵懂懂，而能够死地生还；生存能力很差，而能在滚滚红尘之中拥有小小一方清净；索居独处杜门谢客，而能在遥远故土拥有那么多真诚的朋友和陌生的知音，都无关毅力智慧人格，我只有感激命运。

高尔泰以其一如既往的精简与优美，在《草色连云(精)》中回忆往事、追思师友，发表自己对文学、艺术、人生的评论和思考，几乎囊括了先生近年来的全部作品。

隔膜

山路崎岖

佛缘

馀生偶记

白头有约

吕无咎先生

纪念洪毅然先生

弱者的胜利

跨越代沟

文盲的悲哀

哪敢论清白

陈迹飘零读故宫

从敦煌经变说起

在场主义文学奖答谢辞

艺术与人文

寻找家园，就是寻找意义

二、爱之罪

我小时候，视父亲比母亲更亲。原因是，我怕管。比如不洗脚不准上床上了床要揪着耳朵拽下来洗的是母亲；带我出去登山穿林爬树游泳擦破了衣服皮肤说没关系它自己会好的是父亲。后来上村学，父亲是校长又是教师，教我和别的孩子读书，严格而有耐心。爱之外，加上敬。我因他而自豪。

家乡解放时，我上初中二年级。因为喜欢山野，假期里常到山乡去玩。“山乡”是湖那边深山老林里的一些小村，抗战时期我们家曾在其中一个村里避难，一住八年，满村乡亲。

那次我去，村里在“土改”，来了些外地人。其中一个，我认识，叫刘法言，是我在县立中学上学时的学长。比我高两班，大十几岁。我常和他同打篮球。他人高马大，我却能抢得到他的球，总觉得他大而无当，很是瞧不起。后来我留级，他毕业，没再见过。

村里见了，他很热情。笑着迎过来，说我长高了。说那时只到我这里（指胸口），现在到我这里了（指下巴）。问高老师（我父亲）好吗？又说见了你爸，代我问个好。我说，嗯。心里纳闷儿：他来干吗？回到家里，在饭桌上随便地说到，看见刘法言了。不料父亲一听，显出紧张恐惧的神色。放低了声音，鬼祟地  问道，他的态度，怎么样啊？

这表情和声音，使我感到羞辱，气得说不出话来。

父亲没觉得我的反应，小心翼翼地又问，他同你，说话了吗？

我不答，他又问，说什么了吗？

我更气了，粗暴地说，没说什么。放下碗筷，跑出去了。

母亲和二姐追出来，一把抓住我，恶狠狠地说，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我们家在山乡有五亩半地，出租，要是被划为地主，不得了啊。我还在气头上，说，“有什么不得了的”，扭头就走。母亲又一把抓住，说，刘法言是土改工作队队长，他说什么了？你倒是说呀。

我不说，姐姐捧住我的脸，问，是不是教你要划清阶级界限了？我大叫道，见鬼了！挣脱，跑掉。

几十天后，消息传来，山乡划成分，我们家是“小土地出租”。全家庆幸，很是欢喜。但是一年后，城里搞土改，父亲还是被弄成了地主，后来又加上“右派”，批斗劳改惨死他怕得有理。

三、无赖的盛宴

当年在外地上学，想家想得要命，不敢回去。毕业后当了“右派”，不能回去。一别十几年，很少通信。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为了安全，也为了不让对方担心，信上互相都说，自己一切很好。十几年后第一次回家省亲，家中已只有母亲和二姐两个。一个“地主婆”，一个“右派”。给鱼行剖鱼，给工程队削旧砖头……都是脏活累活，时受训斥。工资是象征性的，几近于无。

上工前，收工后，她们在后院种了些瓜菜、养了些鸡鸭，贴补生活。但又舍不得吃，粗茶淡饭，一点儿一点儿地省下，晒干留着，等我回来。

在我到达以前，她们清理和修补了两间老旧小屋，收拾得干净整齐。回到家里，看见窗明几净，地板光亮。床底下满坛满罐的黄豆蚕豆红豆青豆花生芝麻，屋梁上悬挂着腌鱼腊肉和风干的鸡鸭，很宽慰。说，看到你们过得这样好，我在外面也就放心了！

短短一个月假期，我把她们所有的储存，包括几只养着下蛋的鸡鸭，都吃得精光。吃着，感觉到她们看我吃东西的快乐，有甚于她们自己吃东西的快乐。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让她们如此快乐。走的时候，我容光焕发。想都没想过，我把家里吃空了。她们俩又将从零开始，重新苦巴巴地，对付那饥饿残酷的年代。居然一直没想，直到母亲过世30多年、二姐也已经85岁的现在。

人在美国，很偶然地，和小雨说起那一段往事。小雨狠狠骂了我一顿。说我没心没肺，简直像个无赖。说你怎么就没想到，那是她们多少年来，一点儿一点儿从自己嘴里克扣下来的积蓄？怎么就没想到，要给她们留下一些？还心安理得?！还乐?！

四、田园诗的境界

老家的住房被没收后，院子变成了繁忙的砂石公路，从留给母亲和二姐居住的两间原先堆放杂物的老屋门前通过。

老屋全天候笼罩在卡车拖拉机的烟尘轰响里。沿路家家如此，日久习以为常。“文革”后期，有些人家还在门口摆个煤炉，卖起茶水茶叶蛋来。常有运煤的车子经过，一跳一跳的，撒落下一路煤块，大家抢着捡，欢乐紧张。交通局要拓宽马路，没人搬迁，似乎很愿意这样下去。二姐早已被下放农村。为了照顾母亲、我的孩子高林和她的两个孩子能够上学，回来和母亲同住。被人指控为“黑人黑户”，要她回农村去。除了交通局的动员拆迁，还有派出所、居委会时不时地上门驱赶。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五七干校，每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假期里，在车声市声烟尘的旋涡里同各路人马纠缠，紧张得天旋地转。直到回了西北，才能松一口气。

但是一想到家里那样，总是揪心。再次回去，到二姐的下放地秦溪去了一下。是一个湖边小村，蓼屿荻花掩映，洲头竹篱茅舍。给二姐的草屋，位在一条长满老杨柳树的防波堤上，原是放舴艋舢板的公屋。为安置下放人员，清空了隔为互通三间，盘了炉灶，架了床，颇整齐。树甚粗壮，有的长在堤上，有的长在堤岸，有的长在堤岸下芦苇丛生、菰蒲杂乱的水中，弯曲横斜。

透过绿色的喧哗，看湖上白鸟追飞，我斩钉截铁地想，这才是人住的地方。回去后，力劝母亲二姐搬到这里居住。加上外界的压力，她们终于依了我，从交通局手里，接下二百块钱的拆迁费。邻居都说太少，我说这个亏吃得值得。那时年轻力壮，搬家举重若轻。用得着的东西，连同十来块搬得动的青石板，加上老小六口，一船运到了秦溪。

下放劳动的岁月，学会了一点儿做泥活和木活的手艺，斧头菜刀对付着，加固了墙壁门窗，平整了内外地面。在通往水边的斜坡上，砌了十几级石板台阶，以便潮涨潮落，都可以淘米洗菜。母亲和二姐收拾家里，孩子们也帮了大忙。村上人很热情，送来各种菜苗，还就近选了一块阳光充足的地面，帮开垦出来种上，算是队里给的自留地，异常肥沃……安顿刚就绪，假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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