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草鞋公仆”的重庆市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张宗海在任职期间经常玩弄女性。他本来在重庆市有家，但仍在市内一家饭店长期包房，带年轻漂亮的女人在饭店过夜，张宗海被“双规”时办案人员在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了三样东西：钞票、安全套和伟哥。于是当地群众都戏称：“张宗海三件宝：伟哥、钞票、安全套。”
从贪官的犯罪事实中可以看出，不仅张宗海，凡贪官大部分与张宗海有同样的“性”趣：有了权就捞钞票，捞了钞票就去嫖。据了解，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中60％以上都与包“二奶”有关，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都有情妇，在16名省部级贪官中有14名包养过情妇，在广东三城市公布的102宗官员腐败案件中100％都包养过“二奶”。正所谓“十个贪官九个色，还有一个正物色”。
贪官在包养情妇方面各有不同的招术。一是家庭生活型。海南省临高县城监大队原大队长邓善红，对自己家的住房困难不屑一顾，却为其包养的6个情妇每人建了一幢小楼，每个情妇给他生了一个小孩。邓善红轮流在6个情妇那里过起了家庭般的生活。二是高级管理型。安徽宣城市委原副书记杨枫拥有MBA学历，因担心7个情妇不好管理，他特别运用工商MBA管理理论对他的情妇团队进行管理。他让邹红当“首席”，并根据性格特点对其余6个情妇作了排序，同时还制订了“科学”的管理办法。三是共同富裕型。天津市政协原主席宋平顺在自己收受巨额贿赂的同时，想法也让情妇徐敏“致富”。他利用职权给徐敏注册了多家公司，让她垄断了市政法系统所有工程项目及车辆检测业务，使徐敏摇身一变成为身价10亿的天津市第一女富豪。四是投其所好型。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为其9个情妇编了号，并针对她们不同的愿望投其所好，予以满足。他让一些公司的老板为其情妇当“保姆”：不会开车的有人用车送、能歌善舞的有人办舞会，把情妇们伺候得服服帖帖。五是遍地开花型。河南某县领导利用赃款乱搞女人。他经常是走到哪里搞到哪里。为了保证“安全”，他让自己的司机夜间门外站岗，与他有过性关系的女人多达160个。他在女人身上的开支费用每月高达上万元。
其实分析起来，某些贪官并非天生就是风流坯子，其“二奶，，也并非“红颜祸水”，贪官之所以贪图女色，是他们在拥有职权并面对诱惑的情况下，人生观逐渐变异的结果。从贪官腐败的过程看，其中一大部分都出身农家，是党的培养才使他们走上领导岗位甚至高级领导岗位。在为官之初，他们也曾信誓旦旦，一心为民。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他们成了一些不法之徒所追捧的焦点，在日复一日的灯红酒绿中，其思想道德渐渐失衡，由对事业的追求变为对金钱的追逐，由贪欲金钱变为贪恋女色。对贪官来说，钱与色犹如一个藤上两个毒瓜，二者之间并无多大差异。因此，贪财者最终成为贪色者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次，有关部门对官员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无人监督，致使这些实权人物成为两面人：上班时冠冕堂皇、道貌岸然，下班后吃唱嫖赌、原形毕露。即使坊间流传官员包养情妇的新闻再多，其上级领导因种种原因也．闭目视听，充耳不闻，这更加促使这些官员身陷声色犬马而不能自拔。上述主观与客观原因使贪官在财色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由此观之，紧盯官员的生活圈、防止张宗海一类身带“三件宝”，实属当务之急。
近几年来，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一直是反腐败工作的热门话题，各地各部门在这方面虽然经常强调，但总体来说收效不大，“一把手”说了算以至于走向腐败的现象没有多大改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近日在《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一把手”在用人问题上依然权力过大，虽然现在实行了党委会或全委会票决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一把手”仍可在多个环节起重要的影响和引导作用，最后体现的还是“一把手”的意志。高新民教授说的是用人，其实在其他方面“一把手”说了算的局面也无多大变化。概括起来，对于“一把手”用权及监督制约仍存在着大与小、多与少四个方面的问题。
大，即手中权力大。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一把手”的权力依然过大，过于集中，财务权、用人权、决策权等各个方面，大大小小的权力都掌握在“一把手”的手里。四JII省J1I投电冶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张铭泰在悔过书中说：“在业界我被称为老大，我不同意董事会给我配副总经理，公司的集体领导权被我架空了，公司的事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说，他刚当县委书记那阵儿，主持召开讨论干部问题的常委会会议时，大家都不说话。后来一位老常委说：“我们的习惯是书记先说，听完书记说，顺着书记说。”吕日周还说，他们那里有这样的话，“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做笔记不张口”。吕日周的话形象生动地道出了“一把手”的绝对权力。P3-5
本书为反腐败言论集。书中所收入的123篇文章，有90多篇来自《检察日报》，20余篇来自《检察风云》、《杂文月刊》等杂志，少数几篇没有发表过。
2003年5月，我从自己创办的《传媒》杂志社长任上退下来，在“社长”前保留了“名誉”二字，做一些把关、审稿的工作。得知我闲了下来，时任《检察日报》副总编辑的李雪慧(现为社长)，带有决定的口气与我商量，在其报纸《廉政周刊》专版给我开一个专栏：名称为《老史评点》、内容为反腐倡廉、形式为言论杂谈，期限为两周一篇。
接受任务后，我思想上有不小的压力，因为反腐文章比比皆是，要想写出水平实为不易。于是我给自己提出了“三不能”和“三做到”的要求。“三不能”是：不能辜负报社的信任、不能让读者失望、不能丢自己的面子。因为栏头上也确实印着我的脸。“三做到”是：做到内容独到、语言生动、标题新颖。从我对该专栏的5年写作中，自认为是尽心尽力、用心用力的，可以说是字斟旬酌、反复琢磨，基本上达到了本人原先的愿望，其中有的文章被国家重要网站转载，有的甚至被十几家网站转载，这就是自己努力的证明。
在整理本书过程中，我把这些文章分成了三个部分。其实，行贿受贿、失职渎职、反腐倡廉的内容是很难区分的，但是为了消除阅读疲劳，还是把它们作了一个大致的分类。
此书的出版，首先应感谢李雪慧社长，没有他给的机会和压力，这个栏目和这些书稿便不会见报；还应感谢帮助此书出版的解放日报尹明华社长和上海三联书店黄韬总编辑，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此书则难以问世。最后应提及的是，梁衡同志(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在讲学和著书之余撰写序言，使此书大为增色。
史占旗
2013年1月22日
史占旗的反腐败言论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出版了。作为他10多年的同事和30多年的朋友，我向他祝贺。
反腐倡廉，是我们国家在实现小康道路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是民众和媒体经常热议的话题。“2012年，全国共有47338名官员因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被查处，其中县处级2569人，省部级5人。”中纪委宣布的数字令人震惊。“贪腐现象猖獗、权力缺乏制衡，不但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也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衡量一个国家的成就这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国外媒体的告诫值得我们警惕。
由于我国漫长封建社会形成的官贵民贱观念的根深蒂固，加之今天反腐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成为官场上的“潜规则”，请客送礼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看不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只重GDP、不重反腐败或者取得一点成绩就心安理得，都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小康的实现，去年所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史占旗的这本反腐败言论集，是他为《检察日报》“廉政周刊”5年写作的结晶。这些文章的特点是以案说法、以事论理。通过形形色色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案例，剖析贪官贪婪的欲念和变幻的手段，以及反腐预防体系、监督机制的缺失。文中所涉及的人物，有基层的村官镇官、有高层的省级官员，有掌管人事权的卖官者、有公检法的执法者，有漠视群众利益的庸官、有各行各业的失职渎职者。文章贯穿着一个观点，即反腐败的实质是要监督权力滥用，主要任务是限权治吏，主要方法是阳光施政。文章对干部公示制的形式主义、领导问责制的狭义实施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对目前大家都看得见的公车腐败、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的盛行也提出了质疑。
作者是文章老手，在标题、结构、词语的运用上都独具新意。比如《贪官收钱嗯噢哟》、《缓刑应当缓行》、《“预测”不能成为预支的政绩》、《眼鼻喉病患者》等标题，做到了形象、鲜明、生动。在结构设置上，大部分文章不落俗套。比如从糖尿病人控制血糖的“少吃多餐”，分析贪官受贿时采取的既不能暴露、又能多贪的手法；从妻子与“二奶”成为“好姐妹”的反常现象，分析贪官及其妻子、“二奶”各有所图的扭曲的心态。在遣词造句上，将大量古文和古诗词改造，古为今用，颇有韵味。
史占旗为报纸专栏写的文章，基本上每两周一篇，每一篇文章都经过较长时间的精雕细刻、精心打磨，故而大部分都出新出彩，有一些文章被多家网站转载，足见其质量之上乘。
愿《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本书能成为我们反腐防腐的一剂良药，让人警醒，同时在阅读中也能享受到一种幽默和愉悦。
2013年1月21日
史占旗的这本反腐败言论集，是他为《检察日报》“廉政周刊”5年写作的结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些文章的特点是以案说法、以事论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通过形形色色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案例，剖析贪官贪婪的欲念和变幻的手段，以及反腐预防体系、监督机制的缺失。文中所涉及的人物，有基层的村官镇官、有高层的省级官员，有掌管人事权的卖官者、有公检法的执法者，有漠视群众利益的庸官、有各行各业的失职渎职者。
《让“准贪官”及早回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仅靠公示还不够》；《选人用人应实行两个“问责”》；《“规定”的尴尬》；《“自查自纠”的疑虑》；《反腐别放“马后炮”》；《公车反腐，行动还是不动》；《公开，反腐的必然趋势》……史占旗的这本反腐败言论集，是他为《检察日报》“廉政周刊”5年写作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