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是一座古老的小城。清乾隆置厅，后升格为直隶厅，治所沱江镇（一名镇竿），直至1913年才改为凤凰县。它与邻近的永绥（即今之花垣县）、乾城（即今之吉首市）等地一样，自古以来就是汉、苗混居。从历史上看，汉族势力愈统一，苗族势力愈涣散，所处环境也愈险恶。汉代马援的征五溪、诸葛亮的征南蛮，苗族都是他们征讨挞伐的主要对象。有征伐，必有反抗。所以自汉以降，历代无时不有征苗事起，“几乎每届花甲一周，就要出事一次，从来未有百年安居无事也。每出事一次，皆争斗数年，杀至剧烈又平靖，平靖之后，又复杀戮，势成循环天演之数”。①直至清王朝，此等争斗愈演愈烈。如著名的持续十二年之久的乾嘉苗民起义，起始两年间，起义军先后与十八万清军交战百余次，仅在永绥、凤凰、乾州三厅战场，就击毙清军将吏二百二十余名，连清军主帅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都先后卒于军中。虽然苗族所居闭塞山区，能恃险而守，但同时也使他们长期陷于经济文化落后状态。因此，每次战争还是以成千累万起义苗民惨遭先进的统治者屠戮而告终。然而，起义失败，反抗的火种并未熄灭。所以。自乾嘉之后，清王朝更加强了防苗措施。当年仅凤凰厅就设置了碉卡、汛堡、哨台、炮台、关门、关箱总共八百三十六座，“其目的是以苗防苗。设苗兵控制苗人，设屯兵控制苗兵，设绿营控制屯兵。”①这么多兵从何而来？又由谁来供养？于是，“地皆屯田，民皆兵籍。”一代又一代的当地人就在“屯田养勇”的政策下纷纷穿上军装扛起刀枪。嘉庆年间，不过十万人口的凤凰厅就有一万人当兵。这支军队后来作为曾国藩湘军的一支——箪军，在参与平定太平军的战斗中，骁勇善战，打出湘西，转战各地，出尽风头。筸军的头领们，不论苗汉，升官者有之，发财者有之．都成了凤凰人的骄傲。“当一个地方的精英全在军中时，整个地方人判断是非的标准，触动善怒的根由，社会心态的张弛，也自然是以军队的状况为转移了。”于是，“外向发展，谋求军功，成了凤凰人的共同认识，‘守老营’在当地则成了‘无出息’的同义语。”②

关于凤凰，沈从文本人在1932年的中篇小说《凤子》中曾经这样描述过：

……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着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着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一百八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清延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座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掉过去一切。

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长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箪”是个可以安顿他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地向深山中村庄走去，同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皆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以从官家领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耨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磔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以及作疾病婚丧的禳解。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暵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龙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擂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的结合，产生一个上层阶级。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时间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而这种阶级的来源，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戍卒屯丁。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茵子，山洞中多硝。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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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自序

第一章 传奇少年

 湘西边陬一小城——沈从文生长的地方

 逃学纪录最高的顽童

 辗转于千里沅水流经处

第二章 随“五四”余波凫进北京城

 “日子过得相当艰辛，却对未来充满希望”

 不只是性的苦闷

 剪不断的乡恋情绪

第三章 跨入30年代风雨文坛

 初到上海

 认定自由主义文学之路

 营救胡也频前后

 面对大海沉思

第四章 “一生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几年”

 呕心沥血编副刊

 艺术创作高峰——《边城》和《湘行散记》

 两次论争的始作俑者

 愤慨的文章

第五章 滇池之滨度春秋

 流亡途中

 《湘西》、《长河》及其他

 云南看云 关注现世

 探索“内宇宙”试验新形式

第六章 浮沉更剧烈的后半生

 书生杞忧

 “在破碎中黏合自己”

 相对平静的岁月

 再一次沉沦中唱出生命赞歌

 冷静面对“沈从文热”

 悄然而逝之后……

附录一：沈从文年表

附录二：沈从文的“浮沉”与现代文学的研究

附录三：1987年秋在湖南吉首大学举办的首届沈从文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

附录四：三读《从文家书》

附录五：沈从文研究访谈录——答记者问

新版跋

“不虚美，不溢恶”，是我国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写传记，必然要对传主作出评价；写文学家传记，必然要对其作品进行剖析。这一切均离不开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怎样才能实事求是，这就牵涉到一个评判标准的问题，或者说一个作者的立足点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沈从文在为重新发表《从文自传》所写的附记里，希望有人“真正打量采用个历史唯物主义严肃认真态度，不带任何成见来研究现代文学史”，当然也包括研究他本人。1992年夏天，因他事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先生通信，她在复信中谈到沈从文研究，说：“无限上纲固然令人生厌，无限拔高也叫人看了不舒服。但是，能够根据史实，时代环境背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准确公允的分析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在我们的文艺界，也不是一件易事。”两位老人的要求完全一致：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作为传记作者，我完全赞成他们的意见，并尽可能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

前几年，各种现代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纷至沓来，文艺批评领域，更是异彩竟现。形式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派……简直令人目不暇接。新奇是新奇了，但也会有一种无所适从之感。其中有些，我也曾接触过，有些只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有些几乎艰涩得难以卒读。不管怎样，在接触过程中，我也悄悄进行比较，发现这些文艺思潮和批评方法，确实有它们各自的特点和长处。但是，当我有意无意再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比较时，在一些根本的原则性问题上，还是后者更有说服力，也更符合普遍真理。人们在谈论新的思潮新的方法时，往往会对过去作为文艺批评指导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屑一顾。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人们对于若干年前的文艺批评存有切肤之痛。不过，那时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恰恰偏离甚至阉割掉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深深陷入形而上学泥淖，它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所以，我们今天要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批评，既要放开胸襟，广泛汲取近现代西方各种哲学、美学、文艺思潮的有益营养，更要首先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貌，坚守它的基本原理，当然还要不断充实它，发展它。有鉴于此，我才进一步体察到为文时立足点之重要。不管“气候”如何变化，这个立足点不能动摇。“以不变应万交”，此之谓也。

中国现代作家，以鲁迅为首，凡有成就者，似乎开始都曾取法于外国，然后又逐渐摆脱外国的影响，但已将外国的有益营养溶解于自己的血肉之中，从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其原因恐怕即在他们牢牢立足于各自所生存的现实土壤。当然，要达到如鲁迅（也应包括沈从文）那样熔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境界，毕竟不是一件易亭，但确实是现、当代许多有出息有成就的文学家所努力追求的。我常想，在批评领域，在西方现代批评流派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今天，能不能也将熔古今中外批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而又能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显现本民族的特点，作为我们所追求的文艺批评最高境界呢？

写文学家传记，另一个需解决的问题是写什么。沈从文。别的不说，仅作品数量之多，就冠盖现代文坛，再加他一生是那样的浮浮沉沉、历尽坎坷。人，就是一个，但确定的中心内容不一样，写出来的传以及作者对传主的评价也不会完全相同。根据多年的观察和思索，我发觉沈从文一生的“贯穿动作”就是对人性的执意追求。他曾以“人性的治疗者”自居，因此我即以此作为本传的标题，同时也是全书写作的中心。在另一本有关他的书里，我这样写道：“如果说，沈从文那么多不同文体的创作是‘磨盘’，那么人性则是‘轴心’，离开它，作家的笔就无法转动。他创造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人物，都可以说是从人性‘轴心’向四面辐射出来的。”他赞颂的是人性的美——淳朴、正直、善良、勤劳、忠贞、粗犷等等，他忧虑的是人性的扭曲和变形，他憎恶的是对人性的戕贼。这均有他的创作为证。与此同步，沈从文的理论和他在文坛的立身行事，则死死盯着“自由”二字。

不过，“自由”也还是从“人性”派生而出。因为在沈从文心目中，人性的发展，应该顺其自然之道，包括灵与肉的个性，应该能够自由地张扬。弗洛姆（ErichFromm）有个著名论点，即人在社会复杂关系中实现个性化，获得了自由，但同时也产生了孤独感、疏远感，因此就追求一种安全而又可依赖的生存环境。人的行为动机就来自这种追求安全、逃避自由的欲望。沈从文恰怡反其道而行之。他从湘西到北京，目的在于“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从文自传·附记》），它的具体表现，则是坚持走一条自由主义文学之路。殊不知，一入文坛，他心目中的“自由女神”——文学立即撞上了它的“克星”——政治。然而，不管沈从文在文学同政治的磕磕碰碰中怎样受到误解和歧视，他也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折磨，他的那个“抽象信仰”一直没有动摇过。可以这样说，沈从文从事文学活动的一生，就是追求人性、向往自由的一生。本传写作中心内容的确定，一方面在于这是传主一生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也想通过解剖这一个“麻雀”，试试能否深一层去认识这个由“文学”与“政治”纠缠了几十年所形成的梦魇般的怪圈。

至于具体写法，翻翻坊间各种人物传记；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取哪一种为好？与其在写法上煞费苦心地去选择，倒不如暂且撇开他人，先自顾自地写起来再说。写好一看，有的地方像评传，因为传主是作家，就不能不对他的创作及其在现代文坛的历史地位做一些必要的评述；有的地方像传记小说，因为传主的自传及有关文章或某些回忆录提供的材料本身就十分形象生动；有的地方像年谱，因为遇到传主生活和创作中某些关键或转捩点，又无须详尽描述时，如果完全略去，就会出现不应有的空白；有的地方像作品提要，因为传主有些重要作品，并不为人们所熟知，适当做点介绍，也许有助于读者的理解……结果就成了个“四不像”。

当然，我这样讲，并非提笔时没有任何考虑，真的随心所欲，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至少有两点是很明确的。如前所述，我是扣住传主作为一名“人性的治疗者”而顺序铺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真实。我以为，既是人物传记，虽然做不到无一字无来处，但主要内容绝不可掺杂任何想象和虚构，而必须有至少是我所确认的真实依据。最真实的依据自然应是传主自己的文章。别人写的回忆、访问、介绍类文字，我也力求择取最具权威性的；凡发现文章作者有创造性想象，甚至谬托知己的迹象，哪怕写得再详尽再生动，也只好割爱。其实，即使出自传主自己的手笔，有时也不可靠，特别是若干年后的回忆，往往与他当年的具体情境并不一致；至于别人的回忆之类，怎样才具有权威性？怎样才能发现可疑之处？这都需作一番认真的考订。为了让读者读起来更顺当方便一些，我便将考订的程序置于幕后。这两点原则，在撰写过程中究竟兑现多少，只好有待于专家和广大读者的严正批评了。

遗憾得很，沈从文生前，我只是在1969年春因工作单位外调任务去北京找他了解过一些情况，我想他当时也不会对外调人员有什么印象。此后再也无缘识荆。直到1981年春，大概因为我在《复旦学报》第二期发表了《沈从文的“浮沉”与现代文学研究》，他才知道有我这个人也在认真读他的书，于是不久我便欣喜地辗转收到他亲笔题赠我的两本书：《从文自传》和《沈从文小说选集》，算是有了点间接联系。除此而外，可说从无直接交往。因此，本传不可能像其他一些同沈从文过从密切的中外研究者那样，可以列出许多原始的甚至独家所有的资料。我所掌握的材料，都见之于公开出版物，特别是湘西吉首大学学报所刊登的丰富研究成果，谁想从本传中发现什么新的资料，肯定会大失所望，这是应该先向读者诸君致歉的。不过，退一步想想，只认文章不认人，也许感情的因素牵扯较少，如从另一个角度看，会不会还有点积极作用。因此，遗憾之中似乎又有些释然。

今年年初，曾从沪上报纸见到一则消息，说是台湾影视圈正掀起一股“沈从文热”，沈从文的自传和许多作品即将被搬上银幕或荧屏。近读《南方周末》（2011年11月3日），台湾学者蒋勋的一篇演讲录《美，看不见的竞争力》中有一段话：“当年我到北京，沈从文先生刚过世，我很遗憾，但我的反应没有林怀民那么剧烈。他是一下子就在沈先生的灵台下跪下去了，沈夫人很惊讶，她不了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沈先生的书是‘禁书’，我们偷偷在底下传，并且觉得，如果有一天能跟沈从文说：你一直是我的老师，该是一件多么棒的事情！所以你看，美的力量比什么力量都要大，它可以让你把未曾谋面的人认作老师，禁都禁不住。”由此可见，无论在哪里，出现“沈从文热”都是一种可喜的文化现象，没有什么可怕的。沈从文属于湘西，属于海峡两岸。沈从文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虽然有关沈从文的好传记已出数种，本传现在又来凑次热闹，但如能给海峡两岸的“沈从文热”再稍加点温，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最后，我不能忘记吾妻李文萍在本书资料文稿的整理誊写及其他方面对我的帮助，如果没有她的操劳，要完成本书（包括以往几本书）是十分艰难的。

1992年（壬申）小雪

吴立昌序于沪西“窄而不霉”小斋

沈从文先生曾以“人性的治疗者”自居，《沈从文传(人性的治疗者)》作者吴立昌先生一直致力于沈从文研究，是一位对沈从文有着深厚感情的作家。作者在《沈从文传(人性的治疗者)》中详尽叙述了沈从文一生的沉浮曲折，紧扣传主作为一名“人性的治疗者”而顺序铺陈，所述内容均有真实依据。

《沈从文传(人性的治疗者)》作者吴立昌根据多年的研究思考，发掘沈从文一生的“贯彻动作”就是对人性的执意追求，在书中详尽阐述了沈从文一生的浮沉曲折，紧扣传主作为一名“人性的治疗者”而顺序铺陈，所述内容均由真凭实据。对沈从文一生进行了客观记录和评价，使读者看到了人性的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