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阿克罗伊德用深刻的洞察力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狄更斯，对其生活逸事的细致描写、精神世界的深入分析以及他所生活的伦敦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刻画结合在一起，生动丰富的个人生活细节与厚重磅礴的历史感完美融合，《狄更斯传》给读者重塑了一个可听可闻可感的世界。

彼得·阿克罗伊德所著《狄更斯传》以狄更斯的去世开篇，又以其去世结尾，带领读者走过了狄更斯生命的那一个圈，和狄更斯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踌躇满志、一起心神。作者展现了其引起读者感情共鸣的超凡能力，读罢最后一章，你会和坐在伦敦环球剧场的凯瑟琳？狄更斯一样悲不自胜，心仿佛随着狄更斯一起跌入了无尽的黑暗。但此时站在这个圈的起点和终点之上，你能更加深刻地领悟狄更斯作品的伟大之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后记

他受到了关照，住进了甲板上二副的船舱，这就意味着只要打开窗和门他就可以尽情呼吸新鲜空气。但他对这些大西洋渡轮的颠簸和摇晃还是不太习惯，所以他随身携带了一个药箱，里面装满了鸦片酊、乙醚和嗅盐。不过结果他发现吃烤苹果是预防晕船的最佳方法。和他同行的有他此时的新贴身男仆斯科特、新广告员朗兹和一个名叫凯利的事务总管，不过凯利糟糕的身体状况似乎让他的雇主极为不满。他还带了许多书，包括加里克新传记的校样；就像他对女儿所说的那样，他坐船的时候总是“如饥似渴地读书”。从他自己的描述看，这一趟航程中点缀着许多热闹的嬉笑时光——这都多亏了狄更斯欢乐活泼的个性——也见识了极其恐怖的大风；也许有人会说，有这位作家在的任何旅行中，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他特别饶有兴致地描写了一次大风大浪中的礼拜仪式，牧师和会众一起摇晃颠簸着，这幅场面让狄更斯觉得“极其搞笑”。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忍不住想大笑，这次也是一样：“……我不得不在礼拜开始之前离开现场。”但毫无疑问在所有这些诙谐趣事中，他还抽时间思考了这个阔别二十五年后即将再度访问的国家，而且必须指出，在这二十五年间他对这个国家的看法从未有过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尽管他有许多美国朋友，很明显他还是不信任这个国家，觉得这个地方的人不是信奉“小聪明”就是推崇金融不法行为。

多尔比提前抵达波士顿，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狄更斯即将来访的消息。据一份报纸的报道，在狄更斯的船靠岸前，“一切立即整理得井然有序。整个城市的街道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清扫了两次。州议会大厦和老南教堂被不假思索地刷成了柔和的淡粉红色。”书店的橱窗里摆满了他的小说，而且市面上又出现了“小奈尔香烟”“匹克威克鼻烟”和“曼塔里尼口嚼烟草块”。按照狄更斯朗诵巡演时的习惯，多尔比已经安排好让狄更斯在逗留期间住在一家宾馆里；在“第一站”波士顿，他将入住帕克酒店。多尔比已经决定，狄更斯不应免费供人参观——可以这么说——并要求酒店给予他的雇主绝对的隐私；所以酒店经理派了一名私人服务生去狄更斯的个人休息室里给他上餐，并在他房门口安排了一个仆人时时守着，防止有人进人。在他抵达前好几天，购买朗诵会门票的队伍就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吸引人之处不仅在于他本人的名气和才华，也在于这件事本身的新颖性，因为在美国从来没人见过狄更斯即将举办的朗诵会这种东西。门票开售的第一天上午，买票的队伍长度就已经过了半英里，而且许多人都是前一天晚上带着草垫、食物和烟草来排队的。

抵达美国后第三天，狄更斯和他的出版商詹姆斯·菲尔兹及其夫人安妮·亚当斯菲尔兹一起用餐；狄更斯在这次来访期间还和安妮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安妮当时三十三岁，而她丈夫已经五十岁。而且从安妮的日记中可以找到对狄更斯充满好感的描写，尽管有些时候太过浪漫。第一次晚宴进行得很顺利——“他真是风趣幽默极了，”菲尔兹太太写道。但他其实有些心不在焉，同一天他写信给威尔斯，告诉他自己会通过他寄信给爱伦·特楠（“我亲爱的姑娘……”）。第二天他在自己的休息室里用早餐，然后开始了每天的朗诵会排练；他的房间里有一面很大的镜子，四边装饰着黑胡桃木，他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面镜子前练习自己的面部表情。吃过一顿简单的午餐后，他在美国进行第一次长途散步，之后还有很多次，每次的路程在七到十英里间不等。一位记者注意到了他第一次远足时的穿着：“浅色的裤子，两侧各有一条通到底的宽条纹；一件棕色外套，绑着一条深色宽穗带，有天鹅绒贴边；一件花卉图案的花背心……用一个镶有珠宝的环扣固定住的领结；一件类似和服的宽松夹大衣，袖子很肥大，翻领上绣了繁复的花纹；一顶大礼帽以及一副浅黄色的手套……”在通常穿着黑西装黑外套的波士顿本地人中，这是一套华美的行头，而一个名叫小约翰·莫尔斯的小男孩“清楚地记得狄更斯是他在街上见过的穿着最华丽的行人”。不管他在哪儿停下来，都会有一群人围上来。但总的来说，波士顿人还是很少去打扰他的。不过他去当地一家剧院时还是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以避免引起任何麻烦。

12月2日，他的第一场朗诵会在特里蒙特礼堂举行。那天早上有一场暴风雪，但是到晚上天就放晴了；据《纽约论坛报》报道，“每条街上的马车都排起了长队，甚至排到了郊区……那些轻松欢乐、蜂拥着奋力向前挤的人群想要进到门里，而一旁没有票的人群则拉长着脸默默挤在门口看着他们……”观众中间有朗费罗、詹姆斯·鲁塞尔·洛威尔、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R．H·戴纳和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观众们花了好长时间才就座，然后狄更斯在一阵响亮的欢呼声和掌声以及挥舞手帕的伴随下轻快地走上了讲台，他穿着缎面翻领的燕尾服，纽扣洞里插着红白两朵小花。“舞台布景”还是没变——一样的褐紫色背景幕，一样的褐紫色地毯，一样的桌子和煤气管。他没有以任何方式对掌声表示感谓十，而是直接开始朗读《圣诞颂歌》。据大家（不仅仅是狄更斯本人）所说，不论是从鼓掌欢呼时间的长度还是喧闹程度来说，观众的反响都异常热烈。

P356－358P

查尔斯·狄更斯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他躺在盖茨山庄饭厅里一张窄窄的绿色沙发上——但对于已经瘦得不成样子的他，还是绰绰有余的。他第一次见到这座山庄时还是个小孩子，但现在他就在这里离开了人世。父亲曾对他说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父亲对他人生的影响非常大。而现在他已经离开了人世。按照当时的习俗，应当合上百叶窗和窗帘，让遗体在最终下葬之前笼罩在黑暗中；不过在盖茨山庄的饭厅里，窗帘却拉到了两侧，六月天明媚的阳光洒进来，照得屋子里一面面大镜子闪闪发光。他身边的家人知道他喜欢光明，需要光亮；而且他们也明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那一年是1870年）的阴郁沉闷之气一点儿也没影响到他。

记录了他人生历程的那一道道皱纹都在死亡的寂静中淡去。他年纪并不大——享年五十八岁——但那张斑驳而疲惫的脸上已经有了过早衰老的迹象；据说，随着年岁增长，他看上去“样子很尖刻”。但现在所有这些都不见了，女儿凯蒂看着他躺在沙发上闭眼休息，并在他的脸上再一次看到了“美丽和哀婉”的神情。这就是他在小说里一次又一次描写到的那个“遗忘已久”的神情。他在《雾都孤儿》中就描写过这种“遗忘已久的熟睡婴儿般的表情”再次出现在逝者脸上，在这部小说里，他还将“尸体僵硬的面孑L和孩子安静的睡容”联系了起来。汉普雷老爷的死也有一种“如此不可思议且无法定义的年轻感”。这是他笔下威廉·杜丽死时脸上的神情；这是他在巴黎停尸间陈列的一具具尸体上看到的表情。这种死亡和新生之间的联系一直萦绕在他心头：沉睡、憩息、死亡、新生、纯真、遗忘，这些词汇构成了一个圆圈，将他带回了起点。就在这里，在盖茨山庄，这个离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小镇很近的地方，父亲曾经带他参观过的地方；这个圈就在这里画圆满了。

他的遗容面具也做好了。他一直都讨厌面具。小时候他就被面具吓到过，而且在写作中一再重复着这句话——“看见有人戴着面具……直挺挺地躲在角落里假装死人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啊！”面具象征了查尔斯·狄更斯内心一种特殊的恐惧；他害怕死人只是在装死，怕他们会突然一跃而起，活蹦乱跳地又活了过来。他害怕死人以及所有没有生命的物体在他身边活过来向他索命；这是一个极其孤独的孩子和孤独的成年男子的恐惧。但这种恐惧之中不也有一种对最终寂灭的期盼吗？面具做好了，他躺进了自己的橡木棺材里。然后这个木质的安息之处上铺满了猩红色的天竺葵；这是查尔斯·狄更斯最喜欢的花，而遗骸盖满鲜花的这一最后画面，真正体现了狄更斯自己说过的一句话：“鲜艳一点，鲜艳一点，再鲜艳一点！”——这句话就是他的人生写照。他总是想置身于色彩之中，他的装束也是出了名的鲜艳，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他的家人还在棺材上方的那面墙上挂了一张他年轻时的画像。毫无疑问，画像是由丹尼尔·麦克利斯所作，画的是1839年狄更斯从书桌上抬起头来的一瞬间，他的眼睛闪着光芒，像是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荣耀。他的小姨子乔治娜·贺加斯从他头上剪下一绺头发。家人还依照他生前的吩咐，将他的马射杀了。然后查尔斯·狄更斯便长眠了。

在那个通信快捷的年代，他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世界各地。在美国，朗费罗写下：“我从不知道一个作家的逝去竟会引起那么大规模的悼念。说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都毫不夸张。”不过这在美国也许不足为奇，毕竟这里的人民在读到《老古玩店》结局之前都会忍不住猜测“小奈尔死了吗？”卡莱尔写道：“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一位独一无二的天才突然陨灭了……”而他的重要地位的其中一方面立刻清晰地显现出来了：6月10日，他去世后的第二天，《每日新闻》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他绝对是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小说家。后人将在他刻画的当代生活图景中了解到比史料还要清晰的19世纪生活面貌。”

然而，如果说他是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家，他还是和那个时代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他一直是个孤独的观察者，像人类学家观察相当原始的部落习俗那样看着自己所生活时代中的风俗习惯。而能证明这一点的直接证据只有他自己的遗嘱，他在遗嘱中如此写道：“……我强烈要求我的葬礼不可浪费、不可铺张，并且绝不可公开……参加葬礼的人不许披披巾、戴斗篷、打黑蝴蝶结、系黑帽带或诸如此类令人厌恶的荒谬配饰。我恳求我的朋友千万不要为我建造任何纪念碑，不论是用以追悼还是颂扬。”这应该意味着，他希望自己能够悄悄安葬在盖茨山庄和他幼年时常去的地方附近，于是，罗彻斯特大教堂马上为他准备好了一块墓地。

但是狄更斯家人向所谓的国家利益做出了妥协，最终同意将他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不过葬礼完全是按私人葬礼的仪式举行的。他曾经说过，“……一个人越伟大，礼节就越少”，以此强调简单朴素，而这正是他的一个重要品质。于是，6月14日，一个星期二的早晨，他的遗体从盖茨山庄运到了海厄姆火车站，在那里乘上一列专车来到了查令十字街。由三辆马车组成的一列车队沿着怀特霍尔街行进，在进入拱门驶向迪恩广场时，教堂的大钟开始敲响；然后一小队亲友进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而查尔斯·狄更斯则将长眠于这里的“诗人之角”。他周围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半身像，简短的仪式最后还响起了管风琴演奏的《死亡进行曲》。就在他人葬的同时，罗彻斯特——这座可以算作他人生真正开始的地方和最后一部小说的取景城市——教堂的钟声也为他鸣起。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坟墓两天后才合上。第一天结束的时候，还有一千多人在教堂外等待向他告别。在那两天中，一批又一批百姓走过他的墓前，许多人还向他的棺木投去鲜花——“后来发现，”他的儿子说，“其中有些是用破布条扎起来的简陋小花束。”  这些简易捆扎的花束无疑是从路边的灌木篱墙上和田地里摘来的，而在这些花束中我们可以看到查尔斯·狄更斯的影响力。就连在田里劳作的老百姓也为失去他而无比悲痛；他们感到狄更斯更理解自己，而且他的逝去也从他们心中带走了些什么。人们常说，19世纪伟大的俄国小说家用他们的激情、虔诚和非凡的柔情捕捉到了俄国人民的灵魂；我们同样可以说狄更斯也捕捉到了英国人的灵魂吗？既有忧郁的沉思又有粗俗的幽默，既有诗情又有无畏，既义愤填膺又悲天悯人，既辛辣讽刺又自惭形秽。从狄更斯既轻松愉快又忧心忡忡地在地球上走这一遭的步履中，我们难道不能瞥到这个民族的概貌吗？——如此确信却又如此怀疑，如此精力充沛却又如此混乱不堪。事实上，可以说，狄更斯所呈现的国民性格特点比同时期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全面，而这正是他独特的才能。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虽辛辣尖刻、生气勃勃，却又极易忧郁和焦虑；作为一个作家，他充满了同样的矛盾性，在关心物质世界的同时又对超验世界的愿景念念不忘。而这种对立性的证据在他的作品里随处都能找到。对19世纪的俄国小说家而言，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融合的；在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笔下，只有世俗世界的普遍特征而毫无超验主义的共鸣。然而在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里，现实和非现实、物质和精神、具象和想象、世俗和超验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并且只共存于虚构世界的力量之中，也就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力量之中。

对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狄更斯的去世昭示了一个巨大转变的到来；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英国人民见证了旧秩序的最终瓦解和新秩序的举步维艰。看着狄更斯或是看着悼念他的人，有时候会觉得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间隔着的岁月突然不复存在。我们正在注视着自己。就像那些来教堂里悼念他的人其实也在看着他们自己一样。当他们把他埋葬，并在墓碑周围铺满玫瑰等鲜花，他们是在象征性地给一个时代画上句点，而狄更斯正是那个时代最突出的代表；比已经作古的帕默斯顿更突出，比站在即将到来的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的格莱斯顿更突出，甚至比英国女王更突出，因为她没有像狄更斯那样目睹这个世纪的所有转变。他不仅看见了转变，经历了转变，还在自己的小说里宣告了转变的到来。他站在远处，象征着这个孕育他的时代；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看到他如何运用自己独特的天赋将自己的人生变成那个时代的标志——本能而几乎毫无意识地将其戏剧化。但若再走近他一些，若将他的生活和作品结合起来并进行连续动态的观察，我们对于已知的生平事实会继续深信不疑还是会产生怀疑？

因为狄更斯在世时，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一种忧伤，一种沉默寡言的忧伤，几近冷酷——就跟我们在他小说核心中瞥见的那种忧伤和冷酷一样。在此，我们也许可以用上他一直以来都非常痴迷的海景意象：表面上是明亮而湍急的海水，波涛汹涌，整个广阔的自然世界看上去就像一块镜面，或是泡沫，或是波浪，或是彩虹。在这片海面上总是有暴风雨的大场面——狄更斯似乎就住在风暴里——可就算是在较风平浪静的时候，也仍有帆船驶过的痕迹和汽船冲出的水流；总是在动；总是很忙碌。但如果我们进人水面之下，在那一片光明世界的热闹忙碌之下，又会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潜得更深些，潜到深不可测的水底，我们又会看到他的什么？是沉在水底的失物，现在已经轧平，难以辨认出原来的模样；是黑暗和寂静；是闪着磷光的陌生影像。这就是卡莱尔想说的吗？——一个在其光辉之中包含毁灭性本身的人。

但这就是对历史的超越，而在所有的作家中，我们无疑是从狄更斯身上了解到，精神完全体现在各种细节之中。如果真如大卫·科波菲尔所言，“……生活是由琐事构成”，我们能从狄更斯生活的“琐事”中看到他伟大作品的所有要素吗？——会在其中看到他所处时代的真实面貌吗？这就是挑战，即让传记文学传递真知，在一天、一个片刻、一个转瞬即逝的图像或姿势中找到他创造力的源泉；并在这些细节中看到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时代的轮廓。

那一天站在他身边的人中，没有一个真的希望他苏醒过来。他已经受了太多苦。他已经不成样子了。凯特曾说，“就算我父亲活了下来，他也会发疯的。”

他经历了什么？那个世纪还有三十年没过完。查尔斯·狄更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时期离世。随着他的离去，那个时代的领头人也悄然离开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灵魂和精神消失了。回过头去看着这一个生命的记录，我们能从中看到他所处世界的发展轨迹吗？他出生于世纪初，而且从未顺从于在他成年时期发生的变化和发展。维多利亚女王退位时他已经是英国最著名的小说家，而且在他的一生中，狄更斯毫无疑问一直是一位早期维多利亚人；50年代和60年代任何认识他的人都会本能地知道他的性情和眼力都来自一个已经消失了的时代，正像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中，也可能辨别出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成年的男男女女的显著特征。他是一个早期维多利亚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前维多利亚时代人；他有兴奋愉快的能力、激进主义思想和对社会改革的诚挚希望，他是一个在那个世纪头三十年赢得声望的人。乐于发现、相信进步、胸怀博大——所有这些都是那些和狄更斯一起成长起来的人身上的共同特征。从他的激情，从他的夸张风格。甚至从他的庸俗粗鄙中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从那个世纪初来的人。他去世的时候，大部分英国人身上已经不存在这些特征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特，仕变得史不显眼，并让务实、沉着的性格特征所取代。就像那个时代的整体发展是朝向集中化和统一化一样，所以早期维多利亚时代人的一心一意甚至古怪特质也被取代了。

毫无疑问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或许只有在像狄更斯这样的个人生命进程中才能得到最清晰的体现。但我们在狄更斯的小说里也能发觉这些变化。不仅在其戏剧性和感性之中，也在其阴郁的诗意及其将现实世界转变成神话的能力之中。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在狄更斯自己的生活中——有这样一股显而易见的强烈欲望，想要包括一切、领会一切、控制一切的冲动。在这一方面，他是自己时代的一部分，用自己对世界完整构想的不懈追求证明了所处时代的精神。他笔下故事的错综复杂——势头、演变以及长度就足以说明——故事中包含许多幽默（从没有一个时期像那个时代一样能如此自嘲），如此关注最核心的人类进步，而又如此渴望超然存在。查尔斯·狄更斯是18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也是第一位伟大的象征主义小说家，而在这两种力量决定性的平衡均势中便是他写作艺术真正的力量源泉。他去世后报纸上的社论认为他完整详细地记录下了自己的时代，但他的功劳不仅限于此；他还让那个时代变得比那个时代的人自己所能想象的一切都要更宏大、更明亮、更广阔。他也有可能以自己的形象创造或再创造了自己的时代，但就像历史所展现的那样，他在自己身上强烈体验到了所处时代最真实的力量。从相对的高贵地位一落千丈，黑鞋油作坊里干苦力，雄心勃勃，永无止境的辛劳，充沛的精力，和现实做斗争，然后意志力的胜利；但随之而来的是疲劳和疾病；然后是悲伤和死神的最终胜利。所有时代、所有人都是这样，最终都会跌人无尽的黑暗。

因此，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他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时代性格，不仅在他的热切诚挚中也在他的多愁善感中，在他的热情中也在他的责任感中，在他的乐观主义中也在他的怀疑中，在他对劳动的信念中也在他的戏剧天分中，在他的狂热中也在他的活力中。于他而言，生活就是斗争，永远都是“战斗”，但这之中包含着鲜艳的色彩和壮观的幻象。这场“战斗”的本质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他个人对抗这个世界和自己分裂人格不同需求的战斗；这也是一场时代的斗争，那个时代所有的力量都在他的阵营里，因为这场斗争是为了维持世界的凝聚性和最重要的人类延续性。在这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场对抗掩藏在他自己表面性格之下的自我怀疑、焦虑以及分裂的斗争，而这些也掩藏在19世纪不断进步的政治构想之下。

但这些都是泛泛而谈，和当时生活的真实现状或那个世纪的实际发展进程相去甚远。“生活是由琐事构成”：大卫·科波菲尔的话在这段历史中拥有一定分量，因为我们无疑是在狄更斯生活的“琐事”中找到了他作品的来源和手法，而正是这些作品成就了他的伟大。如此说来，不是“琐事”而是来龙去脉。狄更斯的小说告诉了我们，仅仅一个转瞬即逝的姿势、一个模样或是一种情绪就可以形成一整个意义网络。巧合、不经意的话语、不期而遇，这些都能改变一个人。一生奋斗拼搏的重要意义可以因为突然的混乱事件而改变。但这些不仅仅是小说手法。这是对社会本质的洞察，也是传记文学本身必须力求加以说明的。看着狄更斯一天天获得成功，自己生活中的小插曲决定着小说的发展方向，而小说反过来又改变了他的生活，信件、小说和对话中呈现的是同样的情绪和意象模式，同样的势头，同样的控制欲——于是，要了解狄更斯就是要将传记变成一种获得真知的媒介物，正如我们要牢记他小说的伟大之处或许就在于小说所展现的与生活截然不同的一面。我们一旦跨越了从人到作品的一大步，也就能开始描绘出从他个人到他所处时代之间那段难以想象的过渡阶段了。在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在他的故事、衣着、情绪中，甚至是在他失明和自我欺骗的那些时刻中，我们都能看见那个时代本身的轮廓——一个存在于他之中并通过他存在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存在于他之外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可以看作是一条条生命呼出的一口气，那个时代的灵魂；那个时代的气息；那些有名或无名的人们；他们之中就有狄更斯，我们逐渐了解的狄更斯。

他去世后几周内，家产的拍卖事宜已经准备就绪，乔治娜、玛米和凯特在盖茨山庄里，“走进每一间屋子，和每一个亲切的角落道别”。玛米写道，“我们三个这一辈子都是最好的朋友和伙伴，也一起走出了我们亲爱的老家”。三年后，凯瑟琳·狄更斯出席了伦敦环球剧场《董贝父子》的第一场话剧表演。看剧时，她突然悲从中来，泣不可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