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文史中国”丛书之一种，是专为青少年读者编写的通俗文化读物。本书通过不同侧面，用生动的文字、精美的图片，全面阐释了山水是如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意象符号，以及山水文化对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影响。

全中国的中小学生、全世界的华人学子，是本书的当然读者。读者们在清新优美的文字和图文并茂的情境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爱国、团结、和谐、奋斗”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成为一个出色的中国人。

《文史中国》丛书首批共38本，分为四个系列：“辉煌时代”、“世界的中国”、“文化简史”、“中华意象”。四个系列互相联系，同时又自成体系，为读者多视角多侧面地展示中华文明。

“中华意象”系列共8本，选取最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主体思想的、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进行深入的解析。“龙凤”“金玉”等意象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它们以其特有的形象和意涵，展示着中国人特有的精神世界，并丰富着全人类的文化符号。

本书通过不同侧面，用生动的文字、精美的图片，全面阐释了山水是如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意象符号，以及山水文化对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影响。

引言

第一章 山水之意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第二章 山水之思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逍遥世间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第三章 山水之趣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第四章 山水之象

 江山如此多娇

 近水远山皆有情

深入阅读

山水与性情

孔子将生命的愉悦视为生活的意义，但孔子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不见容于诸侯，就连隐逸之人也对孔子避而不见。外在的坎坷需要内心的安慰，而内心的安慰又要借助外在的物体。山山水水就是孔子所情有独钟的外在中介。孔子讲：“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心中，人的情感与自然山水的某些客观属性有相似关系，所以可以进行类比。但山水与人格之间共通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孔子并没有说清楚，这使得原本确定的事物反而变含糊了。所以这句话的外延就很广，但内涵又相对较小，类比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人的品格。我们只能根据主体人格的特质来反推自然山水的某种特性。智者之所以快乐，因为他明晰生命的最终目的，所以他快乐，这正如水的灵动轻盈，水的生生不息，不因为外在地势的高低起伏、崎岖艰险而止步，它总能迎刃而解；仁者既是内在心灵的完善者，也是外在功业的实践者，但内在情感的建立是一切外在行动的根本，所以“外王”虽实现起来过于坎坷，但内心情感的永恒有如高山稳固厚重，对生命快乐的执著，也正如高山一般，岿然不动，不为外在的风雨雷电所动摇，这是超越了外物纷扰的内心的快乐。可以说，智者之所以乐是因为他明白生的意义，仁者之所以乐是他知道如何实现生的意义。孔子这句话中所透露的是自己平和的喜悦，是在给自己以动力，继续奋进。但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这种主客体比附关系中内在的逻辑性并不是太强，感性色彩又太重，理解起来也较曲折。此话中含有很浓的道德色彩，主体的人对客体的山水在精神上具有绝对的掌控，而不是互动关系，更谈不上融合。但如果只从道德层面上理解，或许就忽视了孔子作为凡人的情感。“吾与点也”的意见反映出孔子对自然的喜爱和对情感愉悦的追求。山的幽静给人营造了内心宁静的契机，水的清澈使人产生心灵净化之感；山的秀美给人以心灵的喜悦，水的灵动给人以生命的活力；山的巍然屹立，使人产生对自然的崇敬，而水的川流不息，则是人自强不息的写照。如此种种，孔子是在为自己寻找暂时的栖身之地，充实内心的愉悦。一个整日奔波劳顿的人就是再怎么讲内心宁静也要被外物所扰，而面对悠悠山林和涓涓流水，一种闲情油然而生，虽是短暂的快乐，但已经足够人享用了。不过，如果长久在此徘徊，虽能感受自然之美，但外在功业的失败，最终会给孔子这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造成难以去除的痛苦。毕竟，在孔子心中，实干总比无限的遐想好得多。

孟子与孔子看待山水的方法有所不同。孔子的山水观多少有些模糊，使人理解起来较为曲折，因为山水的客观属性有很多方面，要想与“智”和“仁”的概念扯上关系不是难事，但不确定的成分很大。孟子的山水观虽然也是一种人格比附，但却是从自然山水客观属性中的某一点来体悟哲理，主客体关系更为密切。在《孟子·离娄下》中，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焉。”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孔、孟对水的认识方式的差异。孔子将人的品格与自然的属性生硬地拉在一起，孟子则不同，他从水的自然规律中的某一点联想到自身的修养，显得更为贴切。他分析了客观存在的河水和雨水，河水有渊源当然可以滔滔不绝地向下游奔腾，即使沿途遇到洼地，也会先将其注满而后继续前进，昼夜不舍，汇人大海。而雨水则不同，七八月份，雨水丰沛，沟塘因之水满，但不多久就干涸了。孟子领悟到如果人内在的“气”充沛，也就有如河之源头为生命提供无限的动力；而一个人内在的“气”如果不充盈，即使能够获得社会声誉，也如七八月问的池塘之水不能持久，所以，君子对那种“名不副实”的称誉感到羞耻。孟子从水在不同环境下的客观属性体悟到“养气”的重要性。孟子自己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养气”是使人原有的“善”性更加充实，最终使之成为“浩然之气”。何谓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句话中“以直养而无害”是说不要用邪恶之事来妨害“善”性之“气”的滋蔓，使它自由生发，这样就形成“塞于天地之间”的势态。“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之气。正因为自己内在本原的充实，才能够达到“自得”，即生命的自在以及永恒的愉悦。这种快乐与孑L子的快乐一样，是人内在心理完善的自然流露。但与孑L子的“平和”心态比起来，孟子更喜欢一种壮美的风格，毕竟他所具备的“浩然之气”是横塞天地之间的阳刚之气，所以，孟子更喜欢以高山汪洋来比附自己的人格。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是在借助山势的高耸来提升人的视野，由于视野的开阔而生发出“外王”的豪情。“仁”的思想在孔子那里虽是“内圣外王”的统一体，但对“内圣”的培养比较明确，对“外王”的做法或者讲如何应用于政治则较模糊；孟子则提出“仁政”的概念，要以一己之“仁”而实现天下大治。这是远大的政治抱负，而泰山的壮阔巍峨更加激起了这种雄心壮志，这句话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孔子的感受，倒像是孟子的政治豪情和慷慨陈词，体现出天下尽在我掌握之中的夺人气势。接下来孟子又说：“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同样是以海容量和气势的恢宏博大来比喻圣人品德高尚，胸怀广阔，无所不包，客体的特点更为鲜明，主体的品格也更加彰显。人与自然山水在孟子那里找到了可以沟通的途径，并且这种沟通更为自然，更为贴切。

如果说，孔子是在烦恼之外通过在青山秀水中追求闲情，以排遣烦恼，营造欣喜，充实希望，执著信念，那么，孟子在此基础上还要在山水之中达到某种激情，其独特个性决定了他的山水喜好。在孟子心中，山水是高山大海。山川的高峻劲拔，横亘不绝；大海的广阔无垠，波涛汹涌，在孟子心中正好与自己所说浩然之气充塞天地的态势相合，所以，孟子以巍峨之山、江海之水喻己志，直有改天换地之豪迈。他心目中的山水既有孔子山水闲情的成分，更是将孔子山水“比德”的情感发扬光大，将个人扭转乾坤的豪情和激情借助与山水的比照过程阐发出来，强烈的政治意识仍是同孔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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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山水息息相关。在一些古代神话与古史的记述中，能看到在先民地理文化观念中存在的山岳崇拜，如战国、秦、汉年间流行的“三皇”传说：天皇氏起于昆仑，是西方的种族；地皇氏兴于熊耳、龙门，是中部的酋长；人皇氏起于呖谷、九河，是东方的部落。这个传说说明了古代原始氏族部落占山划地以求生存的性质。而传说中制礼作裳、创造文字、图画八卦的人类文明始祖伏羲氏，他的原型就是昆仑山诸神中的一位尊神，这也是古人推溯中国文化发源地的一种说法。文献记载中的昆仑山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山，据早期典籍记述，昆仑山面临西海，山中桂树丛生，地上铺着很多金玉。山分三层级，最下是樊桐，又叫板桐；中间是玄圃，一名阆风；最上是层城，又叫天庭，是太帝所居之处。屈原在《离骚》中列举的“若木”、“白水”之名，以及诗中反复推述的行程：“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等，无不旨归于“昆仑”。对昆仑的崇拜，还与传说中的昆仑山以产玉闻名有关。古人以为服玉可以长生不老，屈原在《九章·涉江》中写道“登昆仑兮食玉英”，即在幻想世界中登上昆仑山服食玉英（玉之精华），以至长生不死，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多供奉昆仑诸神，又称昆仑山为“玉昆”，即群玉山。李白的《清平乐》以“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歌咏杨玉环，将她比作昆仑山上的女神；李贺《马诗》的“忽忆周天子，驱车上玉昆”，追述周穆王西行的故事，也联想到此山。

而与实际的地理环境相结合，古人又有了“河出昆仑”的说法。古人看到奔腾不息的黄河，惊异于它汹涌澎湃，以为不是自然界本身的能力可为，于是赋予它源出神山的传说。《淮南子·览冥训》有这样的记载：“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有昆仑之输也。”历代学者所作的《河源考》，又与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华文明的传统观念相关。撇开具有创世纪神话性质的古史传说不提，从人类文化起源来看，人类文化最先开始于有河水灌溉的地区，肥沃的冲积带和充足的水源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天然便利的条件。我国古代文化遗址分布极广，如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岷江附近的三星堆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和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等，已呈示早期农耕文明的征象。但文化的起源并不依赖河流本身，而是河流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的两岸及其与大河相交的那一个二三角地带，是古代中国文化的摇篮。例如，唐、虞文化兴于陕西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三角洲；夏文化兴于河南西部黄河大曲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三角洲；周文化兴于山西东部黄河大曲的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三角洲。此后相继繁荣的江汉、江淮以及珠江三角洲等，表明了中国农业文化的发展与扩大。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古老文化的起源与山水密切相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山水不同于现代地理科学中的山脉走势和水系分布，也不同于现代生活中作为旅游胜地的自然风景；在古人心中，尤其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山水”一词经常被转述为另外两个词，即“山林”和“江湖”——两个具有浓郁隐逸和闲适气息的名词。既然与隐逸和闲适有关，就不仅仅是就日常生活方式而言，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追求一片自由天地，也就是庄子所说的“逍遥”。不过这种精神的自由在时间上又有长久与短暂之分，长久当然是就隐逸而言，短暂则是就闲适而讲。但为什么一提到隐逸和闲适的地点，文人们总是与峰峦崖洞和江河湖海这些自然风物有解不开的情结？用古人的话来说，这是“天人合一”，这个“天”在《庄子》一书中反复被提及，和《老子》中的“自然”又基本是一个概念。它是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的自然而然，是自己的本真状态。当然这个“自然”与我们现代观念中的“自然界”不是同一概念，但也并不是格格不入，它们基本是相通的。不仅如此，“自然界”还以自己有形的物质实体为抽象意义的“自然”作了好的注解。而山水作为自然界的主体，理应为此注解发挥自身优势，也正因如此，人们才可以凭借山姿水态体悟“道”的玄机。不过在漫长的地质运动中，群山和江河也有过剧烈或缓慢的变迁，但它们总是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在改变着自己，惟有如此，人们才有可能以短暂的生命凭借山水去体悟“自然”之道。所谓山水体玄，这个“玄”字正是人们所期望实现的对天地间至理的领悟结果，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来完成对现实的超越，以求达到自由自在的超然状态。山高水长，人置身其中，正可以使自己的精神世界达到无限广阔和深邃的自由境界。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只满足于精神的自由，很多人更想实现自己生命的永恒，于是清幽的山水也成为他们意识中的人间仙境，登山临水的目的更希望是羽化升仙，虽然这种观念和做法在后世人看来多少有些愚昧和无知，甚至荒唐可笑，但山水却寄托了太多的人们对生的珍视和对自身超越的美好愿望。山水，因为其神韵，使人们赋予了它们太多的美好期望和由衷赞叹；也正因为人们长久以来对其魅力进行不断的认识和阐发，才使得山水一直焕发着生机和活力，这可谓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山水”成为一种文化名词，这是古人长久以来思想观念积淀的结果，人们从开始对山水的敬畏和崇拜，到逐渐认识到其特有属性并加以阐发，再到后来的山水审美，最终升华为精神上的艺术再创造。山水在人们心中的观念逐渐深化，并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山水文化。

对现代人来说，表达对自然山水的热爱，无外乎就是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当然古人也是如此，像李白“一生好人名山游”，这既出于人本身对美的自觉追求，也与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脉相承，这毕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状态最好的实现方式。但每一个时代，人们都有不同的生活趣味和审美标准。现代人的山水旅游更多地是被看作一种生活水平提高后的物质享受，精神层面的追求倒是其次，所以，同样是置身山水，每个人所能感受到的东西又各不相同，千奇百怪，各得其乐。群山、奇峰、江海、湖泊本身只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古代文人士大夫多愁善感，所以山水也就有了喜怒哀乐；经济时代山水当然还要担负起刺激当地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任。形形色色的人，赋予了山水丰富多彩的意义。不管个人品性高雅还是低俗，不管他们是寻找心灵寄托还是图新鲜，山水的价值毕竟得到了体认。时过境迁，人们所思所想虽有不同。但文化的传承依然继续，山水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是具有永恒的意义，因此，山水文化也一直充满着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