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散落各处的文章整理为一本书，是作者潜藏在心底里的一个久远的梦想。本书收集的文字，主要来自作者发表于《山东广播电视报》和《山东体育报》(《体育晨报》)两份报刊上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一些足球评论。

王丰江，1965年出生于山东招远；1987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至今。自认为是读书人，喜欢写作。曾为《山东广播电视报》、《体育晨报》等报纸撰写专栏文章，也曾发表少量文学作品。本书收录的文字主要来自《山东广播电视报》和《山东体育报》(《体育晨报》)。

蛇眼看球

 当一次冠军如何？

 自信就是泰山

 保卫济南保卫泰山

 “泰山革命”和宋毓明

 泰山将军有福了

 变化后的胜利

 足球娃娃长大了？

 激情不再

 泰山的阴影

 比较两棵树

 要致富先修路

 好看不好看

 向巴力斯塔学习

 谁敢玩

 大可不必这样累

 有朋自远方来

 泰山队的矛盾论

 欣闻新人笑

 事到万难须放胆

 “黄道”之旅

 人为什么运动

 父爱的另一面

 风花·烟絮·足球

 给您搓搓背

 贤者在位

 遵义还是庐山

 海埂中举

 愿望与结果的距离

 大话字谜

 男女有别

 三分春色二分愁

 边路传神

 当了一回大款

 “毛病”论

 金种子的传说

 一个王朝的背影

 太极之道

 冠军相

 要有平常心

 以赌博的方式

 足坛对对和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

 生命不能承受之累

 放下即佛

 计谋和体能之累

 “佳话”何时了

 纳米与足球

 第五种累

 足球彩票应该发行的一个理由

 感悟说话

 黑骏马

 可怜的王子

 认识国情的三种方法

 好胃口难得

 攫取更高附加值

 事不过七

 被绑架的中青队

 鸽子与瓶子

 奥运旗下谈组织

 大历史中的国足困境

 现代六尺巷

 文化的碎片

七日谈

 每人都是赢家

 春之将至

 共饮半杯水

 考试一家亲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春天的菠菜

 浪漫的东西南北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生活在戏里

 “圈地运动”新解

 我的误解

 不同的动物

 原创是个问题

 缺什么补什么

 在规律里打滚

 非常道

 认识你自己

 怦然心动的选择

 新“章回体小说”

 最不糟糕的

 大话一根筋

 娱乐化之第四次浪潮

 走在星光大道上

 这个年代的语境

 喧哗与骚动中的安静模式

 争论就像朵朵花儿开

 野百合“也”有春天

 为娱乐大会正名

 娱乐大会揭秘

 回归就像回家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焰火

 你说了算

文字的陷阱

 优柔的执著

 毛病

 不真实的真实

 不规则的规则

 不规律的规律

 完美的脆弱

 自由的约束

 美丽的错误

 完整的局部

 复杂的简单

 文字的陷阱

附录

 无聊的趣味

 一句话能有多少种解读方式

 李逵、李悝和理亏

 婊里如一

 谁有资格说错别字

 谁可以制造文字的陷阱

 臻可臻非常臻

 要害

敲边鼓

 不再上电视

 观众可以说不

 也说大片

 为啥“防记者”

 媒体的两面性

 成长的烦恼

 美差的背后

 跑动中的媒体

 人生没有一劳永逸

 有异的开头

 浅谈广播电视对汉语言的影响

 广播新闻写作应该注意的几个“细节”问题

唱山歌

 命运三弄

 不愿去医院

 年龄问题

 有色饺子

 女生和疯狗

 《大明宫词》的反动意义

 被封杀的真相

 真实离我们有多远

 当“倒下”成为习惯

 后经典时代

 哈来哈去哈自己

 括号等于享受

 我对“偷听”的态度和看法

附录

 换位思考有多难

 梦回小城

 看格拉斯先生剥洋葱

 以雪的方式灌溉

 春天哪里去了

 丧家狗的学问

 《朝花夕拾》杂谈

后记

如果鲁迅先生也是足球迷，他看了松日和泰山的比赛之后，也许会这样写日记：“今天看到了两棵树，其中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枣树的特点是矮而且不直，结的果子不少，但小且酸。一场比赛打进五个球，不少了，仔细品味一下，没劲，没道理。比如说苦命的宋毓明终于开张了，从过程和动作上看，还挺漂亮，但一咂摸，酸中带甜，甜中带酸，是个小枣。至于松日队所得的两个点球，有味道，但味道很坏，是坏枣。

顺便说一下当值主裁判：脸拉得挺长，挺一本正经的样子，如果他是林业工人，肯定能把小枣嫁接成大枣，把大枣嫁接成小枣。不能再说啦。

比较两棵树。仅从身高上看，泰山队是大枣树，松日队是小枣树；从实力和状态看，都是小枣树。两棵小枣树打架，谁胜谁负都说得过去。松日的果子甜，结了个大枣，那是它的福分；泰山高且粗糙，结不出大枣，有果却苦，有苦却吐不出，认命吧。

重要的是如何施肥，如何修理，希望将来能结出甜枣。鲁能泰山耕耘了四场，却没有收获一个甜枣，挺叫人揪心。我个人认为应该赶快嫁接新品种。光有洋园丁还不行，还得有洋枣树。如果老在悬崖峭壁上孤芳自赏，偶尔还摇头晃脑吟一句“无限风光在险峰”，很容易自生自灭。

很明显，自从几个主力因伤缺阵之后，泰山这棵大枣树已经弱不禁风了。一帮毛头小伙挺拼命，挺要强，但品种单一，指望他们给你结个大甜枣？也真难为他们了。换个角度看，松日队如果没有25号为代表的洋品种，连棵小枣树也算不上。

泰山队要“树”起来，还难着哪；中国足球要“树”起来，还远着哩。

要致富 先修路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春天的感觉多好，可就是心里不痛快。鲁能泰山前六轮比赛才得五分，而且没脾气。看来得找一找路子了。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但这还未必是高速公路。要走好路，还得修路，得有筑路工程师，得花钱、出力气。

摆在泰山队面前的，有这么两条现成可走的路：一条是引进货真价实的外援。外援不是救世主，甚至不是工程师，但至少是铺路石，把它们和“土”球员捏合在一起，路会平坦、顺畅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光引进前锋不行，泰山队的后卫、中场也很弱，磕磕绊绊的，得修补。

另一条路是修改目标。“誓冲三甲”豪气冲天，但甲A联赛不是吹出来的泡沫，不可能“鲁能泰山吹大牛，联赛诸强抖三抖”。目标定高了，球队压力大，走路战战兢兢的，走不远；不如实事求是，保级争八就行。沈阳海狮目标不高，却能一口吞下前卫寰岛，给人以惊喜。这样做很实惠。

这两条路都是“大路货”，不是什么生猛海鲜，不可能让球队大滋大补、脱胎换骨。咱们可以把目光放长远些，先让金正男领着打好基础，明年再冲三甲，后年再冲两甲……一步一步来，走得踏实。按照农民的说法，“要致富，先修路”，咱们先修路吧。大家群策群力，肯定能制定出优秀的筑路方案。俱乐部不要扔下一句“誓冲三甲”就在一边看光景；媒体不要太急功近利、太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球迷不要沉湎于“赢球欣喜若狂，输球骂爹骂娘”……要做的事情很多，泰山很有希望，请大家来当“筑路工程师”。

好看不好看

人长得漂亮，不一定能找个好对象；球踢得漂亮，不一定能得分。难得看到鲁能泰山如此火爆，却输给了上海申花，使人惆怅之余不能不相信辩证法有其科学依据。  鲁能泰山确实漂亮了。巴力斯塔等人的加盟，带活了中前场，好比把一张粗糙的脸换上白净细腻的皮肤，好看了，有了与对手打对攻的资本，有了与别人争美斗艳的条件。虽然打客场，却不保守，袖子一挽，谁怕谁呀？于是甲A赛场上演了一场对攻战，很过瘾，很好看。

但是与此同时，防守的薄弱更加凸现出来。往年打防守反击，泰山队中后场四平八稳，还行；现在打352，对防守的要求更高，破绽就露出来了，这样说似乎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不体谅球队的难处。其实补救措施还有，还不晚；世界杯结束之后，咱们可以从欧美球队中引进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后场外援，年纪大点无妨。反正俱乐部并不愁钱，也有外援名额，闲着也是闲着。如此这般，脸蛋、胸围、腰围等搭配得和谐，352的鲁能泰山肯定会出落成大美人，更好看。

当然，泰山队要想好看，不光需要自身努力，还得有一个“好看”的比赛环境。比如说裁判，下半场将近20分钟时，新外援卡洛斯得球后形成单刀，却被吹成“越位”。其实无论约翰逊、布拉特谁当国际足联主席，都会称赞这是一次成功的、精彩的配合。此球不是越位，而是裁判没有到位。这种现象很不好看，很丑陋，但我们还将继续看下去。事情就得这样辩证地看，一分为二地看：无论比赛环境好不好，球队得往好里踢；只要踢得好看，无论结果是输是赢，球迷不必太在意；如果受到不公正待遇，俱乐部方面应该积极上诉或上访，哪怕并不遂愿。这里面的关键是得“对得住咱这张脸”。P12-14

一、疏离

我对这个世界或者社会产生疏离感，应该是开始于十四岁那年。那时候未必知道疏离这个概念，不过，疏离感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

那是1979年，我刚刚进入青春期，有着与同龄人同样的兴奋、同样的困惑以及同样的变化，唯一不同的是，那一年我的父亲因病去世了。一个普通家庭或者一个普通家族的顶梁柱去世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人类、对社会、对局外人都没有丝毫影响，对于这个家庭的长子来说，影响太大了。要将这种影响完全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大约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挫败感与进取心同在，彷徨感与责任心共生。更令这个长子无奈的是，父亲的去世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系列变化必然接踵而至……

这些变化，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对于合理的变化，我能够接受；对于不合理的变化，我无法接受，但是不能接受又能怎么样呢？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能怎么样呢？鲁迅先生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先生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在看到“世人的真面目”之后他老人家拥有一种什么心态，于我，这也是说不清的，勉强为之，可谓“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因为长子的身份而强化，原因在于，长子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可是他根本没有能力承担，于是，郁闷、怨恨、内疚、无奈等不良情绪持续发作，并纠缠在一起，在他和外在环境以及人际关系之间树起了一道越来越“隔膜”的墙。

我确定“疏离”这个概念，是在十多年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几年，与这个世界有了更多接触，对社会环境有了更多认识，却发现自己无法与周围的人事完全融合。不是格格不入，也谈不上伤感，只是疏离。

那时候，田震的歌曲非常流行，听着听着，我听出了“疏离”这个概念。单以歌曲而论，田震的风格应该这样表述：亲近地疏离或者疏离地亲近。如果以为她在亲近，却又分明感受到疏离；如果以为她在疏离，却又分明感受到亲近。“人向西呀风向北，其实也无所谓”，怎么可能无所谓？然而，就是无所谓。无论你理解为“有所谓”还是“无所谓”，无论你理解为亲近还是疏离，都是错的，正确的只是自己的切身感受。

田震的歌曲让我明白了这样的事实：疏离(感)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表现出来；无论以歌曲的形式还是以文字的形式，只要表现出来，就是文化。人有疏离感，未必是坏事：他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干什么、到底想干什么，而不必像很多人那样随大流——坏处是有可能无法与时俱进，好处是有可能避免同流合污；他对自己接触到的东西都抱有批判的眼光，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视角和结论——坏处是更加疏离主流社会，好处是有可能明德、良心安宁；他可以摆脱世俗生活、仰望星空——坏处是很可能无法取得世俗眼里的成功，好处是自我超拔……总之，好与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奇怪的是，在确定了“疏离”这个概念以后，我淡漠了曾经热衷的西方思潮，疏远了曾经拥有的经世济民念头，一头扑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怀抱中，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儒佛道的经典作品，而且重新拥有了写作的愿望。

又一个“十多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与这个世界或者社会更加疏离了。刚刚过去的这十多年，正是我们国家我们周围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我却成了“奥特曼”(OUTMAN)。换句话说，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占据了主流，官场强化了话语权，我却沉迷于传统文化、耽于读书写字，这不是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吗？这不是疏离吗？

而且自己与曾经的自己也疏离了。要说明“自我疏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仅举一个边缘的例子：多年前，我的感受力很强，记忆力更强；最近十多年来，我却越来越忐忑地发现，记忆力正在急剧衰退，无论现实人事还是文化储备，都很容易在记忆里丧失。即便加倍努力，我也只能像西西弗那样，日复一日地滚石上山，却永远无法达到想达到的高度。

如果我也能像西西弗那样，愉快地唱着歌儿，不知忧烦，不问明天，那该多么幸福啊，可惜我做不到，不仅做不到，连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境界也体会不到。这又使我感觉到了疏离：在个人努力和终极目标之间，存在着横亘无垠的鸿沟。当然，这是人类的大问题，只是我的小问题，因为你无法奢望自己能够单独地跨越这道鸿沟。

今天的我确认，疏离是一种很有趣味的感觉，仔细地品尝它未必不是一种享受。如果你想弥补与这个世界或者社会之间的疏离，很困难，但是有可能；如果你不想弥补，那就必须承受它带来的所有好处和坏处。既然你疏离了这个世界或者社会，这个世界或者社会也会疏离你，而且疏离无所不在；既然你疏离了铜臭味，那就应该安贫乐道，既然你疏离了官场倾轧，那就可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疏离的对面，甚至在疏离的内核里，一定存在着坚守。反之，亦然。

二、另类

疏离或者坚守的程度一旦超越了“常态”，个人就会成为世俗眼里的“另类”，这是一种颇可玩味的现象。

我比较擅长掩饰自己的内心，也许不是掩饰，只是拙于或者惰于表达罢了，似乎不曾被周围的人们看作另类。熟人社会对我最另类的看法是，“你怎么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呢？”我的回答很另类，跟顾城的诗句正好相反：人类给了我光明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黑夜。与忙碌的白天相比，黑夜更加美好。在黑夜里，我就是自己，只是自己，可以像曾子那样三省吾身、自我检讨，也可以像晚年的牛顿那样仰望星空、搜寻精神世界那些仍然在接二连三地“坠落”的苹果；更经常的，可以坐着、趴着、站着、蹲着、弯着、躺着读书，还可以写点文字；偶尔，还可以与杜甫共同欣赏“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的景象，或者与林逋一起品尝“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境界，惬意得很，夫复何求？

我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跟工作也多少有点关系。值夜班的时间久了，生物钟混乱，有时候想睡却不应睡，不敢睡；有时候应睡并且想睡，却睡不着，非等到天边吐出亮色不可。

熟人社会对我另一个比较另类的看法是，“你为什么不参加职称评定呢？”我的回答模棱两可，从来没有完全披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实际上，主要的真实的原因只有两个：主观上，我更愿意仰望星空，沉迷于丰富而且复杂的精神世界，却不愿或者无能力在现实世界里操作，更不愿违心操作，有一种今天的多数人难以理解的坚守心理，可以划归“傻帽”行列；客观上，职称评定以及其他的等级评定设置了许多可有可无的门槛，是我不愿或者无能力达到的。这再次反映出我对这个世界或者社会是多么疏离。

还有熟悉的朋友曾经不客气地指出，“你说话经常不太利索……”是的，我供认不讳，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太差了。但是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而且复杂、庞大，无法说清楚，也不可能说完。主要原因有两个：一者，词不达意。有些东西是无法表达的，越想表达越徒劳。二者，言不尽意。你只能表达部分真实的想法，其他的只能烂在肚子里。与口头表达相比，文字表达更容易达意、尽意；当然，任何方式的表达都永远无法达意、尽意，最佳的表达也只不过“臻”于完美而已。

事实上，我愿意承认自己是另类，甚至希望被别人看作另类。

据我观察，无论疏离还是坚守，在所有人的身上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你看到有人目光空濛甚至空虚，那么他一定有疏离感；你看到有人慢半拍甚至迟钝，那么他一定在坚守着什么。疏离或者坚守达到一定程度，是另类；另类突破“合理化”范畴，只能自取灭亡，或者成为人们眼中的“疯子”；在“合理化”的最佳状态里端坐的另类，要么是智者，要么是隐士，也可以说是圣人。毫无疑问，大多数的人们都处于疏离或者坚守的常态，甚至连自己都感觉不到，既平淡又幸福。

最为世人羡慕并诟病的另类，是那些政治家和官员。他们的疏离和坚守都非常明显，却“天然地”(天子般)扎根于世俗生活又高于世俗生活，总是能够同步得到精神层面的成就感和物质层面的成就感。他们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多，有时候得到的更多，再加上“同步性”，构成了世人羡慕或诟病的理由。

最为世人接受甚至称道的另类，是那些一生只做一件事而且做成了的人，比如西天取经的唐玄奘、在大罐里搅拌镭的居里夫人、沉迷于数学研究的陈省身和陈景润。他们对“专业”之外的事情很疏离，对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很坚守，从功利的角度来说相对容易成功，从人类的角度来说很有必要，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却是深具冒险性的：我们看到了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成功人士，却几乎看不到、就算看到也几乎不会称道那些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失败者。当然，既然你选择了“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一定要承担风险，而且能够从“失败”中得到乐趣，无怨无悔；话说得再直白一点：你怨悔，没用。

保罗·萨特说：“人不仅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而且还是他投入存在以后所自愿变成的人。”我自愿变成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另类，最好是成功的另类。可是，太难了。

三、边际

我很早就确定了今生要做的事情。当我在小学三年级改写战斗故事的时候，当我在初中写《我的理想》的时候，当我在高中发表(一篇很臭的)短篇小说的时候，这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不过，从进入大学开始，这件事情出现了反复，也许是得到了拓展：文学是一种表达，不过，表达有更多更好的方式。

当这件事情拓展到人文领域以后，我遇到了巨大的、无法克服的困难问题。它就是“边际”。

边际，老子称之为“徼”，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按照我的理解，边际或者徼是与“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你怎么知道边际在哪里呢？毫无疑问，我们这个世界或者社会是有边际的，并因此而有规矩(规矩是比较具象的、可操作的边际)，问题在于，这个边际和规矩应该达到什么程度呢？太宽了，个性发挥的空间大，个人就不能、也没有理由指望别人帮助你；太窄了，社会关怀的密度很大，个人会有被控制的感觉，辗转腾挪很不方便。

于是，中国人发明了“中”的概念。《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很玄妙，很难把握。为了图省事，我把“中”定位于两条或者四条边际的中间，就像智者把0定位于1的前面是同一个道理。问题在于，“中”和“0”在物质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你也永远找不到，永远抓不住；只有触摸到边际，你才有可能感受到中的存在，甚至有可能感受到它存在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可是，你怎样才能触摸到人类社会的边际呢？如果触摸不到人类社会的边际，你怎样制定“中庸”的规矩呢？数千年来，人类的最优秀分子殚精竭虑，设计了无数社会制度，却从来不曾达到中庸或者完美的境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问题。它就是边际或者徼。

为了克服这个根本的困难问题，人类的优秀分子不惜人为地设置边际，比如有人创建宗教或者党，比如我们把地球以外的存在称作天空或者宇宙(很自然地，建党者永远在党内，地球也永远在宇宙内)，企图通过这种人为的边际，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求“道”。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相当于天花板，与世俗生活这块地板一起构成了你安身立命的空间；大多数时候，你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气定神宁、充实愉快，但是，偶尔地，你也会疑惑：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吗？人生只能如此这般吗？于是，天花板裂缝了，烦恼再次产生了。这就是李海鹏先生的烦恼。他说“我永远接受不了，为什么十几岁的少年，不驯服于体制就没有活路”，其实你应该接受，道理很简单：体制即人为的边际、即活路，活路即人为的边际、即体制。

人为的边际，大多以“大道直行”的面目出现，比如汉字里的义、气和面子，比如“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家贫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好像有明确的边际，但是“原心”怎么原？“论迹”的迹有什么可量化的标准？比如城市(化)，用一栋栋边际明确的大楼、一条条边际明确的马路，拉近了市民之间的直线距离，问题在于，人们的情感会不会因为城市(化)而变得疏远呢？市民的抽象距离是不是因此而拉大了呢？一条人为的边际产生了，却带来更多无边无际的问题。

人类的种种努力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可期可待。期待什么呢？期待“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但是“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吗？恐怕没人能够给出既正确又肯定的答案。

聊可自慰的是，我们的目的能够部分地达到，只要想部分地达到就能达到。横放在田赛场地上的那根栏杆，总有一天会有人跳过去的，即便没人跳过这根栏杆，肯定有人跳过比它低的栏杆；当径赛场地的两条白线内活跃着紧实的肌肉的时候，我们能够不停地惊讶于人类的身体极限。这些目的之所以能够部分地达到，是因为它具有人为的明确的边际。换句话说，刘翔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跑道上有两条白线，还有10根栏杆；玄奘不朽，是因为西天再远也是有尽头的；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因为她反复搅拌的大罐里确实有镭；陈省身和陈景润的成功，得益于他们的选题是确定的，也就是说，这道数学题是否解开，有一个可以明确的判断标准。

没有人可以忽视他们的成就，没有人可以不尊敬他们，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清晰地看到竞技体育场上的边际，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到竞技体育场上创造记录。“最”没有边际的，就在人文领域：历史没有完全的真相，哲学没有穷尽的高度，文学没有珠穆朗玛顶峰……甚至在历史、哲学、文学、美学等等之间，也没有清晰的边际。因为它们都在探求终极意义，都在探索“妙”，老子“常无欲以观其妙”那个妙。

“妙”不可言，玄之又玄，既是一个没有边际的无底洞，又是一束撑破天的光亮。等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却已经深陷其中，想逃跑都跑不动了。

我愿以自己的悲惨遭遇提醒各位，如果你想进入天堂，请观其妙；如果你想进入地狱，请观其妙。

四、合理化

既然无法逃脱，我必须安之若素；既然安之若素，我必须妥协。妥协是个好东西，它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能摸到这条边际，就去摸那条边际；如果这条那条边际都摸不到，你就呆在原地不动；如果你呆在原地不动却在身体上挂着一块牌子，上书“全力发呆中”，那就妙不可言了：它一方面避免了别人的干扰，另一方面又有可能给别人启发，这不成了文人了嘛？！

我感谢妥协。感谢它给了我写一些不成熟文字的机会，也给了我虽然不成熟仍然要写下去的理由。看！这不是在庙堂里蹲着、在荒野里站着拉屎吗？听！这不是在厚着脸皮、在涎着口水自我辩解吗？  这是合理化。大致而言，合理化是对疏离予以弥补，对坚守进行软化。换句话说，你可以疏离，但是在疏离的时候一定要坚守，你也可以坚守，但是在坚守的时候一定要疏离；你可以执著，但是在执著的时候应该优柔，你也可以优柔，但是在优柔的时候应该执著。

合理化也是个好东西。先举反面的例子：如果作家不能将自己和创作合理化，就会跟屈原、海明威、川端康成一起自杀；如果一位官场人物不能将官场和人生合理化，就要刎颈，刎颈不成就割腕，割腕不成就摸电门，摸电门不成就翻墙跳楼；如果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不能将社会现象和成长过程合理化，就很有可能抑郁甚至疯癫。

再举正面的例子：鲁迅曾经是个“愤青”，但在人生的后期，他把自己纳入边际之中，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老子“日慈日俭日不敢为天下先”，流芳百世；王某“不与天斗，不与地斗，不与人斗”，其乐无穷，活得舒适滋润，打眼一看就是一副健康长寿的样子。

看到了那么多惨烈的反面现象和这么多伟大的正面形象，我有一种顿悟的感觉：人不娱己，天诛地灭；人若娱己，无人可敌；所谓的写作，不过是我手写我心而已，不必硬着头皮去探求天人合一，更不必徒劳地去摸索边际和妙；有人观摩，那是意外之喜，有人喜欢，那是惊喜，都不必强求的，也是强求不来的。

自我合理化之后，你会发现写作具有许多美妙的功能，首要的便是文字具有补偿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曾经非常忧虑地远远地看着作家余华，生怕他哪一天并不突然地崩溃或者自杀；现在，我仍然远远地看着他，看着他活得很滋润很风光，放心了。是什么东西让一个敏感并抑郁的文学青年变成一个声名卓著的成功人士呢？毫无疑问，是写作。不是写作换来的那点稿费或版权，那不值一提；也不是写作带来的那些荣誉光环，那可有可无。最关键的是，写作本身具有宣泄功能，能够将抑郁等不良因素排出体外；写作还有提升功能，能够充实内心、提高修养，像一味中药，缓慢却有效地治愈头脑中莫名其妙的病症。与写作的辛苦相比，写作的补偿作用大矣哉。

在我看来，文字尤其是文学，很可能是妙和徼相互转化的最佳载体，也可以说是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合理化的最佳结果。塞万提斯先生应该看到了这一点，才写了千古名著。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的原因和过程，只有用文字(文学)才能表达得最清楚；与此同时，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恰恰与写作相似，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既然写作如此合理，我为什么没有写出优秀的作品呢？因为我不够坚守，找到文字边际的时间比较迟；因为我有点疏离，在各种另类之间徘徊太久。这样的说辞仍然有“合理化”嫌疑，不过，嫌疑再大再多也不要紧，因为文字还有另外一项美妙的功能，这项在人世间得以最大化实现的功能就是狡辩，比如叶德辉先生说，“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话说到这一步，可能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合理化是否合理呢？嗯哪，这个答案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是不知的。我所知而且能做到的，是将自己不断地合理化；在这个不断合理化的过程中，却有一条清晰不变的“原则”——大家喜欢称这个原则为底线，我更愿意称之为“己徼”，也就是个人的边际。我个人的边际是这样的：允许自己在现实操作层面继续疏离、尽量妥协，但是在精神思想层面一定要坚守、一定要执著。说得再拽一点、酷一点，就是要追求“诗意地栖居”，如果不能“诗意地栖居”，那就“诗意地蜗居”，总之，“居”如何是次要的，“诗意”却无论如何不能放弃。

当然，诗意同样是一个关键词，有很多歧义，本文无意也无力继续对它辨析下去了。  王丰江

(2009年12月底草稿，2010年1月上旬改定)

1.把散落各处的文章整理为一本书，是潜藏在心底里的一个久远的梦想。毫无疑问，实现梦想的过程会比较艰难坎坷，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过我只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尾：几乎所有的艰难坎坷都是自己造成的。

对我来说，出书的最大障碍在于不自信。我一向把书看得很重要，几乎到了神圣的地步，但是自己写的文字肯定不神圣，也谈不上重要——对自己可能是重要的，对别人肯定不重要。于是，我陷入了近乎悖论的心理障碍，既想出书，又觉得不够格；不怕别人笑话，却担心害人害己；害己也就罢了，害人却违背我做人的基本原则，万万不可。所以，自从2000年自我感觉公开发表的文字已经足够编成一本小册子开始，我一直犹豫不决，出还是不出？竟然做出一副哈姆雷特的表情，很困惑。

终于决定出这本书，主要是因为我从阿Q精神胜利法中找到了合理化的解释：赵老爷做得，我咋就做不得呢？换句话说，别人可以写《年轮》，我为什么不能写《月子》或者《日子》呢？再说了，你担心害人，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吧，人家哪里是那么容易受到伤害的呢？好像你(的文字)真的有能力害人似的，好像人家弱不禁风似的。呸！太看不起人了吧？太自大了吧？！

大概是2005年前后，在周围很多朋友的鼓励下，我总算解除了心理障碍。好吧，出就出吧。于是，我把珍藏多年的报纸搜罗出来，七里迢迢地从家里运送到办公室，以便在无人的深夜里独自用功、把文字敲录到电脑上(之所以不在家里整理，主要是因为陋室太陋，怕影响家人休息)。此后，工作岗位做过几次调动，办公室跟着换了几个房间，比较忙，又加上惰性很大，文字敲录进程非常缓慢；等到终于有了闲暇、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蓦然回首，那东西却不在灯火阑珊处了，那些被珍藏了多年的报纸全失踪了。四面八方找了一圈又一圈，还是没找到，颓然感叹道：天丧予！天丧予？！看来上天不同意我出书，那就算了吧。

时间如梭，一晃又是若干年过去了。应该是2009年春节前后，我很不情愿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进入中年了，开始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番思考主要有两个初步结论：无论下一步怎么办，首先要清理以前的东西，就像春节之前打扫卫生一样，为以后“居家过日子”提供好的环境；其次，要向玄奘、居里夫人、陈省身等人学习，“一生只做一件事”，也就是收缩战线、主攻某个山头；如果暂时不能确定下半生只做什么事，那就妥协一点，先确定一年只做一件事。这两个初步结论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于是，出书的念头再次蠢蠢发动起来。

要完成2009年唯一要做的事(除了工作之外)，也很不容易。凭着记忆到资料室或者报社查找曾经发表个人文字的报纸，再从中找到这些文字，再把它们敲录到电脑上，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好在这件事终于接近尾声了，当下需要考虑2010年只做一件什么事情了。

2.我自认为是一个热爱写作的人，却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放弃了写作，原因可能与工作有关：既然参加了革命工作，当然要全心全意为工作服务；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从校园进入社会大家庭以后，有点不太适应，很迷茫。一个迷茫的人实在是很难拿动笔的，不知道说什么，更不知道怎么说。

好在有贵人相助。1995年初秋，在《山东广播电视报》工作的邹玉鉴先生和我聊天，谈到方兴未艾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约我写点足球评论。我觉得自己踢球、看球十几年了，起码算个球迷吧，可以写。于是，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足球方面的文字，写来写去，又走旁门邪道，写其他内容的豆腐块，居然有人喜欢，居然停不下来了。直到2007年这家报纸改版，我才光荣“退休”。

1998年秋天，当时在《山东体育报》(后来改名《体育晨报》)工作的刘皓先生慧眼识螃蟹，约我给他们的报纸写专栏。写得很勤快，反响也不错，可是到了2001年秋天，我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突然不想写了，任凭人家小牛(评论版负责人)怎么劝说，死活不动弹。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原因是我认为自己“看透”了足球和娱乐的本质，就像有人看懂了《易经》，活得没滋没味了，只能归隐山林。

其间，还有其他贵人出现。大约是1998年年底，《齐鲁晚报》体育版的王编辑约我写足球评论，但是仅仅发了一篇以后，他另谋高就，我便失去了“下回分解”的机会。2000年夏天，在《胜利报》社负责《新生活报》的栾明君先生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我也断断续续写了大半年；同一年，在上海《文汇报》负责体育版的沈在群先生也约我写过一篇文章，后来，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调动了，我不得不退耕还林、休养生息。印象里，《家庭生活报》(？)好像也有过联系，可是我无论如何想不起那位贵人的名字了。

最近的贵人是王赟女士和姜国乐先生。2007年，他们都在某报工作，曾多次动员我为其供稿，我勉强为之，稿件的质量却比较低劣。除了能力方面的欠缺之外，主要原因是我对及时收到该报珍珠般稀缺的稿费没有把握(这也是我在这里不好意思提及该报名字的原因)，积极性不高。诡异的是，正是从这年开始，我有了拜金主义倾向，宁愿赋闲，也不再做无效或者低效的文字劳动了。在这里，我必须向最后的两位贵人道歉，说到底，报纸的稿费问题不是他们能解决的，而我却辜负了他们的期望，真的很惭愧。

本书收集的文字，主要来自《山东广播电视报》和《山东体育报》(《体育晨报》)。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来自《山东体育报》(《体育晨报》)的文字很不齐全。现有的篇章有两个来源：一是2000年初我首次产生出书的念头，找单位的一位临时工作人员(很遗憾，我现在已忘记了她的名字)帮忙，敲录并打印了我在1998和1999年度写的部分足球评论，这些资料在我丢失了珍藏多年的报纸之后显得尤为重要；二是2000年和2001年，新浪等网络媒体转载了我多篇足球评论，使我有机会复制下来，而不必再费心劳力地敲录。也就是说，我懒得查阅《山东体育报》(《体育晨报》)，凡是不在以上两个来源之内的篇章，都忍痛割爱了。

3.在我最初的设想中，本书还要收录“文学作品”，以成全敝帚自珍的愿望。但是我的同事孙锡刚先生提出建议说，加上(纯)文学类的东西，书会显得芜杂，不如舍弃。我认为这个建议太好了、太有才了，遂欣然接纳。

实际上，把那几篇(首)所谓的文学作品收入书中，我本来就忐忑不安。它们写于青少年时期，实在是太幼稚了，幼稚到了不堪卒读的程度；21世纪有句俗话说得好，长得吓人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错了，我一贯讲仁义道德，怎么能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而吓死人呢？就算吓不死人，让人家笑掉大牙也是不好的；就算笑不掉大牙，让人家笑得脸上起了皱纹，也很不地道呢。所以，当我决定舍弃它们的时候，感觉如释重负，身心轻松了许多。

还有部分篇章，虽不满意，却不忍心放弃。比如《七日谈》中有一些文字，既芜杂又干硬，按说应该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我之所以不扫，有两个原因，一是在主观上，想留着它们作为镜鉴，随时提醒自己以后要往好里写；二是在客观上，当时的报纸专栏叫做《一周视线》，要求把过去一周的娱乐事件和其他新闻尽量囊括在“千字文”里，使我在行文过程中难免捉襟见肘，硬桥硬马却不知所云。既有如此主客观原因，留下也无妨。

锡刚先生还建议说，如果你觉得书的字数或者分量不够，可以抓紧时间再写几篇杂谈类的文章。我认为这个建议太好了、太有才了，遂欣然接纳。其实不用重新写，以前写过不少草稿，再整理一下不就成了嘛。于是整理了许多篇，想滥竽充数。后来发现，整理草稿的难度也挺大，便戛然而止；又发现，整理过的草稿已经供大于求了，必须删除，却不忍心全部删除，毕竟它们也耗费了作者的不少心血哪。于是，那些没被删除的草稿，便很侥幸地挤入了本书的附录部分。

两个根本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又开始为花花草草的小事操心。首先是分类和命名。既然都是杂谈随笔性质的文字，有必要分类管理吗？如此执著到底为了什么，有什么优柔可言？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却一定要自找苦吃，浪费了许多脑细胞。如果不是因为脑细胞流失得太多，我很有可能在每个分类标题的后面，再缀上几句闲话，以昭示它们的“深刻”含义。

每一个“类别”里边，都是按照时间排序的。不过时间也有问题，比如，很多篇章后面标注的是公开发表的时间，写作的时间肯定在这之前；还有少量的稿件无论如何也查不到它发表或者写作的时间了，只能根据个人记忆给它安排一个大致的位置。

其次是《序言》。不认识名人名家，当然就不敢指望人家为我写序；那么，干脆不要序言了？又不甘心。那就自序？最先考虑用《人生没有一劳永逸》代序，琢磨了一阵子，觉得一个凡夫俗子谈人生这种大问题，实在有点像蚍蜉撼树、蚂蚁吞象，太不自量力了，还是免了吧；既然谈人生不行，那就谈自已好了，于是动手写了一篇《自画像》，又觉得太伤感了，似有“怨妇”情结，还是不行。终于，写了现在这个自序，感觉还可以，缺点是有点玄乎、有点拗口，弄得跟真事似的；那么，再整一篇娱乐化的文字，将它稀释一下？嘿，这么一路稀释下去可就没完没了了，怎能完成2009年这唯一一件事呢。

当然，在本书的整理过程中，我从未停止考虑一件重要的事情，现在终于有机会大声说出来了：向各位贵人以及所有给予我关心、支持和帮助的女士先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丰江

2010年1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