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困境、经济悖论、权力斗争、派系倾轧和近代变革之难，是中华帝国难以克服的五大顽疾。至于宦官专权、后宫干政、游牧民族入侵以及黄河决堤、长江泛滥等天灾问题，帝国通过内部调整，都可以自己治愈。

本书是剖析帝国五大顽疾的通俗读物。那么到底什么是五大顽疾的致病因子？这就需要广大读者翻开书去一一寻求答案。

中国历史谜案如同疑难杂症，读者往往看了各种评介还是紧锁眉头。作者在本书中围绕人类一个永恒的命题——权力展开大讨论，将在权力光芒下生活的人、人性，剖析的体无完肤，将封建权力的内部“构造”，及伴随中华历史的五大顽疾进行了深刻的解读，让读者读来有种畅汗淋漓的感觉。如权力与人性、权力与经济、权力争斗等内容都是极为吸引人眼球的内容，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前言 中华帝国无法克服的五大顽疾

第一篇 权杖光芒中的阴暗

 假官行骗案：中国人为什么热衷当官

 传子不传贤：太子是白痴。怎么办?

 赈灾与买账：血淋淋的官场潜规则

 内务府肥缺：如何从皇帝身上揩油

第二篇 人才和权力的鸿沟

 名利不如闲：王维的“幸福人生”

 大隐隐于朝：诗人张籍的四个官场片断

 读书与赚钱：穷秀才娶了富家女以后

 戊午科场案：晚清科举乱象及其“整治”

第三篇 帝国的经济悖论

 食利者心理：西晋首富的斗富人生

 造反者方腊：农民起义的经济学考量

 晚清出国热：帝国残年如何对待华人华侨

 长不大的苗：近代民营企业的“盆景化”

第四篇 永恒的话题：权力争斗

 卑鄙者胜出：刘邦是怎么打败项羽的?

 隐蔽的凶手：李煜与小周后的爱情悲剧

 乱判女尸案：一个案子，多种解读

 安德海之死：杀个太监也不容易

第五篇 宪政在中国

 宋教仁遇刺：民国初年议会梦的夭折

 曹锟贿选案：谁该为选举黑幕负责?

 最后的内讧：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事件

 全民看大戏：年“国大代表”诞生记

 华丽的猴戏：民国记者笔下的“国民大会”

后记

一

清朝乾隆年间，常州有个叫钱豁五的读书人，书读得不错，文采也好，可就是科举运气不好，从小参加科举一直考到壮年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上。没有功名就做不了官，那时候的读书人做不了官就很少有其他出路。做生意，钱豁五不会；当塾师，钱豁五嫌没钱；上山修炼，钱豁五的境界还没到。剩下来的就只有一条路了：混社会。

钱豁五在故乡常州混了一段时间后，名声臭了，欠债多了，混不下去了，只好背井离乡，远投广西。钱豁五先去投奔在广西衙门里当幕僚的一个族兄。钱豁五这个人很聪明，虽然没资格当官，却很快把官场里上下其手、交通关节和来往公文等道道摸得一清二楚，知道幕僚、衙役和帮闲怎么吃“衙门饭”。于是，钱豁五脱离族兄，自立门户，私置官员的行头，租房雇人摆起了官员的架子，专干坑蒙拐骗的勾当，其后又长期流窜于广西、湖南、江西等地行骗。他最杰出的骗局是将江西学政给诓了进来。钱豁五得知新任江西学政是江苏人，就在南昌置办宅院，招揽江苏戏班唱戏，然后以同乡之情结交学政。学政大人在钱豁五的宅院里乐不思蜀，而钱豁五在外面以学政的名义招摇撞骗，聚敛了不少钱财。学政离任，钱豁五把钱财挥霍一空后，只得返回广西。

无奈钱豁五在广西的名声也臭了，呆不下去了。钱豁五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在逆境之中策划一出“千里行骗”的闹剧。只见他搞了个广西巡抚衙门的大信封。粘上鸡毛，再背上一套包袱，冒充广西巡抚衙门的信使取官道经两湖、江西去浙江。这个“信使”也不急着送信，而是沿途一个一个驿站地歇息过去，游山玩水酒足饭饱之后再前往下一站。“公费旅游”到杭州后，驿官终于识破了钱豁五的把戏，将他扭送官府。这下看钱豁五怎么玩下去？他若无其事，反过来开导钱塘县令说，我是假冒官差没错，但你将我查办了，岂不是连累了桂、湘、鄂、赣、浙五省的相关官员？钱塘县令竟然觉得有理，一时难以决断。更加戏剧性的是，一位在杭的常州籍御史听说此一奇闻，敏锐地意识到钱豁五是个精明能干的同乡，“人才”难得，他出面为钱豁五说情开脱，“捞”了出来，又把后者介绍进了盐运使幕府。

盐运使守着肥缺，正需要钱豁五这样的人协助捞钱。主宾二人臭味相投、相互配合，都赚得喜笑颜开。钱豁五身家过十万后，还换了一个名字花钱捐了一个五品官。正当他得到了货真价实的顶戴花翎，准备在“正途”上大展拳脚之时，盐运使被革职查办，钱豁五也连带被发配充军去了，漫长的行骗生涯宣告结束。

钱豁五的骗局并不高明，为什么能屡屡得手，没有受骗者出来揭发他呢？其中奥妙就在于钱豁五是冒充官员身份去行骗的。行骗时，钱豁五的官员身份颇能迷惑人、吓唬人，受害者的智商因为盲从或害怕而大幅下降；受骗后，受害者即使义愤填膺，也忌惮他的官员身份，害怕官官相护，只好忍气吞声。

比钱豁五的骗局稍晚，河南开封也出了一桩假冒官员行骗案。这个骗局的层次更高。设计得更为巧妙。话说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城内的一处寺院来了几十个操北京口音的借住客。他们穿着打扮奢华高贵，不像是住不起客栈的人，更奇怪的是他们人住后紧锁门户，禁止闲杂人员在门前窥探流连，搞得神秘兮兮的。很快，这咄咄怪事就被报告给了官府，震动了开封官场。

原来时任河南巡抚刚遭到弹劾，官场盛传朝廷正暗中调查巡抚。巡抚本人很紧张，底下官员们也很紧张。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要真查起来，巡抚的问题少不了；而底下多少人和巡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家正担心着，突然来了几十个低调神秘的北京人，巡抚等人怎么能不紧张呢？

不会是朝廷查案的钦差来了吧？巡抚马上派了一个亲信去寺院查探虚实。那个亲信在寺院周围守候到黄昏，才看到有个人从寺院里走出来。那人很年轻，太监打扮，一副不谙世事的模样，提着一只葫芦去沽酒。巡抚亲信尾随其后，寻机与他搭讪。那年轻人警惕性很高，没搭理巡抚亲信。亲信不气馁，第二天守在原地等，果然又候着了那个年轻人。年轻人还是不搭理亲信，亲信就抢着替他付酒钱，又邀请他喝酒。年轻人不再排斥。落座和亲信边喝边聊起来。等舌头开始打卷了，巡抚亲信开始套年轻人的真实身份。年轻人告诉他，听说河南巡抚贪赃枉法，自己跟随主子前来密访，一旦查到确凿证据就回京复命了。临别，年轻人再三嘱托巡抚亲信不要告诉第三个人。

亲信一转身就报告了巡抚。巡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第二天带上大小官员，前往寺院拜访。院门紧闭，巡抚等人正踌躇着，突然听到院子里面传来呼爹喊娘的惨叫声，中间夹杂着棍棒呼啸声。叫声一阵惨过一阵。让外面一干人等直皱眉头。好一会儿，惨叫声停了，院门突然打开，两个差役打扮的人拖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出来了，地上画出一溜血迹。巡抚亲信一看，这被打得不成人样的人正是昨日的年轻人，赶忙耳语告诉巡抚。巡抚和大小官吏大惊失色，立刻整理衣装，由巡抚大人领头一一报名求见。一干人等被带进一个房间，看到一个穿黄马褂、戴珊瑚顶、插孔雀翎的老者，巡抚等人正要向他行礼，那老者摆摆手，指着坐在一旁的少年说：“爷在此，可行礼。”巡抚一想，幸亏刚才膝盖没跪下去，敢情主子另有其人。仔细一看，那少年相貌清秀、气质高傲，周围的人对他毕恭毕敬，极可能是京城里的哪位贝勒。巡抚急忙向少年行大礼参拜。少年点点头，示意老者躬身过来，低声向他说了些什么。老者应了声，仰身对巡抚等人说：“我们明天就回京了，不给地方添麻烦了。都回吧。”

怀着忐忑的心情，巡抚回去后，深信自己的前途就系在那个少年钦差身上了。看样子，钦差找到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要回京复命了，自己头上的顶戴难保。巡抚越想越害怕，连夜悄悄送了一万两银子进寺院。第二天钦差就要走了，巡抚抓紧一切机会巴结人家，一大早就带着开封大小官员在城门口摆下酒宴，预备给钦差大人饯行。等了一上午，钦差没有来，派人去寺院“问安”，发现早已不见了钦差的人影。

原来，根本就没有钦差，这一切都是骗子团伙表演的。他们专门搜集各地的官场消息，对官员的升迁和心理揣摩得相当仔细，然后针对性地展开行骗。河南巡抚担心顶戴落地，骗子团伙就有了行骗的基础，把他给陷进去了。

中国古代假冒官员行骗的案子层出不穷。除了前面提到的直接假冒外，还有两种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假冒行骗：第一种属于“狐假虎威”的做法。古代官员或者准官员阶层享有许多特权，比如不用纳税。于是就有商旅雇佣官员或者举人等同行，假冒是该名官员或者举人的货物，沿途逃避商税。这在流失国税的同时也给官员、读书人带来了许多额外收人。北宋苏轼在杭州做官时，下属抓到一名逃税商人。这商人不知道苏轼已经调任杭州，还以汴梁苏府的名义采购货物，贴上假冒的苏东坡题签逃税。苏轼知情后，很豪爽地给这个商人写了真的题签，让他往返行商。像苏轼这样的真官对逃税商人网开一面毕竟属于特例，更多的官员是凭恃特权对商旅盘剥，因此才有假官现象出现。同时代就有许多姓赵的无赖伪造出生材料，私刻王府印记，假冒宗室子弟，打扮成宗室的模样出入州县衙门，包办刑狱，骗取赋税，敲诈商旅，甚至行凶打人。直到事情闹大了，这些假宗室才锒铛入狱。

第二种现象是“编制外官员”挤入官员行列，吃起了“衙门饭”。他们分担了部分政府权力，在百姓眼中就是官员，可并不名列正式法律文本之中，没有正式的任命文件。晚清李榕曾揭露编制外衙役的生财之道：“剑州(四川剑阁)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于乡，不知其差自何时，所查何事，乡人但呼之日查牌而已。所到之处，市镇街坊头人，或为具酒食，或量给盘费。临路小店及乡僻零星之户，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莫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赌博、偷窃瓜果鸡狗之贼，乡愚不忍小忿，若辈窜入其中，横架大题，动辄黑索拘拿，视其肥瘠而讹之，从未有事发到官者。”可见，这些编制外的衙役假借公务(查牌)，一方面免费吃喝、役使百姓，一方面寻机敲诈勒索百姓，吸的都是民脂民膏。他们尚且是整个系统的“小虾米”，更高级的大鱼大虾的生财门路就更让人咋舌了，百姓们受到的压迫和危害也就更重了。

为什么人们前仆后继假冒官员吃衙门饭呢？因为官员身份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收益。中国人都知道，当官好，因此人人都想当官。哪怕只能摆一天官老爷的架子，人们都趋之若鹜。顺带着，假冒官员尽管不能获得真官那样的长久待遇，但享受到作为官员的短期甘露，也总比冒充农民、工人或者商号老板的收益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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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荡平宇内、一统天下、坐享江山数百年的强盛帝国。这些帝国看起来人烟阜集、百业兴旺，动不动还整出几个太平盛世来点点缀、贴贴金。然而细究起来，中华帝国多数时候可以用“病病歪歪”来形容。

每个皇帝都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每个朝代都把礼遇人才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恨不得把天下人才都纳入帝国体系当中去。中华帝国可能是最关注人才问题的帝国，可恰恰是在这个帝国中，浪费人才、迫害贤才、嫉贤妒能的现象从来就没有绝迹过。从屈原到李白、杜甫，再到徐渭、曹雪芹，谁是无才无能之人？可又有谁施展了平生抱负得到善终？究其原因，“人”和“才”相结合后，人就学会了独立思考，有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抱负，而帝国和皇帝需要的是服从皇权，在帝国体系中按部就班的服从者、执行人和卫道士。这样双方就产生了思想认识上的鸿沟。通常是，帝国的统治者在考虑是要俯首贴耳的“奴才”还是独立正直的“人才”？而散落在帝国各地的人才则在思考到底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行事，还是一味去追逐高官厚禄？

每一年，帝国的皇帝都要定期去社稷坛祭拜，且会屈尊牵一下牛、松几步路的土，以示帝国政府对农耕、对经济民生的重视。这些象征性的活动耗资巨大，有时还伴有对扈从权贵、操办官员和精挑细选出来的“劳动典型”的巨额赏赐。可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主体不是皇帝，不是官员权贵，也不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佃农婢女，而是辛辛苦苦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刨食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群体。他们为帝国贡献赋税、徭役、兵源和忠诚，节衣缩食扩大生产，推动着帝国经济平稳发展。不幸的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被统治阶层霸占了。得到赋税徭役持续不断供养的统治阶层人员，因了经济发展。大都良田万顷、家财万贯、经济实力日益雄厚，反过来肆意贪婪侵吞自耕农们的家产土地。帝国经济越繁荣，统治阶层经济势力就越强，对自耕农们的侵害就越严重。这就好像一边在筑造堤坝(自耕农推动经济)，另一边在同时挖堤(权贵阶层迫害自耕农)，而且挖堤的速度逐渐快过了筑堤的速度。自然有一天，决堤了。帝国轰然倒塌。

滚滚历史车轮驶入近代之后，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经济成分比重大幅下降，近代经济成分比重上升。私营工商业和工商业主作为一个阶层活跃起来。无奈他们天生畸形，私营经济发达不起来，经由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终被公有经济取代。究其原因，官匪兵税赋捐和动荡的时局根本没给近代私营经济创造发展的舞台。

私营工商业主阶层和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们，在近代组成了倾心西式社会制度、呼吁向西方学习的主体力量。因为，平稳行驶了几千年的中华帝国这条大船，日益僵化保守脆弱旦又盲目自大，进入近代突然和风风火火闯进东方世界的西方文明迎头相撞，船体自然毁损严重、伤痕累累。于是向西方学习，成了多数志士仁人的一致看法——包括少数开明地主和统治权贵在内。可学习了西方的语言，引进了西方的机器，建造了西方的楼房。甚至追捧起西方“更圆更亮”的月亮之后，中国社会依然丝毫没有起色，继续在积贫积弱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这是因为：任何器物、制度与文化都离不开社会基础的支撑。近代中国不存在容纳、消化西方各项制度的社会基础。中国人还没有从心底做好准备，中国社会也没有相应的结构调整。1905年的预备立宪、1912年的总统大选以及宋教仁积极倡导的议会政治。今日看来便显得可笑悲壮。

考察人才问题、经济问题也好，考察近代经济的破产、西式制度移植的失败也好，都发现有一个隐含的主角在幕后起作用。这便是——权力。

权力和人们追逐权力的欲望始终广泛存在于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各个时期。没有权力的人梦想获得权力，拥有权力的人需要表现权力——比如导致近代私营经济破产的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过度干预经营活动，插手利润分配；权力小的人想扩大权力，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要巩固权力。权力斗争是绝对的零和博弈，是残酷无情的，超越一切脉脉的温情——中华帝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权力斗争往往发生在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室内部。

权力之争还在帝国内部产生了环环相扣的“圈子”。不同的人为了同样的目的(追逐权力)汇聚成不同的圈子。大大小小的圈子四处叠加。钻营之徒以出入圈子为能事，从小圈子跑向大圈子，从低层次的圈子跑向高层次的圈子，从一两个圈子发展成几十个圈子。利益相同，大家抱成一团、嘻嘻哈哈；利益相左，立刻反目成仇、相互拆台。而游离在圈子之外的人是危险的，只有进入圈子才有“好事分一杯羹、坏事相互兜着”的好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圈子之内，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帝国的庙堂之上、衙门之中，人与人相见不问学识能力，也不问履历资格，而是先拱手询问：“敢问令尊名讳，官居几品？”“兄台仙乡何处。授业恩师何人？”(家世、地域、科考这三项是组成圈子最普遍的要素。)

以上的五个问题：人才困境、经济悖论、权力斗争、派系倾轧和近代变革之难，是中华帝国难以克服的五大顽疾。至于宦官专权、后宫干政、游牧民族入侵以及黄河决堤、长江泛滥等天灾问题，帝国通过内部调整，都可以自己治愈。

本书是剖析帝国五大顽疾的通俗读物。那么到底什么是五大顽疾的致病因子？这就需要广大读者翻开书去一一寻求答案。在寻求答案的同时，著者也希望各位读者能从中看到光明，收获诸多知识上的快乐。这就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阅读本书。

每一回写后记，都是我最为愉悦的时刻。因为到了写后记的阶段。就意味着这本书马上就要完工，交到编辑那里去“敬请斧正”了。这种即将收获的愉悦，想必每个码字的人都能感受到。

有一位码字的老前辈告诉我，几十年来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浏览自己刚刚完成的稿件做收尾工作的时刻。而他最不满意，或者说最遗憾的事情则是自己的“代表作”迟迟不能诞生。想必，每部作品都不是作者最满意的作品。写作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实现完美的活动。

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帝国的坏脾气》也有诸多的遗憾：首先，我自我感觉没有把中华帝国的五大顽疾说深说透。历史本来就是一门看不透、说不清的学科，因为它深入人性和社会的最深处。它介乎艺术和科学之间，既不能凭感觉推测揣摩，自由抒发，也不能像物理化学那样追求百分之百的精确。如何在历史中保持心态平衡，如何看透人心世道，和研究者的年龄关系极大。在我这个年龄、这样的阅历，只能尽力而为，能解读到哪一步是哪一步。本书草就后，多位老师和朋友给予了过高的评价。实在是过誉了，令我惶恐不已。

其次，历史解读的成败与占有史料的程度息息相关。历史要言之有据，这一点在近代历史研究上表现尤其突出。近代史料汗牛充栋，任何史料方面的疏忽都可能导致分析的淡薄，进而动摇立论的客观、公正和权威。国外一些历史学家把持部分与中国有关的原始史料，不让中国学者染指，结果导致国内在部分近代历史研究上落后于国际水平。古代史料与近代史料相比，少了太多，许多问题的史料有限，大家都凭借分析这些史料来解读历史。可惜，我并非历史科班出身，写起历史来纯凭兴趣。近代史料我掌握得很少，古代史料掌握得也不全，所以我对帝国的坏脾气的解读也不敢保证完全精细、正确。

说到史料问题，我“坦白交代”本书引用的史料和文献情况。本书参考的图书有：黎东方著的《细说秦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朱宗震著的《真假共和一1912的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朱宗震著的《真假共和——1913的中国国宪政实验的困境与挫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朱宗震著的《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版)，夏双刃著的《乱世掌国——平议民国大总统》(九州出版社2006年2月版)，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姚颖著的《京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等。另外周一良、邓广铭、唐长孺、李学勤等名家编的《中国历史通览》(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1月版)是本书全局性的参考资料。

本书参考的文章有：许肇琳的《略论清代后期的设领护侨政策》(载于《八桂侨史》1995年第1期)、罗金财的《浅谈1860年以后晚清政府外交护侨的表现》(载于《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年专刊)、杨国标的《容闳的护侨事迹》)(载于《岭南文史》1988年01期)、高中华的《肃顺与戊午科场案考论》(载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王春华的《张学良枪决杨宇霆、常荫槐内幕》(载于《文史天地》2006年11期)、朱庆荣的《张学良与杨宇霆》(载于《人民文摘》2008年02期)、任方明和蔡银华的《杨宇霆事略》(载于《文史精华》1994年02期)、王海晨和郭俊胜的《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评析》(载于《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5期)、郭汉民和刘蔚的《简论郭嵩焘的护侨思想与活动》(载于《云梦学刊》2000年03期)、《国大代表过效六之死》(来源：《含山文史资料(第一辑)》，祁家振、谷天平根据口述整理)、文振宜的《宜昌“国大代表”选举纪实》(载于《湖北方志》2004年第5期)、陈漱渝的《“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载于《百年潮》2009年第4期)、《抗战胜利后民国官场的腐败》(载于新华网理论频道)、秦立海的《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始末》(载于《纵横》2009年第2期)、雷秀民的《国民党选举“国大代表”黑幕一例》(载于《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一辑)、赵书愿的《江川县竞选“国大代表”逸闻》(载于《江川文史资料》第一辑)、程巢父的《国民政府行宪之初的选举纠纷》(载于《南方周末》2008年1月31日第23版)、孙宅巍的《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覆亡》(载于《大江南北》2006年第6期)、王辉斌的《关于王维的隐居问题》(载于《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1月)、王辉斌的《王维婚姻问题四题》(载于《漳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谭优学的《王维生平事迹再探》(载于《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沈景柏的《略话“英美烟公司”》(载于《上海烟业》2000年第1期)、陈铁民的《也谈王维与唐人之“亦官亦隐”》(载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陈明宝的《王维人格另议》(载于《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9月)、邹高的《“中国摩根”陈光甫》、薛芳的《南洋兄弟的烟草战争》、刘欣然的《刘鸿生：从洋买办到实业大亨》、杨潇的《胡西园：“爱迪生”的中国遭遇》(以上三篇都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6期)等。

这本《帝国的坏脾气》是继《疑难杂案》和《大案人心》后，创作的“历史把脉”系列的第三本书。书中在史料遴选和观点论述上难免存在错误。我对所有错误负责，并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教。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关1947年伪国大代表选举和两次伪国大的描写。大量参考了《京话》的原文。原文充满嬉笑怒骂，笔者觉得正能体现观点，便照搬照用。

最后，我要感谢推荐本书的各位老师和朋友。梅毅老师、李扬帆老师对“给历史把脉”系列的推荐，让本书增色不少；刘周远、肖玉平、丹飞、李永祥、董琦、云岩涛各位老师拔冗浏览书稿，写出了精彩的推荐语，让我感动；张文杰是本书的第一读者，并对本书做了部分编辑工作。我还要特别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为本书的编、印、发付出心血与汗水的各位老师。

我要特别感谢唐琳娜。在我长期写作过程中，她承担了繁重的家务，还常常是我的第一读者。这本书不仅是我的创作，也是她的作品。

张程

二○○九年十月于朝阳水南庄

系统的社会科学教育背景。让张程的写作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逻辑推演色彩。他在每本书中都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疑问。并尝试进行解答。但问题到底有没有解释清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张程的问题意识和勤奋写作，读者是有目共睹的。

——梅毅(历史畅销书作家，笔名赫连勃勃大王)

中国历史谜案如同疑难杂症，读者往往看了各种评介还是紧锁眉头。本书不可能给出确定性的答案，而能够提供一种视角，轻轻帮助各位纾解紧缩的眉头，已经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了。

——李扬帆(北京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中国外交史学者)

“潜规则”是把万能钥匙。风头正劲的历史写手张程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帝国大厦多把大锁。张程在大的条块上叩问了帝国的病灶，也以难得的微观手法瞄准了诸多个案，买账、假官、科考、选举、揩皇帝的油等诸般潜规则的深井里升起权力与官本位两只吊桶。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发现了帝国和人身上具备同一个德性。潜规则是帝国及一切权力关系的关键词。沉沦则是潜规则之后帝国及一切权力关系的必然归宿。帝国这般，人亦如此。

——丹飞(多来多米总裁，曾任磨铁文化总编辑、漫友文化副总编辑。“草根说史”大潮的始作俑者之一)

历史的车轮轰然而过，尘烟蔽日，一度令多少草民觳觫。张程俯下身去，探着那辙印的深浅，辙印的正邪，土壤甚至传递来一种温热。如医生把脉一般，他在冥想着那曾经滚滚驶过的大车是怎样一种构造，它的五脏六腑是怎样一种结构，为何总有痼疾于那车体中顽固。诊断历史，让每一位读者同思考。否则历史的价值在哪呢？

——董琦(作家，笔名北极苍狼，曾出版《广告部主任》、《墓中王国》等书)

中华帝国之殇是什么？历来，找泱泱大国沉沦之病因、寻鼎盛王朝没落之病灶是个费周折的过程。《帝国的坏脾气》一书窥探到其中的何止是冰山一角，也许不尽全面，但已然不简单了。

——李涛(凤凰出版集团编辑，作家，曾出版《美国的敌人》《最后的皇权》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