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课
做民办儿童救助中心的辅导老师，就是义工，是二〇〇六年夏天的事了。政府办的救助站我也去过，那里只负责短时收留遇困人员，不需要义工。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来昆明的流浪人员，有十万左右，其中十分之一是少年儿童。他们居留的时间有长有短，谋生方式是捡垃圾、乞讨、卖艺等。我在街头露宿过，认识不少流浪人。有关成年流浪者的故事，这里就不讲了。我要说的，是流浪的孩子们。
昆明城郊的小波不是孤儿，可离异的父母再婚后都不要他，奶奶年纪大了也无力照管。他就在街头流浪，靠偷盗生活。认识那天他告诉我，他已经在网吧过了三个春节了。小波在儿童救助中心呆过，但他不服管教，还打折了一个孩子的手臂，被中心除名。
来自贵州的小明是孤儿。父亲死后，母亲带着他和双胞胎哥哥，还有姐姐，改嫁到了镇上。继父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开着家旅社。母亲有心脏病，一次提猪食过桥，不慎掉人河沟淹死了。母亲一死，继父就把他们赶了出来。
三姐弟到处流浪，先是扒火车姐姐走失，后来哥哥又赌气跑了。小明被一个拿着“公安局证明”的“杂技团”骗去表演，在小臂上打孔，挂一桶水转圈，不服从就要挨打。从“杂技团”逃出后，他来到昆明，被火车站旁的一个少年盗窃团伙收留。
我去南窑火车站做外访那天，和小明聊到了深夜。他右手小臂上的伤疤触目惊心。我劝他尽快去救助中心，那里衣食无忧，还可以上学。我走时，他悄悄追上来问我要电话号码，记在手心里。并一再询问去中心会不会上当，被骗去卖人体器官。
我给小明的号码很可能被盗窃团伙的人发现了，此后他一直没有与我联系。第三天我去找他，他已不在南窑。团伙的独臂“老大”很冷漠，说不知道他的去向。后来我才听说，他被人带到了瑞丽的酒吧贩毒。
在救助中心做义工的多是在校大学生，可能教的只是小学一二年级的课程。我申请给孩子们讲故事，中心同意了。每周两个下午，讲《伊索寓言》、《意大利童话》，还有美国作家阿尔杰的流浪儿系列小说。
一开始，中心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不过一个月后，事情却有了变化。也许是我与孩子们“缺乏距离”；也许是我未经同意，讲了中心不满意的内容，比方说看手相。其实我不过是想与孩子亲近，并告诉他们，看手相只是一种游戏，不可能预知未来，不是宣传迷信。
我知道中心的负责人和老师很谨慎，生怕刚安顿下来的孩子又野性萌发。流浪过的少儿一般都没有学习习惯，上课甚至有孩子借故坐在我身边，想偷走我兜里的东西让我出丑。一旦觉得我讲的故事不好听，就横七竖八躺在桌椅、甚至是地上。这种时候，我管教他们的办法，也和他们一样粗鲁。
可能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像中心要求的那样，用严格的纪律、必要的距离和枯燥的学习，让孩子们逐渐适应社会要求，重返学校。不过，像小波和小明那样的孩子，就没有机会了。我说不出小波的绝望和愤怒，也说不出小明的恐惧和痛苦。
我不再讲课，只是中秋节去给孩子们送过月饼。中心的孩子流动性很大，大都无法适应中心的要求，多数是来了，又走了。但确实有一小部分孩子坚持了下来，并获得资助进入了正规学校。
在我认识的孩子里，有给毒贩运送过毒品身染残疾的，有在黑砖窑做过奴工满身疮疤的，有从缅甸跨境流浪到中国来的，有像野狗一样风餐露宿在垃圾堆里觅食求生的。想想他们的遭遇，在救助中心经历艰难的社会化过程，也许是他们唯一的获救之路。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