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一生纳了三房妾，却与“淫色”二字无缘；他领兵十万东讨西征，刀下却无一个冤鬼；他羁留金陵一年写了十三本书，从世界大同论及共产主义。他是一个风流才子！他是一位仁义将军！他是被历史风尘掩埋了的一代英才！

在九十九年前的那场改天换地的斗争中，身处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的尹昌衡(1884-1952)是一位际会风云的关键人物。他本是清廷选送日本留学的专门军事人才，却在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挺身而出，做了清廷的掘墓人。他先是计斩清朝在川最后一任总督、有“四川屠户”之称的赵尔丰；旋即在万民拥戴中当上四川军政府都督。后，他又率兵西进，去平定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西藏上层贵族掀起的民族分裂活动；孰料竟遭袁世凯暗算，下狱多年而备尝坎坷艰辛……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同志则在重庆给暮年的尹昌衡以亲切的关照。尹昌衡身上不仅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而且将清末民初和新中国诞生前后若干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串接了起来，形成一个明亮的焦点，发人深省。

第一章 红袖添香遇险

第二章 深夜里，“四川屠户”赵尔丰思绪绵绵

第三章 兵变，骇人听闻的成都兵变

第四章 砥柱中流

第五章 动人春色何须多

第六章 尹都督的婚礼

第七章 雪域将星，今晨陨落

第八章 化干戈为玉帛

第九章 太夫人审案和铁面总监

第十章 西征平叛

第十一章 北京妥协和巴塘遇险

第十二章 在历史夹缝中从容应对

第十三章 打箭炉惊变

第十四章 最初是笼络

第十五章 酒醉骂袁

第十六章 失脚天津卫

第十七章 大总统挂牌罗织罪名

第十八章 缚虎容易纵虎难

第十九章 黄鹤楼上中计，功亏一篑

第二十章 冲不破的黑网

第二十一章 对大总统拍桌子和气死京师警备总司令

第二十二章 阎锡山相助，最终潜离京师

第二十三章 轮船上，白天活见“鬼”

第二十四章 护国会，只身退川军

第二十五章 酒席宴上，被迫归隐

第二十六章 智斗川中新贵杨森

第二十七章 听孙中山召唤，鼓余勇再出川

第二十八章 名医斗法和造福桑梓

第二十九章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第三十章 不得安宁的黄昏

第三十一章 良玉楼魂离阿屋山

第三十二章 在月城，身不由己

第三十三章 枪声，在阳光明亮的正午止息

第三十四章 冬已去，春回大地

后记

附录一 一部震撼人心的传记

附录二 我们需要一批好的畅销书作家

1911年(辛亥)成都深夜。

这夜星河灿烂。那轮巡行在钢蓝色夜幕上的皎皎明月，随着夜色深沉，隐进了白莲花的夜幕里，随即被卷上来的黑绒似的夜幕裹紧。于是，新任四川省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月光如水的庭院，一下子隐进了朦胧的黑暗。而阶沿下、庭院中、假山下、鱼池边，原先如鼓的蛙鸣、蟋蟀的鸣唱也渐次减弱，最后趋于沉寂，万籁无声。

“当——当——当！”这时，高墙外，更夫突然敲响了三更：“家家户户，当心火烛！”更夫苍老的声音和着水波纹一样的铜更声渐行渐远，竹梢风动，有种说不尽的悠长、凄迷意味。这时，尹家后院，有一缕橘黄色的灯光从一扇窗棂里流泻出来，洒在窗外的鱼池假山上——只有尹昌衡还在夤夜披阅公文。

电灯早已停熄。成都唯一一家私营电灯公司——启明电灯公司因为战乱，至今尚未恢复正常运行。虽说公司对省市几个要害部门特别优待，但过了午夜也拉了闸。

军政部长那张宽大锃亮的办公桌上，现在点的是两只大红蜡烛。大红蜡烛拄在左右两只对称的栀子形铜烛台上，随着蜡烛的燃烧，不断往下流着浊泪。烛光幽微跳跃，使时年二十七岁的军政部长，于朦胧中显得格外英武沉稳。他个子很高，一米八几，因此有“尹长子”之称。一身戎装的他，这会儿越发显得四肢修长，体格结实匀称，肩宽腰细，五官端正，隆准剑眉黑发，双目炯炯有神。不管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美男子。

忽然，他从厚厚的卷宗中抬起头来，看着闪烁跳跃的烛光，不禁皱了皱剑眉，长条脸上流满了忧思。新生的军政府如今形势异常严峻。11月27日，有“四川屠户”之称的川督赵尔丰，在形式上将政权交给了立宪派领导人蒲殿俊——双方请省城绅士出面，拟定了《四川独立条约三十条》；实际上赵尔丰是以退为进，蒲殿俊等人对赵尔丰作了最大的妥协。条约规定，蒲殿俊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但军权仍由赵尔丰的旧部朱庆澜掌握，而且朱庆澜还是副都督。条约保留赵尔丰由原清政府授予的川滇边务大臣头衔，获准暂留成都。而且，川局以后仍然每年向赵尔丰提供三十万两银养他的边兵。旗人方面，居住在洞天福地般少城内的旗人终生享受的俸禄，亦由军政府照样供应。条件如此优厚，赵尔丰仍不满意，提出：他除节制现驻扎在川康一线、由傅华封率领的边军十一营外，有可能还要招募兵丁，扩大边军，以后增加的开支也需四川新局供应……软弱至极的蒲殿俊等人一一满足了赵尔丰的要求后，赵尔丰这才交出大印。同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宣告成立。

蒲殿俊上任伊始，很快公布了军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唯最重要的一角——军政部部长空缺。这是有缘由的。长期以来，尹昌衡在川军中深孚众望，而且新军高级将领，如彭光烈、宋学臬、孙兆鸾等都信服尹昌衡，跟在他身边团团转，却根本就没有把书生一个的蒲殿俊放在眼里。蒲殿俊不选尹昌衡做他的军政部长，当然也不敢选其他人，军政部队这一角色就搁置了。彭光烈、宋学臬、孙兆鸾等人非常气愤，怒冲冲找上门去质问蒲殿俊，说：“尹昌衡明明是军政府军政部长的不二人选，你为啥子专门不要他出任？以前赵尔巽、赵尔丰兄弟当川都督时压制他，未必今天你蒲伯英(蒲殿俊，字伯英)也容不下他？你不说清楚，今天我们就不答应！”

看着这满满当当一屋子身穿黄呢军服、腰上别着手枪、挎着指挥刀、或坐或站的兵爷们怒气冲冲的样子，副都督朱庆澜的心早就虚了。蒲殿俊也是暗暗心惊，绵扯扯地说：“各位有这个要求，很好。我们会慎重考虑，是不是请各位先回兵营去，让我们商量商量？”

蒲殿俊，时年三十六岁，是个饱学之士，广安人，清光绪年间的进士。1904年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专修法律。1906年，在日本发起并成立川汉铁路改进会，旨在抵制清政府向西洋列强借款修路。1908年学成回国后在京任法部主事，后回川。1909年任四川咨议局局长，鼓吹保路，为川省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

彭光烈见蒲殿俊如此搪塞，毛了！他用一双虎彪彪的眼睛，愠怒地上下打量了一下蒲都督。蒲都督皮肤白皙，方正的脸上有双细眯细眯的眼睛，缺少杀气；剪的寸头，头发又黑又粗，个个钢针般直立；中等身材，西装革履，一看就是个中西合璧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人往往吃硬不吃软！看蒲殿俊如此不叫话，彭光烈发作了。他走上前，碗大的拳头“砰”的一声往桌上一砸，穿着马靴的脚一只抬起，踩在凳上，两条眉一耸，满带杀气地沙声沙气地说：“既然军中弟兄们都推举尹硕权(尹昌衡，字硕权)当军政部长，这还有啥子商议的？找哪个商议！四川人办自己的事，肯信还要别人点头才行！俗话一句，‘四川猴子——服河南人牵’，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事！”在场的军官们全都附和，军刀枪械弄得乒乓响，简直就是要兵变的样子。

蒲殿俊被吓住了。

“好吧！”他开始下软话，“既然你们这些新军的盖面菜(四川话：代表人物)都一致推选尹昌衡做军政部长，我看也行。不过，事关重大，总得容我与有关方面商量一下！”看宋学臬又要毛，他赶紧改口：“所谓商议，不过是个程序，请诸位宽限两日行不行？”至此，彭光烈、宋学臬、孙兆鸾等才带着一帮高级军官走了。走时，他们故意把脚上的马靴在地板上踩得咚咚响，无异于示威。

蒲殿俊之所以不喜欢尹昌衡：一是不喜欢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二是因蒲殿俊本身是立宪派人，与激进的同盟会还有相当的距离，而尹昌衡、彭光烈等人都是同盟会的。事后，他就此事征求了副都督朱庆澜的意见，朱坚决反对，又找罗纶等人谈，他们的态度却是不置可否。他想把军政部长这个要职给周骏。周骏，四川金堂县人，与尹昌衡一样，是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留学生，时任新军团长，军衔比尹低一级。就在蒲殿俊找到周骏，两下讨价还价之时，从彭光烈处得知消息的尹昌衡稳不起了。那天早晨，他身着一身蓝色仿绸长袍，装作很悠闲的样子，来到岳府街，在门口挂有军政府(筹)白底黑字的牌子前踌躇再三。他想进去，却又找不到进去的理由；想离去，又不愿意放弃。反复再三，就在他决定走时，适逢已经被提名为民政部长的邵从恩送客出来，看到他马上招呼：“硕权，你来得正好，蒲伯英正要找你！”

尹昌衡心中一喜，跟着邵从恩进去了。

“四川省军政府马上就要宣布成立，实乃我川人破天荒之大事！”蒲殿俊如此说。尹昌衡正等着他说下文，蒲殿俊却转了口气，说：“硕权，你是军事上的行家，以后这方面的事要请你多帮忙！”

“帮忙？”尹昌衡很不以为然地说，“这个忙怎么个帮法？”

“叶荃是你留日时的同学吧？”

“叶荃！”尹昌衡明白蒲殿俊找他的用意了。叶荃，字香石，云南省人，人长得黑瘦黑瘦的，眼睛有些凹，目光贼亮贼亮的。这人不仅是他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的同学，过后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他从广西桂林回川后，在川督赵尔丰那里当了个官职，说起来不小，军衔是少将，却是没有实权的编译科科长。当时，叶荃在教练处做帮办，在他们的办公室门对门。这个人思想很守旧，忠于清廷。现在他手中有五营精兵，驻扎在嘉定(现乐山)，对新生的军政府采取敌视态度，随时都可能挥军向成都进攻。这对新生的军政府有相当大威胁。

尹昌衡要蒲殿俊说明。蒲殿俊说他现在是光杆司令，省内的好些军队他都调不动，想请尹昌衡出面去乐山说服叶荃归顺军政府。

“我就这样单人匹马去嘉定(乐山)，要叶荃归顺？”  “你们是同学嘛，过后又是同事，你在川军中又有威信……”蒲殿俊一个劲地给尹昌衡戴高帽子。

“叶荃这个人我了解，他不吃这一套！”

“那你说咋办？带兵去打？”

“你手中有这样的力量吗？”尹昌衡给他算了笔账，如数家珍：赵尔丰留在打箭炉(现康定)一线的十一营百战边兵，最近不知是不是赵尔丰在暗中授意，由他的心腹大将、川边代理大臣傅华封将川藏间的藩篱尽撤，带着边兵不管不顾地朝成都方向靠，也不管西藏十三世达赖叛变加剧！而军政府现在唯一可用之兵都由彭光烈带到雅安去了，准备阻击傅华封。

“是呀！”蒲殿俊说时牙痛似的咧了咧嘴，两手一拍，一副捉襟见肘、愁肠百结的样子。

“好，我答应你！”尹昌衡深明大义，说，“我可‘以去嘉定解决叶荃的问题！”

“太好了！”蒲殿俊高兴得两手一拍，“不知硕权你有些什么要求？”

“简单，就是要点钱。”

“好多？”

“大洋两千！”

尹昌衡刚刚回到家中，蒲殿俊就派人把钱如数送来了。尹昌衡从新军中找来二十个相知的军官，为首的叫黄泽溥，代表军政府发给每人一百块大洋，交代了任务。这二十个军官很听尹昌衡的，即刻买舟离蓉，去了嘉定(乐山)。在乐山，他们按计而行，尽可能地在叶荃军中进行分划瓦解，联络同学、好友、故旧，挖叶荃的“墙脚”。看这些工作进行得差不多了，黄泽溥去接近叶荃，带去了尹昌衡的问候。

对于这个“问候”，叶荃心中清楚，却不以为然。为了表明反对军政府的态度，他大摆宴席，先是请以黄泽溥为首的二十名军官赴宴。宴席上他大放厥词；然后，又请黄泽溥等在“嘉定大戏院”看戏。当然，他手下军官也都在邀请之列。这晚，叶荃故意点了一出《取成都》，其用意，一目了然。戏开始前，叶荃跳上戏台，明晃晃的灯光下，只见他将手在武装带上一叉，大声武气地说：“今晚我请各位看一出《取成都》，明天我就带领大家真的去取成都……”话未说完，场上“砰”的一声枪响，打熄了叶荃头上的一盏灯。与此同时，场上反正的军官们纷纷开枪，场面极度混乱。叶荃情知大势已去，赶紧趁夜溜了，带一部分亲信溜回了云南。P1-5

这部长达三十多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终于写完了，我如释重负。在文体上，我无法准确地给它划定类别。如果叫它小说不妥，因为全书内容绝大部分是真实的。尹昌衡这个人物亦文亦武，本身就是文学画廊上不可多得的人物，写起来无须过多的虚构。但如果说是纯纪实，也不妥，因为书中不乏文学的渲染。因此，说是长篇纪实小说比较合适。

这部书，我最初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过后由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二十多万字，书名“八千里路云追月”。原书，无论在封面、印刷、装帧上质量都差，尤其是错别字之多，多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但尽管如此，也许这部书在相当的范围、程度上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尹昌衡，发行后影响之大、之好，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和预期，让我惊喜。这，用中国辞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成都大辞典》上的一句话概括最为精当：“《八千里路云追月》，田闻一著。这部书用文学的笔法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尹昌衡。”而且，这样一本权威的《成都大辞典》能收进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肯定。

《八千里路云追月》出版问世后，先后被重庆《西南经济日报》和《成都科技报》(《成都商报》的前身)连载；《四川日报》发表了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王火热情洋溢的评介推荐文章；《青海日报》发表了著名作家王立道的评论；青海人民出版社一批年轻编辑，拟将它改编成电影推上银幕。我还收到好些作家写给我的信，打给我的电话——有些电话还是从香港打来的。他们对这本书的喜爱，让我感到欣慰。

我之所以写尹昌衡，著名评论家、原《当代文坛》副主编陈朝红，在一篇对我的整体性评论中，其实已经说明。他说：

“当今文坛，空前活跃，异彩纷呈；眼花缭乱的旗号和主张，各不相同的追求和探索，多种多样的写法和格调。面对潮涌潮落、喧嚣变幻的创作流向，作家应当清醒地认识和把握自己，在多元变化的文学格局中找准自己的艺术定位，不左顾右盼，不盲目跟风，从自己的生活体验、文化功底和艺术修养的实际出发，注意扬长避短，走自己的路，经过刻苦的艺术探索和创造，方能开拓一方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地，创造出具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和独特艺术风采的作品。

擅长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田闻一，就正是这样一位具有艺术的自觉和执著追求精神的作家。田闻一长期坚持业余创作，十分刻苦勤奋，曾写了不少文学评论、散文、特写、报告文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逐渐将主要精力转向纪实文学、长篇小说创作，特别着重在近现代史题材领域深入开掘。田闻一创作重心的转移，应当说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清醒的艺术选择。田闻一的生活经历比较特殊。他的家族成员中，有些人同旧社会政界上层人物有着广泛的联系。这使他有机会了解到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材料；田闻一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同各界知名人士打交道，也便于查询和掌握丰富的文史资料。这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日积月累的历史文化积淀，就成为田闻一可供发掘的丰富的生活矿藏和独特的艺术优势。一旦认清了这一优势，田闻一的创作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坚实的基础，从而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八千里路云追月》是我写作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最初，我在读到零零星星的相关史料中，职业和写作的敏锐提醒我：尹昌衡是一个人物！他不仅是个政治人物、军事人物，而且是个极有光彩的文学人物。但是，一旦具体到人物的写作时，我还是颇为踌躇。

其间，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这就是这部书中，尹昌衡的幺儿尹宣晟。他是他父亲尹昌衡缧绁京都、被袁世凯下狱几年间，经人介绍，嫁给狱中的尹昌衡的北京人原莺与尹昌衡的结晶。他是尹昌衡三个儿子中的老幺。

尹宣晟先生长得酷似其父，很高的个子、端正的五官、正直的人品、渊博的知识、惊人的酒量。虽然我是晚辈，没有见过尹昌衡，但大量的史料、口碑，让我觉得他就站在我面前。

尹宣晟先生因为从小受父亲影响，认为历史上英帝国是西藏动乱的始作俑者，为了拒绝学习英文，拒不去正式学堂学习。而尹昌衡很民主，对子女都采取自由主义，也就听之任之。自然，尹宣晟连一张小学文凭都没有。在那漫长的日子里，生活之坎坷艰辛，可想而知。他没有工作，也就没有收入。他靠打临工为生，自然也就没有结婚。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挥巨手拨乱反正，中国这艘曾经迷航得厉害的巨轮，才调正方向，向着光明的彼岸全速行驶。而这时，尹宣晟已经五十多岁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时他已经结婚，有了一个不错的家庭。家人对他很好，很尊敬。我想，之所以如此，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尹宣晟先生的人格魅力。他们的家境也还可以。

成都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我的父亲是解放前夕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他的经历与书中尹宣晟的二哥很有些相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之时，北方老区来成都、重庆两市招聘了大批大学毕业生。我父亲也就是那时被山西方面招聘了去，在一所大专类的师范院校当了老师。后来，已经是“反右”之后了，我父亲所在的学校接到上级指示，需要补充一些右派。名额不够，我父亲被补充了进去。

他“进去”是必然的，一是家庭成分和出身不好，是“地主”家庭；二是他在华大毕业，华大与北京原先的燕京、南京的金陵、山东的齐鲁一样，是当年参加了侵华的八国联军之一的美国，用清政府的赔款在中国办的七所教会学校之一，这可是领袖在著作中点了名的。父亲既然毕业于这样的教会大学，能有好的？再有，父亲有写作的习惯，时常在报刊上发表些游山玩水的美文。而文章一旦发表，在当时是最说不清的。所以，当父亲回到成都、后来平反后，他的朋友中，不乏雅士文人。尹宣晟就是父亲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我想，如果不是有这层关系，尹宣晟不会信任我，，不会在漫长的时间里，不厌其烦地接受我的采访，并主动给我提供许多珍贵资料。因为他长期以来离群索居，只是好读书。也许是过去那段日子过于惨痛，让他对他父亲的事守口、如瓶。

尹宣晟有个稍显简陋的书房。书房里四壁顶天的书柜很像个样子，书也多。除了他父亲留给他的著作，有些是他自己写的——虽然还没有出版，但看得出，他也很有学问。特别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头发斑白、坐姿笔挺的老人记忆力好得惊人。而且他是一个有心人，同父亲相处时间很长，感情也深。有好些原始记录，如他父亲长达数百万字的《止园文集》，他也是大体保留完整的。

我是幸运的。炎夏时节，我在他稍显简陋的书房里走笔沙沙。叙述的他和记录的我，往往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我们都同时沉浸在那些不凡的往事中而兴致勃勃。

完结了这些采访，我发现，尹昌衡这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大书，其若干故事情节、细节，根本就不需要虚构，只要能将它们还原就行。而这其中，好些故事和极精彩的细节，是坐在书斋中编故事的作家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出、编不出的。因为，往往生活本身的曲折离奇和精彩程度，要远远高于我们作家的想象力。

之后，就是漫长的写作了。写长篇，既是艰苦的脑力劳动，也是艰苦的体力活。而且，我这种写法，简直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既不能抛开事实本身，天马行空似的去写，也不能完全囿于事实本身；既要戴上镣铐，又要把舞跳好。这不容易，很不容易。

我的写作习惯也不好，不像人家有些有自制力的人，每天均匀地写上两三千字，就休息，可以丢得开去。而我一旦写起来，进入了，就丢不开，就得夜以继日、没日没夜地写。有时在睡梦中，思绪也沉浸其中。半夜醒来，又赶快打开电脑，生怕突然得来的灵感离我而去，就赶快敲进电脑。这样，在我写完这部初稿时，人简直瘫了，腹泻不止。我的肠功能紊乱，也就此埋下了祸根。

写完初稿，我给尹宣晟先生看。他看得极细，在好几本他自制的本子里写满了意见，这其中不仅关乎故事情节、若干的细节，还关乎彼时彼地的对话、风俗民情等等—一可能足有好几万字。

也就是我根据他的意见拾遗补缺、将这部书大体写成之时，很不幸，尹宣晟先生溘然而逝。他去时，同他父亲当年去世的年龄一样，都是六十八岁。有两句闲聊似的话，让我至今记得：“我不想活久了！”正襟危坐的他笑着说：“我只想活到我父亲那样的年纪！”我万万没有想到，这话果真一句成谶：他去世时年仅六十八岁，与他父亲尹昌衡一样。还有一句令我感动的话：“我今生最大、最后的愿望，就是在我父亲的陵园修好后，回彭县老家为我父亲守灵。”我知道，当时，他的侄儿侄女正在彭县老家修建“尹昌衡纪念馆”。他们，都是尹宣晟已经去世的二哥的儿女。

书出版后，尽管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但“硬伤”很多。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这种遗憾，我相信，在这本书重新出版时，不仅可以得到完全的弥补纠正，而且在整体水平上肯定可以得到一个相当的提升。因为，就书的内容、人物的提炼、文本的叙述水平上，都有了相当的提高。加上尹昌衡后裔给予的各方面支持，给这本书提供了保证。

尹昌衡的孙辈在事业上都卓有成就。他们中，有成功的企业家，有高级工程师，有编辑记者，有历史学家，还有政府官员……

尹都督故乡的人民和彭州市政府，对尹昌衡是崇敬的、怀念的。尹昌衡的故乡，已经改名为昌衡村。更可喜的是，当地政府计划将原先“微小”的“尹昌衡故居”扩大到三十多亩。目前，“尹昌衡故居”的扩建，关于尹昌衡的学术研究、小说创作、电视连续剧的创作都扎扎实实进行着。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来的时候，将全面地、浓墨重彩地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尹昌衡。

年前，我应邀去彭县参观了尹昌衡故居，加深了我写这本书的实感。尹昌衡故居纪念馆规模不大，却备极堂奥幽深，显得精致。那是三进的小院。跨进门槛照壁之后，有假山、鱼池。回廊怀抱，红漆的柱子，大红的灯笼，灯笼下金色的流苏在春风中摇曳。

我在后院那尊尹昌衡铜像前久久观瞻徘徊。这尊铜像，生动地展现了尹昌衡的风采：他高大挺拔，戎装笔挺，双目炯炯有神；脚蹬马靴，双腿微微张开，双手拄一把长长的指挥刀，威风凛凛。循着他那双很有穿透力的眼睛望去，我觉得，当年叱咤风云的尹都督，似乎在对我们这些后来者述说着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与他的出生地不无关系。我相信地缘学。而且，我还做过许多实地探访。比如，毛泽东主席出生地韶山、邓小平的故乡广安，都是钟灵毓秀之地。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了三席的苏洵、苏轼、苏辙，他们的故里眉山，给苏氏三父子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墨、文气的涵养和滋润。有这样一说：山东是一山(沂蒙山)一水(沂河水)一圣人(孔子)；我们天府之国四川，是多山多水多才子。此说很对。

而出乎我意外的是尹昌衡的故居没有我想象中青葱耸立的山峦，没有玉带般飘过的河流。有的是成都平原早已见惯的景致：烟村人家，小桥流水；棋盘似的田野上，绿色为主，五彩斑斓。而这样的地方就出了尹昌衡这样的人物！我想，之所以如此，一定是这家人多年的造化、多年的积累，更主要的是尹昌衡本人的努力和固有的天质！

尹昌衡的墓茔修在纪念馆之侧。中间隔一座小小的农家小院。这家富裕起来的农家，在小院中修了一幢一楼一底的西式洋房。而尹昌衡墓茔却师法自然，在它四周簇拥着苍松、翠柏和油绿的冬青。墓地像平地矗立的一座小山，遍披青翠。在当前成都平原上寸土寸金的情况下，当地能给去世多年的尹昌衡修建这样一个墓地，足见当地人对尹昌衡尹大都督的怀念和厚爱。

基地之前，左右各立一道红砂石的墓碑。这是尹昌衡的二女儿、三女儿的墓碑。她们，几年前我都还见过，叫她们二嬢、三嬢。于今已是阴阳两隔，让我平生伤感。这两个墓碑小小的，贴得很近。我觉得，就像她们小时在父亲身边绕膝承欢。

尹昌衡就这两个女儿，都是颜机生的。二嬢的丈夫原是邓锡侯的一个师长，姓刁。不知为什么，当邓长官受到人民政府优待之时，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却去了美国，与家中音问两隔。当中关关系全面恢复正常后，他才知道他的妻子一直在等他，并为他带大了孩子。于是，他立即买了机票，要飞回成都看望久别的妻儿，却不意因为太为兴奋，当晚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三娘大概是与尹宣晟关系最好的。尹宣晟生前经常在我面前谈起他的三妹。这样看来，三壤是尹家中最小的孩子。我见到三嬢时，她早已从东北退休回到成都。虽然老了，但看得出来，她年轻时是很漂亮的：高高的个子，五官极清秀，说话轻言细语，很典雅，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名门闺秀。她受过高等教育。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不知道昨天和今天，就不知道明天。历史是一代接一代谱写、传承的，而其中的重要人物则是不可或缺的链条。尹昌衡就是这样的人物。如果我的读者，看完这本书，感叹地说：“啊，原来在历史的风尘中还埋藏着尹昌衡这样一个堪作教材的人物！”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毫无疑问，尹昌衡这个人物是彭州的，也是成都的、四川的，更是全中国的。就在我马上要在书稿上落下最后一个字时，清晰地听见了越走越近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脚步声。我看见尹昌衡正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走来，越走越近。我愿和我的这本书，化作春天原野上一缕绿色的春风，随着尹昌衡翩翩而至。

2009年4月5日深夜于成都蜀光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