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金牌主持马鼎盛唯一自传；讲述从知青到著名军事评论员的传奇经历；深情回忆母亲红线女舞台之外的真实人生；王蒙、吴小莉联袂推荐！

《马鼎盛自述：我和母亲红线女》以儿子的身份深情回忆母亲红线女舞台之外的真实人生。以一个儿子的角度讲述台下红线女的真实生活，让读者从中看到一个真实而情感丰富的红线女，是粤剧迷了解红线女的必读本。

近百张珍贵的历史照片首次公开。其中有作者当知青时的照片，亦有马师曾、红线女年轻时的照片，很多照片是首次公开，极具收藏价值。

《马鼎盛自述：我和母亲红线女》是凤凰卫视金牌主持马鼎盛的唯一自传。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马鼎盛亲历了国家从艰难困苦到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事件，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者。其从知青到凤凰卫视著名军事评论员的经历更是传奇跌宕，令人感慨不已。作为一位艺术大师的儿子，作品追述了儿子眼中一位真实而温情的母亲，披露了红线女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位血肉丰满，区别于舞台之上的红线女，是了解红线女不可多得的读本。

20世纪50年代：北京，我的童年

 一行热泪一路歌

 父亲讲故事

 香港盛仔上北京

 北京真好玩

 东四六条胡同

 掌声响起来

 我的小学班主任庞淑芬老师

 北京麻雀灭九族

 鲜血淋漓的舌头

20世纪60年代：我的父亲母亲

 妈妈，你不要结婚

 父母婚事

 父亲和他的母亲

 北京市第47中

 一块白面火烧

 我给周总理说相声

 总理记得马尾云

 与母亲在颐和园

 这封“南方来信”是我写的

 我遗精了，有什么新鲜的

 父亲马师曾给我的遗产

 排球狂热势不可挡

 初夜

 染血的矛头

 锡林郭勒大草原

 一只破塑料鞋

 十二年京华梦未醒

 长安斗牛士

 粉墨生涯

20世纪70年代：知青岁月

 战备粮、小三线

 痛说革命厂史

 批判资产阶级歪风邪气

 工伤

 谢师宴

 在韶关建设共产主义

 帮妈妈抄大字报

 从海洋岛到法卡山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加盟凤凰卫视

 游戏和工作

 母子间的文字交流

 母亲肯定我自力更生

 香港才子名嘴

 台湾海峡危机红了个马鼎盛

 外婆谭银彩

 世界最幸福的人

 让母亲笑出眼泪

 两次胃出血

21世纪：为了告别的聚会

 学习父亲马师曾爱国为民

 我是怎样当上军事评论员的

 不辞长作凤凰人

 我的游泳生活

 母子访谈录

 作为香港政协委员关注南海主权

 在亚洲电视台讲军事

 第三次拥抱母亲

 母亲红线女86大寿

 我登台逗哭寿星红线女

 母亲突然离世了

代跋 红线女永垂不朽——马鼎盛采访王蒙摘要

北京真好玩

1957年的暑假，我住进了北京的小胡同。

从香港的跑马地到广州的仓前街，八年间都住“洋楼”，到了北京才知道瓦房的好处。四合院有大有小，都少不了绿树成荫。我坐着三轮车，由马路转入胡同，一眼就看到攀在树上的小孩，男的女的都分不大清楚，无非是汗衫短裤，一阵欢声笑语中，分明有“香港来的”几个字。

五姨妈的家几乎在胡同底，两扇木门，进院子就下五六级的台阶，右边一溜三间大瓦房，再过去两间小点的瓦房，住着李太太一家三口。李家姐弟很快就成为牌友。左边五六间小平房，分住三家人，他们另外用一个自来水龙头，大家好像就没那么亲热了。

最令我惊奇的是大院的茅房——根本不能算厕所。三尺见方的破烂土房，一道只能半掩的三合板破门，地上挖一个土坑，两尺长、一尺宽，当年只有1.28米的我，两脚分开蹲在茅坑上，算是难度颇高的动作。好在8岁大的孩子活力十足，不到迫不及待的关头，不会冲向大院最边角地区，而且往往是一泄如注。牌桌上的朋友每每惊叹不已，“阿盛‘开大’比我们‘开小’还要快！”

看到我很快习惯了“茅房文化”，五姨妈开心得很。她是一位高大健壮的女士，嗓门大、话又多，我用提问打断她的话柄，她也不在乎。“您是五姨妈？为什么我又有个五舅父？…‘傻仔，我们女分女排，男分男排嘛！”我妈排第十，听说还有小舅舅排十一，那我外祖父是不是有二十多个儿女？真看不出个子矮胖的小老头儿，一妻二妾能养出成班成排的后代。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还有苏联“英雄母亲”的风气，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太多。我们中国有六亿人口，外祖父怕做不成“英雄父亲”。不过，院子里各家孩子当中，我算最小，又是“香港客人”，一时间挺得宠，这个暑假尽可以玩个痛快。

五姨妈刚好40岁，是科学出版社的校对员。五姨丈好像比她小两岁，身板笔挺，中间分界的西装头，永远梳得一丝不苟。他懂英文，也通俄文，这在50年代大有用处，原来在人民大学教书，后转到科学出版社做翻译，书架上摆着他翻译的苏联科技书，大书桌上堆满稿纸，每天晚上都在写。

“爹早就认识郭沫若。”三表哥神神秘秘地告诉我。“郭沫若是谁？”好像不是一个将军。“你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都不知道？”三表哥斜着眼，从胶边眼镜框外面瞪着我说，“你不是爱看打仗的书吗？北伐战争知道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这支歌听起来挺熟，不是“打开蚊帐有只蚊”吗？三表哥提起大人物，连眼镜片也放光。“郭老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又参加过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时期是政治部第三厅的副厅长，挂将军衔，我爹曾在他手下工作，做到上校呢！”算起来，当年五姨丈不过20多岁，那官真是当得不小了，怪不得他的皮鞋擦得锃亮，果然有点军人风度。

谈天说地吹牛皮，是我的至爱，特别是在屋顶上，吹着夏日的夜风，那感觉真好。香港的阳台，广州的“天棚”，和夜空没有距离，但比起北京的屋顶，太没有冒险味道了。三表哥最懂得待客之道，他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爬上房顶。过程简单而惊险：茅房的后门，是一小块空地，其实是五姨妈家上房的后墙，同大院的围墙之间，有三四尺距离。这块空地不知为什么比屋内高出五六尺，所以那段院墙就只剩四五尺高，土墙上还挖出两个垫脚坑，连我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登上院墙。

迈过茅房顶那几步，就能攀上我家的大厅屋顶；三表哥再三叮嘱，平房的顶不经踩，一定要踩在边边的砖墙上，一块砖头侧面的宽度，在朦胧夜色中容易行差踏错。爬上瓦房的禁忌也差不多，瓦面一踩就碎，只有房脊最结实，靠着房山的一端，可以舒服地坐“太师椅背”。不过房顶一边只有一个房山，离开两丈远就聊不到天，我爬得慢，只好屈就“板凳”，跨坐在屋脊上。

三表哥读北京“二十七中”。这所中学据说像香港“培正”一类的马骝头（粤语：猴子头）学校。他的功课时好时坏，只有同我吹嘘大表哥的“威水（粤语：风光）史”。其实不用他细说，只要“北京大学”的金字招牌放在那里，足以说明大表哥的品学兼优。二表哥在北京“男四中”，城里头号名牌，跳高拿全校第一，哥儿俩都是一米八的个头。我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小毛孩子，简直不够资格说话。四表姐读“女十一中”，也是名校，少年先锋大队委员的臂章，她从不戴出校门，哪像我们这位三表兄，在家里也舍不得摘下中队委的标志。

在月光下，中队级干部的两道横红杠，像黑色的等号，大概等于香港童子军的什么头衔？“香港什么童子军？根本没得比！”三表哥骄傲地抬头仰望星空，“我们少先队员长大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还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口头斗大的把戏，我们从小玩得多，今晚非输不可，随你搬出齐天大圣、洪钧老祖，还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也斗不过共产党！她打败了日本鬼子、蒋家军，连头号列强美国，也败阵朝鲜。我斗不赢没关系，一走了之。“那是北海白塔吗？”我指着城中心的制高点问。“傻瓜，那是景山，再往西一点才是白塔。”三表哥权威地指指点点。在北京，永远要记住东西南北。“北海可以划船，游泳……”“好极了！我们明天就去。”脚下“咔嚓”一声，我踩裂了一块瓦。

五姨妈家住东四六条，离北海公园不过只有七站路。我们老表一行五人分乘四辆自行车，都是有牌子的，什么“三枪”“菲利普”，最差劲的是三表哥那辆苏联车，居然前闸是“轮压式”，不过，说到底也是洋货，擦得闪闪发光的四辆车一字排开，真有点行军的架势。

北海公园前门的广场上，早已挤满了人。少先队的旗帜最为夺目，三角形的小队旗，大一点的长方燕尾旗是中队旗，大队旗可算富丽堂皇，周边有金黄色旗穗，旗杆是红白相间，顶部还带个红缨枪似的尖头，一阵南风吹来，旗帜猎猎作声，和少先队的歌声交相激荡。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湖面上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轻轻漂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P18-20

再忆红线女

我和王昆这一辈子都在文艺圈里工作，结交了很多艺术家朋友，而红线女无疑是我和王昆在艺术界最好的朋友之一。

认识红线女是在1954年，新中国成立5周年的时候，周总理邀请一批爱国人士回国观礼，其中就有红线女。当时的红线女在香港可谓名闻遐迩，名噪一时。而且还曾经参加抗美援朝粤剧大集会义演，筹款10万元为志愿军买枪炮。周总理对红线女、马师曾的回归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而且非常关心。当时我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周总理专门指示我，要好好接待她。

王昆是通过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介绍认识的红线女。他说，红线女的观众有很多啊（那时候还没有“粉丝”一词），跟她上街，广州街上的老百姓争相围观，挤得掉了一地的鞋，我这个省委书记反而没人理会。王昆，你看，红线女和马师曾回来，对我们国家文化建设、团结东南亚的华侨及群众是有很大好处的。

1955年，红线女正式回到祖国大陆，于是，我的任务也继续下去，按照总理的要求，切实关照好红线女的生活和工作。

慢慢地，我们不只是工作上的来往，生活里，也成了私交极好的朋友，可以信赖，可以托付。由于红线女在广州工作繁忙，她的两个孩子马鼎盛和马淑明先后都在北京念书，住在我们家里。开家长会的时候，常常是我们这两个代理家长出席。两个孩子也把我和王昆当成他们的至亲，有时候反而跟我们的关系还更亲密些。所以，红线女也一直跟着孩子一起叫我们周叔叔、王阿姨。

马淑明跟我和王昆早夭的女儿同年，我的大儿子周七月比红虹小一点，两个孩子曾经为了砸开核桃的不同方法拌嘴，一会儿又和好如初，特别有意思。马鼎盛到北京读书时才8岁，和周七月是北京育才小学的同学。我们还去给他开过家长会。“文化大革命”时期，马鼎盛上山下乡当知青，后到广东韶关当工人，1974年放探亲假回北京照例住在我们家。马鼎盛常常一钻到我们的书房里就不肯出来，翻看的几乎都是《朱可夫回忆录》和《第三帝国兴亡史》这些关于历史和军事的书籍。那个时候我们就说，这孩子将来一定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我带他去绒线胡同甲7号内部书店买书，他选购了《红楼梦》脂批甲辰本和《第四次中东战争》。我们是经历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欣慰地看到马鼎盛现在成为有名的军事评论家，今天我们都喜欢看鼎盛的军事评论节目，我送他一套《年方九十——罔巍峙文集》。鼎盛回赠我们《居安思危》的著作，他常来北京探望我们，还是喜欢吃北方的家常面食。我们见了面常常打趣地说：“你可是从我们家书房里走出去的军事评论家哟！”每每这时，马鼎盛总是笑着点头称：“是的，是的！我买《红楼梦》影印本还借了您10块钱呢。”这孩子，他仿佛又回到了在我们家住的那些时光。

红线女也是我二儿子周八月的干妈，当时八月有两个干妈，一个叫胖干妈，还有一个瘦干妈就是红线女。

红线女每次到北京开会，常常是她在广州人马未动，北京这里已经粮草先行，阵仗很大——她用不惯酒店的床单被褥，在我家专门另留有一套生活行头。每每她要来开会，一个电话过来，家里的啊姨就知道把红阿姨的专用被褥洗净晾晒好，让司机提前送到酒店。她在广州生活习惯了每天喝汤，北京干燥，汤更是不能少的。我家里的阿姨都知道，红阿姨的汤是必须小火煮五六个小时的。那时候家里还是用煤气罐，几乎是两天换一罐煤气，有时候一天一罐，因此，阿姨总会提前备好备用的煤气罐。红线女还有一个习惯，每次到北京来开会，不管住的酒店多么高级，条件多么好，她一定要自己带上两个冲凉的塑料桶，因此，“麻烦阿姨”在我家成为红线女的昵称，她自己也称自己是“麻烦阿姨”。  其实这个麻烦阿姨还真有不怕麻烦的时候。2006年，我因为生病住院了很久，一度身体很不好，红线女千里迢迢从广州飞来，别的什么也没有，连行李都没带，就坐着飞机两手捧着一罐汤来京，在病房里小坐了一会儿又飞回广州去了。当时她也80出头了，飞来飞去就送来了一罐汤，她说这是“千里送鹅毛”，我们全家都特别感动。

红线女曾经说：“我历来坚信，戏剧创作离不开真善美。凡是观众喝彩、拥护的戏，必然是演员所演的角色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是爱是憎，都会给观众有力的感动。角色没有生命，单凭唱功与做手来获致共鸣是不可能的。”

的确，她是一个爱美的人，每次演出前，她总是用很长时间化妆，生活里穿戴也很讲究。认识她这么多年，似乎没有见过她不盛装的时候，她呈现给人的，总是美的。2000年夏天，她住的华侨新村遭到打劫，她被歹徒所伤，住院治疗。我到广州看望她，病榻旁看到的居然是她的大幅剧照，映得整个病房流光溢彩的样子。那次王昆因为别的事情没有去广州，便亲笔写了一封信让我带到病房念给她听，我念完了，她很高兴。示意工作人员拿来一本刚拍的剧照小样，从中选了一张让我带给王昆，表示她很好，请王阿姨放心。

她是一个特别求真的人，在艺术上的追求一直让人感佩。她和王昆同年，又都是表演艺术家，所以两个人十分谈得来，见面就切磋，相互学习，你唱我听，然后分析唱得怎么样，就这样互相交流。京剧她学程派，1957年，程砚秋先生作为评委和她一起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那时候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要坐八天的火车，红线女每天起床吃了早餐后，就去程先生的铺位，坐在那里向他学，听他教。而多年以后，她又收程派传人张火丁为徒，将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教给她。并且在张火丁专场的时候，专门为她量身定做，将自己粤剧《祥林嫂》里一折改编成《绝路问苍天》，并从广州飞来北京为她助阵。

她在艺术上求真，感情生活也一样。一直以来，她的家庭生活是我和王昆所关心的，她在舞台上风光无限，明艳照人，但家庭生活似乎始终不那么如意。真正熟悉、了解她的朋友都知道，固然她外表看起来好强、清高、不好接近，但私底下是一个感情十分真挚的人，对人是很真诚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在一段情感里煎熬得很厉害，无以倾诉，十分苦闷，只好在电话里跟我们倾吐。北京广州相隔千里，大家工作都非常繁忙，没有办法专门跑到广州去开解她，我和王昆只好轮番在电话里做她的思想工作，直到有一天，我们在电话里发现她的情绪不对，十分低落，后来又电话联系不上，最后没有办法，直接联系了广州市的有关同志帮忙找她，最后在珠江边找到了徘徊一晚的她。她对人的真心付出，由此可见一斑。

1998年，她从艺60周年，我和王昆专门飞去广州，为她祝贺。庆贺会上同时举行了红线女艺术中心落成典礼。这些年来，红线女也依靠着这个艺术中心切实地为粤剧做了很多实事，她热爱舞台热爱粤剧，为了粤剧可以生死相许，听说她去世的当天本来还安排了晚上的演出。前些年，只要有粤剧来演出，她总会亲自上台，或清唱一段，或讲几句，哪怕是只言片语，观众都能感受到她对粤剧事业的挚爱和奉献。而每次她来，只要我和王昆身体允许，也都会到现场出席，为她加油鼓劲。

红线女之所以形成自己的红腔、红派，不仅是因为她戏曲演出的剧目、演出的实践特别多，还因为她的演出有创新，不落窠臼。她转益多师，吸收各种艺术养分，在学习上特别刻苦，在艺术的追求上，始终求真求实。

今年是2014年，从1954年认识到现在，已经整整60年了，60年一个甲子，我们这样珍贵而纯洁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还多，想来实在是令人唏嘘感慨。到我们这个年纪，就自然规律而言，身边的好朋友是越来越少了，但去年冬天，红线女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和王昆都不敢相信，十分悲痛，毕竟那之前不久我们还在北京见过面，她还和王昆相约吃饭……身边的工作人员安慰我说，红线女这样突然离去，也算是一种幸运，至少没受什么病痛的折磨，至少留给我们的印象永远是那么美……话虽如此，但是我和王昆都觉得如果可以，我们宁愿她不是幸运的，那样至少不会那么突然地离开，至少我们还能多见几面……

惊悉红线女去世时，我已经98岁，医生严禁我出院；老伴王昆年近90，以轮椅代步。我们再三叮嘱鼎盛代我们送老朋友红线女一程。看到鼎盛在追忆会上说“母亲红线女与祖国荣辱与共，善始善终”，道出了我们的心声。红线女的葬礼，因为年事已高，我们没能到广州再送一程。今年知道马鼎盛要出一本有关红线女纪念的书，我和王昆想起与她相处这些年的点滴，病榻中仓促成文，权作纪念。

周巍峙（文化部原党组书记、代部长）口述王昆（周巍峙夫人，著名歌唱家，延安时期第一个“白毛女”）执笔

2014年7月23日于北京

红线女永垂不朽

——马鼎盛采访王蒙摘要

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大作家王蒙，高度赞扬了红线女的艺术成就；作为中央委员和文化部长的王蒙，充分肯定了红线女对新中国的曲折发展保持住极大的热情。

王蒙：单单红线女这名字，在中国就是家喻户晓的。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红线女的戏曲片《关汉卿》，那时候我听广东粤剧，还费点力，可是呢，红线女演得好，所以听着还挺顺的，非常感动。《人民日报》田汉就写文章，还写了诗“恼人一曲蝶双飞”，确实是非常感动。

马鼎盛：您刚刚提到那个《关汉卿》剧本，原来是田汉先生写的。然后搬过来用粤剧的方式表现出来，田汉先生他看了好多场，光1958年马师曾红线女进京演出，他就看了3场，看完了他跟我父母亲说，我绝对没想到我是拿国语、拿普通话、拿北方话写的这个《蝶双飞》，你们配那广东的曲子能唱这么好。所以他是有诗词为证的。

王蒙：粤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剧种，我对红线女的音乐唱腔感到亲切。但是在北京呢，你要真正找到知音就比较难了，广东籍的各种领导一来一大街，可是北京的人他真听不明白，就是怎么给他打这个字幕，他也绝对不像咱们广东人那么能欣赏。

红线女这三个字，在我脑内印象是越来越深了，我在文化部工作这个期间，她也有几次，到北京演出，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那个《刁蛮公主》，给我一个什么印象呢，我看这个红线女演刁蛮公主……也有六十了，但是她演起来啊，她仍然有一种……有一种什么呢，如临天籁，有一种淘气的劲儿，她特别得意会演这个，哎哟，她就，刁蛮完了以后她自己痛快。她不是一个刁蛮的人，越不是刁蛮的人呢，她到舞台上就刁蛮一下，就可以把平常那些不能刁蛮的东西啊，画到舞台上去。我就觉得她，不失青春，不失艺术青春的一种清纯，和性格的活力。我看她演得特别入戏，而且她就是乐在其中。

再一个《白燕迎春》。我看了非常佩服，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不管这个道路是笔直的还是曲折的，她仍然保持着一种对新社会的歌颂。写乡村医生嘛，《白燕迎春》就是这主题。对演这个英雄模范人物，对这个先进人物的热情，也难为导演。因为这新中国的道路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演英雄模范的道路，也没有那么顺当，但是红线女还是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在里边……

1980年，我在美国待过4个月，参加一个写作活动，我在那看到香港的报纸报道，《女姐返港，万人空巷》，图文并茂的报道；市民欢迎的人数、盛况，超过伊丽莎白女王到香港。那时候香港还没回归，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到来是非常重大的事。我当时很震惊，哎哟，我说这个红线女老师，这么大的威风啊，这么大的魅力啊，上哪儿再找这样的人去。

马鼎盛：您看的那个报纸，是红线女在“文革”后第一次，踏回香港，也就是1955年回国以后第一次，所以香港人都琢磨那个“文化大革命”她是怎么过来的。

王蒙：哈哈，风采不减当年，某种意义上还有一种新面貌，有一种新中国的主人那种面貌，这可真是不简单啊。

我1998年去参加“红线女从艺60周年”的活动，在那里起码看了她在香港演的两个电影，我非常感动，认为她已经非常红了，真正的一明星啊，从各方面都是前途无量、蒸蒸日上的。而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新中国刚成立啊，外边骂新中国的铺天盖地。您说她图什么？非得回来不可？我认识到红线女老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不是一般的明星、演员、艺术家。但是红线女恰恰不满足这些，她要求的是理想，她要求的是实现国家的富强、发达，她希望自己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成为历史里的一个角色，而不仅仅是屏幕上的一个角色。否则你不能解释，现在大家都知道挣钱，那红线女想在香港挣多少钱。你说社会地位，她在香港这么红的角，你上哪儿找去。我觉得她选择的是和新中国的命运绑在一起，选择的是和新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过一样的生活，共同建设中国的新文艺事业，她选择的是完全从事一个新的文艺生活，尽管这个新的文艺生活的道路并不是那么成熟，而且中间还磕磕绊绊，有时还出点邪招，可是整体呢，我觉得她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

她回来时是刚刚30岁的女演员，她下定这个决心是绝不可小看的。三十而立呀，她不是小孩不是一时冲动。我认为她是经过缜密的前思后想，各种考虑。

马鼎盛：我母亲跟我讲，她回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艺术上的，30岁，她那时如日中天，粤剧她这还没唱呢，人家红包就放这儿了，先银后货。一个是电影，近百部电影，而且拍一部火一部，像巴金的《秋》，火遍全球华人地区。再有一个是别人不留意的，灌唱片，那个来钱。她那时候的钱不是说买一套房子、买一栋楼，而是买一座山。所以金钱上她不追求，她追求两样东西，一样是艺术，她在香港拍电影拍戏，她觉得不能达到她的标准，那还是比较糙的东西。所以回来以后，《关汉卿》《搜书院》是珍品，艺术含量很高，在香港达不到的，回内地的平台能得到升华。再一个就是艺人在香港在旧社会地位非常低，随便哪个小军阀都可以侵犯，看上你女演员你得陪，这是她亲身经历的，我老爹拿着那个国民党上校的头衔都挡不住。他们是经过旧社会的。还有一个经过抗日战争，那种家破人亡，她回来看到1954年的五周年国庆典礼，她看到中国站起来了。所以她回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求艺术上升，一个是要求政治，按您说的，是和整个国家民族融在一起。

王蒙：在参加她（从艺）六十周年活动时，我还有一个判断，认为红线女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她是求仁得仁，因为她要的本来就不是发财，就那貂皮大衣，她根本没放在眼里。但是她希望得到的，在香港她永远得不到，譬如说周总理与她的这种友情、同志之情、知遇之情，她在香港能得到吗？中国内地把文艺看成对人民的教化、对社会的发展、对道德的培养，把它看得这么高，把这些人看成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各地方各式各样的文化高层人物，包括田汉、周扬，他们对红线女都非常尊重。还有，她应该是六届前后三十年的人民代表。所以我觉得红线女当年能做这么多事儿，然后人家回来也无苦无怨，相反她说的全是好事，全是总理对她怎么好，各个方面和人民对她怎么重视，她与这个社会融为一体，她成为有快乐也有责任的重要角色。这也说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新中国水乳交融，一切进退荣辱悲欢都融为一体。

她跟我说过一件事儿特逗，她那华侨新村的家我去坐过，她就告诉我家里这对面的树上有一只鸟每天早上飞来叫，叫声越听越像叫“红线女”，说是催促她还有很多任务，这真绝了！她说这不能怠慢，她一辈子不过那种富贵闲人的生活，这就是生活情趣。她特别在意广州市新成立的红线女艺术中心，她在意培养新人，她生怕粤剧危在自己手里，这样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就断代了。这个就是她的责任心。我后来在广州又见过她一次，那时她已经80岁以上了，头发也完全白了，然后她就完全不染了，但是头发很密，那范儿仍然是那范儿，仍然坚持上台。她敬业，通达，清醒。世界上的事有高峰也有低谷，该什么角色就是什么角色，所以我觉得她真不简单。

我虽然对艺术不是有很深的研究，对红派艺术没有什么评价，但我愿意为她表达这种思念之情、敬佩之情。新中国能吸引红线女这种大艺术家，从香港回到内地。这就证明，一代红线女，历史印证新中国有很大的吸引力，有它历史的必然性。另外，红线女回来以后的经历这么丰富，包括艺术的经历、社会的经历、政治的经历。我个人以为，红线女是成功的，她是阳光的。

优秀，原来是可以传承的，红线女和马鼎盛，作为粤剧和军事评论界中的翘楚，纵横在世人的视野中数十年。马老师现在以传媒人，以儿子的身份，侧写红线女的故事，有着常人看不到的视角以及不可能有的观察，告诉我们一代粤剧名伶的别样人生。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  吴小莉

红线女之所以形成自己的红腔、红派，不只是因为她戏曲演出的剧目、演出的实践特别广泛而是因为她的演出有创新，不落窠臼。她转益多师，吸收各种艺术养分，在学习上特别刻苦，在艺术的追求上，始终求真求实。

文化部原党组书记、代部长 周巍峙

她不是一般的明星、演员、艺术家。……她要求的是理想，她要求的是实现国家的富强、发达，她希望自己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成为历史里边的一个角色，而不仅仅是屏幕上的一个角色。

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