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位姓张的书生，性情温良，容貌俊美，风度翩翩，意志刚强，不随流俗，凡不合礼仪之事便不能容纳。有时朋友游宴，他也参与其间，其他人都吵吵闹闹，恐怕不如别人，张生只是和悦顺从罢了，始终行止不乱。因此他虽已二十三岁，还没有亲近过女子。了解他的人问他，他礼貌地说：“楚国大夫登徒子不是真正好色的人，却有不良的行为；我是真正喜欢美色的人，而又偏偏遇不到绝色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凡绝美的女子，我都留连于心，由此可知我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人。”诘问他的人认为这话是有见解的。
没多久，张生到蒲州游玩。蒲州东面十多里，有一座佛寺叫普救寺，张生住在寺中。恰巧有一位姓崔的寡妇，要回京城长安，路过蒲州，也住在普救寺。姓崔的寡妇，是郑姓的女儿。张生的母亲也姓郑，叙起亲戚来，崔氏妇还是他同宗而不同支派的姨母。
这一年，天下兵马副元帅浑瑊死在蒲州任上。有个宦官叫丁文雅，不善于治军，兵士趁浑瑊命丧而骚扰暴乱，大肆抢掠蒲州民众。崔氏所带的家产很丰富，奴仆又多。旅居在普救寺十分害怕，又没有什么依靠。张生以前和蒲州驻军将领的同事关系很好，就请官吏保护崔氏一家安全，因此崔家没有遭受劫难。十多天后，皇帝委派杜确将军以观察使的官衔主管蒲州军事，向军队发布命令，军队的骚乱因此平息下来。郑老夫人很感激张生的帮助，在客厅设宴答谢他。郑老夫人对张生说：“姨母我寡居未死，携儿带女。不幸遭遇军队之骚乱，实在自身不保。弱子幼女，如同你使他们得到再生。这救命之恩不是一般恩情所能相比的！现在叫他们用表兄妹的礼节拜见你，想以此报答你的恩情。”先让她的儿子名叫欢郎的（出来拜见），才十多岁，容貌非常温和漂亮。接着又对女儿说：“出来拜见你表哥，你表哥救了你的命。”等了好大一会儿，女儿推托有病，不肯相见。郑氏夫人发怒说：“张表兄救了你的命。否则，你就被抢走了。还能再避什么嫌疑吗？”又过了好大一会儿，女儿莺莺才出来。穿着随身衣服，一副温润的面容，没有重新打扮，鬟发低垂到双眉间，两颊飞红，面色鲜艳美丽，光彩照人。张生惊异于她的美丽，与她行礼。莺莺出来之后坐在郑氏身旁，因为受母亲的逼迫出来相见，微微斜视的目光，很有些怨恼。身姿如弱柳扶风，好像要支撑不住的样子。张生问莺莺多大年龄，郑氏答道：“生于兴元元年七月，到了贞元十六年，已十七岁了。”张生找一个空隙向她表露心事，她不接腔。一直到宴会结束。
张生从此对莺莺思念不已，想把这份感情向莺莺表示，却想不出办法。崔莺莺的侍女名叫红娘。张生几次暗中向红娘致礼，乘机表达自己的心愿。红娘却惊慌、害羞地跑开了。张生对自己的主动很后悔。第二天，红娘又来了。张生羞愧地向红娘谢罪，不再提他的请求。红娘便对张生说：“公子的话，我不敢转达，也不敢泄露。然而崔家的亲戚，你是清楚的。为何不因对她有恩情而求人来说亲呢？”张生说：“我从幼年，性情就不随便附和于人。有时同妇女们在一起，也不随便看她们一眼。没想到当年不为女色所动的我，最终还是被她迷住了。昨天宴席中间，几乎不能控制自己，几日来，我走起来就忘了停步，吃起饭来也不知饥饱，恐怕不能超过早晚之间，就会死去。如果请媒人说亲，送彩礼，问生辰八字后再迎娶，那么三五个月之后，我早死了。你说我该怎么办？”红娘说：“小姐的贞操端庄，就是她所尊重的人也不敢用不礼貌的话冒犯她。红娘实在没有办法打动她。然而姑娘很会写文章，往往低声吟诵诗文，读了写男女之情的诗文，羡慕别人的幸福美满，怨恨自己不得佳偶，已经很久了。公子做些情诗来挑逗她，不这样，也就没有别的好办法了。”张生大喜，立即写了两首情诗交给红娘。当天夜里，红娘又来了，拿着五彩信笺交给张生，说：“姑娘让交给你的。”诗题叫《明月三五夜》。诗的全文是：“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也约略揣摩到了诗的含义。
这天晚上，是二月十四曰。莺莺所居西厢东隔壁有一棵杏树，攀上杏树就可以跳过墙来。到了十五日夜里，张生以杏树当梯子翻墙而过，到了西厢，门已半开着。红娘在床上躺着。张生把她吓了一跳。红娘吃惊地问：“公子怎么来了？”张生骗她说：“小姐的信叫我来，你替我通报一下。”没多久，红娘又回来，连声说：“来了，来了！”张生又高兴又害怕，以为一定获得成功。莺莺来到，衣服整齐，仪容端庄，大大斥责了张生一顿：“表兄的恩情，是救了我全家性命。这恩德实在深厚。所以我母亲把幼弱的子女托付给你。为什么叫不懂事的侍女，送来那些淫荡的诗词呢？你开始有在兵荒马乱中保护我家的正义行为，而最终又乘人之危有所求取。这与趁伙打劫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实在想把这些话收起来，那就保护了你的奸邪，不合适；如果禀告母亲，就背弃了你对我家的恩惠，又不吉利；本想叫奴仆转达，又怕她不能讲清楚我的意思。这样就只好用短诗，亲自表明我的态度。还怕表兄你责怪，才用些轻薄淫靡的词句，以求兄必来当面说明。如果做出不合礼仪的行动，内心能不惭愧吗？所以特意请你用礼法控制自己，不要胡思乱想。”说罢，转身走了。张生听后怅然若失。只得又翻墙而出，由此便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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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的藏书家、版本学家、小说史家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小说是一座无比丰富、辉煌、瑰丽的艺术宝库，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最优秀、最珍贵的部分之一。
在古代小说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短篇小说，无论是文言短篇小说还是白话短篇小说，都曾经为我国民族传统小说艺术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从上述情况出发，我们决定编写这套《名家赏析历代短篇小说系列》，其目的即在于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个古代短篇小说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选本。
——吕智敏
一
我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自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风行于世，至其作为一种古典美学艺术模式的终结，将近有两千年的历史。这期间，诞生了多少小说作品已经无从详细考证，即便是那些得以流传下来的，恐怕也难以计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来了。历代的藏书家、版本学家、小说史家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小说是一座无比丰富、辉煌、瑰丽的艺术宝库，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最优秀、最珍贵的部分之一。
面对这座宝库中的奇珍异宝，历数着《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这些传世家珍，每一个华夏子孙都会从内心深处升起一股民族自豪感。古典文学修养稍高一些的朋友，或许还会津津乐道于《封神演义》《金瓶梅》《镜花缘》《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等等名著，从中了解我们民族古代社会的历史风貌和祖先们的生活与悲欢，接受着民族传统文化与美学风范的濡染熏陶。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如下一个事实——在我国古代小说中，那些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般都是些长篇巨帙；而对于规模较小的短篇，除了“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等少数集子和篇什外，能够为一般读者所熟知或广泛涉猎的则为数不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历史上皆以诗歌散文为文学正宗，认为小说只不过是“小道”，是“史之余”，而短篇则更被视为集“街谈巷语”之“短书”，故此在刊行传播上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则由于古代小说卷帙浩繁，不但专门辑录短篇小说的集子浩如烟海，而且还有许多篇什散见于各种笔记、野史、杂事集之中，这就给一般读者的阅读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其实，短篇小说在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起过异常重要的作用。在先秦两汉时期，小说尚属“刍荛狂夫之议”而“君子弗为”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民间文学。适合于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需要，其形式上自然只能是“短书”。至魏晋的志怪、唐代的传奇、宋元的话本，小说基本上是沿着孔子所谓的“小道”，即围绕着远离治国平天下大旨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修身理家”等生活小事而进行创作的。即使是讲历史故事的小说，也只写那些传闻逸事，只能是“与正史参行”的“史之余”。故此，小说形式依然还是短篇。直至明代，随着小说反映社会生活面的不断扩展与小说自身在艺术上的愈益发展成熟，章回小说问世了。明代的有些章回小说，虽已开始分回，但就其篇幅而言，尚介于短篇与中篇之间，如《鸳鸯针》《鼓掌绝尘》等皆是，只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水浒传》才代表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正式诞生。而在长篇章回小说盛行发展直至其高峰时期，短篇小说依旧长盛不衰。可见，在古代小说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短篇小说，无论是文言短篇小说还是白话短篇小说，都曾经为我国民族传统小说艺术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从上述情况出发，我们决定编写这套丛书，其目的即在于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个古代短篇小说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选本。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我们还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对每篇作品作了注释与鉴赏评析，对文言作品还作了翻译。
二
我国古代小说起于周秦，汉魏六朝时期文人的参与创作使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出现了第一次繁荣。然而，这一时期的小说尚处于童年时期，各方面还都很不成熟，虽有干宝《搜神记》和刘义庆《世说新语》等优秀的志怪、志人小说，但它们也都如鲁迅所说，是一些“粗陈梗概”之作。直至唐代，由于社会的安定、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的题材与内容也大大丰富和扩展了，六朝的志怪已与当时生气勃勃的现实生活产生了相当的距离。于是，以反映人世现实生活为主的传奇小说便应运而生了。唐传奇已经从粗陈梗概的魏晋小说雏形发展为成熟的短篇小说，它已经摆脱和超越了前代小说录闻纪实的史传手法，而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进行艺术虚构，这就是明代文论家胡应麟所说的“尽设幻语”胡应麟《少宝山房笔丛》。虚构的介入给古代小说带来了新的艺术生命力。唐传奇脱出了平实简古的笔记体，转化为形象生动的故事体。它的情节曲折委婉，结构完整规饬，语言铺排华美，描写细腻传神；最主要的是，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已经成为小说创作的中心。基于上述特点，传奇小说的篇幅也大大加长，再不是“合丛残小语”的“短书”桓谭《新论》了。至此，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达到了第一个顶峰。此后，作为与文言的传奇相并列的通俗小说又异军突起，发展成以“说话人”的“话本”为基本形式的短篇小说，在唐代主要是变文话本，也有说话话本，至宋代，话本小说就形成了它的鼎盛时期。由于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是城市兴起与工商业繁荣的产物，故此，话本小说从性质上看当属市民文学，又被称作“市人小说”。话本小说的题材广泛，涉及到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为适应说唱艺术和市民接受的需要，它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通俗的口语化的语言，结构形式上分为入话、头回、正话、煞尾等固定模式，这些特点对后世通俗小说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明清两代，小说创作形成了新的高潮，一度衰落的文言小说至清代又出现了新的繁荣，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传奇体小说和以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笔记体小说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新作，而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小说则是自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始就已如雨后春笋，繁盛之极，题材不断扩展，篇幅也不断增长，终于由短篇而发展成中篇、长篇，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体系——文言、通俗两大体系，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四大体裁的建构已经彻底完成，古代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也已达到了最高的峰巅。
回顾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目的是在说明我们这套丛书，其选目的时间上限为什么定在唐代而不定在小说源起之初，也就是说，入选作品的范围包括自唐代以来直至有清一代的文言、白话短篇小说，至于六朝及以前的粗陈梗概之作，因其只还初具小说雏形，就一概排除在该丛书遴选范围之外了。入选各代作品的比例，也基本依据小说发展史的自然流程及其流传情况，例如宋代传奇与唐代传奇比较，相对衰落，如鲁迅所说：“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故而所选宋代传奇数量就很少。又如，宋元两代话本小说繁荣，然而由于其形式只是说书人说话的底本，不能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故散佚极为严重。后由明人洪楩汇辑成《雨窗集》等六个集子，每集各分上下卷，分别收话本小说五篇，合称“六十家小说”，不幸再次散佚。后来根据残本辑成的《清平山堂话本》，就只存有二十六篇话本小说了，而这些幸存之作又有不少被明代著名的小说家冯梦龙辑入“三言”，辑选时又都做了改写与加工，在艺术上较其原本粗糙朴拙的面目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在辑选这套丛书时又采取了去粗取精的优选法，故此，入选的冯梦龙“三言”中的拟话本小说数量，就大大超过了宋元时期的作品。明清两代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入选该丛书的这两个朝代的作品也就多于唐、宋元诸代。这样的遴选原则应该算得上是符合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实际情况的。
三
我国古代小说的分类方法颇多，按其语言形式，可分为文言小说与白话（通俗）小说；按其体裁，可分为笔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话本体小说和章回体小说；按其题材内容，则分法更多，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提到了志怪、传奇、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侠义、公案、谴责等类。后代一些学者对于题材类别的划分基本上是在鲁迅的基础上加以增删改动。例如有在此之外又增加世情小说、谐谑小说的；有将神魔、志怪混称为神怪小说的；有将人情、世情同视为专指爱情小说的；又有以言情小说称爱情小说而以人情、世情专指人情世态、伦理道德或家庭题材小说的；有以才子佳人小说专指明清两代爱情婚姻题材小说的；有将讲史小说称作历史小说或史传小说的；有将讽刺小说称为讽喻小说的；有将侠义小说称为武侠小说或与公案小说归于一类的。对于鲁迅所提出的狭邪小说，有称之为青楼小说的，也有直呼为娼妓小说的，等等。小说史研究界至今也没有提出一个公认的统一划分题材类别的标准。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卷帙浩繁。要想编选出一套方便读者阅读鉴赏的丛书，自然应该分类立卷，而分类的最佳方法是按照题材划分。我们的原则是：博采众家之长，既参考文学史上一些分立类别的惯例，沿用一些习用的类别名称，又考虑到尽量适合当代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习惯，例如，考虑到狭邪小说之称很难为今日的一般读者所理解，又兼以这类小说除了写娼妓生活，也常常夹以写优伶艺人生活的题材，所以就将这一类名之为倡优小说，且倡优一词也常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出现。又如，在当代读者心目中，世情一词的涵义已不仅限于专指爱情婚姻，而是涵盖了世风人情的各个方面，所以我们就专辟言情一类辑纳爱情题材作品，而在世情类中则辑纳那些反映世态民风、家庭人伦等题材的作品。再如，讲史小说、历史小说一般都用来指称那些讲说朝代史或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演绎历史变迁的长篇作品，而古代短篇历史题材则往往是记述一些历史人物的生平或佚闻逸事。针对这种特点，该丛书将所选的十篇历史人物题材小说归于“史传小说”类。当然，史传小说在这里的意义，既与秦汉时期的史传文学有一定关联，又不能将其等同起来。它已经完全摆脱了历史散文的结构框架而具备了小说的所有特点。只是在题材上与史传文学相通罢了。这样，该丛书就依照下列十类分作了十卷：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世情小说、言情小说、史传小说、倡优小说、讽刺小说、幽默小说。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分类只是为了适应将我国古代短篇小说按不同题材推荐介绍给一般读者的需要，而无意于在学术上提出古代短篇小说分类的一家之言。
四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浩如烟海，即使按其题材分为十大类，各类中的篇目也是数不胜数，无法尽收，只能择优录取。在把握这“优”的标准时，丛书坚持了以下几条原则：思想内容总体倾向积极健康，艺术水准较高，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具体地说，一是首先考虑传统名篇。对于那些文学史上素有定评、有重大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的不朽之作，优先辑选。“文库”中收入的这类优秀佳作不在少数，如唐传奇中的佼佼者《李娃传》《柳毅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红线》；宋元话本中脍炙人口的《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错斩崔宁》；“三言”“二拍”等明代拟话本中广为流传的优秀篇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等；还有清代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中的一些佳作，如《胭脂》《画皮》《席方平》等均属传统名篇，我们首先将它们推荐给广大读者。
除了传统名篇，丛书中还收入了一些历代广泛流传的作品。它们并不一定是传统名篇，有些或许还显得有些粗糙，存在某些缺陷，但由于其流传既广且久，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和读者阅读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这一类作品中我们可举出《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中的《五鼠闹东京》、辑入《清平山堂话本》的《董永遇仙记》以及收入《青琐高议》的秦醇所著《骊山记》。《五鼠闹东京》文意比较粗拙，然而这一包拯审判五鼠妖怪的故事流传之广几至家喻户晓。明人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清人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或摄入此故事，或对其进行改造，更扩大了这一故事的影响。《董永遇仙记》也属文字简古朴拙的一类，故事流传更广，曾被改编成戏曲、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骊山记》写唐明皇、杨贵妃故事，其中特别细写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微妙关系。作品在结构和表现上都有缺欠，然而它对后代白朴、洪升等同一题材的戏曲创作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宋代传奇中亦属传世之作。其他如宋代佚名的《王魁负心桂英死报》也有上述情况。辑选这些作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充分肯定它们在古代小说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使读者对古代文学史上呈现出的某些题材系列作品现象能够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此外，不少在内容上或艺术上确有突出成就而由于某些原因在历史上未能引起特别重视的优秀之作，如唐代牛僧孺的《杜子春》、明代蔡明的《辽阳海神传》、清代浩歌子的《拾翠》、笔炼阁主人的《选琴瑟》、王韬的《玉儿小传》、毛祥鳞的《孀姝殊遇》、宣鼎的《燕尾儿》等，还有一些国内外新近发现或出版的古代小说作品，如过去仅存写刻本、近年才整理出版的明代讽刺小说集《鸳鸯针》中的作品；国内久佚、据日本佐伯文库藏本整理出版的清代拟话本《照世杯》中的篇什，以及近年于韩国发现的失传已久、堪称“三言”“二拍”姊妹篇的《型世言》中的一些作品，我们都尽量选入丛书，以飨读者。
综上所述，着眼短篇，从唐代开选，按题材分类分册，从多方面、多角度择优辑选精品，这就是本丛书选目的基本原则。
至于丛书中各篇的注释，多寡不一，总的是以有助于读者阅读为准。文言文因附有译文，注释相对少些；古代白话中一些读者能意会的口语、俗语，有的也省略未注。翻译上采取直译还是意译，主要由执笔者定夺，未做统一规定。鉴赏文字的写法更无一定模式，一方面取决于作品本身的特点，一方面取决于执笔个人的鉴赏感受，有的从内容到艺术进行全面把握，有的着重于作者创作意图与客观价值之间关系的分析，有的着重抒写自己阅读的所感所获，或一目之得、一孔之见。具体写法、风格更不尽相同。然而，总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启发引导读者自己去对作品进行鉴赏，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因为，不同的期待视野会使不同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产生不同的感受，而文学鉴赏本来就是一种读者个体的审美活动。
编选一套大规模的古代短篇小说鉴赏丛书，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工程。由于本人的才学和各种客观条件所限，在编撰中还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特别是在选目方面定有不少疏漏和不当之处。诚恳地期望能够得到海内外专家们的赐正与教诲，也真心地期待着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吕智敏
2014年5月
《十大言情小说》是由北京市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吕智敏历时几年编纂整理的一套名家赏析历代短篇小说文库中的一本。全书共精选了历代言情小说中的经典十篇，分别是《莺莺传》、《碾玉观音》、《唐解元一笑姻缘》、《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合影楼清》、《香玉》、《阿宝》、《麻疯女邱丽玉》。全书为了便于阅读，或加注释，或加翻译。属于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
吕智敏主编的这本《十大言情小说》是为一般读者提供的一个古代短篇小说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选本，共选唐宋明清时期的言情小说十本，包括冯梦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蒲松龄的《香玉》、《阿宝》等。每本小说原作乃文言文，为帮助读者阅读，特附注释、译文和鉴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