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主要记叙了1927～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前中央特科的史实人事。这是党的情报，也是保卫工作的起始。这一隐蔽战线辉煌有力地保障了党中央的安全。全书资料均采用公开发表于书、报、刊的材料。本书作者穆欣是我国的老共产党员，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工作者。1956年后，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作者：穆欣）主要记述我党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周恩来创立、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卓越贡献。中央特科是专为保卫党的组织安全最早设立的情报、保卫工作机构，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党的战斗堡垒。在当时那样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特科对于保卫党的中央机关、获取情报、惩处叛徒、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络、巩固党的组织、推动武装斗争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央特科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它在中国共产党斗争史上所建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虽非系统撰写中央特科的历史，但叙事力求准确、翔实，词必有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当年特科工作完全处于秘密工作状态，遵循极其严格的组织纪律和保密制度，实行单线联系，一切活动绝对保密，不许有文字记录，也不许打听自己以外的事情。参加工作的同志对特科情况的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参加工作多年连这个单位的名称都不知道。因此，半个世纪以后搜集当年的有关材料，实非易事。尤其涉及某些事件的细节，由于互不知情，加以年久失忆，往往说法不一，甚至互相矛盾。遇到这种情况，如有参考未备，记述不当之处，敬希方家不吝赐教。

前言

一、中央特科的诞生

1.没有情报保卫工作就要挨打

2.红色情报工作者在武汉初试锋芒

3.建立中央特科保卫党组织

二、一科——特科的“总管家”

1.设立党的秘密机关

2.布置党的会议会场

3.营救被捕同志

三、情报科长“王庸”——陈赓

1.陈赓的传奇经历

2.牛惠霖医院里的风波

3.无所不在的“王先生”

4.火车上险遇钱大钧

四、情报战线的英豪

1.兵器专家刘鼎

2.济世名医柯麟

3.隐蔽战线的“福将”陈养山

4.血染沙场的陈寿昌

五、“龙潭三杰”

1.李克农说：我是党中央的“警卫员”

2.传奇英雄钱壮飞

3.“年纪最轻，才华最高”的胡底

六、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

1.“日本通”杨登瀛

2.兰普逊说：巡捕房不希望与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3.蒋介石任命的“中央驻沪特派员”

4.徐恩曾把大案交杨登瀛全权处理

5.从敌人营垒“拉出来”的典型

七、深入龙潭虎穴

1．调查科与徐恩曾

2.周恩来说：“你们把它拿过来”

3.抓住徐恩曾的弱点，拿到绝密电码本

4.拿他的护照和钱，办我们的情报；用他的手和枪，除掉我们最恨的警探

5.向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打进去”的典型

八、奉天讲武堂教官——赵唯刚

1.“四一二”政变后两个月参加共产党

2.在奉天讲武堂和高等军学研究班

3.营救被捕的刘伯刚

4.兵运工作再遭挫折

5.一次抢救文件的斗争

6.“九一八”前一个月侦知日军要动手

九、行动科和“红队”

1.“魔术大师化广奇”——顾顺章

2.令敌胆丧的“打狗队”

3.李一氓笔下的“苏维埃会议”

4.镇压叛徒绝不手软

十、红队利剑出鞘

1.英国巡捕冲进罗亦农屋门

2.查找出卖罗亦农的叛徒

3.“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

4.叛徒在鞭炮声中毙命

十一、霞飞路侧的枪声（上）

1.针对周恩来的袭击

2.武装营救未能奏效

3.彭湃、杨殷等四烈士英勇就义

十二、霞飞路侧的枪声（下）

1.穷追叛徒白鑫

2.叛徒倒毙在红队枪口下

3.镇压叛徒的英雄谭忠余

十三、营救任弼时、关向应

1.两次营救任弼时

2.任弼时第二次被捕

3.营救关向应

十四、开拓新局面（上）

1.纠正了单纯恐怖行动，引向政治斗争轨道

2.旷世奇才杨度

3.两个国会议员：梅宝玑、胡鄂公

十五、开拓新局面（中）

1.贡生——省议员——开明绅士刘少白

2.牧师和律师

3.向新闻界发展

十六、开拓新局面（下）

1.淞沪警备司令部

2.“第四号政治密查员”

3.英法租界巡捕房

十七、电讯科长“曾培鸿”——李强

1.党的电讯事业创始人李强

2.为党造出第一部收发报机

3.到香港建立电台

4.培训党的第一代报务员

5.“划时代的通信革命”

十八、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1.留日电机专家蔡叔厚

2.党的第一个报务员张沈川

3.留苏专家毛齐华

4.“木匠”涂作潮

十九、扑灭一场特大灾祸——顾顺章叛变前后

1.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

2.在汉口被捕叛变

3.一网打尽“中共中央”阴谋彻底破产

二十、倾箱倒箧的出卖

1.顾顺章出卖了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

2.顾顺章赴香港捕杀蔡和森

3.出卖、抓捕向忠发

4.还出卖了鲍君甫（杨登瀛）

二十一、穷凶极恶的捕杀（上）

1.派特务追捕陈赓

2.魔手伸进王根英的娘家

二十二、穷凶极恶的捕杀（下）

1.秘密绑架丁玲

2.参与暗杀杨杏佛

二十三、隐蔽、撤退、转移

1.中央特委会调整和特科改组

2.陈赓、陈养山转移至天津

3.李强到莫斯科深造

4.“龙潭三杰”去中央苏区立新功

5.刘鼎撤离一波三折

6.周恩来安抵红都瑞金

二十四、叛徒顾顺章的可耻下场

1.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2.变本加厉的出卖

3.写了一本献媚取宠的书

4.终被徐恩曾处决

二十五、《伍豪启事》的出笼与破灭

1.伪造的《伍豪启事》出笼

2.临时中央为周恩来辟谣

3.斩断江青射出的毒箭

结束语

后记

补记

没有情报保卫工作就要挨打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后，就处在敌人——先是北洋军阀，后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打杀之下，只能进行“完全非法”的活动。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反动当局的严密搜捕和血腥屠杀，要把国民党统治下广大地区党的组织保存下来是极其困难的，要使它得到巩固和发展更不容易。这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而且还须有高超的智慧和比较正确的指导。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一切军事战略家的用兵之道、取得战争胜利的法宝。《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军事斗争如此，政治斗争也一样。这是一条制胜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是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保卫党的安全而创建的。建党初期，还不懂得使用情报手段作斗争武器的重要性。由于未能把情报手段作为必要的斗争武器，党在了解敌人和保卫自己方面处于被动地位。遇到敌人的袭击往往措手不及，遭受失败。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非常惧怕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敢于斗争的反抗精神。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传入中国，就被这些压迫人民的敌对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共产党和一切进步组织更被他们视为异端。他们派侦探到处侦察监视，派军警到处缉捕，想把革命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血的教训，历历在目。例如：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亚路76号）李汉俊家里召开。大会进行到最后一天，忽然有一个陌生人阊进会场，说是找人找错了门。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很机警，问大家认识此人否，大家说不认识，他说一定是密探，赶快离开会场。会议立即中止，代表迅速离开。10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前来搜查了会场。代表们随即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开完最后一天的会议。（当时闯进会场的密探，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组的探长程子卿。此人是镇江人，1905年入法捕房，至1943年共在这里干了38年。）（薛耕莘：《我与1日上海法租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6辑）

实际上，敌人的监视、缉捕在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前就已开始。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为反对北京政府疯狂逮捕上街演讲学生的暴行，6月11日在北京散发其所写的《北京市民宣言》，他就遭到逮捕。经多方营救获释后，被迫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由他主编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往上海出版。1921年10月，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即总书记）不久，他在上海老渔阳里二号的住所，突遭敌探搜查，将在他家议事的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高君曼（陈妻）和他一起抓走。经过多方营救，关押8天后才被罚款保释。

老渔阳里二号是《新青年》及进步书刊的发行处，党组织又常在这里开会、接头，来往人员很多。由于没有经验，把陈独秀安排在这地方住，无异于将中央局的机关暴露给敌人。当时党还处在幼稚阶段，缺乏敌情观念，也没有力量建立情报保卫组织，一旦遇到险情只能暂时“易地革命”，避免损失，因而继续遭到敌人迫害：1922年春，张国焘在上海成都路住处刚挂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招牌，就被英租界巡捕房搜查、封闭，张国焘被迫逃走。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党中央创办公开发行的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只出版4期，即遭巡捕房搜查并禁止出版，结果自第6期起被迫从上海迁到北京编印，中央局也被迫同时迁到北京。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军阀政府加紧摧残革命，北京形势骤然紧张，中央局又被迫迂回上海。不久上海形势恶化，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向导》、《新青年》杂志又被迫迁往广州。直到1923年9月，上海形势好转后才又迁回上海……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后，中国共产党一部分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以国民党党员的名义进行公开的革命活动。同时又严格分清党内党外关系，凡能公开活动的，尽量利用公开的身份来掩护地下斗争。这样，党开始通过统一战线进行情报保卫工作。1925年春，革命形势迅速好转，党组织领导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这年党领导的“五卅”反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罢工、罢课、罢市斗争。有些外国工厂的资本家压制罢工，强令或欺骗工人上工，甚至暗害工会干部和群众。为了保障罢工的进行、保护工人的安全，中共沪西区委、浦东区委和沪东区委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先后镇压了一些凶恶的敌人，稳定了罢工斗争形势，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挑衅。其后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成立了上海工人纠察队，队员有5000人，拥有300条枪，他们抗拒敌人的镇压，同时对付工贼走狗的欺侮。在这些斗争中，工人纠察队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并且探索到了加强秘密工作和保卫工作的经验。

然而，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对情报保卫工作的认识与重视，却是从吸取“四—二”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后开始的。红色情报工作者在武汉初试锋芒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他是1926年12月离开广州的，到上海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周恩来任委员），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事委员会，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的时候，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

3月21日发动的这次武装起义，整个行动由周恩来和罗亦农、何松林（汪寿华）、陈独秀、赵世炎指挥。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这次起义取得胜利，全靠有组织的产业工人奋勇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周恩来于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下工作。他为保卫中央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秘密革命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几十年来，周恩来努力探索并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他在毕生革命生涯中所表现的大智大勇、文韬武略，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入和卓越领导者，是隐蔽战线的统帅，他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半个世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曾于四五月间转移武汉，同年八九月间又迁回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在敌探监视下活动．随时可能遭到打击和破坏。若不开展隐蔽斗争，就不能保卫自己。根据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总结了以往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吸取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提出建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以防敌探特务的破坏，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在他直接领导下，1927年开始建立中央特科。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周恩来借鉴苏联建立“契卡”的经验，对中央特科规定了三项任务和一条原则：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筹款、制裁叛徒；但搞侦察工作的专门手段，绝不许在党内进行。同时，周恩来通过实践，将俄国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且摒弃了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的一些做法，始终将中央特科置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使它成为党的战斗堡垒。

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部署，中央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构中拉出第一个反问谍关系，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派人打进敌人心脏，深入最高敌探机关，掌握敌人核心机密；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与党的生死存亡攸关的紧要关头，保卫了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安全。

周恩来也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的创始人，他直接领导李强研制成功党的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建立起第一座无线电台。他还亲自编制了第一本密码，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为“豪密”。1931年3月，任弼时将“豪密”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两地电讯沟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任弼时在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随后，在全国各地红军中和各大城市，普遍建立了无线电通讯工作，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战争，沟通了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电讯联系。这在党的电讯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此日益发展，还在上海建立了国际电台，同共产国际也通了报。

“由于中共中央是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周围的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敌人千方百计追捕的重要目标。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熟识他，处境更加危险。周恩来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却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付，积累起更加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他外出的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时至7时和晚上7时以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外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尽管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周恩来传》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220页）

《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到情报工作的重要和它的领导者应当具备的素质：“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周恩来以其超凡的才智，机警的才干，创建了我党的情报工作，在领导中央特科工作期间，经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在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这是笔者早就想写的一本书。周恩来同志当年在上海领导中央特科对敌进行的斗争，早在战争年代就曾有所闻。自从解放战争初期到陈赓部队工作后，战争间隙就常在一些场合听到陈赓同志纵谈特科的斗争事迹（以后到了北京，还曾多次就此访问过他）。对于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笔者感到浓厚的兴趣，产生要写这样一本书的愿望。上个世纪70年代末撰写陈赓传记的时候，曾经单就他在中央特科的经历写成《陈赓同志在上海》，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于1980年7月出版，印了73500册，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售罄，说明读者也是较感兴趣的。那本书的内容虽也涉及当年中央特科各个方面的活动，但因它是为《陈赓大将》所写的部分篇章，侧重记述传主本人的战斗经历。因此，一些老朋友鼓励笔者继续搜集有关材料，早日写出当年中央特科活动的全貌，全面地如实记述周恩来直接领导特科挫败中外敌人的破坏，保卫党中央安全的功绩。

笔者无意撰写整个中央特科的历史，这是个人力所不能及的。本书主要记述我党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周恩来创立、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卓越贡献。中央特科是专为保卫党的组织安全最早设立的情报、保卫工作机构，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党的战斗堡垒。在当时那样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特科对于保卫党的中央机关、获取情报、惩处叛徒、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络、巩固党的组织、推动武装斗争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央特科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它在中国共产党斗争史上所建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本书虽非系统撰写中央特科的历史，但叙事力求准确、翔实，词必有征。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当年特科工作完全处于秘密工作状态，遵循极其严格的组织纪律和保密制度，实行单线联系，一切活动绝对保密，不许有文字记录，也不许打听自己以外的事情。参加工作的同志对特科情况的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参加工作多年连这个单位的名称都不知道。正像当年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那些同志说的：因为那时是秘密工作环境，没有文字记载，只能靠脑子记，再加上那时用的都是假名字，又养成不记姓名的习惯，事情又隔了这么多年，回忆的只能是一些大概情况。因此，半个世纪以后搜集当年的有关材料，实非易事。尤其涉及某些事件的细节，由于互不知情，加以年久失忆，往往说法不一，甚至互相矛盾。遇到这种情况，有的只能存疑；有的只好暂时从略，或加注释予以说明。如有参考未备，记述不当之处，敬希方家不吝赐教。

由于中央特科进行的活动极端隐蔽而斗争又异常尖锐复杂，人们对它常会有种神秘的感觉，甚至会不被人理解。其实说来也很简单，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一切中外阶级敌人进行的斗争，乃是你死我活的拼搏。敌人拿刀杀过来，就得拿刀杀过去。这样才能保全自己，消灭敌人。这和战场上的拼搏是一样的，只有斗争形式明暗的差别。中央特科是我党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业组织。无论政治斗争或是军事斗争，情报手段是必要的斗争武器，可靠的情报都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叛徒特务严重威胁党组织的安全，对叛徒若不严厉惩处，就会使党遭受非常严重的危害。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对革命的破坏就是最突出的事例。

当年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他们不仅面对强大凶残的中外反动派，而且还要提防叛徒内奸从背后射来的冷箭，斗争异常艰苦，许多同志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强不屈的英雄气概，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在《陈赓同志在上海》的《后记》里，曾经说过：“50年代，作者曾就此事多次访问过陈赓同志；写作此文的时候，又多次访问原在中央特科同陈赓同志长期共事的李强、陈养山、刘鼎、柯麟等同志，承他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杨献珍同志也在病中忆述他和陈赓同志在天津一起斗争的情况；还承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其后，为了撰写本书，一直继续搜集有关材料。笔者早在1962年2月20日就曾为此访问过陈养山，我和陈养山、李强经常保持联系，直到他们临终之前。他们热心支持我对中央特科活动的研究，陆续不断地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这次动笔撰写过程中，得到更多同志的支持与帮助，有的提供新发现的资料，有的寄送有关的报刊，有的帮助搜集、翻制图片；同时参考了书报刊物上的一些有关文章，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忱。

2001年7月11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