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奸夙敌(俄罗斯处女作奖小说集)》由斯涅吉廖夫所著，亚历山大·斯涅吉廖夫等人为近三年来“俄罗斯处女作奖”获奖或入围的作者，共18人。作者多为俄罗斯三十岁上下，初登文坛的青年一代，类似我国韩寒、七堇年。由于他们写作不拘形式，少束缚，往往能爆发出人意料的亮点。他们的作品展示了今天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写作内容既有年轻作家比较喜爱的回忆成长经历的自传小说，也有幻想性的作品；既有对历史的反思性小说，也有关注现实的小说；既有以写实为主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也有以情绪或者声音为描写对象的难以定性的体裁，可谓五彩斑斓，特色鲜明，给读者带来各不相同的阅读体验。

《内奸夙敌(俄罗斯处女作奖小说集)》由斯涅吉廖夫所著，是俄罗斯独立文学奖评委会继《化圆为方》、《开罗国际》和《苍穹之谜》后推荐的第四批获“处女作奖”的中短篇小说合集。《内奸夙敌(俄罗斯处女作奖小说集)》共收入作品十八篇，其中《内奸夙敌》讲述一对青年男女突然得到一份意外遗产，在接收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故事。作品试图提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如何看待前一时代意识形态中的遗产，同时也表现出新一代人面对过去产生的犹疑、惶惑和不知所措。所收作品大都反映的是青年人的所思所想。不难看出，虽然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被困难包围，遭遇痛苦，但仍对未来怀有美好的憧憬。

内奸夙敌

瓦茨拉夫广场上的雕像底座

谁不和我们一伙儿就倒霉

磁力

“翻洋片”游戏

我将长眠在沙棘丛下……

楼层

19号行动

圣诞老人

在公园里

没有名字

买家

家在何方

唱吧，革命

寻找堕落天使的奶奶

残篇

“你是谁？！”冷不丁响起了一个大嗓门。

是个讨人嫌的老头儿。那一代人粗鲁惯了。你是谁？该问的是你：“你是谁？”不过，米沙还是决定打早起就礼貌待人，甚至在作自我介绍时说的俏皮话都显得很不自然：

“米哈伊尔·格鲁舍茨基洗耳恭听您的吩咐。”

话筒里静寂无声，米沙光火了。把人吵醒，这会儿却不说话了。电话线那一端那个不知名的退休者难道是断气了不成。米沙又“喂”了一声，想检验一下来电话者脉搏的跳动是否还正常。

“让瓦莲京娜听电话。”老头儿终于回话了。

瞧，又来了，米沙暗忖道。又是个就要见阎王的主儿要与老娘说话，可她在坟墓里已经躺了快一年了。

米沙会习惯性地回答：“她已经死了”。回答得干脆利索，完了也不会再出神地没完没了地去想这件事。也无需沉浸在自我责备的深井中，后悔没及时带着母亲去疗养，没抽出足够的时间陪她，很少去探望问候。

“她已经死了。”

话筒里又没声了。停顿却没上次那么长。

“你是她什么人？”

“您怎么回事！”米沙实在忍不住了，“别再对我发号施令！您是何许人？为什么盘问起来没个完？”

沉默。

“你是瓦莲京娜的儿子吗？”

“是的，儿子，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米沙在老头的话语声中察觉出了一种军人的派头，话语简短，绝无客套，发号施令。他可受不了穿军装的。那些个大兵。米沙竭力克制着自己，别在电话里露出他对军人那种说一不二、倚老卖老做派的态度，此时老头开腔了：

“你不是米哈伊尔·格鲁舍茨基。你是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斯韦特。”

母亲死后，米沙再也没有亲人了。他不记得父亲的样子，母亲讲过关于他的各种故事。说父亲是她上师范学院时的同年级同学，还说他做过海员，当过外国使馆的雇员。说得含含糊糊。母亲确实不是个严谨的读书人，但米沙可以断定，连她自己都不清楚，她是谁生的。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米沙就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取的是姥爷的姓。其他孩子都取他们父亲的姓。米沙不知向母亲询问了多少回，还是什么也没问出来。终于有一天，他对了解自己的身世完全失去了兴趣。

“问你话的是你姥爷的朋友。”

“我姥爷已经过世了。”

话筒里又是一阵沉默。

“我要说的是你的父亲瓦夏，你的糊涂蛋爸爸。”

“我的父亲叫葛利高里。”米沙反驳道。

就因为你的父称叫葛利高里耶维奇，就断定你的父亲叫葛利高里是愚蠢的。米沙还没来得及把他假设的父亲名字末尾的音“Π”发完，立即明白了这一点。

“你的名字叫斯捷潘，是瓦夏与瓦莲京娜一块儿给起的。是为了纪念爷爷。纪念他的爷爷。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瓦夏是个色鬼和酒徒。夫妻俩很快就不欢而散了。瓦莲京娜一直保护着你不受父亲连累，父称就是她给你起的。我打电话的意思是：瓦夏死了有五年了，你姥爷……”老头儿语塞了，“你姥爷也去世了。他叮嘱我，一定要找到你并把房子转到你的名下。他还有过一套房子，可瓦夏把它给卖了买酒喝了。我已来日不多……你就过来一趟。需要去公证处办个公证。”

屋外传来了门铃声，接着是嘎吱嘎吱和哐啷哐啷的各种声响。这个单元的楼道里有人在换窗户，旧窗户被拆下来扔进了铁皮集装箱里。

米沙听到这一席话，得知这些信息，与其说是十分震惊，莫如说是不知所措了。整个人都瘫软了。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米沙。不是米哈伊尔·葛利高里耶维奇·格鲁舍茨基，这个戴眼镜的翻译的父亲没在海外，在国外呆过，鬼知道在什么地方，而是斯捷潘·斯韦特，他的父亲是个酒鬼，人已经长眠在潮湿的地下。米沙一斯焦帕又一次深感震惊，为自己的母亲，为她的巧于隐瞒真相，为她认为有权将这一秘密带进坟墓。

他的脑海中甚至闪过一个念头，这会不会是有人设下的陷阱。他会不会有一些暗中结下的仇人，在谈判中未能让他们满意，或是在翻译中出了差错，把进口翻译成了出口。他们会不会把他骗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还想把他杀死。但是，这些虚妄的猜想都没有任何事实能得以证实。米沙想不起有任何仇人，谁也不会对他有任何企图，而且只要涉及有保密信息的谈判他都有意识地不去参与。

晚上，卡佳来做客。他的恋人。情妇。还是个姑娘。他与卡佳在一起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带了一瓶酒，开始下厨做菜。米沙掰着手指头，答非所问地在应付着她的提问。

“我的主意你觉得怎么样？”卡佳问，随手把一个盘子放到他面前。

“主意倒不错，但我还得再好好想想……”

“还有什么好想的，以后我每天都过来给你做饭，你有什么好怕的？”

米沙这才缓过神来：他根本就没听明白，一晚上卡佳都在说什么，她想征求他意见的那个主意是什么。

“我爱你，想清晨醒来时能在你的身边。”卡佳挨着米沙在地板上坐下了，将脑袋枕在了他膝盖上。头发散落了下来，发卡闪闪发亮。卡佳抬起两眼望着米沙。

“公司想让我去伦敦工作。合同期一年，期限还可延长。我想……”

“是啊——是啊……你知道吗，今天有个奇怪的人打了个电话……”

接着米沙就把当天早晨的通话一五一十地讲了。什么都没瞒，甚至连自己名字的秘密也都说了。

“我原以为，我爱上的是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卡佳哈哈大笑起来。“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斯韦特！这个名字倒与国家安全部门将军的身份挺配。专门查处黑幕后面交易的将军。”  两人在交换了对已故姥爷的神秘使者的看法后，认定这一切尽管听上去不太可信，但肯定是事实。卡佳第二天一早有事，米沙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个弱智老头说的全都是事实，到时再让卡佳认识他也不迟。

“这毕竟是一笔遗产嘛。再说了，还能得到些关于生父的消息。”

米沙放下工作，取消了原定的会见，说是要花点时间去探望一位上了年纪的亲戚，于是出发去寻找那栋神秘的，作为家族遗产的住房了，如今那里住着的是他亲姥爷的遗嘱执行人。

米沙是靠翻译挣钱的：他参与签订公司之间的合同，出席银行家们的聚会。有时还会被邀请参加商界代表与政治家的谈判，这种谈判通常是一方施加压力，而另一方则试图讨个好价钱。类似的会晤曾经是米沙与业界唯一的接触方式，他在大学学的就是这种职业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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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摆在您面前的这本《内奸夙敌》已经是第四部俄罗斯“处女作奖”小说集了。在俄罗斯“新一代”基金会坚定不移地向世界推出一批又一批青年作家的时候，相信我国也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在坚定不移地跟踪阅读他们的创作，这也正是作者、译者、出版者继续这项工作的最大动力之所在。

本集选人了近三年来获奖或者入围的十八篇作品。由于自2011年始“处女作奖”提交作品的作者年龄由原来的二十五岁以下变更为三十五岁以下，所以这一次我们将要接触到的作家年龄跨度比较大。最年长的格奥尔吉·波塔波夫和叶琳娜·克雷扎诺夫斯卡娅生于1977年，最年轻的马克西姆-凯涅尔生于1987年。由于放宽了年龄限制，这些作者大多在参加“处女作奖”的评选时都已经发表过作品，获得过一些小型的文学奖项。不过，“处女作奖”依然以它宏大的宣传力度和长远的培养计划而吸引着大批文学爱好者，被称为文学的“造星工厂”。从职业构成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复杂而又多元化的社会局势下，这些青年中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专职创作。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如波丽娜·科留金娜做网站编辑和外联记者，拉夫山·萨列丁在林区做定制家具的准备工作，马克西姆·凯涅尔负责伊热夫斯克一家杂志的经济栏目，叶琳娜·克雷扎诺夫斯卡娅在基辅国家公园做环境教育宣传工作，亚历山大·斯涅吉廖夫搞建筑工作，格奥尔吉·波塔波夫则是个工程师。他们到处游历，见多识广，体验各种生活和职业，没有任何羁绊，也无党派之争。文学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是他们表达自己、参与社会、探索未来的一种手段。在2011年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举办的“处女作奖”获得者与读者见面会上，女作家奥尔加·叶拉金娜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把写作分为三种：写剧本是为了赚钱生活，写文学研究论文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头脑，写小说是出于心灵的需要。”他们就是这样努力在谋生、爱好与理想间寻找平衡，走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

本集收入的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既有年轻作家比较喜爱的回忆成长经历的自传小说，也有幻想性的作品；既有对历史的反思性小说，也有关注现实的小说；既有以写实为主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也有以情绪或者声音为描写对象的难以定性的体裁，可谓五彩斑斓，特色鲜明，给读者带来各不相同的阅读体验。

《内奸夙敌》2005年入围“处女作奖”的“小型小说奖”。小说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以英汉互译为生的青年米沙在母亲去世后接到一位陌生老者的神秘电话，他自称是米沙姥爷的朋友，姥爷托他转给米沙一处房产。米沙在和女友商议后决定赴约。在距城里不远的郊外农村里，米沙见到了这位姥爷的好友。他衣着破烂，病人膏肓，告诉米沙第二天和他一起去公证处办理遗产公证，然后他所在的这栋房子就归米沙了。在和这位老人接触的过程中，米沙得以知道自己家族的真实历史：姥爷当年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尉，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才放回来。他的生身父亲是个酒鬼，母亲仇恨这样的身世，向他隐瞒了一切。米沙在和老者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他其实就是自己的姥爷。很快，老人去世，米沙得到了这所房子。可是他再也无法平静地生活了。他一会儿扮成姥爷当大尉时的样子，一会儿又装成被抓来的间谍嫌疑人，近乎自虐般地重现特务审讯犯人的情景。他想替姥爷赎罪，却又尝试理解他；他羡慕那代人拥有信仰，却对他们的信仰充满怀疑。他破坏了平白得来的房子，把女友也赶走了，最终得出结论：可以不相信爱情，但爱是需要的。莫要执拗于信仰，但信仰是需要的。小说通过一件特殊的事情，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回顾和解读，在对历史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同时，也反映了当今青年身上普遍存在的问题，读来别有一番新意。

《19号行动》入围2012年“小型小说奖”的长名单。小说情节完整，贴近现实，构思精妙，文笔老练。在今天讲究实验、探索的文坛环境下颇有传统做派，可以称得上是短篇小说中的佳作。故事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彼得堡：俄罗斯某特种警察部队奉命去制止一次示威游行，他们的任务是抓捕头目，驱赶人群。主人公久沙就是其中的一名防暴警察。两个都自以为代表正义的队伍——游行的人群和年轻的警察发生冲突。代表政府一方的训练有素的警察驱散了这次游行，并抓获了一群为首分子。虽然残酷的现实和曾经的行伍岁月已经把人性磨灭，但是久沙的内心深处还是潜藏着怜悯心和同情心。他暗暗帮助一个被押的野猫般的女孩，匆忙中和女孩互相生起朦胧的爱慕之心。在完成任务后回家的路上，他对自己所执行的命令有了片刻的怀疑。但就在这时他遭遇劫匪，被打昏过去。小说就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深深的遗憾和回味。

《楼层》是由一系列短篇小说构成的中篇。小说以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住过的一栋楼为背景，描写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小说按照地点顺序详述与地下室、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及楼顶相连的那些记忆，几多感伤，几多留恋。·有妈妈对调皮孩子的担惊受怕，有邻里之间互相关心与帮助的真情，有单亲家庭的辛酸与小小的幸福，有走向邪路的玩伴和淳朴善良的叔叔等等。这些抹不去的记忆是“一阵可以穿越整个人生的风，穿越成长岁月的风”。另外，拉夫山·萨列丁的几个短篇也是类似的童年故事。

短篇小说《圣诞老人》讲述了发生在1941年圣诞节期间的一个小故事。小偷在偷了一袋面包之后匆忙间逃进一所寄宿学校。这里有在妈妈牺牲后自动承担起保育员职责的年仅十六岁的薇拉以及十五个忍饥受冻的孩子。小偷冒充圣诞老人躲到这里。警察来搜寻时，薇拉为了孩子们的生存冒死将小偷藏了起来。这个夜晚，薇拉和孩子们趁小偷醉酒熟睡之际将他口袋里所有的面包都换成了玩具。

《寻找失去的声音》是一篇独具特色又充满异域风情的作品。其中有主人公，也有所谓的情节，但这些都不是描写的重点，真正的主角是声音。可以说，这是一篇充满了听觉效果的小说。爷爷的客人“卡尔——哈尔”的说话声，引起幼小的“我”对他们所在的那片土地——格鲁吉亚的向往。成人后“我”来到格鲁吉亚，师从第比利斯音乐学院最著名最年长的教授、伟大声乐传统的继承者诺达尔·安德古拉泽。在那里听到学音乐的歌唱声，电视里的隆隆炮声，播音员的声音，音乐老师的说话声，各种声音的节奏与分量，座椅和桌子发出的声音，房间里的回声。他们的民族语言像台球一样，互相碰撞，滚到各处，然后化为黑色的吱吱呜叫的小鸟，飞向阳台，又从阳台俯冲到汽车轮子下。“我”还听到一位格鲁吉亚伟大歌唱家的录音，“好像是熔化的白银从树上滴落”。作者把所有这些声音和当地的民俗、景物融合在一起，如散漫随笔般铺陈纸上。语言华丽繁复，甚至有些晦涩难懂。

如果说《寻找失去的声音》的描写对象是声音的话，那么《残篇》中的描写对象就是情绪了。《残篇》与前者的风格相似，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杂感和女友无端离去带来的无尽伤感。这些篇章都有编号，但是并不连贯，前颠后倒，正如人纷飞的思绪，无边无际，无休无止，杂乱无章。痴人说梦般独自呓语，诉说着自己的爱、痛苦和失落。

《寻找堕落天使的奶奶》入围2011年“随笔奖”的短名单。它的副标题是“语文学、心理学、纹章学方面的非学术性研究成果”。作品从语言文字出发展开想象，竟然对魔鬼与天使，以及人类的爱恨、嫉妒、高傲、谄媚、公正、自私、纯洁等品性、情感和态度进行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谱系探究，勾连出它们的亲属关系，别出心裁，新鲜有趣。

迄今为止，“处女作奖”设立已十余年，很多读者会关心那些年轻作者的前途与现状。我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曹文轩也曾提问年轻的作家是否能够再创俄罗斯文学的辉煌。这个问题现在难有定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包括大量“处女作奖”获得者在内的青年作家在文坛上越来越显示出整体的实力，新一代作家已逐渐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正如获奖者伊琳娜·博加特廖娃所说，这些生于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的作者，处于历史转折的一段时期。他们少年时期恰逢国家体制的变迁，旧有意识形态的摧毁和新的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时发生在眼前，这使得他们惊慌失措，无从选择，于是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之后，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探索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评论家鲁达廖夫也认为当代青年通过创作实现了“认识自己”，通过内在的自我走向了外在的世界。现在他们不仅有实力问鼎大型文学奖项，如罗曼·谢恩钦凭借长篇小说《叶尔特舍夫一家》入围2009年布克小说奖短名单，扎哈尔·普利列平以长篇小说《罪》获得2008年“民族畅销书奖”，而且以年轻的激情与自信去影响社会意识。他们中的重要代表谢尔盖·沙尔古诺夫、罗曼·谢恩钦、扎哈尔·普利列平、安德烈·鲁达廖夫、谢尔盖·别利亚科夫等加入了2009年成立的国民文学中心。中心联合当代富有影响力的几十位新老文学家，以保护俄罗斯民族文化为宗旨，发表有关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文章，希望为奠定整个民族的精神基础贡献力量。作为青年文学评论界的领军人物，鲁达廖夫提出文学的意义在于“实现时代的精神目标，形成民族基本的意识形态，探索未来的文化模式”。新一代文学家自动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发出对“新果戈理们和新别林斯基们”的呼唤，同时在创作、评论、编辑、出版领域施展才华，以期再创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时代。

为自己这代人立言，说出自己这代人的心声，希望“处女作奖”获得者实现他们的目标！

侯玮红

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