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宝光所著的《我们的回忆(民族出版社60年)》以回忆为视角，追寻着记忆的线索，或以人物或以事件或以书稿为脉络，展现了民族出版社不同时段的侧影，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这部回忆录，字里行间洋溢着老一代民族出版人对事业的执着和深挚的爱。同时也提示我们新一代的民族出版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将老一辈民族出版人的精神发扬光大，继续传承，共同谱写民族出版新的辉煌。

庞宝光所著的《我们的回忆（民族出版社60年）》是民族出版社60周年社庆图书。主要内容为离退休老干部撰写的回忆文章，从多角度呈现了民族出版社的历史。栏目分为：岁月回眸，故人在兹，往事历历，编书心语以及筑梦家园等。该书稿属于多人的合作成果。一部分为社庆50周年之际收集整理的，另一部分则专门为60周年撰写并搜集。

序·禹宾熙

岁月回眸

 我在民族出版社的那些日子

——为民族出版社六十周年而作

 萨空了主持时的民族出版社

 周总理说：新中国还需要培养出更多的翻译家

——缅怀周总理对我们工作的亲切关怀

 40年的探索道路

——民族出版社的回顾与展望

 半个世纪的追忆

——记《民族画报》创刊前后

 回忆首届研讨班与民族版协的成立

 民族文字印刷的创建发展与科技创新

故人在兹

 怀念老社长萨空了同志

 民族翻译出版工作的领军人——李鸿范

 他是我心目中非常尊敬的首长

——回忆李鸿范同志

 可敬的老社长黑伯理同志

 我与民族出版社的老前辈们

 老骥伏枥思万里，期颐之年成圆满

——忆著名藏学家刘立千

 禀赋丹心铸经典

——记新中国第一代蒙古族翻译家博彦达赉

 追忆在藏文室工作过的其他民族同志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回忆多吉杰博同志

 缅怀敬爱的多吉杰博老师

 回忆父亲伊布拉音·穆提义在民族出版社工作的时光

 他为民族出版事业做出了贡献

——记金万善同志

 活跃且待人友善的人

——同朝鲜文编辑室共经初创期与改革期的韩寿山老师轶事

往事历历

 我与民族出版社半个世纪

 从事民族出版工作，前后长达45年

 人生就是学习

 80岁的回忆

 我在民族出版社17年

 我的三十年

 我在蒙文室的点滴回忆

 我心中的蒙文室

 赶上“末班车”的实话

 我们一生的美好回忆

 民族出版社工作回忆

 生命中难忘的时刻 

 我所在的哈文编辑室

 那段在哈萨克文编辑室工作的时光

 与民族文化同行的数十载

——访原民族出版社朝鲜文编辑室编审桂镕信老先生

 朝鲜文编辑室初创期的顶梁柱

——访李道荣老师

 展望更美好的未来

——访朝鲜文编辑室第四任主任李钟万

编书心语

 风雨兼程五十载

——《藏汉大辞典》的编纂与出版

 《江格尔》是如何翻译成汉文的

 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几点体会

 用“心”编辑《中国民族史》

 《自然科学常识丛书》的出版岁月

 藏文辞书编纂出版六十年纪程

 怎样做好编辑工作

筑梦家园

 我为自己是民族出版社的一员而感到光荣与自豪

 我为自己在编辑岗位工作40年而感到骄傲

 当时我只有17岁

 我社曾有一个全日制幼儿园

 民族出版社培养我成长

 藏文版《共同纲领》回归记

我在民族出版社的那些日子①

——为民族出版社六十周年而作

庞宝光

写在回忆之前

1950年，我被分配到中央民委（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简称，国家民委的前身）参事室。1953年，参事室改建为民族出版社，从此我就和出版社发生了密切关系。如果从我到参事室那天算起，到1987年我离开出版社，时间长达近三十年。

民族出版社这棵种子，从入土、发芽，枝繁叶茂，到其茁壮参天，我曾为之浇过水，松过土，施过肥；也曾沉浸于她的绿茵下，吸吮过她的鲜氧，享过她的福。

民族出版社这棵大树，在六十年的岁月中，经受过雨露滋润，沐浴过灿烂阳光，也受到过狂风暴雨的袭击。这一切，我都曾随之身受，今天在她花甲之年，浮想联翩，回味无穷。现摘其片断，记录下来，以作纪念。

由于我年事已高，去日过久，有些可能只是线索，有些可能会张冠李戴，有些甚至可能是误记，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补充和修正。

民族出版社的建立

在首都北京建立一家出版机构，向少数民族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继承和弘扬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周恩来总理惦记在心的一件事。1949年底，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闭幕后，邓颖超同志设家宴答谢参加会议的翻译同志。散会后，周总理把维吾尔语翻译穆提义留下来谈话，把这一想法告诉了他，并建议他留在中央民委工作，为这一机构的建立，做些准备工作。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第一个想着建立民族出版社的，不是别人，而是周总理。

由于当时全国解放不久，百废待兴，这一工作并没有马上提上日程。

1952年，时任中央民委主任委员的李维汉和副主任委员刘格平，见时机已经成熟，便联名上报，请示建立民族出版社，经周总理批示同意后，中央民委派驻会委员刘春，出版总署派出版局局长金灿然，具体负责有关筹建工作，拟订建社方案。  出版社的筹建工作，是在中央民委参事室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民委参事室的业务，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即将建立的民族出版社的任务相近。当时参事室设立有蒙古、藏、维吾尔（包括哈萨克）三个民族语文翻译组，负责向少数民族人民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翻译出版一些重要文件和政治读物，如《共同纲领》等政协三大文件和《中国革命读本》等图书。此外还设立有资料室、汉文编辑组和画刊组，专事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情况，向上级反映，向内地介绍，沟通情况，曾编译出版《人民画报》副册，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扩大会议文件及《苏联大百科全书》有关问题条目的选评。凡此种种，正为民族出版社的业务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于参事室原有的民族问题理论研究，讨论草拟有关民族法规的任务等，虽然曾有起草《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的成绩，但出版社建立后，参事室撤销了，这方面的任务就分别合并到民委其他部门和中央民族学院了。

根据建社方案，民族出版社属国家的正规出版机构，受中央民委和出版总署双重领导。出版总署主要负责出版业务，中央民委主要负责民族政策和行政领导。为适应出版机构建制的需要，对参事室原有的机构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三个翻译组和汉文编辑组，分别改建为编译室和编辑室；将维吾尔文翻译组中的哈萨克文翻译部分分出，建立哈萨克文编译室；着手新建朝鲜文编译室，从而形成六大语种同时编译出书的格局，直到如今。另将资料组与民委的图书馆合并，改建为图书资料室。画刊组，当时正在筹备出版《民族画报》，暂时维持原状，到1955年才正式改组。参事室改组为出版社后，编译、出版以及行政管理工作大为增加，相应地便新建了总编室、出版部和办公室，及其下属的科组。在上述工作机构基本确定后，便开始了干部的调配，新干部的报到，基本上是在出版社成立大会之后，特别是搬到国子监时期。

1952年下半年，周总理任命出版总署副署长、民委委员萨空了兼任出版社社长，随之出版社的成立便提上日程。

出版社的成立是一件大事，是大办，还是小办？是当下就办，还是筹备筹备再办？有着不同意见。萨社长认为：中央已经批下来了，就应当抓紧办，而且越简单越好，不可铺张浪费。如果干得好，有一点成绩，等来年我们开一个周年庆祝大会不更好。这样就在1953年新年过后的1月15日，召开了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是在绘图室举行的，这是个穿堂屋，每天都有人在这里办公，查找资料，绘制少数民族在全国的分布。它不是会议室，没有悬挂领袖像和有由头的横标。出席人员全是本社干部，没有上级领导，也没有来宾。到开会的时候，大家搬着各自的坐椅，围着绘图桌子放，不成行，无拘无束，随意而坐。

P3－6

禹宾熙

《我们的回忆》一书在民族出版社迎来60年诞辰之际出版，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部老同志回忆录凝聚了几代民族出版人的心智劳动和情感历程。作为新中国民族出版事业奠基者的前辈们，在从事民族出版工作中，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啊！他们的学识、才能和功德感动着我，使我不得不“欣然命笔”，抒发对民族出版工作前辈的崇敬之情。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与新中国民族出版事业一同成长起来的。那些被誉为“红色经典”的名著，如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的《我要读书》，杨沫的《青春之歌》，杨益言、罗广斌的《红岩》，曲波的《林海雪原》等民族文字出版物，曾经激励了几代人的成长。那些《毛泽东选集》和马列经典著作翻译出版，民族文化典籍整理传世，民族语文工具书编纂使用，以及众多民族历史、文学、教育、科技类读物能送到少数民族读者手中，都凝聚着“民族出版人”的奉献和创造。老一辈民族出版者们是“出一批好书，育几代新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我从小就迷恋读书，对文学作品有着特殊的感情。读书使我在理想与现实中不断地完善自我，虽然有时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像蚕食鲸吞般剥夺了我许多静思与读书的自我空间，但我对图书的爱恋从未变化过。在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岗位之后，在我进入“知天命”之年时，竟“阴差阳错”地使我与出版产生了职业上的衔接，从而与民族出版工作有了不解之缘。

来到民族出版社之后，社里多次组织开展了与老同志的座谈和多种形式的交流。通过老一辈民族出版人讲述的奋斗历程，使我深受感动。在民族出版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员工情同手足，和睦相处。无论是在新中国百废待兴，民族出版社初创的艰苦岁月中，还是在初具规模的五六十年代，那些奋力拼搏、翻译与编辑中央和国家政策文献、法律法规和马恩列斯毛著作的日子里，民族出版社的前辈们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取得了光辉的业绩。从前辈的充满深情的回忆中，我们仿佛又置身于那些难以忘怀的岁月，仿佛看到前辈们在夜以继日地翻译编辑出版，把承载着科学理论知识、共同文化理想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图书运到祖国的四面八方，送到各少数民族读者中间；仿佛看到老一辈革命家们是怎样在一穷二白的建国初期，勾画着新中国民族团结、繁荣昌盛的美好未来，并奠定了新中国民族出版事业的基石……

桩桩往事构成了丰富的篇章。不仅凝聚着前辈的理想，也讲述着创业的艰辛，更透露出前辈们坚实的脊梁！

这部回忆录是2005年开始编写，2006年9月曾结集内部出版，时任老干处处长的张德海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这次因社庆结集正式出版，许多老同志对原来的文章又进行了增补，同时，又邀请部分老同志参加了一些专题性的回忆文章的撰写，包括一些已经调离的同志，如刘树枫同志，这使得回忆录更能较好全面地介绍社里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后的编辑工作得到众多同志的回应和老干部处的大力支持。先后有马建、张德海、张启祥、张静芳、崔龙星、李钟万、王一之、周凤荣、马淑贞以及周殿鹏、宝贵敏等同志参与编辑工作。在出版过程中，许多老同志中的“年轻人”承担了艰巨的采访、记录和编写工作，为了早日见书，大家不分昼夜地编排整理、校对，在退休的生活中，又重温了往昔当编辑的体验，又一次承担起职业的重任，并以实际行动，再现了民族出版工作前辈的敬业精神，谱写出爱岗与奉献的新篇章。

读罢此书，在这字里行间我感受到的是老一辈民族出版人那溢于言表的爱——对出版的爱，对事业的爱，对民族的爱，对祖国和党的爱。书中讲述的那些活生生的历史，大部分尚不为人知。由于有些事情年代已久，也由于有些当事人已经无法向我们讲述当年那充满青春激情的往事，还由于我们一些工作和经验上的原因，本书仍不那么理想和完美，但毕竟是老一辈民族出版人用自己的青春谱写的华章。我相信，这本书所承载的时代精神和老一辈的风采一定能够在新世纪的新一代出版人身上继续传承，也一定能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里发扬光大！

在一个和谐宽松的社会，人们尽可能按自己的意志生活，你可以去追求优雅与浪漫，也可以去选择为了追求理想而步入的艰辛之旅；你可以轻松地生活，也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燃烧自己的激情。罗素先生说过：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我认为民族出版事业本身非常能体现这句话的本意，同时也是一把打开通向“幸福之门”的钥匙。

这部回忆录，字里行间洋溢着老一代民族出版人对事业的执着和深挚的爱。同时也提示我们新一代的民族出版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将老一辈民族出版人的精神发扬光大，继续传承，共同谱写民族出版新的辉煌。这也是我们社庆60年的初衷所在。

是为序。

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