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由马林英撰写的《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既有个人的经历，又涉及川康地区更为宏观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背景及变迁。当然，这和他与众不同的经历有关。特别是，李先生的跨族群、跨时代经历和跨族群、跨时代理解使这部书独具特色。我想，不论是对于想一般性地了解一个百岁老人经历的读者，还是对于专业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者，这部书都会使人有所收获。

马林英撰写的《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的学术价值非常突出，从这个人物的身份、时间跨度、空间经历来看，对研究近现代川康历史、彝汉民族关系史、凉山彝族社会的变迁史都是一个不得多得的口述史研究对象；而且通过一个历史人物来揭示社会变迁，不论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还是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既可补正史之不足，也可看到一个出自“主位”人士的经历和表达的真实性、代表性价值。所以，不论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看，本项目都具有前沿性和原创性。以往没有人对李仕安先生做过如此社会史学方面的研究，因此填补了空白。李仕安先生历经民国和新中国两个不同时代，在凉山彝族中有这种经历和思想影响力的人实不多见。

前言

第一章 故乡凉山过往人和事

 一、从家庭背景到成长历程

 二、父与子的边民小学情缘

 三、李德吾先生及雷波学校

 四、与彝族文字的花甲之交

 五、凉山彝族人物及其家事

第二章 西康宁属政治“彝务”

 一、组织筹建“彝民抗日军”

 二、西康省宁属政治指导区

 三、蒙召到雅安继而入宁属

 四、竭精尽力宣传“三化政策”

 五、宣抚布拖并解救邓祖植

 六、咫尺万里寻找飞鹰残骸

 七、宁属的禁烟彝务与吏治

第三章 西康宁属军事“彝务”

 一、盐北惩凶建巴哲指导区

 二、牦牛山之战相机洗雪冤

 三、马雄巧智抚平事端风浪

 四、以退为进平息四起争端

 五、刘蒋争斗殃及围剿布拖

 六、敷衍了事进剿“菜子山”

 七、首次进入普雄围剿彝人

 八、再次进入普雄围剿彝人

第四章 争取民族权利的行动

 一、蒋氏夫妇在西昌的日子

 二、张笃伦和邓秀廷的联姻

 三、倡白彝觉醒，求自我解放

 四、辞县长职务，进华大求学

 五、竞选国大代表，争取民族权利

 六、五花八门国大所见所闻

第五章 获得新生又遭遇坎坷

 一、追求光明加入民革组织

 二、不惧艰险迎接川康解放

 三、贺龙司令接见，重获新生

 四、西昌战役作战会议始末

 五、进军凉山，任部队急先锋

 六、穿越彝区遭遇艰难险阻

 七、停留越西，安置俘虏

 八、解放西昌建立人民政府

 九、政策争取葛绍武和李春芳

 十、教育志未酬，含冤二十载

 十一、夕阳西下安度春秋

 十二、与故乡亲密接触的机缘

附录

 一：部分访谈日志

 二：李仕安大事年表

 三：一位精通汉情的彝胞李仕安

 四：三化政策阐述

 五：三化政策漫谈

 六：再谈三化政策

 七：边民的呼声

 八：白彝革命宣言

 九：万里环行歌

 十：国大杂摄

参考文献

后记

尽管当时的雷波彝族社会允许在文化资源方面向汉族学习。但诸如牵涉到保持血统纯正的通婚问题时，依然坚守不与外族通婚的神圣婚姻规则。因此，我父亲不管怎样居住在彝少汉多的村子，抑或是习得了多少汉族知识文化，也必须迎娶山地彝族姑娘为妻。

我外祖父家是姓“吴奇曲比”家支的山地彝族，他们汉姓“银”。他家本是山里居住的彝族，后因经济状况十分殷实便摆脱黑彝统治成为独立白彝，并从山里搬迁出来，在汉地购买土地修建房屋而居。我小时去外祖父家，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家豪宅前那十几个石头做成的阶梯，其中两侧的护条石板时常被我当成溜梭板玩耍。后来，因彝汉关系发生冲突，继而发展至紧张的境地，乃至雷波城的城门上隔三差五就看见，把那些下山来作乱的彝族人脑袋砍了挂在其上。当时，没有比雷波彝汉关系更紧张的了。记得我家的碉楼上也随时需要预备着枪支弹药，不管是谁，只要夜击者我们一律格杀而自卫。西昌、冕宁和越西等彝汉杂居地区的民族关系那时也十分紧张，因为布拖、普雄等山地彝人经常抢掠汉人。雷波山里居住的一些吴奇曲比彝人也老下山骚扰坝区人的生活，官府和汉民常常把这些事件冤枉成外祖父家与其同伙而为，并责怪外祖父的五个儿子。其实我的舅舅们还烧毁了他们的住房，使其无家可归。我舅舅们与自己家之间的关系也由此而搞得不相和睦，内部矛盾使他们四分五裂互不往来。不得已，舅舅们又只好搬回了山里居住。就这样，我们居住在汉区的格尔家也与他们少有走动，彼此之间逐渐疏远起来。我的母亲汉语不好，她多说彝语，父亲一辈还能说彝语。但是我们兄弟却因居住地的邻里多是汉族而我和哥哥会彝语，弟弟不会，妹妹是在解放后的西南民族学院里学会彝语的。那时在我们的家里，除了母亲还穿着彝族服装外，全家人都穿汉族服装。

我家共有六姊妹，其中五弟兄和一个妹妹，我排行老四。后来。排行老三的哥哥夭折，我们便成了四男一女的五胞兄妹。如今，我两个哥哥和弟弟的后人都居住在成都的龙泉驿；妹妹李秀安与杨代蒂一起都是国民政府时期重庆边疆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她在西南民族学院学会了新彝文(不懂老彝文)，还担任了雷波民族小学的彝语教师和校长职务，她于2006年去世。

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阿卓兹莫”，即杨土司家的情况。在中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于元朝时，兴起了土司制度。我们雷波的彝族，到了明朝才被分封有土司制度。当时，杨代蒂家的祖宗受封为土司，衙门设在雷波县城，开始管理我们这些原始白彝了。那时候没有汉官，彝族都由土司管理。我们也就成了杨代蒂家的百姓了。凉山彝族四大土司之一的“阿卓兹莫”家，后来由我们“格尔”家担任了头人。光绪《雷波厅志·土司志》载：

雷波千万贯长官司于咸丰、同治年间，因其土长助官军作战有功，于同治四年(1865年)复授长官司职，颁给印信、号纸。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长官杨先烈去世，仅一幼女，故由其妻安登良(彝族姓名：沙马铁科阿芝)承袭。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党屯殖军通过《废除土司制度案》，将雷波千万贯长官司杨氏改土归流。到20世纪40年代，杨先烈女杨代蒂由重庆学习返回，继承祖业。

我四五岁时，开始随父亲进城去杨代蒂土司家。当时，在她家看见那些黑彝连高凳子都不敢坐，而必须放倒了才能坐。这与泰国等习俗一致，上等级和长辈可坐高凳，下等级和晚辈只能坐矮凳。但我们格尔家的人去到土司家都坐高凳。因为过去在凉山彝族地区的四大土司之下的等级格局为“阿卓莫客依，沙马格伙依，利利百夫依，阿都尼伙依”，即指阿卓土司系雷波杨代蒂家之下是头人最大，而头人当中是“格尔”家最大，指雷波的我们家；沙马土司，指金阳的安学发(彝族姓名“沙马阿勾”)家之下是官百姓最大；利利土司，指甘洛的岭邦正(字国忠，彝族姓名：斯兹尼迪书哈，又称：兹莫书哈)家之下是百户，指甘洛的邓开基(彝族姓名：博氐黑乃子哈)、邓开选(彝族姓名：博氐呷呷惹)以及汉源的李明扬(彝族姓名：里立木纽)家最大；阿都土司，指布拖的都定臣(彝族姓名：阿都日哈)家之下是黑彝最大。因此，前三家之下均无黑彝，只有阿都地区及其以外其他地区的土司之下才有黑彝。但是，彝族地区的这些政治组织多样性特征，后来被一些汉族学者基于当时的政治需求，把黑彝界定得好像他们管理着整个凉山白彝等级，并将该社会定性成了奴隶社会。其实，雷波杨土司家所属地区早已不是奴隶社会，我们家当时也属大地主，也不是奴隶社会的被统属身份。从辈分上来讲，杨代蒂通常称我为四爸。尽管她们是土司，从政治结构上管理着我们，但我们的人身所属权是自由的，并不隶属于土司。土司与其下属白彝的关系，并不像黑彝与其下属白彝之间的关系那样，彼此互为人身统属和隶属的关系。

P6-9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刘世定

由于李仕安先生和我的祖父刘文辉的历史关系，以及和我的父亲刘元彦保持至今的联系，李先生的名字我早有耳闻，其经历也知道一些。例如，我知道他是彝族知识分子，同时精通汉文化，在1940年代的川康彝族地区治理中发挥过特殊作用等。自从我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后，我对李先生这样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中发挥过特殊作用的人物也有了更多的关注。但当面拜见李先生，却是迟在2007年11月，那时他已经94岁高龄了。

我那次是到成都开会。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有机会去雅安看望李先生。到成都后我通过电话和李先生取得联系，听他在电话中与我交谈时洪亮的声音，我真难以相信他是个如此高龄的人。趁会议还没有开幕，我和李先生约好，于11月16日到雅安去拜访。我本想直接到他家中，他说“你找不到”，然后详细地告诉我把车停在什么地方，等他来接我。思维之清楚，令我惊讶。

16日上午，我到达约定的地点后略等，见李先生健步走来。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见面时的印象：“今年已94岁，仍耳聪目明，步伐稳健，谈话中气十足。”李先生引我到他家中，拜见李太太，落座叙谈。他还约了两位和他一样曾在我祖父任军长的部队中当过军人的老人一起见面，一位是杨正荣，另一位是戴群，当时的年龄都是83岁。

李先生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文学，读过不少鲁迅的作品，本想学文学，但后来学了测绘。在一定程度上，他和我祖父在军队中的联系是始于他的测绘专业。后来，他们的关系又因在西昌彝族地区的治理而深化。虽然，李先生学文学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我在读了他的这部口述历史之后，感觉他良好的文学素养，在当年写的诗中已自然有所流露。我和他谈起人类学者1940年代在凉山彝族地区的调查，他也相当了解。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曾为这些学者当过翻译。他对当年人类学者工作的记忆，也在口述史中得到体现。

在李先生家坐了一阵，他提议一起到青衣江边喝茶。茶馆是他们常去的一家。我在日记中记道：“据说20年来他们常在这里喝茶、聊天、打麻将。茶馆的老板已经换过人了，但对他们来说，地点没有变。”

我离开成都来雅安时，雾很大，此时已经消散了。坐在青衣江边，望江上廊桥，看身边江水，听老人们讲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开朗的生活态度……。人物、场景融为一体，不时沉浸在现实与诗意的混合之中。一首《鹧鸪天》词浮现于心：“爱尔山川久费猜，山川爱尔定人才。雾烟总是添好景，落叶从来不伤怀。苍屏下，江面开。青衣水去未徘徊。秋风白发茶亭上，国事家情入话材。”

中午在一起涮火锅，又加入了李先生的两个儿子：一波和一都。一波生于彝族地区的雷波，一都则生于成都，都是因地取名。席间，李先生打开一瓶52度的“五粮液”白酒，要和我两人平分。我大吃一惊！我到过西昌彝族地区，知道彝族同胞喝酒的能力和气概，但李先生身体虽然硬朗，毕竟是90开外的人了。我欲劝阻，李先生的儿子说，没关系，他喝8两都没有一点问题。李先生饮酒叙事，思路清晰，精神矍铄。其间隐隐透出军人经历和彝区风俗内化的豪放。

和我一起到雅安拜访李先生的，还有我的研究生齐文。当时我们议论，像李仕安先生这样有着丰富阅历且身体健康的人，应抓紧做口述历史工作。当我们向李先生表达这样的意思后，李先生说，已经有人在做了。后来读了马林英教授编著的这本书后，我才知道，马林英教授较我们有先见，已经于2007年5月开始了这项工作。2013年底，马林英教授打电话给我说，编著的李先生口述历史书稿已经基本完成了，要我写序。我欣然应允。

李仕安先生的这部口述历史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既有个人的经历，又涉及川康地区更为宏观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背景及变迁。当然，这和他与众不同的经历有关。特别是，李先生的跨族群、跨时代经历和跨族群、跨时代理解使这部书独具特色。我想，不论是对于想一般性地了解一个百岁老人经历的读者，还是对于专业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者，这部书都会使人有所收获。

借此机会，谨向李仕安先生致敬！

2014年5月6日于北京

作为一个彝族后生，我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聆听李仕安老人讲述那些与彝族社会文化有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从2007年5月l一3日首次在雅安拜访李先生，到2012年8月10日和9月16日在成都再访李先生，又到2012年11月21日着手整理和撰写书稿，再到2013年6月20日一2014年5月26日期间在成都多次补充访问李先生，并经由他本人两次及其外甥吴朝进先生次亲自审核。本书的撰写之所以拉锯战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实在由于笔者获得了联合国性别基金资助《探索本土资源参与性别权益受损防范干预模式》、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资助《凉山彝族农村妇女手工艺绣品参与市场营销能力建设》、加拿大城市发展与规划基金资助《农民工输出一输入地劳动维权联动和公共参与机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四川彝族社会性别变迁研究》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资助《中德视角的研究与教学对比实践：中国西部环境治理政策综述》五个科研项目需要完成而耽误。其实在这长久，但又无暇顾及撰稿李先生口述历史的时间里，我的心中无时无刻不在祈祷他老人家的安康！期盼他在有生之年可以目睹这份“礼物”！更加恐慌他的高龄可能会使我一失机成千古悔！好在这样的担惊受怕，从今天起注定成为我生命中一段不可缺少的特别回忆。

尽管历时七年追踪访谈，八个月伏案敲击电脑和五个多月反复数次修改校正，终于完成了近30万字的这部《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书稿，并于2014年4月5日征得《受访者李仕安授权书》。但是，我的心中没有丝毫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李先生所讲述的许多历史事件的细节，以及一些尚未记录在本书中的故事，不断萦绕我脑海，无论睡梦里、行走时，久久挥之不去。我深刻体会到彝族社会文化发展现状来之不易，我加倍珍惜自己今天作为都市彝人的生活和工作。希望其他彝族后生阅读此书后，也有这样的感受。

本书写作的发端、过程和结束，凝聚了多位亲人和朋友的关心。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感谢他们为我提供像李仕安这样的彝族精英事迹和线索！感谢李仕安及其家人的倾心讲述和热情接待！感谢周光华(李仕安二儿子的亲家)无偿提供许多李仕安著述资料用于本书《附录》。感谢刘文辉的孙子——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为本书赐序！感谢民族出版社罗焰编辑看重本书的价值，鼓励林英去完成！

2014年4月15日写于西昌望月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