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埃默森著的《1913一战前的世界》是一种另类的环球旅行。从欧洲的首都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出发，行至美国城市——华盛顿、纽约、底特律、洛杉矶和墨西哥城，之后是更广阔的世界各地——温尼伯、墨尔本、布宜诺斯艾利斯、阿尔及尔、孟买、德班、德黑兰和耶路撒冷，最后来到1913年欧洲以外各大帝国主要城市的核心——君土坦丁堡、北京、上海和东京。

相比很多关于这段时间的书，本书所设定的目标一方面更朴素，另一方面也更宏伟。朴素是因为本书不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解释。朴素还因为本书只关注这一年，而没有像另外一些历史学家那样精彩地描绘出漫长的19世纪的全貌。它更多是按照地理顺序而非年代顺序进行的。但书中又有独特不凡的抱负，就是要真实地描绘出1913年的世界全景图。这些描述通常是从当时的旅行者和作家的角度出发，那些人大多是西方人，但也会有当年的亲历者的视角，不论高低贵贱，有名无名，是不是西方人。本书试图再现他们的世界。书中贯穿的理念是，将1913年以及之前的那些年作为一段全球化程度空前、交流联系频繁、思想丰富多样的时期来探讨。

1914年，一场大战粉碎了世界经济秩序，撕裂了欧洲，削弱了它的全球优势，而1913年是它的前一年。但在《1913一战前的世界》这部富有启发性的历史著作中，作者查尔斯·埃默森将1913年的世界从那种“战争序幕”的狭隘观点里解放了出来，揭示了它的本来面目。

1913年的世界，远比我们记忆中的更现代，比我们所预期的更像我们这个时代。金本位奠定了全球商品和货币流通的基础，而大规模移民重塑了全球的人文地理学，轮船和海底电缆环绕了地球，伴之以新技术和新观念；福特的第一条流水线在底特律启动，伍尔沃斯大楼在纽约拔地而起，墨西哥正陷于流血革命的深渊，而温尼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正走向繁荣；伊朗的石油政治时代降临，中国开始从沉睡的帝国时代醒来；巴黎庆祝自己是一个光之城，而柏林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电之都……

作者为一个失落的世界恢复了勃勃生机，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绘制了一幅全景图，其中蕴含着如何理解过去、如何思考未来的深刻启示。

导论

第一章 世界的中心

 伦敦 世界城市

 巴黎 永恒的，世界的

 柏林 强力之都

 罗马 教皇的飞机

 维也纳 影与光

 圣彼得堡 东方的巨人

第二章 古老的新世界

 华盛顿 特区共和国、国家、帝国

 纽约 大都市

 底特律 未来样板

 洛杉矶 繁荣！

 墨西哥 城门罗的遗产

第三章 远方的世界

 温尼伯—墨尔本 海外的不列颠

 布宜诺斯艾利斯 南方之星

 阿尔及尔 共和国的光辉

 孟买—德班 帝国的织锦

 德黑兰 在外国的眼皮底下

 耶路撒冷 犹太人故乡的不满

第四章 大国的微明

 君士坦丁堡 历史的潮汐

 北京—上海 从沉睡中苏醒

 东京 旭日

 伦敦 天际之外

尾声 1913之后

注释

致谢

有一个小小的岛群与欧洲大陆西北沿岸隔海相望，在1913年，它的首都伦敦已经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城市、空前庞大的帝国之都、全球秩序的支点、世界金融的核心。在这一年的几个月里，根特或许充当了展示世界的窗口，但用当时人的话说，伦敦是一场“永恒的世博会”。典派思想的前任印度总督寇松(Curzon)勋爵说伦敦“正在成为基督教确立之后的前三个世纪中的罗马，以及很久以后的拜占庭”。伦敦既然位于作为天地中心的欧洲，那么称它为世界中心也是很合理的。

伦敦的人口有700多万，是纽约和巴黎的1.5倍，将近柏林的2倍。几十年前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对伦敦的描述依然符合现状，“人类最大的聚集地——世界最全面的概览”。由于伦敦规模庞大，甚至连其中一些小型的民族社区都要比其他地方的整座城市还大，包括这些民族的祖国的城市。一本旅行指南上写道：“伦敦的爱尔兰人比都柏林还多，苏格兰人比阿伯丁还多，犹太人比巴勒斯坦还多，天主教徒比罗马还多。”

但伦敦之所以在世界上取得如此的地位，居民数量只是一小部分原因。遥远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新西兰都有英国的国民，对于他们来说，伦敦代表着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秩序——对其中一些人来说，伦敦代表的是“家乡”。在白厅的走廊上和威斯敏斯特宫的议会厅里，在自由党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个政治决策，这些决策影响着亚洲、非洲以及离英国本土更近的爱尔兰无数人民的未来。英国外交部来来往往的欧洲大使都被典型的英国人爱德华·格雷爵士看在眼里，由此我们也能够认识到伦敦在维护世界和平上处于外交核心地位，它正在试图施加强硬手段解决巴尔干问题。白金汉宫的外部刚刚装修一新，居于其中的是国王兼皇帝，无论是新加坡的商人还是牛津街(Oxford Street)的店主，都对攥在手里的、他那深入人心的形象同样熟悉。在世界上最大的码头——伦敦码头，每天都有货物运过来，映衬着每一个伦敦人的财富与品位。锡兰肉桂、加拿大皮草、牙买加朗姆酒、印度茶叶……这些货物又会被运往世界各地，为他们赚钱。在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流言蜚语漫天飞舞，世界货币暗流涌动，关于远在南非或阿根廷的商业利益的传言，由于有某种特定的好处或者特定的保证，便会让全球市场物价上涨或者下跌，发财或破财只在几个小时之间。世界上那些较小的城市，比如莫斯科和里约热内卢，以及这些城市所在的国家，都要依靠伦敦来筹集财政资金。《经济学人》得意地称：“伦敦开出来的票据是一种国际货币形式。”

泰晤士河在这一切之中穿流而过，从亨利(Henley)面朝河畔、整整齐齐的船坞，流至伦敦市中心时，河水已经严重污染、臭气熏天，最后在河口处汇入大海。“人们的梦想、联邦的种子、帝国的萌芽”顺流而下，大英帝国的记录者约瑟夫·康拉德产生了这样的思考。沿河往上，帝国的征服者得胜而归，国家的财富滚滚而来，世界各族人民蜂拥而至。

P21-22

1913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编辑弗朗西斯·里格利·赫斯特(Francis Wrigley Hirst)发表了一篇题为“海外旅行”(Foreign Travel)的随笔。他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那个年代的全球化，这一过程似乎随着过去的一个又一个十年而越发加速。

赫斯特写道：“铁路和轮船已经使伦敦到芝加哥的旅程比两个世纪前伦敦到爱丁堡还要快，还要舒适”——

英国的舒适用品、美国的奢侈品、法国的大餐、德国的侍者，只要有钱便轻易可得。只要一个地方的娱乐活动丰富，空气清新适合养病，或者做买卖的市场条件良好，就会有很不错的旅馆。资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停地搜寻着最高的利润和充分的安全感，不带任何民族偏见。它一直在寻找机会，对旅行的爱好也随着设施的完善而增强。瑞士是欧洲的第一个游乐场。现在的世界已经遍布游乐场，精力旺盛的游民和疲惫的赚钱人士乖乖地蜂拥而至，加入时髦社交、消遣娱乐或医疗调养等形形色色的活动中。非洲沙漠、克什米尔、加利福尼亚州、日本、加纳利群岛、百慕大、希腊群岛、乌干达、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对于当代的环球旅行者来说都不算太远。商业旅行者无处不在，“本社记者”对战争和战争谣言的追寻就像猎人追踪猎物一样敏锐。

旅行在赫斯特的生平年代（1913年他39岁）变得便宜多了，这里所谓的旅行不仅包括富裕的旅行者追求新鲜体验，还包括移民追求光明未来。他写道：“于是，为了乐趣或利益的旅行者数量稳步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环球旅行一向险象环生，现在却可以以海上航游的形式出售给好奇的旅行者，在奢侈的条件下实现。汉堡一美洲公司(Hamburg-American Line)定期推出乘“克利夫兰”号(Cleveland)汽船环游世界的旅程，从纽约到欧洲，之后经苏伊士运河到达印度、缅甸、菲律宾、香港、日本、夏威夷和旧金山，一共只需650美元。“（环游世界）这样一项重大事业往往洋溢着浪漫的气氛和冒险精神。”这段旅程的宣传资料如是说。然而，当代旅行者享受到的舒适条件是先前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在“克利夫兰”号汽船上，甲板之间通电梯，客舱之间还可以互通电话。船上配备着一间供业余摄影师使用的暗室，一间存有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的藏书室，还有一间健身房，内有电动器械，其中一些是马鞍的形状。这段旅程的最后一段是从旧金山返回纽约，在1913年还只能走横贯大陆铁路。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通航，这让后来的旅行者得以走海路完成整个旅程。

本书是一种另类的环球旅行。从欧洲的首都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出发，行至美国城市——华盛顿、纽约、底特律、洛杉矶和墨西哥城，之后是更广阔的世界各地——温尼伯、墨尔本、布宜诺斯艾利斯、阿尔及尔、孟买、德班、德黑兰和耶路撒冷，最后来到1913年欧洲以外各大帝国主要城市的核心——君士坦丁堡、北京、上海和东京。

这样做的用意并不是要记录单单这12个月内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发生了些什么，更不是要谨慎小心地寻找出次年夏天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历史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场战争的责任归属便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学家将指责的矛头对准过普鲁士社会的军国主义、德国统治世界的野心、德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奥匈帝国的冒险主义、奥匈帝国内部的政治危机、俄国的帝国主义、俄国内部的政治危机、欧洲的联盟体系、对欧洲文化衰落的恐惧、火车时间表残酷无情的逻辑，或者是上述几项或全部的结合。个别外交官的作为和疏忽必然会影响欧洲各个大使馆所做出的决定。对于国力和意图以及二者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何走向的相关评估，这一切都在改变着不同的政治家、君主和将军在脑海中对战争的推演。当今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1914年6月奥匈帝国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并没有昭示战争的必然性。事实上，战争从何时开始走向必然——如果有这样一个时间点的话，是不是在很久以前或者很久以后——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学家大多承认，1914年英国的参战并非命中注定，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算战争真的开始了，战争的过程和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取决于一系列偶然因素，以及诸如经济实力、行政效率、人口等更为恒定的因素。在《虚拟的历史》(Virtual History)中，一个个偶然因素发生了改变，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中的偶然性、可能性和路径依赖性。

世界大战为何在1914年爆发，战争又为何持续了四年，为了探索这些问题而做出的努力，从历史和政治角度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努力尝试去理解过去，才有望从中学到东西，不论理解得多么有限。然而正如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所言，一心一意地探索战争的起因，在揭露过去的同时反而要冒着曲解过去的风险：

……从欧洲战前数十年间所发生的大小事件中查找到的起因，像天平的砝码一样累积，终于让结论从可能走向了必然。偶然、选择和行为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抽离了出来。

我们知道最终发生了什么——一场把世界闹得天翻地覆的战争。正因如此，当我们回首世界在战争之前的样子时，视野会变得狭隘。因为战争是在欧洲爆发的，我们自然倾向于将目光聚集在战前时代欧洲汹涌澎湃的希望与野心上，却忘了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我们听信那些在1913年便预言了战争的人，就会对另外很多没有预言到战争的人视而不见，其实这些人在战争最终到来时甚至感到震惊。1910年，作家、和平宣传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发表了著名的宣言，认为在20世纪早期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一场有利可图的战争是“大幻觉”（不过，他还没有全然否定其可能性）。即便是认为战争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发生的人，在展望未来时也是相当镇定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一场战争都只是对于体制的一次短暂冲击，而不是长达四年的流血牺牲。对于过去，只需问一个问题——战争为什么发生——便有很大可能让此外的一切都成为证据，根据它们在答案中所发挥的作用来决定是用还是弃。这或许是必然的。人们很可能只是把1913年的世界视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接待厅，却不能就其本身来看待——用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von Ranke)的名言说，就是“还原其本来面目”。

事后之明当然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能只用后来发生的事情来折射出1913年的世界——当然，这一年中的某些利害关系确实是我们从后往前看才看到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用当代的眼光、以未来的开阔性来观察1913年的世界，看清它错综复杂的全貌。通过阅读个人对那个时代的记录和报纸的报道，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阅读派驻东京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交人员搜集整理的、向上级通报特定时间内特定国家情况的密报。我们还可以将目光投向这个世界上那些西方历史学家关注较少的地区，也就是西方以外的世界，因为那些地区与欧洲战争导火索的牵涉没那么明显和直接。

因此，相比很多关于这段时间的书，本书所设定的目标一方面更朴素，另一方面也更宏伟。朴素是因为本书不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解释——应当将本书当作对战争起源的历史记录的补充，而不是这些记录的替代品。朴素还因为本书只关注这一年，而没有像另外一些历史学家那样精彩地描绘出漫长的19世纪的全貌。它更多是按照地理顺序而非年代顺序进行的。但书中又有独特不凡的抱负，就是要真实地描绘出1913年的世界全景图。这些描述通常是从当时的旅行者和作家的角度出发，那些人大多是西方人，但也会有当年的亲历者的视角，不论高低贵贱，有名无名，是不是西方人。本书试图再现他们的世界。书中贯穿的理念是，将1913年以及之前的那些年作为一段全球化程度空前、交流联系频繁、思想丰富多样的时期来探讨。1913年是可能之年，而非命定之年。

关于1913年的世界，我们在写作时往往会回溯至更久以前。写作中有时还会明显地体现出我们对于这段时间的看法是歪曲的，因为对它比较熟悉，或者因为时间上比较接近——对于我们本身所处的时代，我们倾向于在心理上将它压缩，而对于祖辈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则倾向于将它延展开来。然而对于生活在1913年的人们来说，他们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的距离并不比我们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距离更远：东欧剧变、个人计算机的出现、比尔·克林顿的总统任期都处在这一时期内。1901年，外国军队进占北京紫禁城，镇压以打击西方利益为目标的义和团运动，这个事件与1913年之间的距离，恰似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与我们今天之间的距离。仅仅100年前的1913年，成千上万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老兵，在那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的地点、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集会。在20世纪初，19世纪的阴霾依然阴魂不散。

与之相类似的是，1913年的世界与我们之间虽然隔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但并非与我们自身的时代全然无关。这层关系不仅仅是指我们许多人都了解过曾经生活在一百年前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我的祖父母都曾生活在1913年；我的祖父当时还是个小伙子，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乡村，乘坐蒸汽机车上学。）另外还有一点，一百年前的世界从很多方面来讲，绝对是现代化的。

1913年，我们的世界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对于“全球化”这个词，现在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它指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一种现象，然而它早在1913年就已经在进行了——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当年的全球一体化程度比现在还要高。在“一战”之前的那一年，关于全球性社会或者国际法规则下的世界这些理念，已经是稀松平常，尽管当时的制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正如英国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G.P古奇(G.P Gooch)在1912年所言：“文明成了国际性的。”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前身于1913年开张。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是从美国单极时代转变为更具潜在竞争性的多极时代，这与一百年前英国相对衰落、亚洲重新苏醒、新兴强国试图在别的国家设立的世界体系中分一杯羹的状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的相似也让人心神难安。此外，在文化和科技方面，很多被我们视为现代典型的事物，例如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现代艺术、飞机、电话、汽车，甚至空投炸弹，在1913年就已经出现了。

本书给出了一份精选和一种诠释。就此意义来看，它像是一幅肖像画。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世纪前的世界之旅——原来那个年代根本没有那么遥远。

1913之后

1914年，战争在全世界打响。在这四年中——在佛兰德斯的淤泥里，在阿尔卑斯山，在东线前沿，在达达尼尔海峡，在世界其他地方——一些人努力尝试杀死另外一些人，有时是关系国家存亡，有时是为了某种更崇高的理想，有时是因为命令，有时是因为死亡和杀戮成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几百万人丧生，另外的伤者也未必比他们更幸运。一代人的希望与梦想在炮弹的轰击中化为齑粉。家庭被拆散。人性凝视着深渊，深渊深处黑暗扭曲的人性倒影回以凝视。

尽管军事冲突的残暴行径集中在欧洲，大多数战斗人员也是欧洲人，但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海战在南大西洋和北海展开。最初的中立国，例如美国和巴西，航运都遭到了德国U型潜艇的袭击。在东非的群山中，在波斯高原上，“一战”中的小冲突也在各个大国之间上演着。印度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在全世界并肩作战。阿尔及利亚人和塞内加尔人同法国人并肩作战。新生的中华民国为赢得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派出了数万名中国劳工去欧洲挖战壕。美国人1914年还置身于战争之外，并于1916年选出了在宣言中承诺和平的伍德罗·威尔逊连任总统，然而却还是在次年参战，将大量部队和资源派往西线，这样的速度只有凭美国的规模和编制才有能力实现。在东线，来自俄罗斯帝国各个角落的士兵们——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芬兰人、亚美尼亚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被派往前线，为沙皇和祖国而牺牲。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被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队占领。德国在中国青岛的租界被日本人侵占。战争初期，德国间谍曾希望奥斯曼帝国的盟友们举起的伊斯兰圣战旗帜，会在中东和印度引起一场反对英国利益的穆斯林起义。…最终还是英国间谍更胜一筹，他们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化为了从南翼攻破君士坦丁堡的武器。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长期以来被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视为他们之中的敌人，当奥斯曼帝国四面楚歌、开始解体之时，这些亚美尼亚人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报复。战争所到之处，疾病无不随之而来。

1918年，战火熄灭。英德混血知识分子、1913年泛欧洲贵族阶层的典型人物哈里·凯斯勒从前线服役归来，回到了位于德国西部魏玛的家：

老马车夫正在车站等候。我的狗欣喜若狂地迎接我。经过了几年如此惨烈的事态，我的房子似乎奇迹般地并没有什么变化：崭新、明亮，在白昼的最后时刻，犹如睡美人被灿烂的光芒照亮；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的画作，摆放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德语书的书架，马约尔（Maillol，法国雕塑家）的大小雕塑，他作品中丰腴、健壮的女人，美丽的裸体青年……这一切仿佛静止在了1913年，很多人曾经来到过这里，如今却已与世长辞、失踪、失散，或者成了敌人，可他们仿佛都还可以回来，欧洲生活还会在断裂之处重新开始。这里就像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庙宇，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有些褪色的信物和记忆……我找到了邓南遮（d’Annunzio，意大利诗人、民族主义者）的一份题字，克劳德·阿内（Claude Anet，法国作家）从伊斯法罕带回来的波斯香烟，莫里斯·丹尼（Maurice Denis，法国画家）的幼子洗礼的礼物，俄罗斯芭蕾舞团1911年的一张节目单，上面还有尼金斯基的照片……

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改变。然而凯斯勒深知，枝形吊灯上的灰尘可以拂去，1913年的会话也可以神奇地继续，但舞厅的电闸开关再也拉不回去了。战争留下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太深了。时光是无法倒流的。

特别是欧洲，已经被战争以及随后的和平改变了。在各个地方，甚至是“一战”的战胜国，过去的政治文化都遭到了挑战。对于战败国来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全新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开始。德皇威廉二世，1913年还曾以那样隆重的盛典庆祝登基25周年，如今却被迫流亡荷兰。德意志帝国成了德意志共和国。战争直接导致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柏林和巴伐利亚被极右翼军队返回的营部镇压，迫不得已为即将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效劳。德国首都从柏林迁至凯斯勒宁静的故乡魏玛。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德国中产阶级遭受了几乎和战争本身不相上下的第二道创伤，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他们的积蓄。很多德国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并没有真正输掉战争——毕竟1918年停战协议生效之时，德国军队还在法国的国土上——只是德国政治家输掉了和约。巴黎和会上，德国新的主人公们承认了战争责任，承担了巨额赔款，并且接受了意在将除俄国之外最大的欧陆强国削减至地缘政治中的小角色的一系列措施。

……

无论如何，1913年的世界已经逝去。

“我们的今日与昨日、前日之间所有的桥梁都被烧毁了。”在20世纪40年代初，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战前维也纳回忆录中写道，他将那个时代称为“太平的黄金时代”。

1913年的世界，对于那些未曾了解，甚至一些曾经了解过它的人来说，终究还是成了一种梦境，一个觉醒前时代的象征，一座回不去的伊甸园。在欧洲，对“一战”的纪念，不仅体现在遍布整个大陆城乡的献给死者的纪念碑上，还存在于出版发行的战争日记、战后很久写下的回忆录和虚构的战争记述中，其中这些虚构的战争记述的作者，有的甚至在他们描述的事件发生之时还没有出生。个人的战争回忆已经沦为一代人的集体悲剧，一个现已无法触及的世界的集体灾难。对于20世纪50年代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来说，这场战争正是俄国堕入当时那个黑暗年代的起因：“现在我认为一切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跟着我们一路走到今天的全部灾难，都要归咎于那场战争。”  鉴于自那以后俄国遭遇的灾难，战前的世界似乎是一段更坦率、更道德的时代：

我对童年时代记忆犹新。我依然记得那个年代，上个世纪的和平观念是众所公认的。讲道理是理所当然的，依照良心行事是正确的、自然而然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上的是很罕见的例外情况。谋杀发生在戏剧中、报纸上、侦探故事里，而不在日常生活中。

之后，我们从这种安宁、纯净、从容的生活方式，突入了血与泪，集体疯狂，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合法的、有报酬的屠杀这一野蛮行径之中。

对也好，错也罢，这就是现在的我们在文化上所看到的形象，距离1913年的世界——一个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世界、秩序与太平的世界、不知不觉中与20世纪史无前例的灾难搭上了边的世界——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这个形象里充满了悲怆与诗意，充满了沉静地走向命运的人物，时光的表面上暗影摇曳。它让1913年有了一段可以提醒今日我们的来生——一部失落时光的寓言。但它同样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以全新的视角思考我们自身的时代，反思过去，思考未来，不把它作为预料中的必然，或者预设的事件经过，而是作为我们尚未建设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