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妃的私人护卫官和皇家报道教父的真实报道，捍卫真实的戴安娜，还原历史的真相。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盛赞“人民的王妃”。

戴安娜王妃逝世20周年纪念版！献给永远的慈善天使，献给永不凋谢的英格兰玫瑰。

英国BBC、《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星期日时报》倾情推荐。

肯·沃尔夫、罗伯特·贾布森著的《优雅(戴安娜王妃的美丽和自信)》讲述了戴安娜王妃失去了婚姻，却赢得了全世界的爱，戴安娜王妃的热情与友爱惠泽我们每一个人。花团锦簇的婚礼，万人同悲的葬礼，让我们走进戴安娜王妃的美丽与脆弱，爱心与不幸。精美图文，感受戴安娜王妃的倾世风采。

肯·沃尔夫、罗伯特·贾布森著的《优雅(戴安娜王妃的美丽和自信)》讲述了戴安娜王妃是曾经怀揣芭蕾梦的纯真少女，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盛赞的“人民的王妃”，是世界人民心中永远的慈善天使。戴安娜王妃是善良、美丽、自信的拥有者，是优雅、时尚、高贵的代言人。戴安娜王妃是永不凋谢的英格兰玫瑰。

然而，在那顶名为“情人结”的皇冠之下，却掩藏着鲜为人知的辛酸与无奈。戴安娜王妃私人护卫官肯·沃尔夫和“皇家报道教父”罗伯特·贾布森共同执笔，以肯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真实还原出皇室光环下那个脆弱又坚强、复杂又纯真、高贵又亲切的戴安娜王妃。

作者序（第一版）

作者序（第二版）

引子

Part 01 戴安娜的坚强与柔软

 时光深处的优雅

 穿上水晶鞋的少女

 世上最迷人的妈妈

 爱冒险的母子

 心照不宣的秘恋

 我们会成为好搭档

 忧伤的蓝眼睛

 在音乐中乐观

Part 02 每个人都需要被关怀

 陷入热恋的女神

 在不安中寻找慰藉

 我是人道主义者

 奉献者与开创者

 燃烧的芭蕾舞之梦

 “超级祖母”的世外桃源

Part 03 激情与危机

 手机引发的危机

 离开王宫的勇气

 王妃的“纵容日”

 内克岛之行

 镜头下的率性绽放

 风暴后的愉快假期

 与王室的复杂关系

Part 04 人民的王妃

 做回真正的自己

 小而快乐的恶作剧

 “威尔士战争”

 明智的抉择

 所有人的王妃

 单飞的决心

 孤独与悲悯同行

Part 05 在泥泞中前行

 滑雪胜地的悲欢

 在悲痛中坚强

 遇险的王妃

 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第二次“爱的航行”

 “温香软玉门”事件

 再次陷入爱河

Part 06 大放异彩的新生

 我将要展翅高飞

 我需要看到明媚的阳光

 假期、媒体与自信

 胜利与重生

 光彩照人的外交大使

 大获全胜的王妃

Part 07 永远追求自由

 渴望自由的“莱赫之跃”

 愉快的巴黎之行

 王室生涯的至高点

 迪士尼之行

 拿索之旅

Part 08 别了，英格兰玫瑰

 离开戴安娜

 凌晨4点的坏消息

 魂归阿尔玛隧道

 关于死亡的阴谋论

后记

时光深处的优雅

“30秒警告。”我坐在捷豹车里，用对讲机向警卫发出暗语。

“噢，肯，大家会以为是世界末日来了。”戴安娜一直觉得这种做法很滑稽，“拜托，只不过是我这个老熟人又回来了。”

几秒钟后，深绿色的捷豹XJ6驶近警卫关卡。值班警官挥手放行，汽车快速滑入肯辛顿宫。坐在后座上的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女人——威尔士王妃戴安娜。我坐在前排，坐在她信任的司机——我的朋友——西蒙·索拉里（Simon Solari）旁边。车里只有我们三人。

半小时前，王妃刚刚从协和客机上下来。我们乘坐的是从华盛顿特区杜勒斯国际机场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航班。王妃一路上都在热切地谈论这趟慈善之行，兴奋得连自己的专座都快坐不住了。出访期间，她结识了美国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而布什总统为了加入她们的谈话，甚至推迟了一次会议，这让她深受感动。

现在，我们回到她在伦敦的正式住所——肯辛顿宫8号和9号套房。然而，她的丈夫威尔士亲王并没有在家等她。

“啊，温暖的家。”王妃叹了一口气，没有抱怨，但带着明显的讽刺。

那是199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

我担任这份工作已经快三年了，而王妃已经做了近十年的王妃。

1964年，作为特别学员加入伦敦警察厅时，我还是个16岁的少年，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追随戴安娜王妃。

一次与老友的偶然会面改变了我的一生。

198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老友杰姆·比顿（Jim Beaton）告诉我，他所属的王室保护部门正在物色一个督查，负责保护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两位王子是女王的孙子，是威尔士亲王和王妃的儿子，也是查尔斯王子之后的王位继承人。

我申请了那份工作。几个月后，1986年11月，我被调到了王室保护部门。从那时起，我负责保护英国王室的“继承人和后备军”。不久，我被引见给了威尔士亲王和王妃，那是在英格兰东部诺福克郡金斯林镇附近的桑德林厄姆女王庄园。

第一次见到查尔斯王子时，他正在外面打猎。王子风度翩翩，典型的英国地主形象，却给了我一种略微古怪的印象。他很放松——自孩提时代起，他的身边就围绕着警察——并和我打招呼。之后，我和王子的保护官科林·特里明（Colin Trimming）警司走回了主屋，而查尔斯和枪手仍在朝从天空飞过的野鸡射击。仔细想想，我们在诺福克郡的田野里，在王子打猎的间隙完成初见，似乎有点儿怪。

与王妃的初见则是一次完全不同的体验。我和科林到达红砖结构主屋的入口大厅时，那位由内而发散发着优雅光芒的女性正在等着我们。她身材高挑，有一头美丽的金发。

王妃走上前招呼我“你一定是肯。我听到过很多你的事情，我是戴安娜。”她说，似乎觉得我不知道她是谁。

我们的见面没有任何繁文缛节，非常轻松自然。

“夫人，我认识您，也听过很多关于您的事。见到您很高兴。”我笨拙地回应着，努力发出清晰的声音。

王妃看上去兴致很高，甚至可以说有些兴奋。与查尔斯相比，她充满了活力。

那时我以为，作为两位小王子的高级保护官，我的任命是一年，之后调回一线机构。我从没想到过我们的生活会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科林告诉王妃，我是调来主管她的两个儿子的安保工作的。

“我不羡慕你的工作，肯。”她说，“他们有时很难对付——不过记住，如果你需要，我会随时伸出援手。”（P2-3）

2016年是女王诞辰90周年，这场盛事掀起了公众对君主制度的支持浪潮。事实上，王室常常与大众疏离，很少像现在这样备受瞩目，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戴安娜王妃的两个儿子——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完美表现。哈里的伤残军人扶持工作和其他慈善事业都做得非常出色，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和他的妻子凯瑟琳也成为令人敬仰的慈善大使。两位王子总是被称为“戴安娜的儿子”，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2017年是王室的另一座里程碑——戴安娜王妃逝世20周年。离世多年的她至今仍焕发着魅力，她的死亡之谜也是媒体炒作的热点。可以说，这位与众不同的王妃，冲破了王室的藩篱，永远改变了君主政体。但令人扼腕的是，1997年，她的生命过早地结束于巴黎一条隧道里的一场悲惨的车祸中，而那场车祸本可以避免，也应当避免。

我曾被选派为她的保护官，24小时保护她的人身安全。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曾引起媒体的轰动。书中讲述了我和戴安娜王妃在王宫内外共同工作的时光，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我们都一同经历了一段疯狂而喧闹的旅程。

戴安娜时代无疑是精彩的，间或有媒体负面的炒作，充满了速度与激情。她不仅是媒体追捧的宠儿，刺激着报纸和杂志的销量，还是个真实而热情的人。现在，那个狂热的时代已经汇入历史长河。媒体对王室的报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这无疑是正确的。戴安娜的早逝，也使得她的两个儿子威廉和哈里得以相对自由地成长，正如她所期盼的那样，基本上避开了媒体的窥视；而这也意味着，她的孙辈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也将获得更多私人空间。

两位王子继承了她的志愿。哈里王子在2016年公开谈论了戴安娜，他透露说自己“每天”都在思念亡母，希望能“填补她留下的空白”。为了追思母亲，他成立了勿忘我慈善基金会，帮助莱索托的孤儿和弱势儿童，其中很多孩子都感染了艾滋病。这是戴安娜生前所热衷的事业，而勿忘我也是她最喜欢的鲜花之一。

哈里王子在《早安英国》（Good Morning Britain）节目中接受苏珊娜·雷德（Susanna Reid）的采访时，谈到为伤残军人发起运动会时说：“人生之初，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道路。于我而言，无论什么事业，只要能填补母亲留下的空白，哪怕只有一丁点儿，都是值得的。”当有人问他，是否意识到母亲会为他感到自豪时，他有点儿脸红，回答说：“真的很遗感她不在。我每天都在想，要是她在会怎么样，她会说什么，会怎样逗大家开怀大笑。我努力让她感到自豪，内心也百感交集。”

戴安娜王妃去世的时候，威廉王子刚刚15岁。多年来，他一直把对妈妈的思念埋在心底，2014年，他第一次谈到少年时期失去母亲给他造成的严重影响。“再也不能说‘妈妈’这个词听上去是件小事，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来说，这真的不仅仅是一个词——心里空荡荡的，只能激起回忆。”此外，威廉王子还坦言，母亲的死让他多么难以接受：“刚开始是深深的震惊和难以置信，不敢相信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到后来才慢慢感受到那种深切的悲痛，这种悲痛永远不会消失，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每天都在思念母亲中度过。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会渐渐接受已发生的事情，重新拥有珍贵的记忆。”

两位王子都认为，当前英国没有任何有分量的纪念物来纪念母亲。哈里王子说：“我们希望能有让人铭记她的东西。可现在，伦敦和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的纪念物。不仅仅是我自己，威廉和其他人也认同这点。或许，我们应该在石头上雕刻一些东西作为纪念。现在很多人还在谈论她，我们没有一天不想念她。在2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们应该修建一些能够永远延续下去的东西，把她生前所做的事恰如其分地记录下来。”

她的两个儿子说得对，戴安娜确实应受到恰如其分的尊敬。尽管在我看来，她并不怎么在乎纪念碑，她更在乎的是人。她多半更希望把这项目募集到的资金全部用于生病的儿童，而不是用在自己的纪念碑上。

我时常想起戴安娜王妃，想起她灿烂的笑容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但目前普遍认为，戴安娜时代已经渐行渐远。甚至有不少评论家表示戴安娜传奇正在褪色，没有人会在意那些事件背后的真相。而我认识的戴安娜非常风趣，并不是现在描绘的那副自怜自艾的形象。虽然她的生活中也有阴霾，但它们很快就会消散。可历史常常扭曲这位杰出女性的形象。更糟的是，某些公关攻势甚至将矛头指向她的过去。他们污损她的名声、嘲笑她的原则、曲解她的动机，甚至质疑她的理智。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场邪恶的、一边倒的战争，并且和任何战争一样，真相成了第一牺牲品。

在戴安娜生命中最痛苦的时期，我作为保护官，追随她差不多有五年时间。我的职责是为她处理敏感的私人事务和公共活动，这决定了我和她之间不会保持太大的距离。但因为我所处的独特位置，我的职责永远不可能界限分明。我和她自然会自由地谈论一切影响她安全的事务，当然也会坦率地讨论她的生活，包括其中最私密的方面。因此，与她一起的这段时间，我不仅是她的警官，也是深得她信任的助手和知己。

这样说似乎有点儿自大，但这是以我的工作性质为依据的。如果我不能信任她，就不能有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她也不会忍受一个她不信任的保护官。我们间有一条不设防的原则，考虑到我不是直接为她，而是为苏格兰场工作，我的独立地位意味着我可以畅所欲言，这一点不同于她丈夫威尔士亲王和女王雇佣的那一大堆侍臣。我相信，我的独特角色赋予我无与伦比的优势，可以了解到真正的戴安娜——这个在公众面前戴着面具的女性。

在苏格兰场精锐的王室保护部门里，从未有警官出版过内部人士对该部门工作的描述，我是第一个。但这是一个与戴安娜有关的独特故事，其中大部分经历只有我们俩人知道。倘若王妃在世，我绝不会提笔。然而，自她去世以来，看到媒体、记者、作家等那些声称非常熟悉她的人这样那样地描绘她，我日益不安。我渐渐感觉到，如果不把她的故事如实讲述出来，大家将会对她有一个错误的印象。

我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纠正关于一位女性的记录。她本人曾说过，我比任何人都了解她。在此过程中，我要说出关于20世纪末叶最复杂而迷人的公众人物之一的真相。

时代在变，这本传记首次出版时曾遭到公众的批判，但我愿意忍耐，并坚信把这些往事付诸笔端是正确的。这本书的目标是捍卫我所知道的戴安娜，是为了还原最真实的历史。此前某些公众人物对戴安娜曾发表过刻薄的言论。威尔士王子的老朋友——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外孙尼古拉斯·索姆斯（Nicholas Soames）议员和女王的朋友金耐德夫人（Lady Kennard）都曾公开表示，戴安娜是个有破坏性的偏执狂。这些公开言论极不公平地毁损了王妃的名誉，扭曲了她的形象。而她已经不在人世，无法为自己辩驳。坦白地讲，很少有妻子在面对丈夫搞婚外情时能坦然对待，如同威尔士王子和卡米拉·帕克·鲍尔斯（Camilla Parker Bowles）那样。幸好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已经行动起来，努力捍卫关于他们母亲的记忆。

这些日子，我经常去演讲，讲述我在戴安娜身边工作的那些时光。她去世时，很多人还是孩子，但仍对她十分着迷。在我的书出版之前，大概有八本关于戴安娜王妃的书，此后又出版了很多。令人高兴的是这本书持续受到好评。即便没有多少前期宣传，本书仍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这充分说明人们依旧对戴安娜王妃念念不忘。

我很高兴，这本传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用杰出的历史学家大卫·斯塔克（David Starkey）博士的话说：“这才是历史，因为这是肯·沃尔夫（Ken Wharfe）的亲身经历。”重温此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添加新内容是一种有趣的尝试，我希望读者喜欢它。

命运将我安排到一位在现代王室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女性身边工作。我不是历史学家，只能根据自己的记忆，将自己和戴安娜共同工作的时光如实记录下来。希望这能为有兴趣研究王妃生活的后人提供重要素材。毕竟，就像作家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一个比我聪明得多的人——说的那样：“我们不能确保未来是正确的，可如果对过去判断失误，那未来基本上就是错误的。”

肯·沃尔夫 皇家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

2016年8月

我自始至终都相信戴安娜死于一场意外事故，但多迪的父亲法耶兹一直无法释怀，他投入数百万要证实他们的车祸为一场秘密谋杀。在各类小报的推波助澜下，这似乎成了一个热门产业。任何一条关于她死亡的“内幕”都足以调动公众的好奇心，使得报纸脱销。2008年，经过长达6个月的审理后，法院最终证实戴安娜死于车祸，相信这次的结果可被公众视作这起悲剧事故的终结，让逝者安息。

鉴于本书出版后引起的巨大反响，以及我在媒体上坦率的言论，2008年1月，我被传唤至伦敦高级法庭73号审判室，著名律师迈克·曼斯菲尔德（Michael Mansfield）代表法耶兹先生不断就威尔士王妃与情人吉尔贝通话的“温香软玉门”事件要求我作证。在电话录音中，吉尔贝称王妃为“亲爱的”“甜心”“温香软玉”等，并不断表白“我爱你”。这本是私密的绵绵情话，却不料录音被公之于众。这件事情公然侵犯了戴安娜的隐私，让她因婚外情而背负骂名。我之前曾多次提醒她打电话时要小心谨慎，她却没听进去。

在出庭时，我如实地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女王得知磁带的存在后非常沮丧，其他王室成员也对此加以嘲笑。这证实了戴安娜与查尔斯的婚姻已经濒临绝望。早前戴安娜还透露说，这件事发生后，女王曾亲自下令彻查所有的安全漏洞。我还指出，王室的每一位成员都常常遭到安全部门的窃听，王妃与吉尔贝的通话很可能是被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窃听的，并借此质问是否应该对军情五处展开调查。这条证言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迅速成为翌日报纸的头版头条。

关于无线电波是不是被做了手脚，是不是故意让媒体获取，是不是一心想破坏戴安娜名声等对于情报机构的质疑是法耶兹阴谋论的核心所在，也是目前调查无法取得确切答案的地方。我一直坚信录音是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所录制的。因为这些电话录音曾被有规律地发送出去，以确保某时某刻能被人接听到。很显然，将这些录音带内容通过媒体公之于众，是非法发送信号者的最终目的。

毫无疑问，这段录音旨在摧毁戴安娜的声誉。审讯团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在1989年新年前夜，戴安娜正与女王待在桑德林汉姆庄园。35岁的莲花车队市场销售经理吉尔贝打电话给戴安娜，却被两个无线电爱好者简·诺格罗夫和西里尔·瑞南监听，其中银行的退休经理瑞南还碰巧用无线电扫描仪录下了他们的对话。

瑞南称用最基本的无线电扫描仪偶然截获了此信号，录下来的目的是为了向妻子证实听到的确实是戴安娜的声音。录音带随后被卖给《太阳报》，于1992年被刊登。《太阳报》甚至把录音进行剪辑，让观众打付费电话收听。戴安娜与情人的通话至少持续了20分钟，吉尔贝亲昵地将戴安娜称为“亲爱的”53次，称为“温香软玉”14次，最后双方吻别并安排下一次会面。

戴安娜在电话中说：“天哪，我希望肯会允许我出去。”而吉尔贝则怀疑肯不准许戴安娜出去与他会面。

“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象今晚12点时你会在我怀里，然后时间永远停止在这一刻。”吉尔贝说道。

而戴安娜也透露说，她与查尔斯的生活“简直是种折磨”，言语中还夹杂着一些咒骂。她坦言自己吃午餐的时候差点儿哭出来：“你不知道我有多空虚难过，我为这个家庭做了那么多，却沦落到这般境地。”

我在工作中不得不了解所有与戴安娜关系亲密的男士，因此对吉尔贝也有所了解，电话内容也并未让我吃惊。在庭上被迈克·曼斯菲尔德询问时，我回答：“我个人认为，由于当时爱尔兰共和军的猖獗活动，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出于安全考虑，会监听某些王室成员的电话，所以这并非偶然。”

我还表示戴安娜曾自己打入《太阳报》的付费电话去收听录音。“她非常担心在公众面前出丑。”据我所知，女王对录音非常不满，并下令彻查此事。然而我对调查结果毫不知情。

曼斯菲尔德先生请了法医进行验尸。他对大法官斯科特·贝克（Scott Baker）陈述：“女王曾下令对军情五处展开内部调查，调查是否展开了？如果有，那结果是什么？”虽然至今不知是否对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窃听传闻展开过调查，却不断有报告披露并谴责这些行为。通信拦截专员托马斯·宾汉姆（Thomas Bingham）在1993年4月的年度报告中写道：“时不时会有传闻称军情五处、军情六处或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拦截各类通话。但这些传闻都是毫无根据的。”在另外一份报告中，身为大法官的安全服务专员斯图尔特-史密斯（Stuart-Smith）也认为对军情五处非法截获电话的猜测是莫须有的。“我认为军情五处从未进行过此类操作。”

我出庭作证的内容被指与阴谋论相关。法耶兹先生早在他儿子多迪追求戴安娜之前，就试图取悦她——这只是他的糖衣炮弹。戴安娜常常不打招呼就前往法耶兹先生名下的哈洛德百货公司购物——因为如果他知道的话一定会冲出门去迎接她。

我在听证会上还讲到，有一次我和戴安娜刚走进百货公司的大门，戴安娜便打趣地让我猜法耶兹先生多久会出现。我当时回答说，如果法耶兹先生在的话，一定会立刻赶到。当他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商店时，我们很快就能感受到那阵随之而来的疾风。

“我想法耶兹先生希望陪伴在戴安娜身边，他甚至不惜公开表现出对王妃的欣赏。”

我同时表示，如果在巴黎时能采取更为灵活的安保措施，让戴安娜能从丽兹酒店前门体面地离开，并允许狗仔队拍照，或许她现在还尚在人世。“她完全可以停下拍照，让狗仔队满意，也能缓解双方的紧张情绪。”可遗憾的是，他们却安排戴安娜从酒店后门离开，迫使狗仔队对其发起追逐，最终导致戴安娜乘坐的奔驰轿车在隧道发生车祸。

戴安娜的保镖特雷弗·里斯-琼斯在车祸中严重受伤。可我并不赞同他对媒体的态度。在听证会上，我坦言：“他与媒体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而这种策略从一开始便注定是失败的。媒体并不想给戴安娜与多迪造成伤害。”我告诉他们，当我担任戴安娜保护官时，我会安排媒体拍照时间，并使其承诺拍照后不打扰戴安娜的自由时间。我再次补充强调说，如果在巴黎负责戴安娜安全的是伦敦警察厅，这种灾难完全可以避免。

另一番引起轰动的言论是我提到戴安娜经常预言自己将死于车祸，她有时候会在周五下午前往海格洛夫庄园欢度周末时提起这个话题。“她会说‘又该出发了，我怀疑我们可能会死于车祸。’”这番话可能源于塔罗牌或“水晶球”的占卜师帮她算卦得出的结论，但戴安娜本人对此结果从来都是一笑置之，甚至还开起了玩笑。“我在她身边的六年间，她从未提及有人要故意加害于她，也从未提出要额外加强安全保护。”

以上是我所有的证词，此后我也会持续关注这桩审判。接下来，报纸和电视似乎每一天都会曝光某项“耸人听闻”的证据，我渐渐地习以为常。

其中最令我不安的是戴安娜前管家保罗·伯勒尔（Paul Burrell）的证词，听起来毫无真实性可言。曼斯菲尔德先生对他进行了交叉盘问，这为媒体提供了很多娱乐性的新闻，直到伯勒尔将矛头转向王妃的母亲弗朗西斯。他居然宣称备受尊敬的弗朗西斯·尚德·基德夫人在知道戴安娜与穆斯林教徒的关系后，称女儿为“婊子”。戴安娜与母亲的关系确实经常紧张，但用伯勒尔的话说，戴安娜母亲对她新恋情进行“含糊不清的辱骂和反对”早已不是新鲜事。这其实是伯勒尔自己捏造出来的言论。

伯勒尔同时称，戴安娜曾询问他是否能安排她和巴基斯坦裔心脏外科医生哈斯纳特·汗（Hasnat Khan）的私人婚礼，她非常想嫁给这位“一生挚爱”。伯勒尔说，为筹备婚事，他还在伦敦联系到一名天主教神父。而哈斯纳特的证词则被存放在警察局局长史蒂文斯（Stevens）的“佩吉特任务报告”中，直到2006年年底才被公开。

电子监控专家格雷厄姆·哈丁（Grahame Harding）也出庭做证——而他的证词被某些媒体认为“耸人听闻”——那便是当他在戴安娜房间扫描信号时，发现一个疑似监听设备的电子信号。当然，该信号也有可能由普通电子设备，甚至是手提电话传出。然而这一点早已经在警方的“佩吉特任务报告”中有所提及，远非什么“耸人听闻”的消息。

在我看来，随着调查的进行，所谓新证据都是一些乏味的炒冷饭。车祸很明显是一场意外，依法调查此案理所当然，但如果由于阴谋论而令该案调查沦为一场闹剧，便实属多余了。着头，听着她的教子关于伯勒尔陈述的戴安娜与母亲之间的矛盾让我颇为恼火，我想我该为弗朗西斯做些辩解，最终决定通过《伦敦标准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公开一些我和弗朗西斯的信件以证实她们之间牢固的感情。在这些信件中，戴安娜将母亲弗朗西斯称为“最好的密友”。两人互相信任，关系亲密，这足以反驳伯勒尔的爆料。

保护戴安娜期间，我变成了她和弗朗西斯的知己和朋友。弗朗西斯于2004年逝世，享年68岁。此前在她写给我的信件中，我们常常分享家庭的秘密，也谈论戴安娜离婚后经历的各种痛苦。现在弗朗西斯已不在人世，不能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因此只能由我替其揭示事情的真相。否则，伯勒尔的伪证也将破坏我们之间美好的回忆。其实她们和其他母女的关系一样——虽然偶尔会出现不愉快——但戴安娜在需要时，总会向母亲寻找帮助和心灵上的安慰。

我至今仍记得，戴安娜与威廉和哈里一起在理查德·布朗森爵士的内克岛度假时，曾救过她母亲的生命。当时，他们划的香蕉艇被浪花打转了方向，甚至有翻船的危险。大家都赶紧游泳回到船上，只有弗朗西斯在水中行动缓慢。戴安娜和我发现后，立刻跳入水中将她拉回船上。

1991年底，戴安娜苦恼于自己的婚姻。弗朗西斯从苏格兰西海岸的一个小岛上发给我一封信，她写道：“亲爱的肯，我不得不对你致以诚挚的感谢，感谢你对安吉拉（戴安娜的暗号）的帮助，让她得以对生活恢复信心，重新相信我是她最好的朋友——这也是我的责任所在。我一直努力帮她减少对生活的恐惧，而你在这个过程中帮了我不少忙。虽然我不知道怎样帮她彻底摆脱焦虑，但我依然认为她是受到了惊吓才会如此。”她还提到“安吉拉”非常感谢我和王室安保团队对她的保护和支持。信中最后她署名“超级祖母”，这是她与戴安娜和两位王子共度美好时光时起的绰号。她还提到了戴安娜被称为“妓女”的事件——但这是出自戴安娜外祖母弗莫伊夫人之口，而不是弗朗两斯。戴安娜曾告诉她的妈妈，外祖母弗莫伊夫人——也是王太后的侍寝女侍，曾因她身穿皮裤而称她为“妓女”，王太后似乎对此也颇有微词。可弗朗西斯并不赞同这样的谴责，她透露说：“我的母亲是一个妒忌心强、爱管闲事的老家伙，至于另一位，我就不予置评了。”

后来我离开戴安娜，从事其他警务，弗朗西斯再次给我发来一封温暖的信：“我对你为戴安娜提供的慷慨无私的帮助和细致入微的照顾，表示最真诚的谢意。你甚至比我更了解她！”

她认为我是戴安娜身边“一名睿智的顾问和称职的护花使者”，这些话对我非常重要，同时也表明了我的心迹。正如弗朗西斯所言，我曾竭尽全力地保护戴安娜。

在1987年，一个许多人还相信艾滋病会通过轻微接触而传染的年代，戴安娜王妃坐到了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病床上，并握住了他的手。她告诉世界，艾滋病患者需要的不是隔离，而是热心和关爱。

——比尔·克林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