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它的前身是清雍正二年(1724年)建立的专收八旗子弟的清宗室右翼宗学堂，当时坐落在西单小石虎胡同。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堂供职十年，并在此构思了《红楼梦》。1902年，右翼宗学堂改为八旗右翼中学堂。1912年，又改名为京师公立第三中学校，并搬至祖家街。1950年10月，学校更名为北京市第三中学并得以沿用。
1948年，崔国梁从张家口中学校毕业。同时，他从上千考生中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三中。“远自雍乾世，人才辈辈强”，启功先生的题词形象地描述了这所百年老校的气度。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1913年就读于此，著名学者罗长培、于光远、徐城北，科技专家郑克扬、燮中羽等也都毕业于北京三中。
这座历史悠久的老校，以“严谨、求实、勤俭、严肃”的优良校风而闻名远近。为了达到“求社会之进化，人类之发展”的教育目的，把学生培养成社会兴国所需人才，学校将学生的行为、思想、能力、生活等方面作为训育的要项，以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学生在行为方面要服从真理和团体的纪律；在思想方面要有科学的头脑，纠正自私自利狭隘的观念；在能力方面要培养客观观察、判断的能力；生活方面要纠正不良嗜好、养成简朴的习惯等。
由于学校始终把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放在重要位置，故三中的学生无论在旧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或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能坚持真理，主张正义，以旺盛的革命热情，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不守旧，不古板，重视体育和艺术教育，是北京三中的特色。而“求真、文明、勤奋、健美”的校训也使北京三中在众多的学校中鹤立鸡群，不同凡响，盛名远扬。有思想、有追求、有活力的进步青年心仪和向往这里。崔国梁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8年9月，17岁的崔国梁用大哥资助的路费买了张到北京的车票，他真的走出那个贫瘠落后却养育过他的家乡了。当然有留恋，但是全新的世界、全新的生活召唤着他年轻的心。
初来北京，崔国梁恨不得把整个北京城都看个遍，走个遍。他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尚未改造扩大，面积较小。站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远望，视野不开阔，有些脏乱的样子，骆驼和骆驼车都可以通过天安门观礼台前——但崔国梁依然为之自豪。
第一次去颐和园，崔国梁印象很深，因为他从未见过这样宏伟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游人很少，大多数的殿都免费开放，殿内有很多展品，包括慈禧太后的画像，有些原汁原味的意境。
北京的路上看不到几辆汽车，他到哪里都骑自行车，并没觉得远，也没感到累。那时的北京，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也没有冲天林立的烟囱，天空清澈干净，极目一望，天高地广。下午从长安街往西看，蓝蓝的天空，酱紫色、深蓝色的西山，在瓦蓝瓦蓝的天空陪衬下，没遮没挡。下点小雨，满城的空气里都带着野花的香味儿。
北京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雪下得也大。一般从11月份就下雪了，这雪就积着，一层接一层，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融化。小孩冬天玩冰车很普遍，就是用一块木板，下面装两条铁片，在压瓷实的雪上滑着玩。北海公园的白塔下，溜冰的人儿来回穿梭，宛如春燕。
在这里，崔国梁如鱼得水，尽情吸收着这丰厚的文化底蕴。他为曹雪芹曾是三中的“员工”而惊讶，也为曹公“十年辛苦不寻常”，写就了“红楼”巨著而感慨；他为自己居然是老舍先生的校友而自豪。哼着《五月的鲜花》，他在作者阎述诗坐过的青石凳上坐了坐，看着架上的紫藤开得如云如霞。
远处传来优雅的京腔昆韵，和撕锦裂帛、高亢入云的京韵大鼓一唱一和，一俗一雅，相映成趣。这是三中有别于其他学校的地方，国粹在这里可以大行其道，发扬光大。
北京三中早在1933年制定的《学校训育大纲及实施方案》就明确规定：“其大部分工作在于学生意志的锻炼，锻炼意志唯一方法是在做，而不专注重纸上的规条，务求由动作上养成学生良好之习惯，以确定其意志……”北京三中把磨练学生的意志放在了首位，反对纸上谈兵，提倡身体力行。
崔国梁就是一个坚定的身体力行者。
排球场上，能经常见到崔国梁的身影，他知道，只有同时拥有睿智的头脑和强健的体魄，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P18-20
2013年1月21日，因为要写这本书，我第一次见到病中的崔总。
那是在协和医院的单人病房：崔总仰卧在病床上，扎着输液针头的手背已经青紫一片，没有知觉的腿被恢复器械磨出了硕大的血泡；看到妻子来了，他想说什么却无力表达，只能“咿咿、呀呀”，努力地发出只有她才能听懂的声音。
那天的北京没有雾霾，天气晴好，病房被阳光照得亮堂堂、暖洋洋的，但医院无处不在的消毒水刺鼻的气味，和白惨惨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墙壁，仍然让我觉得寒冷。
那一天，距离2011年11月2日——崔总因为大面积脑梗而倒在工作岗位上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80多岁的妻子和快60岁的保姆两班倒，天天下午都去医院照顾他的生活、陪他聊天解闷，尽管他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根本没在听。
而今天，2014年1月27日，距离我去探望病中的崔总又过去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妻子仍然每天去探望他，带回来的多是喜讯：崔总可以在轮椅上小坐一会儿了，崔总可以吃一点儿蛋羹了，崔总能发出简单的音节了……总而言之，崔总在好转。
每一次听到好消息，我，还有那些爱着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都会欢呼雀跃好一会儿。我想，他离那个我在影集里见过的、在别人口中听说的崔总越来越近了，也许有一天，他会翻着这本书告诉我：小宋，这个地方你写的不客观么，这是大家做的事情，怎么都写在我一个人头上呢？我是踩着大家的肩膀上去的，当上了院士，我其实心里是有愧的，因为固体推进剂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大家的功劳啊！
这不是我的想象，事实上，这是崔总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为他庆祝80岁生日的宴会上讲的话，他居功至伟，却谦逊而诚恳，那一幕感动了很多在场的人。人们口口相传，几乎每一个我采访的人都会对我提起。
所以，在这本书里，除了写下崔总的故事，我还试着描绘我国固体推进剂发展的全貌。每一个阶段，我都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尽可能了解各个方面；每一个故事，我都尽可能写下每一个参与者的名字……这也许对默默埋头奉献、谦虚惯了的航天人并不重要，但这对崔总很重要、对我很重要——我答应过崔总，我要写的绝不是歌功颂德的个人史，我会通过他的故事，讲述我国固体推进剂人自力更生、不断创新的奋斗史。
这并不容易。在传主不能讲述、史料有限的情况下，驾驭一本传记对我已经很困难；将个人经历融入到一个时代的洪流中去，就更需要阅读大量的史料、获取更多的“口述历史”。然而，这是我含着眼泪答应过崔总的。
就在那一天，在崔总的病房里，妻子告诉他：“老崔啊！这是小宋，是给你写书的，她来看你了！”
崔总好像是听懂了，他努力地想支撑起上身却不能，只能剧烈地挥着手，嘴里发出“恩恩、啊啊”的声音，像是生气了。
我不知所措。妻子安抚地拍着他的手：“老崔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要写你个人，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小宋也不是只写你个人哪！小宋和我说了，会写整个固体推进剂的故事，你只是一个代表。老崔，你放心，不突出你个人。”
听到这些话，崔总平静了下来，他不再挣扎着起身，也不再挥手，只是认真地看着我，握住了我的手——这是一双多么瘦削的手啊！这双手的主人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最怕的却是为他著书立说、歌功颂德。在他心里，成功是大家的功劳，失败是自己的责任；他对国家的奉献微不足道，国家已经给了他太多的荣誉和肯定，他很满足，甚至愧疚。
想到这里，我的眼泪真的已经在眼眶里打转，我握紧崔总的手，向他承诺，我一定尽可能完整地再现我国固体推进剂的发展过程，我一定尽力记录下每个人的努力和奉献，无论再难、再辛苦。
因为对崔总的承诺，一年里，我在北京、襄樊、西安和呼和浩特辗转，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采访46人58次，共计87小时，整理录音60万字；一年里，为了充分了解史实和背景，我阅读相关书籍18本、相关资料不计其数；一年里，我从一个对崔总和固体推进剂毫无了解的人，变成了崔总妻子口中“最了解他的人之一”。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让这本书，能够配得上崔总平凡却又伟大的一生。
这一路，有很多人因为对崔总的爱和尊重，无私地帮助过我，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崔总传略的作者廉茂林，他无私地和我分享自己之前采访到的所有内容，帮我分析本书的大纲甚至每一节的设置；崔总大学同学梁树端、周志春、方德炎、钱连蕙、梁文绰，他们和我分享了许许多多崔总在大学时期的精彩故事；崔总在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的同学阮崇智、李佩珠，使我对崔总的苏联生活有所了解，功不可没；崔总46所的同事李德然、贾长江、赫明鲲，他们多次给我讲述固体推进剂的专业知识，帮我介绍、联系采访对象，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如果没有他们，我甚至都很难入推进剂的门，更别说了解了；崔总在内蒙古指挥部的同事高崇武，自己就是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写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多指导，他的回忆详实、描写优美，对整本书尤其是第五章的写作影响很大；崔总在42所的同事黎汉初、徐桂林、侯林法，崔总在N15攻关组的同事谭惠民、张凤文、史百鸣、丁礼平……太多的人给过我帮助，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出，望谅解。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你们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鼓励，就像你们一直所做的那样；感谢崔总秘书卢晓萍，在我的职业规划上，你带给我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更多的选择；感谢我的好朋友焦静和罗鹏，整理录音是一个繁琐又没有创造性的工作，60万字里的素材里，有你们太多的心血和汗水；感谢中国宇航出版社的张铁钧、范占英、黄莘、牟宁宁和林杉等同志，你们需要为整本书的写作、校对、出版等把关，却给了完美主义的我充分的时间打磨细节，你们细心地阅读和推敲文中的每一个词语，感谢你们对一个年轻作者和她的文字所给予的呵护和尊重。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崔总的家人，如果没有你们的信任，我没有机会了解崔总，更没有机会去写作这本书。希望这本书，你们能够认可，如果我描写的崔总和你们熟悉的丈夫、父亲、姑父有60％的相似，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一刻，我多么希望崔总能够清醒过来，翻翻这本写他的书，告诉我，这里写得还算客观，这里写得太夸张了，这里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想，这将是老天爷给我的最大的肯定和奖励。
宋瑶
2014年1月27日
中国航天事业自1956年创建以来，已经走过5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中国航天人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勇于创新、无私奉献，不仅取得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和月球探测工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孕育形成了航天传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也造就了一支技术精湛、作风优良的航天人才队伍。
航天系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是这支队伍的杰出代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先后有50多位科学家和航天工程专家当选为两院院士。其中，有7位院士获得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位院士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们不仅是航天成就的主要创造者，也是航天精神的重要孕育者和忠实践行者。
中国航天事业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工业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很薄弱，帝国主义严密封锁，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以航天院士为代表的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顽强拼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创建起了中国的航天事业。
航天型号研制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很多领域，需要众人参与，必须大力协同、集智攻关才能完成。以航天院士为代表的中国航天人，在航天工程研制实践中，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实现了一次又一次技术突破，铸造了一项又一项辉煌成就。他们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却淡泊名利，不计得失，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
航天事业属于尖端技术领域，难度大、风险高、技术复杂，在发展历程中碰到过很多难题，经历过各种坎坷，甚至遭受过重大失利。以航天院士为代表的中国航天人，在困难和失败面前不动摇、不退缩，树立百折不挠、锲而不舍、脚踏实地、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攻坚克难、勇攀高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树立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今天，在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征程中，航天院士的科学思想、创新意识、坚定信念和爱国情怀是全体航天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决定出版《中国航天院士传记丛书》，不仅是为了宣传航天院士的科研成就，总结航天院士的成长规律，更是为了传承航天院士的宝贵精神，使之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为“续航天梦、筑强军梦、圆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
崔国良。固体火箭推进剂与发动机专家。对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崔国良院士传记》以传记的形式记述了崔国良院士的成长坏境、求学过程、工作内容、思想境界等，重点描写其求学、从业、献身航天的光辉灿烂的一生。
一年里，编者宋瑶在北京、襄樊、西安和呼和浩特辗转，为掌握第一手材料，采访46人58次，共计87小时，整理录音60万字；一年里，为充分了解史实和背景，阅读相关书籍18本、相关资料不计其数；一年里，从一个对崔总和固体推进剂毫无了解的人，变成了崔总妻子口中“最了解他的人之一”。
宋瑶编著的这本《崔国良院士传记》以传记的形式记述了崔国良院士的成长坏境、求学过程、工作内容、思想境界等，重点描写其求学、从业、献身航天的光辉灿烂的一生。并介绍了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历史，涉及航天型号工程研制等科研生产活动，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