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车的发掘与复原；秦汉时期的独车与双辕车；魏晋南北朝以降的牛车与其他畜力车……《中国古代车舆马具》(作者刘永华)系统介绍了自1923年以来的中国古代车舆马具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并以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为依据，结合有关研究者论述，以写实的作图手法绘出历代各种车舆马具的复原图，通过艺术再现，完整地呈现出实物当年的风韵，让读者从考古的残片中，得以领略中华几千年灿烂的文明

《中国古代车舆马具》(作者刘永华)系统介绍了自1923年以来的中国古代车舆马具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并以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为依据，结合有关研究者论述，以写实的作图手法绘出历代各种车舆马具的复原图，通过艺术再现，完整地呈现出实物当年的风韵，让读者从考古的残片中，得以领略中华几千年灿烂的文明。《中国古代车舆马具》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适合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也可供从事舞台美术、道具设计等专业人员参考使用。

壹 车的起源

贰 先秦时期的独车

商代车的发掘与复原

西周车的发掘与复原

春秋战国车的出土与复原

叁 先秦独车的类型与用途

肆 先秦的马具、马饰与独车的驾挽方法

伍 秦汉时期的独车与双辕车

秦代车的出土与复原

汉代车的出土与复原

陆 秦汉车制革新与双辕车的类型和用途

高车的车轼与车转的改进

安车车厢结构的改进

柒 秦汉时期的马具马饰与独车、双辕车的

驾挽方法

捌 魏晋南北朝的马具与马铠

玖 魏晋南北朝以降的牛车与其他畜力车

拾 魏晋后各朝代的帝王辂车与明清民用马车

拾壹 隋唐以降的马具与马饰

附录 历代出土车舆尺寸统计表

世界各地最早出现的车都是独辅车，这已经由一系列中、外考古发现所证实。

□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辕也”，既然已先称辅，何必又再称辕呢？对此《辞海》引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中的说法做进一步解释：“按，大车左右两木直而平者谓之辕，小车居中一木曲而上者谓之辅，故亦日轩辕，谓其穹隆而高也。”

朱骏声是清道光时人，他在写书时可能还不知道东汉的一些大马车，双辕比独□还耍“穹隆而高”。所以孙机先生在《中国古独辅马车的结构》一文中作了新的定义：“马车称辅，牛车称辕；单根称□，两根虽装在马车上亦多称辕。”…

总之，这是作用相同的部件的两种不同称呼，本书以后涉及这一问题时就采用孙机先生的定义。

中国古代崇尚厚葬。远在石器时代已形成在墓穴中随葬劳动工具、装饰品、陶器、家畜和粮食等生产生活用品的风俗。商代以后，奴隶主贵族出于强化王权的政治需要，存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的思想支配下，不仅随葬大批昂贵的青铜器，还普遍以大量奴隶、牲畜为殉葬品，有商一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期。西周时期厚葬之风依然如故，虽然青铜器、奴隶等殉葬品的数量有所减少；战国时期更以木俑、陶俑替代奴隶。以陶器取代部分青铜器，然而一些王侯之墓仍然使用数目惊人的动物、珍稀工艺品和纺织品作陪葬，靡费之风在社会上层依旧盛行。

 我们今天研究古代车舆马具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来源于发掘出的车马坑。车马坑是帝王陵墓的随葬墓，埋的是帝王生前使用的车与拉车的马，商周时期还经常一同埋葬驾驭马车的奴隶。这种墓大都没有墓室和棺木，一般只在坑底和坑面上用草席铺、盖后直接填土，随葬的人和马大都是被处死后下葬的，人土时依照生前所处的位置在车旁安放好，所以数千年后的今天重见天日时。我们仍可以根据遗骨、腐朽物的痕迹和金属物品来分辨、≠Ⅱ断出车的结构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自20世纪30年代初发掘了六座商代车马坑以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进一步的探查工作只能中止。

从1953年开始，在攻克了车马坑发掘的剥剔技术难关的基础上，六十多年来陆续于河南安阳等地发掘出商代车马坑二十几座，在北京琉璃河等地发掘出西周车马坑近20座。在山两太原等地发掘出春秋战国的车马坑十几座，近年来仍不断有新的发现。这些车马坑中除一部分由于被盗掘或其他因素的破坏，留存的遗迹遗物少而凌乱外，大都保存得十分完整。现在，有的经过处理已整体搬迁至室内收藏保护，有的就地建博物馆供游人参观。成功发掘的车马坑遗迹和出土的实物，十分完整地向我们展示了先秦时期独辅车的面貌。

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史上发掘的第一座车马坑是1935年春在河南安阳殷墟王陵区东区七组“小墓”(应为祭祀坑)之南发现的，编号为1136—1137。第二年存安阳殷墟小屯东北地宫殿区C区乙七墓址之南又发现了五座车马坑，编号为M20、M40、M45、M202、M204。

这五座车马坑有四座受到隋代墓葬的破坏、扰乱，仅存少量的马饰与马骨，唯有M20号车马坑保存尚属完整(图2—1)。坑内埋有一车四马三人，在车厢内外出土了三组武器、工具和马具。木车的遗迹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和技术水平没有能够清理出来(包括‘1935~，的一座)，只留下一些现场的文字记录，从几座墓中出土的车马上的青铜器物可以看出，有的车装饰得很华丽(图2，2)。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发现了一座车马坑(编号M175)。并成功地剥剔出车的木构残迹，可惜车舆的上部、车衡和车辅的大部分因覆盖土层的堆压、破坏而未能清理出来(辅、衡的位置是根据遗存的铜饰件推测出来的)。所以尚不完整(图2，3)。P6-7

车马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数千年来，它们曾在社会生活中占据过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劳动生产还是战争，或者是政治活动，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与装备，其数量的多寡与质量的优劣，经常成为衡量某一时期的社会发达与落后、国势强盛与衰弱的重要标准。因此，通过研究古代的车舆马具，能深入了解古代的政治、军事、科学、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对继承与弘扬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能产生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马从野生到被人驯养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岁月，考古材料所证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在俄罗斯基辅的铜器时代遗址中曾发掘出用鹿角制成的马嚼，同时发现的马牙上还留有被这种马嚼子磨伤的痕迹。华夏祖先在铜石器并用时代可能也开始驯养马了，黄河中游一带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过很多马骨，但这些马到底是狩猎来的，还是驯养的，目前尚找不到明确的证据。中国青海省刚察县泉吉乡黑山舍布齐沟的一幅岩画《骑射牦牛图》，很明确地描绘出我们的祖先这时候已开始骑马狩猎了。

车的发明比起驯养马叉晚了一千余年，全世界最早的车的形象是从中东地区距今四千六百余年的苏美尔王朝乌尔王陵中的一件艺术品上发现的，这是一辆用四匹马拉的四轮运兵战车，从车轮的构造上可以看出它是最原始的马车。据《左传》《世本》等文献的记载，中国在夏代开始使用车，但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材料却表明，直到公元前一千四百余年的商代中期人们才开始大量造车，早于商代的实物至今也没有发现，所以西方学术界一直持有中国马车是从西方经欧亚草原引入的观点。

回顾中国古代马车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商至西汉为前期。两汉之交为后期。商至西汉时期，马车既是统治阶层专有的奢侈品，是上层人物社会地位的象征，同时又是重要的军事装备。考古材料证实，在商周时期，作为贵族日常生活用的乘车和作战用的战车，在形制、结构上尚无明显的不同；至春秋战国时期，这两种车的区别就越来越显著了。乘车不仅在结构设计，而且在造材用料、对车的装饰上都日益追求舒适豪华，而战车则着重考虑灵便轻巧，牢固耐用。作为乘车的马车到秦汉之际可以说发展到了顶峰，这时候适于不同用途的各种车型已全部出现，一整套与帝王公卿身份地位匹配的用于出行仪典的车辂制度也伴随着封建政治制度的完善而最终形成。作为战车的马车至战国中期是其发展的鼎盛阶段。以车马的数量与质量来衡量军事实力及国势的强弱精锐正是在这个时候。纵观马车发展的前期。无论是乘车还是战车，其制造技术之完美，设计构思之合理、精密，都是完全出乎我们想象的，足以引起我们惊叹的。

两汉之交时期，盛极而衰的酋先是战车。战车的衰落缘于骑兵的崛起。骑兵作战的快速机动能力不亚于战车，而其较少受战场地理条件限制的优点，使战车相形见绌，战车渐渐被淘汰出战场。与此同时，由于发明了较为完备的骑马鞍具，乘骑已不像从前那么困难了，王公显贵为了赶时髦纷纷弃车骑马，于是乘车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至魏晋时期，高级乘车大多改由牛来驾挽，马车一般只用于运输货物，虽然直到清代，在历朝帝王的仪仗卤簿中仍保留着各种名目的用马驾挽的辂车，但主要供人观赏，很少实际使用。

中国古车还存在独辅车与双辕车的两个发展阶段，即先秦时期的独辅车阶段，西汉中期以后的双辕车阶段。

先秦时期的独辅车：绝大多数车辕是单根的，装在车厢的中部，这种车称作“独辅车”；西汉中期以后的双辕车：车辕基本上为双辕，装在车厢的两侧，这种车称作“双辕车”。

以马车为例，独辅车至少需用两肛马才能驾车，多时可用四匹、六匹、八匹马来驾挽；双辕车一般只用一匹马，特殊情况也有用三匹或五匹马系驾的。

古车的驾挽方法，以世界范围而论，曾先后使用过颈式、胸式、鞍套式三种系驾法。

颈式系驾法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三千余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一直使用到公元前3世纪。波斯与罗马的卉车都采用这种系驾法，虽然其间出现过不少小的改进，但基本的方法一直没有变化。以前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车的驾挽方法也是采用颈式系驾法，但近40年来的考卉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明中国古代驾车主要使用的是胸式系驾法，这一系驾法在西周时就已出现(商代的发掘材料中也发现有使用这种方法的迹象，但目前还不能确定)，到战围后期已+分完善。

胸式系驾法部分采用了颈式系驾法，但克服了压造马气管、不利于发挥马力等缺点，在充分利用茸力资源方面无疑是更先进的。胸式系驾法存中国使用了两千多年之后西方才开始引用。而这时中国已开始使用鞍套式系驾法了。

鞍套式系驾法主要用于双辕车，这一方法经过唐末、五代的不断改进，至宋元时期最后定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马、牛、驴、骡车的系驾，基本上沿用了当时的方法。

卉人在驯服野马的实践中还发明了一套用来控驭马的马具。马具其分三类：

鞍具：控制马首。主要由辔头、镳和衔组成；

挽具：用于车与马固定。主要有鞅、靳、冁等带具，西汉以后新增胸带、鞘带；

鞍具：乘骑用具。由马鞍、障泥、镫、胸带、鞴带等组成。

驾车时主要使用鞍具和挽具，乘骑时主要使用鞍具和鞍具。

鞍具用于控制马首，任何暴烈的马只要给它套上鞍具就有希望驯服。鞍具由辔头、镳和衔组成，早期的鞍具大多有辔头而无镳、衔。镳、衔出现于商代晚期，当时的结构还不很成熟，至春秋初期，镳、衔就很完善了，大量的出土实物证实它们在当时已具有很高的普及率。

挽具是驾车时把车固定在马身上的装备，这些装备在先秦时主要有鞅、靳、冁等带其，西汉以后新增胸带、鞲带，挽具在使用双辕车以后有比较明显的改进。

鞍具是乘骑用具，由马鞍、障泥、镫、胸带、鞲带等组成，胸带、鞘带早先用于驾车，后来则用于固定马鞍。

最初的马鞍没有鞍桥。骑马也没有马镫。

鞍桥出现于西汉晚期，刚出现时很低很平，直到晋代才开始使用高鞍桥马鞍，同时，垫于鞍下、垂于马腹两侧的障泥也流行起来。

晋代最重要的发明则是马镫。西晋初只用单个，主要供上马时踩踏，时隔不久。双镫就普及开来。

马镫的发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大大减轻了骑马的难度，正是具备了有镫的鞍具，南北朝时人马披甲的重装骑兵才得以蓬勃发展。马镫流传到欧洲后，西方中世纪的重甲骑兵才随之出现。重甲骑兵对社会的变革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林恩·怀特曾赞誉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马镫这么简单，但却存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鞍具虽然于西晋时已经齐备，但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有所改进，特别是鞍和镫。

古代的车舆马具造好之后都要进行装饰。木结构车最主要的装饰手段是髹漆。反复多层地髹漆在木质表面上形威厚厚的漆膜，不仅使车鲜艳光亮，具有很好的保护功能，而且不同时代的彩绘呈现出迥异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样式：西汉时车在油漆之前还须用骨粉拌和膏泥做成底子，与现在用猪血老粉做油漆底子的传统办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油漆后还要彩绘，商周时期彩绘纹饰尚较简约，战国之后图案色彩就越来越繁复艳丽、细致工整。秦汉、唐宋时期更是“朱班重牙、画毂纹辅”、“左青龙、右白虎”，极尽描绘之能事。

除髹漆彩绘外，古车在关键、突出的部位还装有青铜饰件。这些饰件有的是必不可少的附件，如辕饰、衡酋饰和车喜，有的是可有可无纯粹为了美观而添加的饰品，如铃銮、衡中饰、柱首饰等。先秦时期青铜器主要采用锚金银技术装饰；商、周时期还常用兽骨、蚌、贝壳等材料。制作十分精美；秦汉以后更多地使用鎏金。或直接用金、银材料镶嵌、打造。王公显贵的全套车舆马具往往价值连城。

中国的车舆马具后来流传到东南亚和欧洲，其装饰技术及艺术风格也在这些地区和国家传扬开来，为世界性的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贡献。

研究卉代的车舆马具是考古学、历史学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对古车的研究，从春秋时代的《考工记》就已开始。但由于木结构的车子不能长期保存，后世学者缺乏实物对照。仅根据文字记载不能正确推想出古车的具体结构，所以经常误解文献记载的含义。有时追于政治需耍(如为帝王考证车驾卤簿仪典制度等)而咬文嚼字、引经据典地闭门造车，凭空想象画出一些脱离实际的古车复原图，结果不仅歪曲了古车的本来面貌，还把研究引入歧途。

这一局面直到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才得以改变。当时发现了多处商代车马坑的残迹，这些残迹为古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尚不能熟练地从黄土中完整地剥剔出木质车腐烂后留下的痕迹，所以还是没有弄清古车的全貌。

新中国成立后，对古车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先在河南辉县成功地剥剔出战国时代的车迹；随后又陆续在安阳大司空村和孝民屯。陕西长安张家坡，河南三门峡上村岭与淮阳，北京琉璃河、大葆台，山东胶县、临淄，山西太原等地，发掘出一大批上至商周、下至秦汉的车马坑，并完整地保存了其中绝大部分古车痕迹。根据这些痕迹能基本准确地测量、剖析出古车的尺寸与构造，了解古车的用材、制造技术和装饰方法，并能对历代车的形制变化进行分析比较。同时，在车马坑中随葬的各类马具，以及其他墓葬中出土的马具马饰和墓室里的壁画、石刻等，也为研究各个时代的马具发展提供了实物和形象数据。这些丰富翔实的资料，为理论研究创造了基本条件。

20世纪80年代后，一批专家学者陆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专著，如杨泓先生的《战车与车战》《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孙机先生的《中国古独辅马车的结构》《从胸式系驾法到鞍套式系驾法》，杨英杰先生的《先秦古车挽马部分鞍具与马饰考辩》，杨宝成先生的《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郭宝钧先生的《殷周车器研究》，李米佳先生的《李米佳谈古代帝王车辂》等等，把古车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笔者正是得益于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葫发了将其汇编成书的念头，同时借机发挥善于绘画的特长，把古代车舆马具的基本原貌捕绘出来，使读者能通过图文对照了解、欣赏这些文化瑰宝。

对于这项研究是耍长期不断深入进行的，特别是根据考古材料进行的研究，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可能会修正业已形成的观点，如1995年在安阳梅园庄发掘出一座商代车马坑，在其中一辆车上发现了车轼，这一发现立即推翻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持有的轼出现于西周时期的观点。所以，我们现在所作的每个结论，将来都可能面临新的挑战。更何况我不是一位专业研究人员，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参加过考古发掘的实际工作，所以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我真诚地希望读者发现后能给予指教，予以修正。或许通过相互讨论能把这项研究深入进行下去，这也是我斗胆写这本书的目的。

刘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