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理论与追问
滕威：那么，您仍然认为《简·爱》具有女性主义的意义吗？
戴锦华：当然。《简·爱》之为一个历史文本，它曾携带的颠覆性力量，是来自女性的颠覆。不是20世纪后半叶——女性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我们才在性别的、女性的意义上讨论《简·爱》，而是在《简·爱》出版后不久。你一定还记得，早在1855年，女作家玛格丽特。奥利方特关于《简·爱》所写下的、激情澎湃的文字：“这就是那个莽撞的小精灵，她闯进了我们这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打破了它的疆界，向它的原则挑战——随着简·爱的侵入，掀起了现时代最惊心动魄的一场革命。……是的，那把法兰西推进混乱，在它的基础上创立一个新国家的政治大釜里的沸腾，不过是一场庸俗的沸腾。这里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法国不过是西欧强国之一，妇女则是世界的一半。……一她是十足的斗士，不是天使。”也是沿着这一思路回到文本，我们反观故事的结局，在“有情人终成眷属”、回归家庭的结论之畔，显而易见的是平等的代价：罗切斯特断臂、双目失明。似乎不需要引证弗洛伊德了吧——没有比断肢和盲目更为直接的、在权力象征意义上的阉割隐喻。或已有太多的研究者曾指出，简·爱在婚礼之后，绝望地在自己内心寻找离开桑菲尔德的力量之时，引用了《圣经》——
滕威：《马太福音》：“不，你得自己挣脱，没有人帮助你。你自己得剜出你的右眼，砍下你的右手，把你的心作为祭品而且要由你这位祭司把它刺穿。”
戴锦华：而情节中，真正地失去眼、手的却是罗切斯特。桑菲尔德在多重意义上成了罗切斯特的荆棘地，这是他获得简·爱给予他救赎的代价。用伊莱恩·肖瓦尔特的说法，是《简·爱》开启了这个女性写作中不断复沓的“母题”：男主人公的致盲与致残成为他获救、获得幸福的前提事件。她认为这无疑出自某种女性的“敌意”或“复仇”；但我以为，她更有趣的描述则是“通过象征性的角色倒置实现情感教育的过程”：“男人必须懂得无助的滋味，不情愿却又不得已寄人篱下的滋味。只有这时他们才会明白，女人需要爱但讨厌做弱者。‘女人笔下的男人’想得到救赎，重拾人性的话，就必须找到做女人的感觉”。如果再度返回“帝国鹰”的意象，我们究竟应如何理解故事的结局呢？（程巍的文章中描述为“折翼乡间”）事实上，也就在重返桑菲尔德／芬丁之后，夏洛蒂两次使用“笼中鹰”（对应第二次夜谈中的“笼中鸟”?)和“被缚之鹰”的表述，那么我们是否一定要引申出简·爱故事的寓意其实是捕获帝国鹰或驯顺帝国鹰?我感到有些过度阐释了。(笑)只是想再次重申：激情与蒙难的情感结构可能是帝国认同，也可能是帝国抵抗——一如宪章运动。 再引申一步，尽管也许只是社会潜意识的流露：在《简·爱》文本中，你所说的那类局限——“职业女性”身份，或许也包含了女性经验所推动的、自觉不自觉的对自由、平等作为乌托邦理念和作为社会实践的不同意味。在社会现实或日实践层面上，自南和平等有着如此赤裸而残酷的前提限定：为生存所必须接受的奴役；以及践行平等、自由所必需的物质、金钱基础。要知道，在夏洛蒂的时代．家庭女教师几乎是受过教育却没有嫁妆的女性唯一的职业选择；以致在彼时，英国注册为家庭教师的女性竞高达265万之众。此间．一个小小的关节耐人寻味：在《简·爱》的表述中，“独立”意味着经济自主，但它却不等于“职业女性”。因为获取一份职业——尤其是考虑到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选择屈指可数这一状况(婚姻应是其……
P74－76
步入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不失为极其有趣的阅读／观影经验：看不同的面孔与身体演绎同一稔熟的故事，犹如幽灵魅影或轮回转世。更像是长长的回声或拖尾，扫过退行中的新世界。
戴锦华
2012年，老师执教三十周年，我和孙柏入师门十周年。我们一直想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庆祝一下，但“对话戴锦华”系列的出版却实属“无心插柳”。在与我们对谈当中，她所展现出的专注、严谨时常令我们汗颜。有师如此，幸莫大焉。
滕威
感戴
滕威
2012年，老师执教三十周年，我和孙柏入师门十周年。我们一直想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庆祝一下，但“对话戴锦华”系列的出版却实属“无心插柳”。老师在书前已经提及，缘起于我的“无知者无畏”。《简‘爱》，我从少女时代就熟读，又在大学课堂上讲解过十几遍；孙柏对《哈姆雷特》的热爱和熟悉程度甚至可以“倒背如流”，我们都私下里认为，讲电影讲不过老师，论这两个文本总可以跟老师“大战三百回合”吧。结果，读到本书这一页，想必诸君已知晓。其实，能跟戴老师辩论，不但不是“以下犯上”，反倒是殊荣。所以，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使出浑身解数，为的是激起她的兴致，好好“修理”我们，最终，我们获得审美、方法、思想诸方面的全方位教育和提升，这种机遇不可求，好像又回到了在北大读书的日子。中文系的老师大多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但是课讲得能让人一听再听、流连忘返的也屈指可数。从1997年第一次走进戴老师的课堂，到今天，十几年过去，无论是听她上课、演讲还是跟她讨论问题甚至闲聊，一如既往地新鲜、过瘾。屈指一算，我也教了七年书，但是每当我在课堂上留声机一般重复自己数次说过的故事、讲过的观点时，不禁内心羞赧。想想老师屹立讲台三十年，年年开新课，讲新知。虽然早已享誉海内外，但她仍保持着高密度、高强度读书、观影、思考、写作的习惯。在与我们对谈当中，她所展现出的专注、严谨也时常令我们汗颜。有师如此，幸莫大焉。
1996年夏天，在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课堂上，第一次听到“戴锦华”这一名字，并无如雷贯耳之感；要知道像我这样刚从高考中涅槃的外省孩子，充其量读过些小说，还不知道学术、批评、思想等是为何物。不过，由于洪老师的赞赏，我还是记下了关于“戴锦华”的两个标签——“女性主义”、“浮出历史地表”。1997年．终于选修上戴老师的“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在一教“挤挤”一堂的课室中，第一次领略了她的风采，从此“戴老师，，成了我的“口头禅”。我的迷恋在班上尽人皆知，以致某次戴老师应邀去昌平园做讲座，时任学生会主席的哥们特意安排我负责接送、陪同。可能是头回有机会和偶像单独相处，我过于兴奋了，素以·t口若悬河”著称的老师在将近两小时的途中，竞没怎么说话。天知道，我一直在胡说八道些什么11999年，我请老师指导本科毕业论文，选择当时小有名气的严歌苓的小说为题，老师特意约我在勺园边喝咖啡边谈。之后，我将文章投稿给《华文文学》，随即发表，成为我生平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本科毕业的时候，我进入到北大外国语学院的世界文学专业读硕士，本以为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老师的学生，但从我这一届开始，世界文学的学生已经不能在比较文学研究所选导师，便与老师失之交臂。不过也因祸得福，得以追随赵振江先生攻读西班牙语文学，反而获得别样的视野与训练。这期间，虽然本专业和西语学习的课业繁重，但只要时间不冲突，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去听戴老师的课。那年底，戴老师在北大主持召开文化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她刻意打破疆界，让我们这些稚嫩学子和王瑾、蔡翔、李陀、刘禾、陈光兴、陈燕谷、廖咸浩、南帆等一批海内外知名学者同场研讨。我第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竟然就有这样的机遇。前辈们看到文化研究后继有人都很开心，蔡翔老师当场拍板，把我们几个学生的论文组成一个专题在《上海文学》上发表。2002年，戴老师终于获批担任博导，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恰好进入毕业季的我，喜出望外，立刻跑去报名。过后才得知大名鼎鼎的北大戏剧社前社长“柏爷爷”也报了名，他不仅多才多艺，江湖闻名，而且英语之外还通晓德语，并已经出版了一本相当显示理论功底与思想能力的研究西方戏剧的专著。我从未想过要跟他同场PK，一秒钟，希望变绝望。要不是最后系里给戴老师追加一个名额，结果一定是有他没我。我，踉踉跄跄地；孙柏，昂首阔步地，一起成为了老师的开门弟子。
一晃，十年。
我们都已毕业，任教，各自开始饮食男女、一地鸡毛的生活，平凡但始终不甘平庸，亦拒绝犬儒。我三十五岁就晋升了教授，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随心所欲”的生活，教书、写作多少可以不顾忌学院体制内的游戏规则，也有更多的精力追随老师观察体认（还谈不上介入）社会运动。孙柏则完全是另一种状态，时常述而不作，且有严重的“填表恐惧症”，看各种申报表都眼晕，但唯独对在摩天大楼之外的城市边缘参与“帐篷戏剧运动”乐而不疲。在我频繁“羞辱”、老师“厉声”训斥之下，他才作“积极”人世状，评了个副教授便立马又去搭帐篷了。虽然老师提起我们总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又常做“哼哼”教诲不倦状，但我们还是不能成为“光耀师门”的“有出息”的人。尽管，我曾被看好会“学而优则仕”，却屡屡退缩推脱；他，放弃戏剧圈的光环与喝彩，改做电影研究，又远离影评圈的热闹与风光。在很多人眼中，我矫情，他偏执，跟这个社会多少有点较劲。但是只有我们内心清楚，这股“轴劲儿”基本源于“上梁不正”。老师年轻即扬名立万，多少有些清高孤傲，但从不轻狂自恋；不混圈子，不搭台子，特立独行，全凭文章立世。懂得拒绝，知道放弃，不忘初心，有所执著。这是我们在她身上感到的，学到的。十年来，我们师生路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但三人之间的默契、信任、情义、立场，不曾有变。在今天，大到风起云涌世事变迁，小到鸡毛蒜皮微观政治，我们身处其问，更倍感不易，分外珍惜。
几个月前，庆祝老师执教三十周年的paryt上，孙柏为老师清口目了肯·洛奇《风吹稻浪》的插曲，还朗诵了布莱希特的《致后人》——
我在混乱的时刻走向城市．
正当饥饿在那里蔓延。
起义中我跻身于人群之中
我和他们一起反抗。
我的时光就这么流逝。
那是我在尘世上被赐予的时光。
我在屠杀的间歇吃进我的食物，
谋杀者的阴影覆盖着我的睡眠，
我冷漠地爱，
我不耐烦地注视着自然。
我的时光就这么流逝，
那是我在尘世上被赐予的时光。
我的时代大街成了陷阱。
我的语词把我曝露给屠夫。
我几乎什么也做不了。但没有我
那些统治者们会更安全：这正是我之所愿。
我的时光就这么流逝，
那是我在尘世上被赐予的时光。
如果时间能够定格，我真希望是在那一刻，他的声音，你的聆听，我的泪光。
2013年3月26日
广州小谷围岛
缘起
戴锦华
近十余年来，于我，一边是越来越多且直接的社会介入；一边，在学术上，多少放任自己漂移在某种迷恋状态之中。于是，便有各种此前不曾涉猎的主题、不曾进入的领域，令我快乐地游戏其间。称其游戏，是在于某种非功利的纯正，而且在于投入，乃至沉溺。迷恋时，勤耕苦读、废寝忘食，必穷尽而后快。一旦尽其乐，便抛诸脑后，不复敷衍。所以，被师友们讥为“述而不作”。欧洲经典改编便是一例，倒是修成正果。
一辈子“做”电影，却几乎不曾写过关于文学改编的专文，遑论专著。欧洲经典改编更如是。究其因，有如下几般。
少年时代遭遇文学、文字，泥足深陷，毕生未想自拔；欧美翻译文学，尤其是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欧美、俄苏文学几乎如我文化与生命的底色。当然，这无疑是我的同代人的共同经验，谈不到特色。此后的职业生涯转入电影，错爱至今，于是不时与光影转世的“名著”交臂而过。但少年时代阅读的烙印鲜明深刻，改编而来的影片便常感单薄肤浅，似乎是对记忆的亵渎，于是不屑。此其一。文学改编、尤其是名著改编，间或是文学出身的电影学者的首选，以扬长避短。自己虽是文学出身，却刻意标举电影的专业性，故而不为。此其二。职业生涯之始，“陷落”电影，却也因之而遭遇20世纪理论，于是电影研究之途遍布“形式主义”、语言、能指的展开方式与语境、神话、意识形态暗箱……经典名著之电影改编的电影研究．便面临着两种媒介、两套编码方式，重要的是历史跨度所形成的、彼此关联又隔绝的语境与社会诉求。若非自觉，便可能沦为蹩脚的平行研究。此其三。
此番涉足名著改编，实属偶然。旅美时，在纽约的艺术影院偶然地看了福永执导的新版《简·爱》，不期然间，被触到了……坦白地说，记忆中的一小片少女情愫。于是若有所感，依稀怀旧。日后偶然提及，却不期然遭到年轻学者滕威的当头棒喝。啼笑皆非的错愕之间，率性反击；却遭到她更强力的回击，而且操持着各式理论利器。昔日师生间的辩论演习，将我引入了名著改编议题的腹地，柳暗花明地展示了这一议题的丰富有趣。
第一次瞩目，名著的电影改编原来构成了一条悠长的文本链，星光或花朵般地散布在百年、数百年的历史原野上；却也如细小的标识，勾勒出历史激流的路径。更有趣的是，每度改编，不仅是又一次的对话原作和历史，而且将新的书写和铭文叠加在原作之上。经由反复改编，古典名作渐次如斑驳的羊皮书，字迹重重叠叠，意蕴丰富而暧昧。步人文学名著的电影（电视）改编，面临着惊人的工作量，但也不失为极其有趣的阅读／观影经验：看不同的面孔与身体演绎同一稔熟的故事，犹如幽灵魅影或轮回转世。更像是长长的回声或拖尾，扫过退行中的新世界。
在我们的辩论演习中，渐次浮现的真问题是：20世纪理论——文学的或文化的、政治的或社会的，原本是洞开历史与文本的密匙或利器；然而，一旦理论文本君『临一切，成为超文本或元文本，我们是否有可能或必需，去触摸并抵达文学、电影、艺术等文本及其所负载的历史？情感结构（感知结构，structureoffeeling）是否仍是我们必需的抵达之所与出发之地？或者，我们的确可以颠倒文本与建立在文本阅读经验之上的理论文本的顺序？这一系列问题，将《简·爱》进而《哈姆雷特》的讨论由昔日师生间的趣味分歧或视点差异，转化为严肃的讨论：从一个个特例、个案出发，重新叩访文本、历史、理论。
任教三十年，深知、却未能得免“好为人师”之患。但也一如当日自觉的职业选择之诉求：自“教学相长”中获益。当昔日的“入室弟子”，如今已遍插桃李，与他们的商榷，便更是获知。
又一次极端投入的游戏，自娱但求娱人。
2013年2日草于纽约格林威治村
自文学诞生之日起，纸上文本便与说唱、戏剧等等现实搬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近现代电影电视艺术的产生，更是将这种跨媒体的文化实践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欧洲经典文学名著历来是影视作品改编的不竭源泉，很多电影本身也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于是，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探讨文化的跨媒介生产，并由此观察背后彰显的社会与文化，理解内中蕴藏的历史和政治，便成为文学研究、电影研究、文化研究的饶有趣味的议题。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先生携多位青年学者就“欧洲名著改编电影”展开思考与讨论，以对谈的形式，将文学与电影、文本与历史等等复杂关系逐一分析，娓娓道来，集合而成“对话戴锦华”系列。《简·爱的光影转世》即为该系列之一。
两位作者从2011版《简爱》的观影体验谈起，逐渐引出对文学原著的阐释，对勃朗特姐妹乃至19世纪英国文学的把握，并推进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剖析，以小见大、深入浅出，为读者提供一种“细读”文本，重读世界文学名著、思考历史文化的新颖视角；与此同时，运用专业的眼光、通俗的语言，引出对各个时期众多《简爱》电影的分析与探讨，对“改编”和“原著”、“视觉”与“文字”的相互关系展开颇有意味的辨析，进而延伸至现代影视艺术和当代流行文化的探究和批评，《简·爱的光影转世》为读者描述了多种名著改编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
随着近现代电影电视艺术的产生，更是将这种跨媒体的文化实践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欧洲经典文学名著历来是影视作品改编的不竭源泉，很多电影本身也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于是，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探讨文化的跨媒介生产，并由此观察背后彰显的社会与文化，理解内中蕴藏的历史和政治，便成为文学研究、电影研究、文化研究的饶有趣味的议题。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先生携多位青年学者就“欧洲名著改编电影”展开思考与讨论，以对谈的形式，将文学与电影、文本与历史等等复杂关系逐一分析，娓娓道来，集合而成“对话戴锦华”系列。《简·爱的光影转世》即为该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