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文学人生回忆录，是理解和穿透心武先生前半生创作的最要的路径，也是体会和了解中国人的二十世纪的风云的一个路径。书中记录了作者亲历的文学往事，情感真挚，文字讲究，内容丰富，浸透人格底色，传递文字灵魂，从中可以读出作者对于世事、人情、写作和生活的态度。

著名作家刘心武的这部文学人生回忆录，均为作者亲历的文学往事，这些属于纪实散文的个体言说，情感真挚，文字讲究，内容丰富，浸透人格底色，传递文字灵魂。

书中“重返”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深情又略带忧郁的回忆文字，回忆如烟往事，掀动情感波澜，深究人性诡谲，充分又细腻地传达了作者的个人经验与气息，具有丰厚的历史纵深感和广阔的文化视野，为读者和文学研究者更深切、完整地理解那个不同寻常的时代，思索和明了人生的诸多“情感之结”，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读本。

序言：“相遇”中的生命启悟

十二幅画

第一幅 兰畦之路

第二幅 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第三幅 风雪夜归正逢时

第四幅 宇宙中最脆弱的

第五幅 人需纸几何

第六幅 记忆需要营养

第七幅 那边多美呀！

第八幅 暂不置评

第九幅 唯痴迷者能解味

第十幅 谁在唱

第十一幅 守望吉日

第十二幅 心灵深处

记忆中的雨丝风片

《班主任》的前前后后

《班主任》中的书名

讲那照片的故事

巴金与章仲锷的行为写作——一封信引出的回忆

1978年春：为爱情恢复位置

乘着电波的翅膀

丁玲复出独家见闻录

给丁玲的两封信

雷加擂了我一拳

关于《我爱每一片绿叶》——针对“变种”批评的思考

人淡如菊文藏金

元旦论灾为哪般？

漂亮时光

闲为仙人扫落花

有杯咖啡永远热

1957年初冬，我15岁那年，忽然有个妇女出现在我家小厨房门外。我望着她，她也望着我。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在想的是：她算孃孃，还是婆婆？

那时候我家住在北京钱粮胡同海关宿舍里。那宿舍原是大富人家的带花园的四合院。我家住在有垂花门的内院里，但小厨房是另搭在一边的，一株很高很大的合欢树，像巨伞一样罩住小厨房和住房外的部分院落。走拢小厨房的那位妇女，穿着陈旧的衣衫，戴着一顶那个时代流行的八角帽(帽顶有八处摺角，带帽檐)，她脸上尽管有明显的皱纹，但眼睛很大很亮，那时我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还保持着重庆地区的话语习惯，对较为年轻的妇女唤孃孃，对上了年纪的妇女唤婆婆，但是眼前的这位妇女，年纪介乎二者之间，我望着她只是发愣。她望够了我，一笑：“像天演啊！你是他幺儿吧？”我父亲名天演，显然，这位妇女是来我家做客，我就朝厨房里大喊一声：“妈！有客来！”妈妈闻声提着锅铲出得厨房，一见那妇女，似乎有些意外，但很快露出真诚的微笑，而那妇女则唤妈妈：“刘三姐，好久没见了啊！”妈妈忙把她引进正屋，我就管自跑开去找小朋友玩去了。

我妈妈姓王，在她那一辈里大排行第三，因为嫁给了我爸爸，同辈亲友都唤她刘三姐，后来广西民族歌剧《刘三姐》唱红了，又拍了电影，有来我家来拜访的人士跟传达室说“找刘三姐”，常引出“你开什么玩笑”的误会，但我从小听惯了人家那么称呼妈妈，看电影《刘三姐》绝无关于妈妈的联想。

我玩到天擦黑才回到家里，那时爸爸下班回来了，那位妇女还没有走，爸爸妈妈留她吃晚饭，她就跟我们同桌吃饭，这时妈妈才让我唤她胡孃孃，我唤她，她笑，笑起来样子很好看，特别是她摘下了八角帽，一头黑黑的短发还很丰茂。

我家常有客来，留饭也是常事。爸爸妈妈跟客人交谈，我从来不听，至于客人的身份，有的直到今天我也搞不清。

但是就在胡孃孃来过后的一个星期天，妈妈责备我到处撂下书报杂志，督促我整理清爽，我懒洋洋地应对，妈妈就亲自清理床上的书，其中一本是长篇小说《福玛·高捷耶夫》，妈妈正看那封面，我一把抢过去：“正经好书！高尔基写的！”妈妈就说：“啊，高尔基，那胡孃孃当年很熟的呀！”我撇嘴：“我说的是苏联大文豪高尔基啊！你莫弄错啊！”妈妈很肯定：“当然是那个高尔基，他常请胡孃孃去他家讲谈文学的啊！”我发懵，这怎么可能呢？

我那时候虽然还只是个中学生，但是人小心大，读文学书，爱读翻译小说，高尔基的《福玛·高捷耶夫》有的成年人读起来也觉得枯燥难啃，我却偏读得下去。妈妈又拿起一本法国作家巴比塞的《火线下》，说：“啊，巴比塞，胡孃孃跟他就更熟了啊。”我大喊：“天方夜谭！”妈妈不跟我争论，只是说：“好，好，你看完一本再看一本吧，不管看没看完都要放整齐，再莫东摆西丢的！”

胡孃孃没有再到我家来。我没有故意偷听，但偶尔爸爸妈妈的窃窃私语，还是会传进我的耳朵。关于胡孃孃，大体而言，是划成右派分子，送到什么地方劳动改造去了。爸爸提到四川作家李劫人，“也鸣放了，有言论啊，可是保下来了，没划右”，很为其庆幸的声调，妈妈就提到胡孃孃：“她也该保啊！那陈毅怎么就不出来为她说句话呢？”爸爸就叹气：“难啊！”他们用家乡话交谈，“毅”发“硬”的音，但我还是听出了说的是谁，非常吃惊，不过我懒得跳出来问他们个究竟。

1983年，爸爸已经去世五年，妈妈住到我北京的寓所，记不得是哪天，我忽然想起了胡孃嫖，问妈妈，她跟我细说端详。论起来，大家都是同乡。在上个世纪的历史潮流里，爸爸妈妈上一辈及那一辈的不少男女，走出穷乡僻壤，投入更广阔的生活，也就都有了更复杂扭结的人际关系。胡孃孃名胡兰畦，她虽有过一次婚姻，但遇上了陈毅，两个人沉人爱河，在亲友中那并不是秘密，他们山盟海誓，在时代大潮中分别后，互等三年，若三年后都还未婚，则结为连理。胡兰畦生于1901年，1925年大革命时期，活跃在广州，后来国民党分裂，胡兰畦追随国民党左派何香凝，何香凝让儿子廖承志先期去了德国，胡兰畦不久也去了德国，并在那里由廖承志介绍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组成了一个“中国支部”，积极投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33年德国纳粹党上台，疯狂打击共产主义分子，廖承志和胡兰畦先后分别被逮捕入狱，那一年何香凝去了法国，并到德国将廖承志营救出狱，何先生与廖承志回到巴黎以后，就和我姑妈刘天素住在一起，我姑妈刘天素到法国留学，也是何先生安排的，不久，入狱三个月的胡兰畦也被营救出狱，也流亡到了巴黎，在那里写出了《在德国女牢中》，这个作品先在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以法文连载，很快又出版了单行本，并被翻译成了俄、英、德、西班牙文，在世界流布。那时候的苏联文学界，能阅读中文原著的人士几乎为零，汉学家虽有，翻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很少，他们也许知道鲁迅，却未必知道冰心，丁玲在当时的中国才刚露头角，更不为他们所知，但他们却都读了俄文版的《在德国女牢中》，这虽然是部纪实性的作品，但有文学性，那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密切关注德国纳粹的动向，这部作品也恰好碰到阅读热点上，于是，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就向寓居巴黎的胡兰畦发出邀请，她成为唯一从境外请去的“中国著名作家”，参加了那次盛会。(当时中国诗人萧三常住苏联，参加了大会并致贺词。)

胡兰畦命途多舛，但胡兰畦寿数堪羡，她熬过了沦落岁月，活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得到平反，恢复党籍，1996年含笑去世。她在复出以后写出了《胡兰畦回忆录》，但到1997年才正式出版，尽管关注这本书的人至今不多，留下的宝贵历史资料却弥足珍贵。P3-6

刘心武先生在《上海文学》连载了一年的《十二幅画》，现在再新增《<班主任>的前前后后》等十五篇文学回忆文章，结集为《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出版，嘱我写序。心武先生是我有多年来往的前辈，相知很深，也有过许多次和他深入的对谈，他对我的教益良多和启悟。我也曾经研究过他的作品。这次对一个晚辈如此信任，既让我感到荣幸，又觉得实在不敢当。踟蹰良久，也拖延了好久，才能下笔。我觉得下面的文字其实既是对于这部书的感想，也是对于心武先生的人生境界的感悟。本书其实也是理解和穿透心武先生前半生创作的重要的路径，也是体会和了解中国人的二十世纪的风云的一个路径。

心武先生的这部书，似乎是接续他的八十年代后期的《私人照相簿》，无论写作方式或是故事的选择都有某种连续性，这部书仍然是将个人命运的“小历史”的种种波澜和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历史”连在了一起，在讲述那些他自己亲身见证的日常生活的同时，思考中国的大命运；从平凡的小人物的过去的生命历程，反照中国的大走向。两本书都结合了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文献资料，并相互参照，互相印证。其风格也是娓娓谈来，自然随性。但这部书和当年那一部又有了明显的差异，当年的《私人照相簿》是将自己所藏的旧照片和文字融为一体，这次却是作者自己的十二幅画和文字构成一种相互映衬的关系。这些水彩画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诸多感慨的表达，它们对于文字不仅仅是配合，而且是相得益彰，互为表里。同时，和当年《私人照相簿》写作的时代，时光已经又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中国还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历史的前景还尚处于并不完全明朗的状态。世界也还处在“冷战”的最后岁月之中，二十世纪的旅程还没有结束，世界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心武先生的那部作品的感悟和故事也带着八十年代的时代的印记。今天，冷战已经远去，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的重要的趋势，新世纪的新的世界正处在新的“临界点”上，《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则是当下的历史中对于中国的二十世纪的再思考，也是一个冷静地站在时代潮流的边上的智者，对于自己曾经的岁月的新的回顾，点点滴滴，都饱含着他的对于人类历史的感悟和理解，也包含着对于中国的二十世纪的命运的新的理解。

在这里，心武先生所写出的是一种人生“相遇”的感慨，每一篇回忆中都充满了关于“相遇”的感受。这部书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我”和世界的相遇之中所发生的种种故事。这种“相遇”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偶然性，正是我们人生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境遇。正是由于偶然的“相遇”，人类才产生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发展了相互的认知和理解，展开了种种可供叙述和表达的故事和境遇。时间的流程我们无法阻止，它有自己的旅程。我们只有在这旅程中留下我们的踪迹，给这旅程添加一些来自我们的生命的东西，然后消失。我们的死亡是时间的旅程中的必然，我们会意识到死亡永远在我们的前面，是我们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关键的点。生命有其终点，死亡是我们其实无法回避的事实，生命的必死性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乃是不可超越的。这种必死性赋予了生命一种几乎必然的悲剧性，我们在这最后的必然面前确实是无能为力，也难以超越。但生命的过程中仍然有一种难得的惊喜，一种生命与生命的相遇和相知的时刻，一种“缘分”赋予我们的超越和克服我们在趋赴死亡的行程中的平淡，赋予我们的生命以一种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它让我们有了和我们的必死的宿命抗拒的可能性，也获得了超越的激情和灵感的可能。所以，“缘分”是我们超越我们的必死性而获得生命的更高价值的偶然，而“死亡”则是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必然。而这两者都在时间的笼罩之下。在法国思想家阿尔杜塞的晚年，这位思想家处于与社会隔绝的境遇之中，但他思考的也正是“相遇”的问题。“相遇”的寻求似乎是他的精神的唯一的慰藉。刘心武先生正是由此对于生命有了深入的追问和探究。他回首生命中的种种“相遇”，捡拾和清理记忆深处的故事，将它们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再加审视。《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所凝结的正是二十世纪一个中国人的自我的历程中的种种“相遇”所激发的感受。

这些零散的相遇的记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自己的家庭和家族的历史而与一些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留下了痕迹的人物的相遇。如第一篇《兰畦之路》讲到童年时在家中和胡兰畦这个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传奇的女性的“相遇”。而那篇《宇宙中最脆弱的》正是对于生命本身的脆弱的直接的思考。“我”的家庭和孙炳文家族的来往是历史带来的，但却在“我”的生命中形成了难以消融的记忆。那一家族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传奇的经历和心武先生的观照都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艰难的经验。另一类是心武先生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和一些人和事的相遇。如第二篇中讲在楼下的书店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的“相遇”，在《风雪夜归正逢时》中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的“相遇”。而最后一篇则是与一生扑朔迷离、有众多谜团和疑点的人物时佩璞的“相遇”。

这些“相遇”，有些仅仅是擦肩而过，是在生命的一个片断中的偶然的经历，有些是由于兴趣和性情的相近而产生的相遇，有的有些却是影响了作者一生的大关节和大转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由于社会的剧烈的变化和许多个人的命运的起伏升沉，这种“相遇”更具有某种非常规的戏剧性和严峻性。“相遇”所具有的难以把握和控制的状态甚至可能主导一个人的命运。如由于观看了《风雪夜归人》演出之后，作者和高中的同学兴致勃勃地讨论这个故事，居然引起了不可思议的连锁反应，居然受到严重的伤害，导致了作者上不了好的大学，甚至形成了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中的伤痛。而他在这些“相遇”中所看到的诸多人物的命运，也显示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在艰难中为国家和社会所付出的一切中的令人感动的一面。他写到了许多人为了中国的发展，满怀着对于中国的信念，无怨无悔地付出了自己，但却并未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报偿的悲剧性的故事。如《人需纸几何》里的陈伯伯，《记忆需要营养》中的巫竞放等等，他们付出了一切，但在一生中并未得到历史的回应。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是无怨无悔，但对于国家和社会，这却是一种痛苦的代价。而像王小波这样的有独特个性的作家和心武先生的交往，他们从素昧平生到相互理解的过程，我自己就可以见证。心武先生当年和王小波交往的时候，王还毫无名气，但他们的交往极多，心武先生多次赞叹他的不羁的才华。后来王小波故去后名满海内，许多当年王小波在世时和他并无来往的人都表示是他的知己，但心武先生却从未多谈他们之间的交往，这也让我对于心武先生增加了钦佩。这次所打捞出的前尘影事，足以引人遐思。而八十年代之后，心武先生作为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家的多次出访中的国际性的经验也成为新的相遇的素材，这里无论是在美国遇到的各色人等，还是在法国没有遇到，却如影随形的奇人时佩璞，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在其变化和发展中与世界的关系和中国必然的走向今天的历史的必然。

在这些“相遇”之中，其实有一些贯穿在心武先生生命中的轨迹值得我们加以把握。心武先生的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班主任》发表之前，那是他的个人的生命成长和积累的时代，也是他经历人生的考验，开始从写作中发现自我的时期。从那时起，他对于人的关切，对于生命的尊重等等思考都伴随着生命的成长而逐渐成形。第二个阶段是《班主任》发表之后的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时期”，这一阶段的心武先生是时代的中心，是时代文学潮流的重要的代表性的人物。他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而《如意》、《立体交叉桥》等作品都开创了新的文学潮流，而《钟鼓楼》更是足以代表八十年代的力作。他在中国发展的那个关键时期，对于社会共识的塑造和社会的自我意识的成长，对于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最初的新的公共生活的建构，对于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到今天所展开的灿烂的“中国梦”的营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作用一方面是他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作家所起到的对于社会的开放和变革的呼唤者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从感性的角度深入了当时中国变化的最深处，对于当时人们心灵的变化进行了异常透彻的观照，掘开了一口中国人灵魂世界和梦想世界的“深井”。这些作品都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位置。第三个阶段则是从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到今天，在这一阶段，心武先生则作为一个时代和历史的观察者，一面始终感受着自己内心的召唤，通过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描写思考着中国的新的变化。如他的《风过耳》、《四牌楼》、《树与林同在》等著作则是在这个时代所做的重要的贡献，其意义其实还有待我们更深地认知。而他的《红楼梦》研究和在《百家讲坛》上讲《红楼梦》，则将他的文学史和历史的积累，化为了一种具有想象力的人文的研究。这种研究将历史考据，文本细读，想象力和判断力熔于一炉，对于当下的青年读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写作的热情，保持着对于自己的时代和社会的高度的敏感性。我总是在和心武先生聊天的过程中，知道一些我都不熟悉的新的趋势和潮流，知道一些新的信息和状况。他的写作的活力正是来自这种敏感性。

从这里看，心武先生在潮流之中的时候，总能超越和领先于潮流，让自己不断地发现新的空间；在潮流之外的时候，则始终保持着对于潮流的影响力，使得自己和自己的时代之间永远处于一种对话性的“相遇”的状态之中。他不刻意趋时，却能把握时代的关键，他不刻意超脱，却能不断以新的命题影响自己的时代。当年的心武先生是时代的弄潮儿，却并不狂热，今天他是一个冷静的隐者和观察者，却并不落伍。他的写作始终从容，这来源于他对于历史的趋势的把握和对于中国的进程的坚定的信念。他对于人性的“大悲悯”的情怀始终是他的写作的主线，正是由于这种“大悲悯”，使得他的写作能够不断保持着新鲜的活力。他所关怀的始终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的历史命运，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对于国家有无私的承诺，对于自己和家庭有沉重的责任，对于命运和生活有面对的勇气。《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就是这种中国人的形象的见证。书中的这十二幅画正是中国人在自己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形象。今天，历史已经给了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新的机会，给了他们新的历史的报偿，刘心武先生所凭吊，所追怀的一切，正应该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宝贵的篇章。

这部书中最重要的篇章应该是《那边多美呀！》，这是悼亡之作，也是可以和元稹的《悼亡诗》相比拟的作品。这是一篇充满了深沉的感情的文章。他讲到了他和妻子共同的艰难的跋涉，在共同走过的道路上的相知相爱。没有比这感情更深沉的了，没有比这相遇更弥足珍贵的了。这是这部书的“文眼”，也是我们这些晚辈的学生最感动和最受到触动的地方。人生多艰难，像心武先生这样的人也曾经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正是这家庭的温暖和互相扶持，使得他能够不断地开创新的空间。没有比这篇文字更足以让我们感受中国人情感深处的那种真实的悲伤和痛苦，也没有比这篇文字更足以让我们感受在这种悲伤和痛苦中的力量和期望。中国人不容易，但中国人也永远有超越的勇气。书中十二幅画中的这一幅，给了这部书一种情感和命运的深度。

我们应该进入这十二幅画，这不仅仅属于心武先生，也属于我们这些读者。

是为序。

2010年3月2日

我以为，《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确是理解和穿透心武先生前半生创作的最要的路径，也是体会和了解中国人的二十世纪的风云的一个路径。

本书是当下的历史中对于中国的二十世纪的再思考，也是一个冷静地站在时代潮流的边上的智者，对于自己曾经的岁月的新的回顾，点点滴滴，都饱含着心武先生对于人类历史的感悟和理解，也包含着对于中国的二十世纪的命运的新的理解。

《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给了我们一种情感和命运的深度。我们应该进入书中的这十二幅画，这不仅仅属于心武先生，也属于我们这些读者。

——北大教授、文化学者、文化评论家 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