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叶落中文系》收录陈平原先生近五年间有关“中文教育”的评论、随笔与杂感。长文不在其中，因已进入或即将进入专业著作；短文中涉及“大学”、“五四”或“都市”等话题的，也都另行安置。本书的宗旨是，借助一个有过短暂行政经验的中文系教授的目光，来烛照或凸显当前文学教育及行政管理的若干问题。

《花开叶落中文系》是陈平原先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期间的文章结集(2008-2012)。虽是结集，但《花开叶落中文系》其文围绕着让中国几代读书人魂牵梦饶的“中文系”展开，无论讲述北大旧事，还是追怀学界故人；无论针砭大学弊端，还是点拨后进治学，勾勒“另类系史”，都是以“中文教育”为归属。体现自家的“中文情怀”。虽然对“五年间个人的得失成败、酸甜苦辣”没有专门的“追忆与辨析”，但每篇文章无不是借“中文系”所走过的坎坷历程，观察百年教育的风云激荡，又借助“有过短暂行政经验的中文系教授的目光，来烛照或凸显当前文学教育及行政管理的若干问题”。对于日益受到行政化干扰，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中国大学和文科教育，都颇具现实针对性。

序言

另类系史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

 “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

 百年阳光，百年风雨

 《北大中文百年庆典纪念册》后记

 回首烟波浩渺处

 《鲤鱼洲纪事》出版感言

 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

 “非典型”的筒子楼故事

 传道授业的责任与魅力

 语言学家的文学事业

 《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编后

 寻找“系友”张充和的故事

 告别一个学术时代

 为何“严”上还要加“严”

 诗人气质的学者

 课堂的魅力

 与当代中国诗歌同行

中文情怀

 北大中文系主任就职演说

 北大中文系主任述职报告

 “讲座”为何是“胡适”

 “薪火”何以能“相传”

 诗歌乃大学之精魂

 未名湖的梦想

 同代人的学问与心情

 “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

 毕业典礼上的“赠言”

 知书、知耻与知足

 中文人的视野、责任与情怀

 图书馆的学术使命

 感恩与遗憾

往事如烟

 学生记忆中的“讲学”

 “爱书成癖”乃书生本色

 燕山柳色太凄迷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

 孤独的寻梦人

 三读普实克

 问世间，“学”为何物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

 格外“讲礼”的吴宏聪老师

 追怀米列娜

 师长们的故事

师友风流

 宗璞的“过去式”

 教授生活，可以如此优雅

 诗人的美食

 把人生当作一首诗

 你读莫言了吗？

 “在场”的意义

 有师自远方来

 有学问，又好玩

 治学是一种“乐趣”

 人生路上，不断与“五四”对话

 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文章杂说

 看奥运，更看“看奥运之人”

 学会怀疑自己

 同一个中国……

 俗文学研究视野里的“潮州”

 人，如何“诗意地栖居”

 为何“文库”，什么“文学”，哪个“海上”

 民族自信与文艺复兴

 毕业典礼如何致辞

 人为什么远行、登顶且赋诗

 作为大学精魂的诗歌

 如何“述学”，什么“文体”

 不薄小说爱诗文

百年阳光，百年风雨

尊敬的各位系友、各位来宾：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有“文学”科目，而无作为一种独立组织形态的系科。1910年分科大学正式开办，中国文学门于是成立。1919年改称中国文学系，并实行选科制。1937年因抗战全面爆发，随学校南迁，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北归，恢复了北大国文系的建制。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并在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基础上设立新闻专业（1958年转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加强了语言学专业（后改称汉语语言学专业，并于2002年又增设应用语言学专业）；1959年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至此，北大中文系语言、文学、古文献三足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以上这段话，出自挂在中文系网页以及印在《大学》专号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简介”。这个简介，是为了百年系庆而专门修订的；推敲过程中，最为吃重的是一头一尾。前面的溯源属于“史学”，后面的统计属于“数学”——各种学生数字，必须与《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符合。对于一个百年老系，少十个八个人，一点都不稀奇。可落实到那些被遗漏的系友，却是天大的事。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愿能差强人意。

百年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已培养全日制本科生7285人、专科生675人、硕士研究生1701人、博士研究生778人，共计10439人（其中外国及台港澳939人）。这些都是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书，因而记录在案的，此外，改革开放30年，北大中文系还接收博士后18人、国外访问学者及进修教师1773人、国内访问学者及进修教师1870人。这3661名学者，在北大时间只有一年或两年，但其对于北大中文传统的体认与接纳，同样让人欣慰。这次修订《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破例之处在于，列入仍然在读的607名本科生、247名硕士研究生、230名博士研究生的大名。理由是：“百年”我们一生中大概只能遇到一次，短期内“系友录”也不会重编，故特别允许这1084名在校生预支“系友”的头衔。

其实，办学百年，培养人才总共不过15000位（包括进修教师及在校生），实在不算多。可是，对于追求“百年树人”的大学来说，数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质量。从这里起步，曾经走出不少叱咤风云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学者名流，如果你嫌“系友名录”不够鲜活的话，请翻阅《精神的魅力》、《北大旧事》、《北大往事》、《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刚刚推出的《我们的师长》、《我们的系友》、《我们的青春》、《我们的五院》等六册纪念文集，那里有很多我们系友的英姿与妙语。

至于北大中文系办学业绩，这里仅提供几个数字，内行人一听就明白：1987年以来，中文系教师共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34项（第1届一第5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67项（第1届一第11届），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20项……

P18-19

刚刚过去的这五年，忙忙碌碌的我，出版了大大小小15本书。表面上“战绩辉煌”，可实际上，有的是文章结集，有的是旧作修订，有的是游记随笔，真正的专著只有《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08)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即便这两种著作，也是多年经营的结果，大半章节成于此前。并非偷懒，也不是才华枯竭，而是精力过于分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学问之所以做到如此“汗漫无所归依”，与我这几年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

2008年1月，我应聘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椅子还没坐暖，北大要求我回来接任中文系主任。两校协商的结果，我成了双聘教授。两边的工作都很重要，两边的工作都必须做好，于是，只好南北奔波。中大那半年相对好些，以教学及研究为主，平日里与北大保持密切联系，偶尔应召回京；北大这半年则杂事繁多，既然长不出三头六臂，只好放弃长篇论文的写作。灵机一动，学会了见缝插针，将开场白、演讲稿、书刊序跋等，全都作为“文章”来经营。

比起个人撰述来，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责任无疑更为重大。四年任期，还算用心用力，未见明显缺失。刚上任时，我的表态是“努力阻挡北大中文系下滑的趋势”；现在看来，这目标基本上实现了。我当然明白，“在其位”就得努力“谋其事”；可在具体操作时，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最主要的，并非时间紧迫耽误写作，也不是人事纠纷尔虞我诈，而是自家的学术理念与当下的学术制度不吻合，时有言不由衷的痛苦。这厢刚撰文批评，那边又开会提倡，左手右手互相掐架，实在做不到“理直气壮”。既怕自家的特立独行影响北大中文系的整体形象及利益诉求，又不能全心全意贯彻学校及教育部的指令，如此左右支绌，着实有点心力交瘁。

我的“就职演说”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但不一定非‘随风起舞’不可，中文系应努力营造一种氛围，让老师们保持平和的心态，从容地读书、教书、写书。当然，单说‘支持’而不讲‘责任’，那也不公平；对于很多学者来说，确实需要某种外在的‘压力’。但我希望这种‘压力’不是具体的论文指标，而是一种‘氛围’，以及无言的督促。现在都主张‘奖励学术’，可如果缺乏合适的评价标准，奖励不当，反而徒增许多矛盾。我希望通过逐步摸索，建立一套相对合理的考核与评价体系。”在一个热情但又浮躁的时代，靠营造氛围来推动学术，说来容易，真要落实，很难。创办《北大中文学刊》、《中国文学学报》(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设立“胡适人文讲座”、“鲁迅人文讲座”，组织“博雅清谈”，完善各种规章制度等，都是指向这一目标。这些举措，有一定的效果，但整个大环境如此，实在无法“力挽狂澜”。这一点，在卸任前所作“述职报告”中，我有清醒的分析。

四年任期一到，我坚决要求卸任；对此，很多人不以为然。有认定我想远走高飞的，有替我打抱不平的，还有人惋惜我没能“更上一层楼”。去年秋天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参见《陈平原，不凑热闹，不怕出局》，《环球人物》2012年30期)，有一段对话发表时被删去。记者问：“作为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您的言行比其他人更受到外界的关注。这种身份，或者说这种关注对您来说，是一种可以借以‘发声’的力量，还是一种负担、约束？”我的回答是：“虽然自我介绍时，总强调自己是‘北大教授’；但我还是隐约感觉到，‘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这个头衔，能增加说话的分量。问题在于，这年头各领域都闹‘通货膨胀’，任何一所中国大学，校长、书记、副校长、副书记、校长助理一大堆，还有院长、部长什么的，最后才轮到你系主任，有什么好夸耀的？倘若在政界、商界，‘系主任’这头衔太小了；要说在学界，我是不是‘系主任’，其实关系不大。更何况，我实在缺乏行政兴致与官场智慧——不止一位朋友提醒，我的公文、讲稿及给领导的信，都太个人化了，不合时宜。去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我谈及：‘当了北大中文系主任，有些话不太方便说，让我很苦恼。作为一个教授，我对教育部的决策、对北京大学的现状，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现在，有些话只能绕着弯子或换另一种方式说。过多考虑讲话的策略与效果，这不是我的风格。可当下中国，很多人把人情与学问混为一谈，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途之上。’这样的苦恼，别人觉得很好笑。好在今年9月起，我卸任了，以后就以‘教授’的身份说话，那样更本色些。至于‘力量’是不是因此而减小，我不知道，也管不了。”

说自己“缺乏行政兴致与官场智慧”，并非标榜清高，而是真诚的自我反省。因为，不管你官大官小，只要做行政，就必须讲究合作、折中与权谋。不耐烦无聊的琐事，不习惯跟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不愿意受委屈，不能掩饰自己的不满乃至不屑，这样的人做行政，一定很痛苦，而且效果不好——起码在中国是如此。作为学者，你可以表里如一，可以无欲则刚，甚至千里走单骑；可若是当行政主管(不管级别高低)，你这么做，对所在单位没有好结果。

不断有饱经沧桑的朋友善意提醒，我看世界“太天真”，说话时“过于直截了当”，考虑问题又“不计工本”。这样的行事风格，在今日中国大学，显得不合时宜。想想我对某些领导或潮流的不满、不屑以及不配合、不转弯，即便没说出来，也都写在脸上，自然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可话说回来，若不当系主任，我有必要把人际关系想得那么透彻、把话说得那么委婉吗？整天瞻前顾后，捉摸领导意图或风气变化，必定患得患失，那是做不好学问的。本就不是天纵之才，加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紧赶慢赶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想再委屈自己了。那篇《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大概只有同代人感同身受，读出其中的苦涩与无奈。我们这代人，原本志存高远，经历那么多曲折与苦难，学问上、精神上到底还能走多远，如何突破各种外在以及内在的限制，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别的不说，过多的世俗羁绊，导致我们的思考与表达都不够果敢与决绝，连“独善其身”都显得勉为其难。

既然“事功”不可为，那就凝神静气做学问，这基本上还是可以自己把握的。除了上课，今年我的主要任务是收拾心情，调整气息，进入较好的学术状态。在此之前，编一册小书，收录近五年间有关“中文教育”的评论、随笔与杂感。长文不在其中，因已进入或即将进入专业著作；短文中涉及“大学”、“五四”或“都市”等话题的，也都另行安置。本书的宗旨是，借助一个有过短暂行政经验的中文系教授的目光，来烛照或凸显当前文学教育及行政管理的若干问题。

本书所收均为旧文，仅起“立此存照”的作用；至于这五年间个人的得失成败、酸甜苦辣，日后专门追忆与辨析。这里需要略加解说的是：两篇在中文系教师会上的讲话，此前未曾公开发表；《毕业典礼如何致辞》乃长篇论文的一节，为因应时事而提前刊发；十多则这段时间所撰的发刊词、编后记、丛书总序等，虽与中文系及文学教育密切相关，因很容易说开去，故暂时搁置。

此时此刻，编纂这册小书，除了自家心境，还有一个特殊因缘——北大中文系即将从静园五院迁往未名湖畔的人文学苑。明知“何处春江无月明”，告别那春天里瀑布般倾泻而下让人心旌摇动的紫藤花，以及秋阳下层层叠叠如火焰燃烧的爬山虎，还是有点感伤。

花开叶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只是相处时久，依恋日深，不免也都有些“伤春悲秋”。作为一个百年老店，北大中文系并非第一回迁址；每次转移，都伴随着几多风雨。于是乎，我辈匆匆过客，乃借追怀“往事如烟”，鉴赏“师友风流”，勾勒“另类系史”，以体现自家的“中文情怀”。

2013年2月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