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作者吴庆彤，曾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文革”期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记叙的即为作者经历的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历史。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作者吴庆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任国务院值班室主任，一直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亲眼目睹了周恩来在那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是怎样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所写的都是作者的亲见亲闻，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和内情，并纠正了不少流传较广的不切实际的说法，确实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珍贵读物。从书中，读者会更真切地了解到周恩来坚定的原则性和过人的智慧、巧妙的斗争艺术以及丰富而深沉的内心世界。

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总理就对这场所谓

 “革命”很不理解

二、建国后17年起主导作用的是革命路线，不是

 修正主义路线

三、党政领导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四、城市工交企业和农村社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

五、江青一伙肆意迫害协助周总理工作的主要助手

 ——兼谈对“西纠”与“联动”的看法

六、在全面夺权前后

 (一)全国陷入空前大混乱

 (二)爆发全面内战

七、在二月抗争中

八、1967年夏秋的大搏斗

 (一)坚决保护参与二月抗争的老一辈革命家

 (二)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公开叫嚣“打倒以国务院

 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三1面对“伍豪事件”的诬蔑陷害

 (四)关于“五一六”集团

九、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十、打开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

十一、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一)在经济战线上批判极左思潮，整顿国民经济

 (二)在外交战线上批判极左思潮

 (三)在教育、文化和科技战线上批判极左思潮

 (四)批判极左思潮出现反弹

十二、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一)3vh发展对外贸易

 (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三)关于造船、买船的问题

 (四)加快港口建设

 (五)民航要“飞出去”

 (六)加强口岸建设

 (七)发展旅游事业

 (八)对外开放的思想

十三、全力支持邓小平复出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十四、关于“批林批孔”和“组阁”的斗争

 (一)关于“批林批孔”

 (二)关于四届人大“组阁”问题

十五、关于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的斗争

 (一)关于反“经验主义”

 (二)关于“评《水浒》”

十六、贺龙元帅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周总理极为悲愤

十七、教育部长周荣鑫被江青一伙迫害致死

十八、周总理不幸逝世和天安门事件

十九、周总理永远活在中国和世界人民心中

二十、结束语

附录一 功勋垂青史精神励后人

 ——在国务院办公厅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

 的发言

 一、周恩来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重大贡献

 二、周恩来同志是以身作则、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表率

附录二 回忆周总理在邢台地震后对有关地震工作的指示

后记

再版后记

周恩来同志没有具体参与刘少奇专案的审查工作，他对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有意制造伪证，大搞“逼供信”等审查方式是不清楚的。在审案过程中，周恩来同志对专案组提供的所谓“刘少奇投靠敌人”的某些史料，在会上曾表示过怀疑。但是，由于不掌握真实情况，他难于提出反对意见。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总理遇到极大困难：或者赞成，或者反对，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为了避免与毛主席发生矛盾和冲突，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通过决议时，他和其他中委一样表示赞成。当时表示反对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陈少敏同志。这件事对周总理来说是不得已的。如果他表示反对，就会立即被打倒，与他关系密切的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也会受到株连，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一伙的天下，林彪一伙的天下。这对党和人民是十分不利的。周总理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非常痛苦的。

1967年1月上旬，周总理得知造反派抄陈云同志家时，立即派童小鹏同志前去制止，又指示杨德中同志把陈云同志从新六所住地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

1966年年底，周总理获悉彭德怀同志被北京的红卫兵从成都市抓走，即将押送北京。他立即要秘书给成都军区司令员、政委打电话：(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车站等候，指定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去接，由卫戍区安排食宿，不许任何一派红卫兵插手。在火车抵达北京，傅崇碧同志去接时，北京各路造反派已云集车站，准备抢人。周总理亲自到车站做造反派的工作，最后同意他们派人与卫戍区共同管理，并约法三章：对彭德怀不许游斗，不准武斗，不准搞逼供信。这样，彭总暂时被“监护”起来，从1966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1972年1月，有关部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将彭德怀同志及其他被监护者，都转移到北京木樨地附近的一个单位，彭总等人的居住、饮食等都有所改善，并配备了医护人员。

1967年1月3日、4日，周总理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于1月5日召开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把叶、陈当作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终于说服造反派答应延期召开这个会议。

彭真同志被撤职后，周总理通知卫戍区照样派警卫部队在他的住地保护。1966年12月4日，江青、戚本禹指使红卫兵将彭真同志抓走，不知去向。周总理立即下令寻找，查到下落后，派部队把彭真同志要回，保护起来。同日，被绑架的还有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等同志。周总理指示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立即把他们找回来，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抓人。”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制造了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件”，诬陷薄一波等同志。周总理得知红卫兵因这件事揪斗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时，于1966年11月24日，就刘澜涛等同志出狱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北局的电报指出：“刘澜涛同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在将电报稿送毛主席审批时，又附信说明：此事“七大”、“八大”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主席当天批示“照办”。11月30日中共中央分别给西北局和吉林省委发去电报。

薄一波同志在这个重大冤案中横遭迫害，周总理积极设法保护。先是借薄一波同志身体不好，要他去广州休养六个月，实际上是让他避开红卫兵的揪斗。康生知道薄一波同志去广州后，策动国家经委造反派到广州去抓。周总理立即指示：“应由广州军区派部队按接送彭德怀的三……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他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也就是防止党的干部腐化变质和资本主义复辟。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江青等人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组成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把它推向极端，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克服重重困难，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国务院秘书厅工作，担任秘书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潮，迅速冲击到国务院机关。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有的“靠边站”，有的被“专政”，有的被迫害致死，国务院直属机关基本瘫痪。1967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决定，组建国务院值班室，我担任值班室主任，为总理、副总理服务。1970年国务院直属口改组为国务院办公室，开始，军代表为主，我为副；以后，我负责全面工作，协助总理、副总理处理国务院日常具体事务。对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有所了解。在周总理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有责任有义务将我亲身经历的、看到的和听到的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情况，根据历史事实作一记述，以此来缅怀敬爱的周总理。

为了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100周年，我怀着无比思念的心情，于1997年用了约半年的时间，写了一篇回忆录《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印成小册子出版了。半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太短了。因为我过去没有写过长篇文章，写长篇东西很吃力；我写的内容又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许多重要事件只记得梗概，具体情节已经淡漠了。回忆录是纪实性文章，我必须尊重历史、忠于史实。为此，必须查阅保存下来的很不完全的笔记，查找有关档案、资料。有些事情还需要拜访有关同志进行核对。当时，我写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总理就对这场所谓“革命”很不理解》、《建国后十七年起主导作用的是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党政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要不要全面夺权》、《工交企业和农村社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关于所谓“二月逆流”》、《关于“九·一三”事件》、《打开中美、中日外交关系的大门，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要不要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关于批林批孔和组阁的斗争》、《关于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这是最后的斗争》等13个专题和结束语。这些专题都是匆匆忙忙地写出来的，写得很粗糙。还有些重要的历史情况，由于尚未核对清楚，只好暂时放下，没有写。

我的回忆录出版以后，近三年来，陆续回忆和收集了一些材料，对原版做了增补和修改。增补和修改的专题是：《江青一伙肆意迫害协助周总理工作的主要助手一兼谈对“西纠”和“联动”的看法》、《在全面夺权前后》、《在二月抗争中》、《1967年夏秋的大搏斗》、《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全力支持邓小平复出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贺龙元帅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周总理极为悲愤》、《教育部长周荣鑫被江青一伙迫害致死》、《周总理不幸逝世和天安门事件》、《周总理永远活在中国和世界人民心中》。

另外，将我《在国务院办公厅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回忆周总理在邢台地震后对有关地震工作的指示》两篇文章作为附录载于本书。

本书第一版问世后，有的朋友指出，回忆录写得太干巴，缺乏对具体情节的描述，可读性差。我认为，这个批评是中肯的，确实存在这样的缺点，我非常感谢。在本书再版时，我本应加以改正。可是，由于许多事件我知道的情况和掌握的材料有限，即使亲身经历的事件，具体情节已经淡漠，加上我缺乏文学素养，难以做到既符合历史真实，又有生动活泼地具体情节描述。在两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我只好仍然维持原来的写法，用事实说话，尽我所能，将亲历、亲见、亲闻的主要历史事实写出来，贡献给读者，留给历史和后人，以尽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最后，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告诉读者：为本书第一版作序的李琦同志于2001年4月17日因病突然逝世。李琦同志是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他为反抗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光辉的一生。全国解放后，李琦同志先后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文化部和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等职。50年前我与李琦同志相识，在长期交往中，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人品高尚，才华横溢，工作不知疲倦，一心为国为民。李琦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