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了，中国人为什么还看不起中国人！

敢说敢言的教授兼作家张鸣一一道来。谈古今，论公器，议乡村，观风气，绘世相，他冷眼观世界他真情暖人心，另类教授话里有话。

本书涉及范围广泛，从古到今，从文化界到官场，描述了复杂的社会现象，嬉笑怒骂淋漓尽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深具学术功底的随笔和杂文。

全书按体例共分为五部分。“古今”部分剖析国人对男女情事的心理、批判清末民初的腐败统治、悲慨古今民告官的悲惨下场。“公器”部分认为，权力乃天下之公器，不是官员个人的财产，不可私相授受，揭露官场的症结、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乡村”部分关注乡村的权力结构、乡村的变化、农民工和城市的关系以及工会如何援助农民工。“风气”部分批判社会上的冷漠风气、不正常的师生关系、现在读者的不正常阅读、社会机构的衙门化、文化界的造假。“世相”部分深刻揭示出当今社会的阶层已经出现固定化的趋势，个人机会的公平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尊重消费者权利、尊重公民的权利是社会的当务之急。

古今

 钱柳遗事的话外音

 不可不读的檄文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清末民初的二政府

 穷京官混世之法

 鬼界的官僚体系

 乡绅与精英

 古代的钓鱼执法

 监察与分肥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古今民告官

公器

 问责制之忧

 过年送礼的商机与仕运

 王赫斯怒，狗掉魂

 官礼假货市场

 单位伦理的禁忌

 有人示威请愿，社会才正常

 阎王生病小鬼吃药

 风水建筑与风水政务

 民间信贷的出事

 马崽负责制

 教育行政与教育监督

 中国的医改和教改，应该对教会开门

 挖坑的只管挖，埋土的只管埋

 学历达标的运动式疯狂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集体下棋与民主制度

 又见万民伞

 助理是个啥官？

 制约的成本大于勾结

 借钱办热闹

 推诿的境界

 喜欢作诗的皇帝

 巴结不巴结

 上有所好

 拔刀相向

 术士迷信

 官大书法自然秀

 从护官符到特权车一览表

 借来的车

 问责与起复

 国学与干部考核

 送礼买太平

乡村

 包头一些村庄的等级制

 新生代农民工

 “受活”还是“活受”？

 返城才是大问题

 工会援助农民工，组织在哪里？

风气

 当冷漠成为习惯

 纪念墙上刻名字的代价

 贵族与农民

 鸡同鸭讲的庸俗哲学

 教授和校长是什么关系

 课堂上的戾气

 打死韩寒，作协也散不了

 “秦火”之余的阅读

 如何破解东方家族政治的宿命？

 听话的专家

 民俗姓民还是姓官

 甜美艳俗

 追求真相的冲动

 如厕与考试

 天使原来是密探

 何处不衙门

 他们为什么喜欢某大师？

 假大师

世相

 罗炼

 扬州瘦马与阔太选拔

 不姓公的公厕

 卑劣中的卑劣

 假如我是真的

 富二代的接班问题

 添加剂的信息不对称

 好车的麻烦

 城管秘笈的联想

 一票难求

 健忘

 画圈为牢

 最牛女生的背影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之一。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三联书店推出。

陈志让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忆篇札，可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它第一次让我们知道，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居然还可以这样写。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传神而简洁。从晚清到民国，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在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次第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锽、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本来，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派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物件，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立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

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较刀法枪法。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

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他们中，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当了总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记者的毛病。

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大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长校之前，接连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何，断然想不到治这些闹事者的罪。大学里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即使在国民党激烈查禁“赤化”的时候，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也是合法的。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民国时期，一方面是军人专权、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民国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国人第一次民主政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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