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主刘宗周是明末的一位著名的儒学大师。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系统地描绘和评述了宗周一生的思想发展，尤其对宗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宗周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作了说明，力图呈现出宗周思想的整体面貌与基本性格，并藉此展示出儒家心性学说的规模与特点。

刘宗周是明末的一位著名的儒学大师。

明代中叶以后，以阳明为统领的心学弊陋日显，以至流为空虚，宗周生逢其时，对王学末流之诟病勉力匡挽，思以补偏救弊，其学说远承近接，提清诚意，归约慎独，由阳明会通程朱，并反溯《大学》、《中庸》，而独出义理规模。应当说，王学末流之病，经由宗周的一番着力扭转，学风逐渐趋于健实和客观。

宗周一生，主要是学者的一生，虽然他很早就走上了仕途，但他一生实立朝者却只有四年半，其余大部分时间勤于著述。宗周思想推本于濂溪及程朱，而与程朱又皆有龃龉；得源于阳明，而为说又另立系统；受教于许孚远，而其学非许氏所能范围；切磋于高景逸、陶奭龄，而其思想迥非高、陶所能和同。人们认为，高宗周是宋明儒学的殿军，此说当不为过。

本书系统地描绘和评述了宗周一生的思想发展，尤其对宗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宗周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作了说明，力图呈现出宗周思想的整体面貌与基本性格，并藉此展示出儒家心性学说的规模与特点。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前言

第一章 生平与业绩

第二章 “天下之大计、终不外乎人心”——宗周的政治主张

 一、批难现实

 二、弘扬圣政

第三章 “始于主敬，终归慎独”——宗周思想的发展

第四章 “盈天地间一气”——宗周的理气论

 一、“理即是气之理”

 二、“离器而道不可见”

第五章 “心性不可以分合言”——宗周的心性观念

 一、“喜怒哀乐以四德言，非以七情言”

 二、“天非人不尽，性非心不体”

 三、“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

第六章 诚意与良知之辩——宗周的诚意学说

 一、“意为心之所存”

 二、“诚意即慎独”

 三、诚意与良知之辨

第七章 意念之辨——宗周的化念主张

 一、意念之别

 二、养气与化念归心

 三、心意知物

第八章 “良知即是独知时”——宗周的慎独理论

 一、对良知教“始疑中信”的机缘

 二、“慎独一著即是致良知”

 三、“天之托命处即吾心之独体”

第九章 “独即在静存”——宗周的工夫法要

 一、摄省察归存养

 二、“君子见几而作”

 三、“诚敬即夫破绽”

第十章 “五星聚张，子刘子之道通”——宗周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附录

 一、刘宗周简谱

 二、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一、“喜怒哀乐以四德言，非以七情言”

已发未发讲的是人心中的喜怒哀乐等情感活动。这对范畴最早来源于《中庸》上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由此可见，已发未发所涉及的内容与中和、大本达道有关，而这些问题到宋明时期成为儒学家所讨论的心性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已发未发指的是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它也关涉到人的心理、情性等，许多学者将“未发”看作是“寂然不动”之体，将“已发”看作是“感而遂通”之用，这又与《易传》中的“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关。这样，已发未发便不仅与中和、情性相联系，而且还被赋予动静、体用，具有形上学的性质，例如有些儒学家以为喜怒哀乐之“未发”便是指禀然自然的天地之性，而已发则是人的喜怒哀乐之情。由此可见，已发之情乃来源于未发之性，所以未发之性是不偏不倚的，故谓之“中”，而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亦即发而皆契合于“中”，便谓之“和”，宗周对这些问题皆有他自己的见解。

总体地说，在已发未发问题上，宋儒虽各有所论，但大多数认为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并将喜怒哀乐四者认作是已发之情。宗周不同意此说。宗周首先将喜怒哀乐收归于独体所有，视作超越层而非经验层，如此一来，喜怒哀乐便不属于情，而属于性或性之德，与仁义礼智处于同一层次，是专指四德而言，而不以七情而言；七情在宗周那里另立说法。喜怒哀乐既然是属独体本有，那么，套用已发未发之说，则它属于未发也显而易见。但说喜怒哀乐为未发并非指喜怒哀乐不曾表现，或空无一物，而是即无而即有；而且未发也并非专指静或不动，而是即动而即静。由此，即有即无，动静一理，存发一机，中和一性，基本上表达了宗周在已发未发上的独特持论。宗周之所以有如此之持论，又与其理气论密切相关，在宗周那里，喜怒哀乐之所以属性之德，乃源于一气流行的气序，而七情即是这一气序的错杂，故而喜怒哀乐就天道言即是元亨利贞，化之为四时即是春夏秋冬。宗周这些说法都与前人不同。

我们曾经说过，宗周为学的基本性格即是以统合为特征，也就是说，宗周对先儒所讨论的大多数正反的哲学范畴皆采取统而一之的方式加以处理，将对立面加以消融（注意不是取消），如羚羊挂角，了无痕迹。而已发未发及其所涉及的中和、情性等等问题，宗周也作同样处理。所以，宗周反对朱子等人在这些范畴、概念上作过细的划分或作相互对立的处理，同时又将他一贯注重工夫的特点表显无遗。宗周说：

朱子以戒惧属致中，慎独属致和，二者分配动静，岂不睹不闻与独有二体乎？戒惧与慎独有二功乎？致中之外复有致和之功乎？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气象，正要人在慎独上做工夫，非想象恍惚而已。伊川谓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正恐人滞在气象上，将中，字作一物看，未便去做工夫。

宗周上述二条语录大体作于天启六、七年间，而此时正是他大谈慎独之说的时候（天启五年正式有慎独之说）。显然，在宗周看来，朱子将戒惧与慎独看作两种工夫，且两者分配动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朱子有关已未发的观点本身十分复杂，其间还有以他三十七岁为界的中和新说和中和旧说之分；在中和旧说中，朱子主未发为性，已发为心的性体心用说；中和新说中，朱子却提出了心体用说，心本身就兼赅形上形下，已发未发，“心无间于已发未发，彻头彻尾都是，那处截做已发未发？”但确乎实情的是，朱子已发未发涉指了体用性情等关系，这种分别的说法，宗周却并不同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宗周认为不睹不闻就是此独、或此“独体”，但这一独体即是中道，如是，中道、独便是此隐且微处。依《中庸》的说法，戒慎与恐惧于此不睹不闻之中与慎独（此“独”乃就作独体说）其实就是一个工夫。这样，慎独工夫既是致中，亦复包涵了致和。在宗周那里。以“独”或“独体”收摄不睹不闻，又以“致中”来收摄“致和”，致中即是致和便成了他在已发未发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种立场的突出之处就是本体与工夫呈向里收，并将各种分别对立的范畴加以消融统合，达到一体而化。

宗周之所以这样处理问题，必须返回到他的思想历程中来分析。我们说过，宗周此时正是全力述说他的慎独之论的时候，他不仅主张慎独当作一个重要的工夫，而且提出独体，要将慎独阐发为一种理论系统，这是宗周的内在用心。所以当他在天启六年（1626）读书于韩山草堂时，一方面明言慎独的首功在于静存，另一方面则常藉静坐以澄心，思考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年谱》记宗周在韩山草堂时“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久之勿忘勿助，渐见天地浩然气象，平日严毅之意，一旦消融。”可见，宗周在体验已发未发问题时总是与他的学说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依宗周，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并非将此气象作一物看，而要在慎独上做工夫，若忘却慎独工夫，人们便难免落于神思恍惚，将体验未发气象看作是揣磨和想象。宗周言已未发总是紧扣他的慎独论，他担心的是人们将未发之中当作一物。这样，已发与未发便有割裂的趋势，如果任其下去，便会走向朱子（按宗周所理解的朱子）那样把戒惧与慎独当作两种工夫的路数。更有甚者，若热衷于体验未发之中，并将中与和相对立、相分离，那么，所谓未发之中便难免落于想象和空寂，及其至者，便与佛说无异。因此，宗周认中为隐微之地，而又通于他的独体，将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两相收摄，融于一体，如是，人们慎独（也自然包括戒惧）便是致中，也是致和。宗周说：

隐微者，未发之中；显见者，已发之和。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为中，为天下之大本。慎独之功全用之于立大本，而天下之达道行焉。此亦理之易明者也。

隐微即是中，然而，这个隐微之中既是未发的天下之大本，又是已发的天下之达道，这样，学者如能存此中养此中，那么已未发皆全被着力一贯，这种存养的工夫便是慎独，所以慎独工夫既是致中，又是致和。

宗周如此立说，固然圆了他的学问上的统合特性，不过，宗周内心的隐忧却总是无时不已。这一隐忧便是人的喜怒之变常常活泼不已，如果人们体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没有切实的工夫，那么，胡思乱想不着边际也可能被认定为这种气象，这样，作为天下之大本的中道也就不成其为中道。宗周用隐、微说此中道，其实内心里的确包涵了某种警励在其间，要人们刻刻警励于未发之地，使喜怒格于中道。宗周说：

喜怒最易呈，鲜有能中其节者。人试于喜怒已发后，返证未发之体，方知实有不中节处，若就事理衡量，则毫厘千里矣。

人的喜怒是时收时发的，这种收发很难中规合节。但人们如果以为在喜怒已发之后来证其是否合于中体，那么这种做法便显然是事后诸葛之智，但这种事后诸葛只能说明工夫未做到实处，实在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果要纠正这种偏差，依宗周，就是要人在未发处用工夫，在喜怒未发前用力涵养，即已发时会自然合于中道，如此就能达到大本达道的境界了。

P128-133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

我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卢淑珍。

与她这几年来给以我的厚重的关心和支持相比，本书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显得轻薄。

对于一个身处变易时代中的人来说，生命和生活常常容易变得像秋风般那样苍茫和飘忽，能够撩人起怀的引子被现实的机栝拦腰切断，化作碎片，消失在嘈杂之中，无声亦无迹。人同时代一同奔波，一同忙碌，一同操心。即便是刹那的静观也交给了刹那。

对于人的生命形态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架空了的时代。人们总是在逃离什么。执著于感性世界的圆实取代了人对存在本身的证会，而珠圆玉润的思与吊挂拓空了的能思者之间几与耶教中所言的刀锋，逾者甚稀。

在这激发思的时代，最激发思的是我们尚未思。——海德格尔说。

为着思，我们必得打扫心田，收拾精神，脱落挂碍，自作主宰。以一无所恃之思造一片真清的世界，以回报一切感戴。

东方朔

一九九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