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一生在宦海中沉浮,可谓20世纪最典型的“政客”。他二次荣登首相宝座,并获得英女王颁发的嘉德勋章。没有人怀疑他是20世纪英国乃至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他的一条举世无敌的舌头挽救了整个世界,人民永远记住了他,贯以他许多光芒四射的桂冠,他是超群的政治家、雄辩的演说家、杰出的外交家、天才的画家、“现代坦克”的发明家、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富有传奇色彩的战争英雄……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丘吉尔成熟的演说,目的敏捷准确,内容壮观动人……也许他自己正是以这伟大的演说,建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以前从未有过一位领袖人物能像丘吉尔一样,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同时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
英国的政治家布里奇曼说:“丘吉尔是我所有的同僚中,一位最具有捉摸不定和令人惊异性格的人,他有若干怪癖和使人不快的处事方法……人们不能不喜欢他的,他的才能与朝气是无与伦比的。《丘吉尔》这是一部篇幅适中、材料丰富、文字生动的作品。
20世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活跃在英国及世界政治舞台达半个世纪之久。他的一生,就如同一部英国现代史的缩影。英国历史学家亨利·佩林这部材料丰富、文字生动的作品,重现了丘吉尔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本书在资料方面,引用了许多以前没有利用过的材料,包括丘吉尔本人在30年代几乎已被遗忘的报刊文章,以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内阁文件和记录。
1874年5月25日,星期一,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小儿子初次带着他的美国新娘回到了故里。四个月前,刚满24岁的伦道夫·斯宾塞·丘吉尔勋爵,已作为由他家族所控制的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选区的代表,经他父亲的举荐出任议员。同年4月中旬,勋爵在巴黎与珍妮·杰罗姆结婚。伍德斯托克小镇坐落在巨大的布伦海姆宫的门前,婚后六周,新婚夫妇驱车穿过狭窄的街巷来到这里。当地居民都期待着他们的光临,但因前一天才得到通知,准备时间过于仓促,所以未能完全按照他们的愿望组织一次像样的欢迎。事又凑巧,伦道夫勋爵夫妇到达的当天,竟是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虽然如此,欢迎还是热烈的,布伦海姆宫中的铜管乐队当时正在外地演奏,不能赶回来助兴,但整个小镇到处彩旗飘扬。《牛津时报》驻当地记者是这样报道的:“喜气洋洋的佳偶乘着马车莅临此间,马匹卸套后,车辆被居民们簇拥着来到镇上,尔后又拉到了布伦海姆宫。身着鲜艳服饰的森林保护者协会伍德斯托克分会的成员也走在居民当中(勋爵阁下也是这一协会的成员)。”
马车被簇拥着来到通往布伦海姆宫的路口,欢迎队伍在贝尔旅馆前停了下来,镇长致欢迎词,他说:“伍德斯托克镇市政当局并全体居民……对任何涉及到尊贵的丘吉尔家族中任何成员幸福的事情都不能漠不关心,祝愿新婚夫妇‘伉俪情深、恩爱无间、永葆康乐’。”
当马车穿过将布伦海姆宫与市镇隔开的凯旋门时,珍妮被眼前出现的宽敞而漂亮的花园和富丽堂皇的宫殿所陶醉。花园的布局是“能人”布朗设计的,而宫殿本身则是范布勒的不朽之作。布伦海姆宫作为一座民族纪念碑,是为了纪念马尔巴罗的胜利功勋,而不是为马尔巴罗的后裔设计的宅第,因此建筑对起居不大舒适,加上英国乡村中不合时宜的繁文缛节,对伦道夫勋爵夫人都将是某种考验。她芳龄二十,是个活泼的美国姑娘,贵族生活对她说来并非不能习惯,因为她是纽约一位著名商人列昂尼德·杰罗姆的女儿,生于布鲁克林,却长在巴黎。她的双亲视巴黎为第二故乡,正是在那里,他们逐渐爱上了欧洲上流社会的文化和生活。与巴黎相比,布伦海姆宫的生活显得有些乡土气息,比较古板。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全称是约翰·温斯顿·斯宾塞一丘吉尔,他的夫人弗朗西丝是伦敦德里侯爵三世的女儿。这两位很注重自己仅次于王室的爵位和声望。在英国王室以外的贵族中,仅有二十个公爵爵位,马尔巴罗公爵按封爵次序名列第十。公爵夫妇在治理家务方面总是摆出一副家长尊严,即使在进餐时也保持着严格的家规,总是亲自为全家分食,甚至连小孩、家庭男女教师也均无例外。
使珍妮感到幸运的是,伦道夫为了出席议会会议,不得不在伦敦另觅住所。伦道夫在议会发表首次演说以后刚过三天,就带着珍妮回到了布伦海姆宫。他的确没有必要认真履行国会议员的责任,因为在他的选民中,不会有人由于他不出席议会会议而大作文章。但不久,这对年轻夫妇还是来到了伦敦。伦敦的社交季节兴味无穷、令人神往,对年轻的新娘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伦敦的社交季节随着议会休会于7月份结束了,而他们在伦敦的正式寓所到12月份才能交付使用,于是伦道夫和珍妮只得在布伦海姆宫度过了暮夏和秋天。使珍妮感到生活有点乏味枯燥的另一原因是,深秋时节她已有孕在身,她无法参加11月初伍德斯托克镇难得举办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出席金阿姆兹的贵族舞会更成了奢望。而伦道夫勋爵和他的母亲、一位同胞姐妹和表兄妹们仍结伴前往。虽如此,她对外出狩猎仍感兴趣,11月24日她在狩猎中摔了一跤,受了点惊吓。但此事并未耽误伦道夫勋爵在两天后照样启程赴牛津,他要去参加毕业典礼,在牛津大学副校长面前接受硕士学位证书。珍妮也许仅仅因为感到百般无聊而在星期六(28日)再度乘马车外出,伦道夫勋爵事后说:“这是一次轻率而鲁莽的乘车出游。”当晚“引起腹痛”,随即请来了当地医生。星期天曾设法保胎,推迟分娩时间,但当晚经过8小时的阵痛,于次日(11月30日)凌晨1点30分临盆生下一子。伦敦《泰晤士报》和《牛津日报》对此作过简单的报道:“11月30日伦道夫·丘吉尔夫人于布伦海姆宫早生贵子。”《牛津时报》补充道:“当晚,教堂敲响了悦耳的祝福钟声。”P3-7
60年代后期,当我准备撰写《英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时(该书1970年已由柯林斯出版社出版),就想起迄今为止,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还没有人对温斯顿·丘吉尔的整个生涯作过任何严肃认真的研究和评论。现在,由马丁·吉伯特先生精心撰写中的丘吉尔的正式传记,看来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在我写这篇前言时,该书最新一卷即将问世,但才写到1914年至1916年。自国家档案局将官方文件公诸于世后,有关丘吉尔自踏上仕途起,直到1945年他第一次担任首相任期届满为止的大量材料,现在已大可利用。除了马丁·吉伯特先生作为传记附录所列出的文件之外,还有丘吉尔的同僚写的大量回忆录、日记和传记。鉴于史料如此丰富,所以我并未试图求助于丘吉尔家庭的成员和他健在的同事,这两种人无疑还大有人在。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比直接向他们请教后下笔,可以更为放手,不受拘束。当然,由一个秉赋与常人无异的人来为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作传,而对丘氏不深致倾慕之忱,那是困难的。
E.D.鲍柯丝女士为我承担了几乎全部打字任务,还对本书的编排体例提出过中肯意见。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詹姆士·莱特先生和夫人帮助我勘正了书中的错误,在文字上也作了修饰,使行文更为明快。皮特·柯伦耐特先生为本书绘制了插图,另外还承蒙我的同事莫文·金先生通读了本书的校样。也要感谢档案馆、图书馆以及那里的工作人员所给予我的莫大支持,恕我不能在此一一列举,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不难发现。
亨利·佩林
温斯顿·丘吉尔无庸置疑可以列入本世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列。从1905年第一次担任政府高级职务起,到1955年退休时为止,他活跃在英国及世界政治舞台上达半个世纪之久。完全可以这样说,丘吉尔的一生,就是一部英国现代史的缩影。在英国历史上,像丘吉尔这样影响深远的人物屈指可数;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丘吉尔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影响之广泛有目共睹、无可辩驳。
丘吉尔的一生既曲折复杂,又富于传奇色彩:他既是一个雄心勃勃、不屈不挠、巧言善辩的政客,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演说家、历史学家和画家,给世人留下了许多宏篇巨著;他长期身居高位,担任过多种大臣职务,又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却又多次被排除在内阁之外,充当反对党领袖;他先投身保守党,后又摇身变为自由党人,此后又倒戈成为保守党人;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极端仇视共产主义,曾赤裸裸地主张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率先宣布与苏联结盟,一俟战争胜利,他又迫不及待地发表关于“铁幕”的演说,倡导“冷战”;他在30年代,强烈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敏锐地看到希特勒政权的危险性,但未等审判纳粹战犯结束,他就竭力主张对德国宽容,要求“法德和解”,保持德国的大国地位而把它纳入反共产主义的轨道;他曾在危急的时刻,毅然领导英国人民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从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未等到他享受胜利的喜悦,就被英国选民所抛弃而从首相宝座上跌落下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丘吉尔是世界现代史上一个非常值得了解和研究的人物。
国外有关研究丘吉尔的著作汗牛充栋,仅传记著作就有多种。可惜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影响巨大的人物,国内的介绍和研究仍很不够。近几年来,除翻译出版了丘吉尔本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以及苏联历史学家特鲁汉诺夫斯基著的《丘吉尔的一生》等几种外,并没有其他重要著作出版。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翻译了这本《丘吉尔》,以期使读者对丘吉尔有进一步的了解。
《丘吉尔》一书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佩林。他生于1920年,早年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就读,学习历史,后来成为牛津大学女王学院的高级研究员;1966年又重新回到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任高级研究员。除《丘吉尔》外,他还写过不少著作,如《英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工党简史》、《英国工会史》、《工党起源》、《劳工与政治》等著作,是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历史学家。
《丘吉尔》出版于70年代末期,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这是一部篇幅适中、材料丰富、文字生动的作品(当然,关于丘吉尔的传记著作,还有一部较重要的作品是由丘吉尔的儿子小伦道夫·丘吉尔主持撰写,在他逝世后,由马丁·吉伯特续写的丘吉尔官方传记,但那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作品)。在资料方面,本书引用了许多以前没有利用过的材料,包括丘吉尔本人在30年代几乎已被遗忘的报刊文章,以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内阁文件和记录。在内容上,本书从丘吉尔的出身、家世,写到他的从军、充当战时地记者在印度、苏丹和南非的活动、1914年前后作为一位青年政治家崭露头角、达达尼尔战役的失败、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的在野生活、1940年夏取代张伯伦出任首相,一直写到他退休为止。此外,本书作者还从多角度、多侧面来描述丘吉尔,既叙述了作为政治活动家的丘吉尔,同时又对作为记者、历史学家、画家和家庭成员的丘吉尔,作了具体、翔实和生动的描写。该书对历史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国际问题研究者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丁钟华、华庆昭等同志的不少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的历史知识和语言文字水平的限制,本书肯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恳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沈永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