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记文学第一名家叶永烈的重磅代表作。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首部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解读毛泽东的传记经典。

揭开重重迷雾， 披露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沉浮命运；展现苦难辉煌，细解政治强人毛泽东的崛起之谜。

毛泽东的故事，是一部党史，一部革命史，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回望伟人跌宕起伏的成功之路，每一个不甘平凡力争上游的普通人，都能从中汲取最强大的正能量。

作者用流畅的文笔、生动的描写来表达严肃的题材，从而与其他许多文字干巴巴的政治读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多年独家的采访资料，在增加内容可读性的同时，也增加了本书的权威性。

叶永烈编写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揭开重重迷雾，披露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沉浮命运。

展现苦难辉煌，细解政治强人毛泽东的崛起之谜。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后，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十四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六个领袖，即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经历了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与博古的三次“左”倾)。直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是十四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十四年间取得辉煌的胜利。这究竟是历史的选择，还是时势的造就？

作者专程赴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采访，并在北京等地访问了众多的历史见证人、知情人和中共党史专家，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历史文献、档案，以翔实、流畅的笔调，并以崭新的、特殊的“领袖史”视角，写出了毛泽东当年的沉浮，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序

第一章 毛泽东之前

 “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总书记“不光荣地结束”

 瞿秋白崭露头角

 “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成为中共新领袖

 “铲共专家”诱使顾顺章 叛变

 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24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

第二章 井冈风云

 历史老人并未偏爱毛泽东

 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捐躯沙场

 当革命的“山大王”

 收编“绿林”袁文才

 毛泽东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受到打击，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

 朱德和毛泽东胜利会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历

 游击战“十六字诀”的诞生

 “打败江西两只羊”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钦差大臣”瞎指挥

 “黄洋界上炮声隆”

 藏在伞把里的《井冈山的斗争》

 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

 毛泽东提出“围魏救赵”之计

 井冈山在风雪中陷落

 “红军舞龙头，白军耍龙尾”

 毛泽东和彭德怀“第二次握手”

 误杀袁、王使井冈山得而复失

第三章 驰骋赣南

 毛泽东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在沪起草“九月来信”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打了大败仗

 复出的毛泽东着力整顿红四军

 毛泽东写长信批评了林彪

 毛泽东“春风得意”驰骋赣南

 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伪造毛泽东亲笔信差一点惹起大祸

 从上海派来中央“三人团”

 “横扫千军如卷席”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第四章 瑞金浮沉

 红都瑞金盛大的“提灯游行”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又遭“批判”

 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毛泽东“退隐”东华山

 赣州之败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毛泽东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经周恩来力争，毛泽东恢复总政委要职

 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遭罢官的毛泽东在汀州休养

 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罗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

 “就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毛泽东被架空了

第五章 艰难岁月

 蒋介石坐镇庐山

 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独立房子”的主人

 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福州南校场升起“反叛之旗”

 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崽卖爷田心不痛！”

 毛泽东“病休”在会昌

 张闻天跟毛泽东在大樟树下倾心而谈

 “红色华佗”星夜兼程为毛泽东急诊

第六章 长征途中

 “三人团”决策西征

 “鸽子飞了！”

 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休养的蒋介石

 蒋介石查明了“萧克旧径”

 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黎平政治局会议支持毛泽东

 李德终于“靠边站”了

 心慌意乱的王家烈

 飞渡天险乌江

第七章 遵义曙光

 诈开城门智取遵义

 国民党得到“毛泽东当主席”的情报

 “毛、张、王”同住古寺巷

 “柏天顺”酱园的小楼成了纪念地

 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

 对于遵义会议20位出席者的考证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毛泽东发射“重磅炮弹”

 博古和李德陷入四面楚歌

 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冒雨倾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新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

第八章 党的领袖

 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张国焘发起了严重挑战

 林育英鼎力支持毛泽东

 “神仙”王明从天而降

 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连王明也高呼“学习毛泽东”

 张闻天辞去中共负总责

 凯丰制订宣传毛泽东的计划

 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

 “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和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咒责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

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出《讨蒋通电》，振臂高呼：“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

在武汉，蒋介石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

从上海白色恐怖中逃奔出来的“赤色人物”来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

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整半个月叫月27日——武昌第一小学变得热闹非凡，校长王觉新早早穿上笔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候贵客。

来的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小学教师，却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等也来了。

此外，五辆黄包车鱼贯而来，车上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

首席代表，40岁的印度人罗易，他在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担任颇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

共产国际代表，43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前来中国已经四年。他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威信。

共产国际代表、33岁的维经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1920年4月，第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前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便是他。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方26岁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虽说年纪轻轻，却不可等闲视之。此人在24岁时便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这所大学培训了大批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一所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共党校。米夫是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于1927年初来到中国的，他先是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罗卓夫斯基是老资格的工运领袖，原是苏俄工会负责人，1921年，当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便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他一直被选为总书记，直至1938年赤色职工国际解散。

如此众多的共产党高层人物，会聚在武汉一所小学里，干什么呢？

哦，主席台上高悬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当然主席，他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六年前，当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极端秘密。那时，全国只有中共党员50多人。六年中，中共党员猛增了一千倍，达5．79万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有80多人。虽说规定对外保密——这不过是指不在报上报道——但大会在“赤都”武汉几乎是公开举行的。主席台上，甚至还坐着国民党的代表徐谦、谭延闽以及孙中山之子孙科，他们是来向中共表示祝贺的。

在陈独秀致开幕词之后，共产国际三位代表一一讲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接着，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至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表示祝贺。

大会的秘书长，是蔡畅之兄、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

湖北代表团的主席，则是罗章龙。

开幕式十分热闹，陈独秀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可是，那笑容看来有点不自然。

翌日，大会转入秘密状态，代表们前往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开会。陈独秀手中拿着一大沓稿纸，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从那一天起，直至5月9日大会闭幕，陈独秀的脸色一直是阴沉的——这位中共的建党领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评。30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地批判陈独秀，批判他的政治报告！

六年以来，陈独秀一直是中共领袖，虽说那称谓不时变化着：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却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P5-6

《红色的起点》出版后，收到众多的读者来信。读者们热忱地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那么，接下去该写什么呢?不言而喻，应该是“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巧真巧，就在这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筹拍关于遵义会议的上下集大型故事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程泽民前来我家，约我写这一电影剧本。我以为，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就是说，“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这一约稿，和我的写作计划不谋而合，于是，我也就答应下来。我在完成关于遵义会议的十几万字的电影文学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之后，完成了同名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20世纪的伟人、巨人。有关他的传记，从《青年毛泽东》到《晚年毛泽东》，已经有了好多本。本书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写毛泽东，从历史对中共领袖人物的选择写毛泽东，却是未曾有过的。我选择了这样的角度来写毛泽东，一方面希望写出新意，一方面也是希望跟《红色的起点》衔接——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便面临着选择正确而成熟的领袖的问题。

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列宁曾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

领袖的选择，对诞生不久、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领袖决定一切。在毛泽东之前，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正是领袖的错误，导致党走上错误路线。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值得从领袖史的角度，去写毛泽东。  《红色的起点》采用“T”形结构，即既着重写192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横断面，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则采用椭圆形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分别是第一章和第八章。第一章《毛泽东之前》，以粗线条描述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共领袖史，描述了历史对他们的走马灯般的淘汰。如列宁所说：“他们当领袖是不合格的，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下属，否则就会被抛弃。”第八章《党的领袖》则同样以粗线条描述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之后，面临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的挑战，直至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写入中共党章。

中间的六章，即第二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核心——历史如何选择了毛泽东。从“八七会议”写起，写井冈山的斗争，写红都瑞金的艰难岁月，写长征中血的教训，写遵义城里那场举世闻名的会议。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曾经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一次被捕，几番病重，真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正是在这历史的角逐之中，毛泽东以其正确的思想、策略和路线，脱颖而出，一跃而为中共领袖，从此领导中共达41年之久。

我曾说，我的作品是“跑”出来的。在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之后，有了总体构思，我便开始“跑”——行程万里，到实地去采访，以尽量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本来在1990年冬就应该外出采访。由于我患目疾，动了手术，医嘱不能外出，不论乘飞机、火车或是汽车，会使刚刚动了手术的眼睛受到震动，造成不良后果。静养了半年之后，尽管医生仍劝我要继续静养，我还是行程万里，外出工作了。

1991年的夏日，我差不多是在羁旅中度过，为的是进行众多的采访，以写好这部新的长篇。

先是从上海飞往成都，在那里访问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前副主任张耀祠。他是瑞金沙洲坝人，当年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站岗，常常见到进出那里的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成为中南海警卫部队的负责人。

接着坐火车在凌晨二时到达遵义。我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纪念馆工作人员出于“职业习惯”，说红军占领遵义也是凌晨二时!在纪念馆参观、采访及查阅档案材料，我得到副馆长费侃如、田兴咏以及郑心蕖的许多帮助。在遵义，我访问了老红军李小侠，她跟邓颖超、康克清、李伯钊、贺子珍，跟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陈云在1935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便提及她：“尤有一事可记者，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李小侠，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我也访问了遵义会议会址的原主——国民党柏辉章师长的胞弟柏锦章。

在贵阳，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老部下万式炯，后来成为贵州省政协常委。万老先生是王家烈夫人万淑芬之侄。王家烈当师长时，他是团长。他很详尽回忆了王家烈追堵红军的经过。

接着我前往北京，访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张闻天夫人刘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有关共产国际的一些问题，我请教了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

在气温高达40摄氏度的日子里，我来到“火炉”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办公室马骏给我很多指点。接着，我在井冈山、在红都瑞金采访，分别得到那里革命博物馆负责人朱本良、钟书棋以及李蕊珍、李春祥、黄仲芳的帮助，中共井冈山市委宣传部和中共瑞金县委宣传部给我提供了工作的方便。我一一实地访问毛泽东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使我对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在采访中，我发觉，中共党史专家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偏颇，即对所谓“反面人物”(其实只是一时犯了错误的人)不大加以研究：我几乎查不到一篇关于博古、凯丰的详细介绍文章；关于李德，因为他写了回忆录《中国纪事》，因而比对博古、凯丰的研究稍微多一点。

我求助于博古的亲属。我寻访了博古的长女秦摩娅、女婿刘家农，又寻访了博古的小女儿秦吉玛、女婿李海渊，才使我对博古有了一些了解。我又访问了曾在博古手下工作多年的温济泽，他谈笑风生，向我说及博古的性格、形象、为人，使我对博古的了解深入一步。

关于凯丰，更鲜为人知。在一份党史杂志上，我甚至查到一篇题为《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的文章。凯丰本名何克全，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好几部中共党史著作都把两人混为一谈，以为“王克全即何克全”，以至不得不出现《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这样的文章加以辨误。这恰恰表明，凯丰长期以来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在南昌，一个闷热的夜晚，一个僻远的地方，我得以访问了凯丰的长女何裕清及女婿张慈瑞。不巧，偏遇停电，在烛光之下，听他们长谈凯丰，才使我详细了解了凯丰的身世。

对于李德，在中共中央党校，我得到从事李德研究的周文琪的帮助。我访问了年事已高的当年李德的翻译王智涛，访问了亲自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共福建省委前书记卓雄。李德的另一位翻译伍修权因病住院，我请他的亲属洪庐介绍了有关李德的情况。

三位“历史老人”向我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使本书增色不少：

一位是前已提及的张闻天夫人刘英，86岁，却有着极好的记忆力。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刘英就认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她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刘英花了许多时间，向我讲述了她知道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德、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任弼时、邓发……

另一位是古柏夫人曾碧漪，也已86岁。当年，古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所以曾碧漪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与贺子珍、贺怡有着很深的友情。她向我讲述“邓、毛、谢、古”受打击的情形，讲述富田事变亲历记，这些将近60年前的重要往事，健在的当事人已所剩无几了。

还有一位是九旬老人郑超麟，他是当年“八七会议”的出席者，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有过许多交往。  本来，还计划访问陆定一、康克清，经电话联系，他们正因病住在医院，未能访问。另外，经与任弼时女儿联系，计划访问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因她正在北戴河休养，不在北京，未能采访，后来才得以采访。与“刘伯承传记组”联系，访问刘伯承夫人，也因路远未能实现。

当秋风秋雨吹打我书房的钢窗时，我开始埋头于写作。三四个月的广泛采访，为这次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先是完成了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接着，完成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如果说，电影剧本为了加强戏剧矛盾冲突和着力塑造人物形象，在史实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许多虚构，纪实文学作品则不同。纪实文学属于“非虚构文学”，它的特点便在于“实”，也就是要符合真实、事实、史实。

本书完成后，我沿着“《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写下去，再写一部《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本书，构成了“红色三部曲”：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

用文学笔调去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种新的尝试，希望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曾作为作家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的“叶永烈自选集”中的一卷，改名《毛泽东之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羊城晚报》连载本书时，改名为《毛泽东的崛起》。

 我感谢中共党史界对本书的关注和宝贵意见，对本书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对有关史实作了订正。

2013年1月，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英文版HISTORY CHOSE MAD ZEDONG。

接着，在2013年，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Demand Global出版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法文版L'HISTOIRE CHOISITMA0 ZEDONG。

这次，我再度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进行修改和补充，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与华夏出版社共同出版。

叶永烈

1991年12月26日初稿

1998年6月19日修改

2014年6月24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