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黑帮》展示的是上海的“前世”画卷。

《上海黑帮》叙述的是近代上海滩黑社会集团的发迹史，作者苏智良专攻上海近代史、黑社会史等，凭其对黑帮历史的熟稔，深刻揭示了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传奇一生及其恩怨情仇，全方位展示了《混世魔头应桂馨》《为虎作伥常玉清》《日伪鹰犬吴四宝》等的面目真相。

上海，谜一般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流连这里的每一条马路，每一幢楼房，时常会为你讲述一长串的人物，一长串的故事；离开这里的，也会魂牵梦萦，遥想这里熙攘的人群、璀璨的夜晚。在上海百多年的历史中，百转千回，大浪淘沙，而这座城市万千气象，常在常新。上海辞书出版社倾力推出的“精品上海”书系六册以上海的“前世今生”为主线，深入挖掘，以厚实的内容、独特的视角、全新的感受为读者展现上海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细说上海连绵不绝的精彩故事。本书《上海黑帮》展示的是上海的“前世”画卷。

乱世称霸

 郑家木桥小瘪三

 黄金荣稳坐巡捕房

 发迹十六铺的杜月笙

 贩毒巨擘三鑫公司

 “张大帅”显赫上海滩

 蒋介石是黄金荣徒弟吗

 中汇银行的掌门人

 三大亨恩怨为哪般

 抗日救亡中的帮会

 贩毒巢穴宏济善堂

群魔真相

 青红帮“老鼠”范高头

 程子卿由盗变警

 混世魔头应桂馨

 为虎作伥常玉清

 日伪鹰犬吴四宝

 江北皇帝顾竹轩

奢靡生活

 “皮包水”与“水包皮”

 聚宝楼上“吃讲茶”

 黄金荣与露兰春

 法租界双荣抢美

 声色犬马尽浮华

 “乐善好施”的三大亨

 迷信与禁忌

 帮会与娱乐业

 杜月笙的“三碗面”

江湖恶斗

 锄奸张啸林

 “上海皇帝”斗法“蒋青天”

 “我们只是夜壶”

 黄金荣的两份悔过书

 死而不哀门前冷

 杜墓探访记

民国上海滩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三大亨”的差别：黄金荣爱财，杜月笙爱名，张啸林爱打架。所以，一般人对他们的称呼也截然不同。黄金荣喜欢别人叫他“黄老板”，他也以“法兰西”的大老板自诩。杜月笙最要听的是“杜先生”，听起来似乎有点学问。而张啸林与军队沾过点边，又崇尚武力，因此人们称他“张大帅”。

在1927年前，黄金荣与杜月笙的关系较为密切。杜月笙在黄门十数年摸爬滚打，为黄金荣打天下，毫无二心。黄金荣也投桃报李，1924年，黄金荣将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216号内两亩地基送与杜月笙和张啸林，建起了杜公馆和张公馆(后为宁海西路幼儿园等，90年代后期因建延中绿地而被拆除)。东边是张啸林的张公馆，西边住杜月笙，一墙之隔，共用花园天井，两家还开了一扇小门，进出方便，亲如一家。张啸林的公子张法尧从小娇生惯养，花天酒地，后来去法国留学，带夫人留学，开销很大，索款电报，雪片飞来，气得张啸林发誓不再寄钱。杜月笙闻知，默默地承担起接济的担子。某地遭受天灾，杜月笙主持“救济”工作，举办赈灾义演，杜和张同台客串，以资号召，杜扮黄天霸，张扮窦尔墩，各界送的花篮有400多只。以上种种，可见当时张与杜两人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

但1927年后，三大亨的关系越来越微妙，首先是黄杜矛盾日深，并逐渐公开化。导致双方矛盾的起因是杜月笙实力的迅速上升和黄金荣的老衰。

在黄、张、杜三大亨中，黄金荣的作风向来保守，且较为贪吝，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后，尽管有门生蒋介石这一最佳背景，但随着年迈体衰，对整体局面的控制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1927年后逐渐退居幕后。每年冬天，黄金荣在漕河泾大摆宴席，庆祝寿辰，捞些礼金钱。黄金荣赚钱的方式也是老式的，他的产业主要是早年经营的舞台戏院和一些房地产。他始终认为坐收房租，远较投资于工商业要牢靠稳妥，因此他不愿意进行股份合资开店设厂，因此，终其一生，没有和人合营过一项企业。

而杜月笙正值盛年，野心勃勃，有着强烈的权势欲，而且工于心计，善于审时度势，还舍得挥金如土，笼络人心，有一套颇为高明的处世手腕。他看准了以租界为靠山的流氓势力与国民党结盟中所占据的有利地位，即国民党急于利用他们，却又无法制约他们，只能用名利实惠来笼络讨好他们，而国民党当局的青睐，又是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扩展势力的最有力杠杆。因此杜认定，充分利用自己对国民党统治者的特殊政治价值，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尽量向国民党靠拢，借助于它的政权力量，乃是乘机跻身上流社会并飞黄腾达的最佳途径。为此，他使尽浑身解数，向政界、财界进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成功。就是在这个黑社会势力与南京政府结合、社会地位青云直上的过程中，杜月笙脱颖而出，超越黄金荣，成为上海流氓帮会世界中最煊赫的角色，并使其个人的权力“合法化”。

关于三大亨之间角色的升变，老报人徐铸成曾有一段非常精辟的回忆文字：

1922年时在无锡读中学时，只听说上海有一个黄金荣，十分了得。后来有了海上三大闻人的说法，排序当然是黄、张、杜；20年代后期，则改为黄、杜、张；30年代又变成了杜、黄、张了。

杜月笙地位上升后，在与黄金荣的关系方面，最初、也是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对黄金荣称呼的改变。当年杜月笙踏入黄公馆时，还是个20多岁的小后生，与年长20岁且已执掌上海黑道半爿天的炙手可热的黄金荣相比，自然晚了一辈，因此，杜月笙亲切地称黄金荣为爷叔，称林桂生为师娘，这一称呼叫了十多年。直到1920年，53岁的黄金荣看中了露兰春，不惜抛弃帮助自己打天下的林桂生，并央求杜月笙作个中人。这一事件使杜月笙对黄金荣这个“爷叔”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自进入黄公馆之门后，杜对黄金荣的一切吩咐，没有二话可说；但这次黄金荣不惜林桂生出走，也要娶23岁的女伶露兰春，使杜月笙十分失望，他似乎看到黄公馆将要衰弱，而这正是超越黄金荣的良机。从此，他逐渐改口称黄金荣为“金荣哥”了。果然，自杜月笙帮助黄金荣躲过露兰春事件的难关始，没有几年，上海滩就形成了黄、张、杜三大亨的新格局。到四一二事变以后，杜月笙更是超越黄金荣而逐渐成为上海流氓帮会世界中的第一号人物。

黄杜矛盾的深化，还在于黄金荣在杜月笙超越自己的时候，失去了平常之心。特别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黄金荣在上海政治舞台上的衰退与如日中天的杜月笙，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法租界的华人董事问题上也有充分的表现。

法租界的华人董事从1914年始。最初是虞洽卿和陆崧侯，旋因虞洽卿拒绝担任而改由吴宗濂担任。1926年法国总领事那齐雅正式承认华董，次年他聘陆伯鸿、朱炎、魏廷荣、陆崧侯和吴宗濂5人为华董。这时，羽毛丰满了的杜月笙于1927年1月将法租界商业总联合会改组为法租界纳税华人会。1928年1月，张啸林被选为华董，杜月笙等为顾问。1929年1月，法租界纳税华人会新选委员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号该会会所举行就职典礼，黄金荣与张啸林、魏廷荣等为执行委员。而杜月笙不仅是纳税华人会的执行委员，而且还担任了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的主席(1931年7月，法租界纳税华人会改选，黄金荣当选为监察委员)，而张啸林则是法租界纳税华人会执委会主席，两人地位均超过了黄金荣。次年11月，法租界纳税华人会选举华人董事，杜月笙以30票与张啸林、魏廷荣、朱炎、陆伯鸿等当选，而黄金荣仅得5票，排在未当选者之首，连金廷荪也担任了专门顾问。趋炎附势的报纸对三大亨的排名也有了变化。有时是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张啸林、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主席杜月笙，最后一位是法总巡捕房高等顾问黄金荣；有时第一位是杜月笙、第二位是张啸林，第三位才轮到黄金荣。

P57-59

2009年是“黑社会”一词频繁使用的年份，打黑风暴席卷神州各地，尤其是重庆的黑社会事件，可以说是新中国60年来最轰动、最离奇的打黑案件：全国唯一的禁毒女总队长是“黑老大”的情妇，一个不起眼的鱼塘淤泥里竟捞出2000万元现钞，11年连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二哥”文强，这个侦破“中国第一刑案”要犯张君伏法的“打黑英雄”，竟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和“黑老大”，他控制着“四大黑将”、“六大帮派”……这一系列的精彩新闻直播，直看得大众百姓瞠目结舌，震撼不已。

重庆和全国的打黑风暴也表明，在今日之中国，黑社会犯罪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然，最近30年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这也包含着中国人观念的进步。笔者对黑社会的研究，起源于当代黑社会的萌芽时期。记得笔者与陈丽菲在20世纪80年代末写作《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一书时，当时能找到的中文辞书中，竟然没有“黑社会”这个几乎妇孺皆知的名词的解释，所以我们首先就对黑社会的定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数年之后，政府和法院在多年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黑社会之后，才终于承认存在有组织犯罪，提出有组织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以后又界定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

1991年，《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余年后该书又被商务印书馆重版。2000年我们推出了《海上枭雄——黄金荣与上海社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2009年被北京的团结出版社再版。2003年时，在与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合作，拍摄“慰安妇”《最后的幸存者》时，我拿出《海上枭雄——黄金荣与上海社会》，对著名编导宋继昌言，如果拍一部上海黑社会的纪录片，不搞脸谱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解读他们发迹背后的真实故事，既非常有意思，也十分有必要。宋编导慧眼识题，认为可做。于是他约来好友李晓共同编导，又约了中央电视台加盟合作，我有幸与杜月笙好友、杨管北之子杨麟先生一起担任顾问。拍摄中，找到了原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薛哜莘、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大员姜豪、潘汉年情报系统的重要干部刘人寿、老上海京剧演员熊志麟等，十分出彩。于是，五集的《海上沉浮》问世后风靡一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该片的DVD也卖得十分红火。此后，国内外数家电影公司和电视台蜂拥上海，争相拍摄上海黑社会。数年过去了，《海上沉浮》还在被观众们所津津乐道。

在近代上海滩，由于都市“三界四方”的政治构造，由于严重的贫富差别和社会失序，也由于中外官府的腐败贪婪，出现了被称为近代中国最严重的黑社会集团，出现了显赫一时的“三大亨”，出现了号称“三百年中国帮会第一人”、“上海皇帝”的杜月笙。上海近代黑社会的发生、壮大，有其丰富的内涵，它也是上海城市历史的组成部分。以杜月笙为例，其性格是非常复杂的。杜氏出身寒微，崛起市井，但纵观他的一生，绝非“正气磅礴，大义凛然”，而是充满暴力与犯罪；中年后脱胎换骨地改造，俨然为地方领袖，社会中坚，参与民族抗战，热心社会公益，他的人生吃好“三碗面”的论断，在社会上也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当然不得已时仍要使出残忍的黑道手段。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杜月笙等黑帮大亨都不让自己的儿女走黑道，再犯罪。即使是张啸林这个大老粗，他的公子也是法国博士。所以，陈水扁案件曝光后，许多台湾人痛斥陈水扁将儿女全部拖下水，远不如上海黑道。

黑社会成因非常复杂。当年，西西里农民因为不堪忍受外族侵略，而自主建立“Mafia”——黑手党，此后这个“第二政府”逐渐异化为黑社会组织。在中国，尽管黑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基本被消灭，但近20年来，随着社会流动剧增，私欲的膨胀和权力没受严格监督，再加之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忍受了太多生活的不公，有的人甚至“以恶除恶”、“以暴易暴”，而沦为了恶势力的一部分。黑社会及有组织犯罪再度出现并很快生长，90年代，还停留在砍手、砍脚的街头暴力水平，到近年来，已在往企业化、公司化、精英化方向发展，各地涌现出一些职业犯罪集团与腐败官僚勾结，形成黑白同道、黑白通吃的恶势力。即使是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社会，各种面目的黑道仍存在，甚至蔓延。

20年前，我们在《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一书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黑社会会卷土重来吗？现在答案早已大白。看来，黑社会还会长期伴随着人类社会，他们还在隐秘的角落里贩毒、敲诈、绑架、火拼、凶杀……

苏智良

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