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的口述历史资料》以系统地记录归侨群体记忆为目标的口述历史研究，试图更为集中、更有计划地记录、整理“归国华侨”这一人文群体的“集体记忆”，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加系统而翔实的资料，以便于更加完整而真实地勾勒出归国华侨所特有的社会经历和心理特征。

本书是丛书的第二册《侨星起落——厦门侨星化工厂员工口述历史资料》，编入的主要是以由归国华侨创办的，曾经是归国华侨难侨的安置、教育基地的厦门侨星化工厂为对象的口述历史资料。书中大部分是侨星厂归国华侨职工的口述资料。

本书是丛书的第二册《侨星起落——厦门侨星化工厂员工口述历史资料》，编入的主要是以由归国华侨创办的，曾经是归国华侨难侨的安置、教育基地的厦门侨星化工厂为对象的口述历史资料。书中大部分是侨星厂归国华侨职工的口述资料。这些口述资料不仅记录了归国华侨个体的人生经历、侨星化工厂的发展史，也保存了涉及20世纪国际(华人)移民史、华侨社会发展史、东南亚史和中国历史等范畴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侨星厂安置越南归难侨口述》一文是围绕“安置归难侨”这一专题，参与安置工作的当事人的口述，集中地再现了当年这项工作的始末，还原了许多生动而又珍贵的历史细节。围绕着侨星部分退休职工与企业的一桩最终诉诸法律的劳动纠纷，我们还做了《侨星官司诉讼口述》，但因未能客观判断当事双方的对与错，故未编入该书。我们还编入了几年前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组织进行的对侨星企业发展史所作的调查研究的成果：《四十四年风雨：共证侨星路——厦门侨星化工厂创业志》，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侨星”的发展轮廓：由归国华侨创立的小作坊，到承担安置归国华侨、发展地方经济重任的国营企业，进而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发展成为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最后在市场竞争、政策调整、企业改制等种种原因的作用下退出历史舞台。

采访手记 青云 太原

蔡时志口述

周跃根口述

王惠慈口述

陈廷华口述

骆玉英口述

张永林口述

叶翠寒口述

梁明吉口述

彭天煌口述

李永福口述

吴维发口述

宋巾英口述

谢水陆口述

方汉源口述

吴怡沧口述

侨星厂安置越南归难侨口述

附录：四十四年风雨：共证侨星路

后记

到侨星厂前

1964年底，我调到侨星厂，直到2002年退休，近40年我一直是在侨星厂。当了20年的副厂长、厂长，8年的副总经理、总经理，还当了4年的顾问，可以说是一本活字典。从筹备、扩建、发展到解体，我都在。这就像是看一幕戏一样，从开幕到落幕，我都参加了。那么好的企业，那么好的归侨、侨眷职工被解体了，真是想大哭一场呀。心情很悲伤，也很沉重，那么大的企业，说解体就解体，一下子就没有了。现在回过头来再来总结过去的历史，我觉得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浪时，我正好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感都不容我犹豫，立即报名参加志愿军，上朝鲜战场当上一名坦克兵。1953年，部队从朝鲜移师福建，部队参加炮击金门战斗。1958年，我转业留在福建，支援地方建设。当初，我在省轻工厅，很快下漳州、厦门参加两个地方的糖厂的建设工作。厂建好后，我又到轻工学院读书。没几个月，市委宣传部杨部长找我们说，不读了，出来工作。那时，国家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工作第一，我调到厦门市委宣传部工作。

1961年，我被调往集美中学的政治部，当生活指导还兼政治课教员。在集美中学有很多从海外回国求学的华侨青年，我跟这些侨生都很熟。虽然我只在侨校呆了短短的4年时间，但我跟集美中学、集美侨校的归侨学生们都十分熟悉，直到现在，还是不少侨生叫我“周老师”。

不断扩大的侨星企业

1964年底，侨务部门调我到侨星厂。学校的老师们说还是在学校过完元旦再走，但侨务局领导说，你能过来就早一点过来吧。我就赶在了1965年元旦之前到了侨星厂，在厂里过的元旦。那时，有一位书记，一个厂长，我负责管生产。

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新中国吸引了大批海外热血华侨青年回国学习，参加建设。祖国也建立了学校和生产基地。当时，国家的侨务政策创建了侨办企业、华侨农场用于安置归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不仅安置大批回国的华侨，让他们学习，参加祖国建设，提高自己，也为国家创造了财富。

1958年以前，“侨星厂”还被称为“三五社”。五个人的小作坊，其中三个归侨。他们用简单的方式生产味精、酱油。1958年，被侨务部门接收后，在蔡时志等几个归侨学生的努力下，生产不断扩大，归侨职工人数不断增多。侨星厂也正是那时候侨务政策的具体的落实。当时的侨星厂在省、市乃至全国的侨务部门知名度都很高。侨星厂的组织、发展也给了中侨委(现国务院侨办)一个启示，通过办生产企业来解决归侨学生的就业问题。当时中侨委的领导说，这个苗子很好，应该好好培养，为安置归侨起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厦门市侨务部门为落实中侨委的指示，积极扶持“侨星厂”，使这个厂成为一个安置归侨的生产基地。到了1958年，侨星厂的生产迅速(发展)，原在斗西路的厂址不够用来扩大生产。1962年，在厦门市委市政府以及侨务部门的积极支持下，侨星的新厂就选址在当时还属于厦门郊区的莲坂。(那儿)有一些农田，还有乱坟岗，一些龙眼树，不是个好地块，但它离市区不算太远。从1962年筹建到1964年10月就建成，设备安装完，建设期两年。到1965年的春节过后开始搬迁，花了3个月时间搬迁，紧接着投入生产。

新厂建成后的面积，也就是在一片荒地上建设的厂区是6000平方米。以后在各级部门和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当时厦门市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到2001年属侨星企业资产用地达到12万平方米，比当年增长了20倍。这其中有7万多平方米是生产用地，另外还有职工宿舍。宿舍也是工厂的资产。企业内的职工也从“三五社”时的5人到老厂区时的60多人，再到了新建厂区时的150多人。1995年高峰期职工有1200多人，其中80%是归侨侨眷职工。在企业职工中，大学生就有140多位，占职工人数的15%，工程师有近60人。有这么多的人才，这在当时的厦门市的企业中也是少有的。侨星企业，在厦门市还是纳税大户和上缴利润大户，纳税最高的年份每年就高达3000多万元，而且税、利都是比较稳定的企业。国家有投入，但主要还是靠企业自身资产的积累和扩大，用我们的说法就是用“滚雪球”方式不断积累和扩大企业的资产。到2001年，核算资产达三个亿。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8年)，省侨务部门受冲击，靠边站了，侨星厂也下放到地方，归厦门市轻工局管。“文化大革命”结束，到了1978年，由于要安置大批的越南归侨，企业又归口省侨务部门管理。厦门市财政局的一名干部对我说，老周呀，你们又要回到省里了，我心痛呀，那是块肥肉呀。我笑了。那时，侨星企业在厦门的形象是很好的。P17-19

华侨、华人和归国华侨无论他们身处海内外何地，从事何种职业，也无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如何，都是国际移民历史进程上的点，都烙着时代的印迹，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特性。对于华侨、华人和归国华侨的口述历史研究是国际移民和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国际移民的模式、规律；讨论移民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关系以及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文化适应等问题；尤其是研究华侨、华人、归国华侨的人物、组织及其所处社会制度、环境，探索华侨华人社会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当今华侨华人的社会生态、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发展趋势与前景的必要环节。这是关注华侨、华人和归国华侨的问题，留住其历史，理清其生存发展轨迹，理解其思想特质，延续、丰富和利用其社会资源与精神财富的基础工作。

与传统的以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即所谓的文字史学不同，口述历史研究注重的是口述资料，是“活的史料”。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口述历史研究，是对“死资料”研究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补充；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决不在文献档案之下。口述历史研究的出现，标志着史学研究的视野拓宽了，不局限于文献求证，而是更着重于民间社会活生生的资料的发掘。口述历史研究发掘的是社会的“集体记忆”或者说是“大众记忆”，所记录的历史记忆不仅来自上层社会名人要人，而且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士；所接触的历史见证人有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但更多的则是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普通人的口述资料着重细节，有更多的个性特点，所涉及的研究面更加广泛，有许多是传统历史研究顾及不到的。

开展口述历史研究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当前迫切需要重视的工作：一方面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的学科，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口述史料缺乏系统、科学的研究，而在中国这一学科起步则更晚；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是没有穷尽的，而作为历史参与者、见证者的人的生命却是有限的，因此开展口述历史研究、“抢救活史料”势在必行。

现今，我们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从华侨华人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从“华侨时代”到“华人时代”的交替和过渡的阶段，也即华侨从落叶归根的做客心态，转变为落地生根的主人翁意识，从侨民变为当地公民从而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的历史阶段。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时代的印迹正迅速消褪；留住这些印迹、留待日后作进一步的研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而口述历史研究无疑是完成这项工作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在中国，口述历史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领域也引起了相当的重视。2002年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就启动了“抢救华侨华人历史活资料”的工程，采用“口述历史”的做法，对国内归国华侨群体和海外重点侨社进行采访。2004年9月起，中国侨联下属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开始在山西、广西、天津、广东、海南和福建等地开展归侨历史“活资料”的抢救工作，已分别编辑成集，正式出版。

厦门是华侨进出的重要口岸，历来与东南亚地区交往频繁，是著名的侨乡。历史上，原籍厦门的华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涌现出被毛泽东称之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等这样一批杰出的华侨领袖。在厦门开展华侨、华人及归国华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具备良好的条件，也非常有意义；而且从抢救侨史活资料的角度来看，抓紧进行也是侨史研究和侨务工作的责任所在。

2001年春，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李明欢教授和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陈毅明老师在讨论组织海外华裔青少年回到祖籍故乡农村感受祖先们的生活的过程中，相约到了同安竹坝华侨农场。农场侨联主席吴其品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介绍农场的地理位置、开发与发展历史、员工情况等。2002年春李明欢带领她的研究组对竹坝华侨农场进行田野调查。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一部分曾在菲律宾世界日报发表，最终以《社会人类学视野中的松坪华侨农场》论文形式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02期)发表，并荣获厦门市第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2004年，厦门市侨联接到中国侨联开展归国华侨杰出人物口述历史工作的任务。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厦门华侨博物院也有意开展一些华侨、华人、归国华侨的口述历史研究，于是包括来自市侨联、厦门华侨博物院、市华侨历史学会、《鹭风报》等单位的人员以及一些侨史研究界的前辈、学者及厦门大学的青年学生在内的侨史资料采集队伍逐渐形成，并于当年陆续开始投入到抢救侨史活资料的工作当中。

我们这支队伍中既有经验丰富的前辈，又有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再加上相关领导的支持，我们的工作迅速展开并不断深入。根据现有条件，我们采取就近原则，以本地归侨作为采集“口述历史”资料的主要对象兼及部分与本地联系密切的海外华侨、华人。虽然我们的采访对象绝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的讲述未必“惊心动魄”，更不是“鸿篇巨制”，但他们父辈、祖辈的故事和他们自身的经历，大致是20世纪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甚至是整个世界激烈动荡的时代缩影。其中有华侨社会的亲历、亲为、亲见、亲闻者讲述的家族史或个人经历，有重大事件(如抗日战争、亚非会议、排华)、重要机构(如“侨星”企业、竹坝华侨农场)当事人和知情者的讲述(包括创办者、主持者、组织者、实施者、参与者和受迫害者等的讲述)；讲述内容包括：自身、家庭、家族及所处社会的世事沧桑，在海外谋生创业的手段及经历，与侨居地的关系及与当地其他民族的交往，与祖籍国或家乡的关系，回国原因及经历，最感成功、失败、宽慰、沮丧、快乐、伤心的事。内容具体生动，富有生活气息和个性特点，涉及中国移民史、侨居地的开发史、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史、中外关系史、华侨对祖国的贡献和归国华侨重建家园的历程等等。

最初，我们采集的是一些经历丰富、成就突出的华侨、华人和归国华侨个体的口述资料，着重记录他们精彩的人生经历；随着工作的不断进展，我们注意到一些由经历、处境相似的归侨组成的群体，开始尝试以归国华侨集中的农场、企业为对象，开展以系统地记录归国华侨群体记忆为目标的口述历史研究(包括口述资料的采集和在资料的基础上所作的研究)。

归国华侨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具体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移民群体。华侨归国实际上是“再移民”的一种形式，是世界人口国际间迁移的基本类型之一。与其他的国际移民形式一样，华侨归国后，同样存在着接纳与冲突、适应与同化的问题，存在着对迁出地和迁入地、迁移者及其周围社群的影响。在现代中国，侨民的回流迁移较为明显，归国华侨分布的地区(如沿海侨乡、安置归难侨的农林场)与部门(如教育、卫生系统)相对集中，因此，归国华侨具备一个人口群体所特有的相似的社会经历和心理特征。学者黄小坚指出，将归国华侨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口群体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具有显然的学术价值，也是有其潜在的社会意义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于归国华侨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有的只是针对个别人物及有关投资工商业和兴办教育者等而已，更多的则是在侨乡研究中或多或少地附带涉及些罢了。黄小坚的著作《归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是国内外研究归国华侨问题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其中采用了大量的文献、档案资料，也参考了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采集的口述历史资料。可以说，归国华侨口述资料是研究归国华侨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归国华侨口述历史研究是归国华侨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开展以系统地记录归侨群体记忆为目标的口述历史研究，试图更为集中、更有计划地记录、整理“归国华侨”这一人文群体的“集体记忆”，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加系统而翔实的资料，以便于更加完整而真实地勾勒出归国华侨所特有的社会经历和心理特征。

我们的工作以搜集口述历史资料为主，在此基础上作一些整理和研究。结集在这里的是三年多来我们所获得的部分成果：大多数是根据讲述者的口述录音，其所提供的文字、照片资料，查阅相关的档案、文献、文物、实物等整理而成的文字稿。这些文字稿根据讲述内容特点，有的保留答问形式，有的则整理成叙事文，都以保持“原汁原味”为原则。这里面包含三个部分：“国门内外”、“侨星起落”和“竹坝沧桑”，以丛书形式，分别编辑成三册，总的名称为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资料集。

我们整理口述资料坚持“述而不作”的原则，将访谈录音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尽量不作任何加工改动，以期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但这样记录下来的资料，存在着讲述人的主观认知和自身感情的因素，存在着记忆的偏差；而讲述人在与采访人互动的过程中也难免受采访人主观意图的影响。这不等于说口述历史就是“口说无凭”不可信。同其他历史研究一样，是可以通过辨伪，还原历史的真相，探寻历史演变的轨迹。对于我们所整理的口述历史资料的真实性，读者可以参照同一个群体中其他人的讲述进行分析，也可以通过与同一时期或相类似情况下不同人的讲述，加以对照、印证、推论，从而辨识真伪。因为学术界对于口述历史研究存在两种观点：有人认为应严守中立立场，默默地倾听受访者诉说，并将访谈录音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做到“有言必录”，不增加访谈者个人的倾向性，对原始素材不作任何加工改动，以期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有人则认为，纯粹的中立和不介入是不可能的，口述历史是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访谈者是以互动的方式与受访者合作的，他要提问题，针对受访者的回应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资料来协助对方。口述历史乃是双方共同参与制作的产物。因此，整理者要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或由整理者自行作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

本书是丛书的第二册《侨星起落——厦门侨星化工厂员工口述历史资料》，编入的主要是以由归国华侨创办的，曾经是归国华侨难侨的安置、教育基地的厦门侨星化工厂为对象的口述历史资料。书中大部分是侨星厂归国华侨职工的口述资料。这些口述资料不仅记录了归国华侨个体的人生经历、侨星化工厂的发展史，也保存了涉及20世纪国际(华人)移民史、华侨社会发展史、东南亚史和中国历史等范畴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侨星厂安置越南归难侨口述》一文是围绕“安置归难侨”这一专题，参与安置工作的当事人的口述，集中地再现了当年这项工作的始末，还原了许多生动而又珍贵的历史细节。围绕着侨星部分退休职工与企业的一桩最终诉诸法律的劳动纠纷，我们还做了《侨星官司诉讼口述》，但因未能客观判断当事双方的对与错，故未编入该书。我们还编入了几年前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组织进行的对侨星企业发展史所作的调查研究的成果：《四十四年风雨：共证侨星路——厦门侨星化工厂创业志》，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侨星”的发展轮廓：由归国华侨创立的小作坊，到承担安置归国华侨、发展地方经济重任的国营企业，进而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发展成为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最后在市场竞争、政策调整、企业改制等种种原因的作用下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所做的工作还只是一个开始，一种尝试。在我们周围还有许多急需抢救的活史料，例如，集美中学、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厦门华侨中学、华侨托儿所与幼儿园等，都是“侨生摇篮”，其中的归国华侨亲历者毫无疑义是我们的采访对象。总之，我们的口述历史工作还需要朝着更加规范、更为系统、更有深度的方向前进。

编者(李丽执笔)

2008年11月于厦门

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资料集的前三册编辑完成了，这是华侨历史学会开展华侨、华人、归侨口述历史工作的阶段性成果。这一成果的取得首先要感谢那些接受我们采访的华侨、华人和归侨。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工作根本没法开展，他们是我们所要再现的历史的主角。在此，我们要向他们及他们的家人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其次要感谢参与、支持这项工作的所有单位和个人。感谢厦门市侨联，这套丛书的启动应该始自市侨联接到的一项开展归侨杰出人物口述历史工作的任务。市侨联主席、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会长陈联合对这套丛书的出版从启动到完成的工作都非常支持，在口述历史资料采集工作中，几次召集骨干讨论工作计划。市侨联文化联络部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部长林太原是骨干，施羽也做了许多联络工作。在丛书的编辑过程中，市侨联原副主席黄家正、秘书长邓飙等人与编者讨论相关事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侨联还专门召开主席办公会，几位副主席都参与讨论丛书的编辑、出版事宜。市侨联还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

感谢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在会长陈联合的关心指导下，在副会长陈毅明的组织策划下，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实施。早在这套丛书启动之前，陈毅明副会长已经跟厦门大学的学者合作开展竹坝华侨农场的口述历史研究工作，积累了经验。她是我们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工作计划的制定及组织实施无不浸透了她的心血。

还要感谢归侨杨永泰先生，他几年前就提出应组织人员编写归侨的故事。在我们的口述历史工作启动之后，他又给予不少具体的帮助。感谢竹坝华侨农场侨联副主席吴仪玲女士，她协助我们顺利地在竹坝进行了有关的采访工作。

感谢厦门华侨博物院，院长丁炯淳、副院长谢美华、顾问黄猷都非常支持这项工作，参与工作计划的讨论，并亲自带领研究部、展览部的几位业务人员参与口述历史资料的采集工作，华侨博物院的业务人员还参与了丛书的编辑工作。

感谢华侨博物院李丽副研究馆员，她负责了全套丛书书稿的修改和编审工作。

此外，还应感谢《鹭风报》以及厦门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加入，使工作团队更加壮大。这套丛书的出版他们功不可没。

编者

2008年12月24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