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字佰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世代清寒，幼年苦读，为秀才。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千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短暂的51年生涯中，他先后从事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以及西北地理、蒙元史的研究，著述60余种，在诸多学术领域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奠基人。

王国维（1887－1927），字静安，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在中国文化转型的近代，王国维作为书香世家的后代，从一位感情浓烈的诗人和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者，天才的成长为现代中国诗学、中国戏曲史、甲骨学、敦煌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中国上古史、西北历史地理和蒙古史、元史等众多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从而成为获得广泛国际声誉的一代学术宗师。

本书重在总结王国维贯中西、兼通古今的特点，阐明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不回避有争议的问题，真实的展现他的友朋交往与生活情趣。书中运用大量第一手材料并首次刊出《人间词话》手稿。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英文提要

第1章 寻找新路

 1.1 钱塘江边

 1.2 不再走科举之路

 1.3 体素赢弱，性复忧郁

 1.4 忧患意识

 1.5 编辑《教育世界》杂志

 1.6 第一篇文章：《哲学辨惑》

 1.7 独学的时代

 1.8 从哲学转向文学

第2章 早期美学思想

 2.1 美育思想

 2.2 美的本质和文学的起源

 2.3 天才和美的创造

 2.4 古雅美

 2.5 喜剧观

 2.6 中国的天才作家

第3章 《红楼梦评论》

 3.1 叔本华哲学与《红楼梦》的价值

 3.2 《红楼梦》的美学价值

 3.3 《红楼梦》的伦理学价值

 3.4 批判旧红学，建设新红学

 3.5 学术论文新文体的创造

 3.6 《红楼梦评论》的不足之处

第4章 《静庵诗稿》与《人间词》

 4.1 《静庵诗稿》

 4.2 《人间词》

第5章 《人间词话》

 5.1 《人间词话》的发表与版本

 5.2 自编《人间词话》选

 5.3 《人间词话》的结构

 5.4 境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

 5.5 《人间词话》中境界的涵义

 5.6 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5.7 隔与不隔

 5.8 自然与理想

 5.9 民族文化本位的观念

 5.10 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创造的动力

 5.11 以境界衡词

第6章 中国戏曲研究

第7章 从京都到上海

第8章 所谓南书房行走

第9章 与国内外学者的交往

第10章 清华园中的教授生活

第11章 国学研究的历史性贡献

第12章 学术研究的方法

第13章 以身殉学术

结束语 王国维——中国廿世纪的文化巨人

王国维学术行年简表

后记

附录：《人间词话》手稿

王国维于1877年12月3日(光绪三年丁丑，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内双仁巷王宅。现属海宁市盐官镇。

提起海宁，人们会联想起观看钱塘潮。海宁扼钱塘江口的北岸，自古是观潮胜地，享誉中外。相传唐代诗人骆宾王被贬杭州时，写过“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的诗句。刘禹锡吟咏钱塘潮：“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足证钱塘观潮的历史颇为悠久。海宁背山面海。北面的山是：花山、菩提山、黄山、鹃山、紫微山等。传说刘禹锡登紫微山时，曾立碑志念，今半山处尚有石碑存留下来。可是，王国维在家乡时考证过，此碑不是刘禹锡所立，他是否登过这座山也不可考，倒是自居易登过紫微山，因为万历《杭州府志》载：“唐中书舍人白居易登此山。”家乡的山光水色和许多人文历史紧密联系，这早就吸引了王国维。

“盐官一线潮”，是说明盐官镇是观钱塘潮的重要地点。海宁离杭州45公里，离上海160公里。钱塘江海口如同喇叭口，海水从百公里宽的海口突然涌入，惊涛澎湃，一齐汇集到盐官镇南，那里的江面宽仅2公里，大潮至此，拍岸竖起，声似响雷，潮头白色的浪花蜂拥着一线排开，与水天相接，十分壮观，故名“一线潮”。王国维童年的时候，看到钱塘潮狂涛拍岸，有力量，有气魄，有不断奋斗的勇气，感受到一股不屈的力量，王国维对故乡的景色，童年印象中最深刻的，就该是“海宁潮”了。

王国维出生于双仁巷王家旧宅，附近是原海宁城内四大闹市肆之一。其确切地点为“现在县前街至南门段人民路东旁，与人民路平行”。这条巷原以“双仁祠”而得名。双仁祠祭祀两位姓颜的仁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及其从兄颜杲卿。杲卿的气节著称于史。他曾起兵讨伐安禄山，战败被俘，不屈，骂贼而死。文天祥《正气歌》中曾加以赞颂：“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这样的文化氛围，曾感染过当地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1886年，王国维之父王乃誉在盐官镇西南隅周家兜建了新的住宅。新宅北依小河，南邻城墙，隔城相望，便是钱塘江，离海塘只有几百米，环境清幽。这所住宅，是木结构庭院式建筑，宽三问，共两进；前为平房，后进为二层楼。两进房之间有天井和两厢；前有台门，围墙从四周卫护着。王宅的后进正厅，是待客、祭祀的公关场所，卧室在楼上。这是一个小康家庭的居住格局。

王国维，初名国桢，后改为国维，在家族排行中是“国”字辈，字静安，亦字伯隅，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他出生的1877年日历上，鸦片战争已过了37年。清皇朝的腐败无能一天比一天暴露了，一天比一天更发展了。19世纪的殖民主义在全世界形成高峰，侵略步步深入，中国人民的命运十分艰险。1877年的中国历史人物，黄遵宪已40岁，康有为20岁，罗振玉12岁，孙中山11岁，蔡元培10岁，章太炎8岁，梁启超5岁。龚自珍已去世36年，如果他在世是85岁。过了4年以后，浙江又诞生了鲁迅。以上的龚自珍、蔡元培、章太炎、鲁迅，与王国维一样，都是浙江人。近代作家、思想家的地理分布，以浙江、江苏、广东为最多，其中，浙江省的作家、思想家更显得有思想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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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近二十年来，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渐渐被重视起来。我们将在文化走向繁荣的气氛中迈进二十一世纪。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与此同步，研究王国维也热了起来。不在这个文化氛围中的外国学者朋友悄悄地问：“王国维为什么在大陆这么热？”我总回答：“不是出于直接的政治原因；而是因为在重新研究中国文化时，人们处处会发现王国维。，，比如，研究敦煌学，“文革”刚结束时有人竞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的确，由于“文革”史无前例的横扫，许多学术领域一片荒芜。对此，季羡林先生睿智地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属于全世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会自然地想起王国维目睹敦煌卷子大量流失时的心境。第一位提出敦煌学的陈寅恪就同时认为这是伤心学。季羡林先生回忆说：“陈先生在1929年写了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学生，诗日：‘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因此。我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季先生的意见使我豁然开朗，不只是认识了王国维．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文化的真谛。

我能接触到王国维，得益于北京大学的科学、民主的学术气氛。我于1955年就读北京大中文系．王国维的学术生命似乎到处都活泼泼地存在着。当时无论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中国文艺批评史，文学理论的课程都少不了王国维的名字。宗白华先生讲《中国美学史》，境界自然是他经常的话题。我私下觉得，他的知识结构、审美情趣很像王国维。讲《西方美学吏》的朱光潜先生其实也喜欢王国维。一次，他认真地告诉我：“我自己的理论著作，其实只写了一部，就是《诗沦》。”于是，我去读《诗论》，才发现境界正是《诗论》的中心，其中谈到中西思想方法的对比，从概念到语气，都与王国维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后，我留在北大当助教，杨晦先生曾经指导过我。一次，我刚在他的客厅里坐下，他劈头就问：“你看中国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代表是谁？”我摸着刚沏了龙井的发烫的茶杯，还没有进入境界，’有点漫不经心地说：“胡适吧。”他却追问说：“你怎么知道是胡适？”我心里以为这是常识，其时，文史哲和其他方方面面都在深入批判胡适的影响，就回答说：“全国都这么说吧。”哪料到杨晦先生忽然严峻起来：“全国都这么说？你在全国调查过了？”我一时语塞。他连连说：“真是的，真是的。”并转而告诫我：“做学问切忌人云亦云，自己知道一点就说一点。”一边说一边使劲掰着自己的手指头，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这时，我才猛然记起他上次辅导我时曾着重指出：学术批判不等于学术评价。这回显然是检查我领会到什么程度了。于是，我复述了他的意思，现在批判胡适不等于就这样评价胡适。但是，他对我的回答仍不满意。情绪缓和一些后，又继续指导我说：“搞文艺理论，就怕架空；架空了，什么都是空的。”这次谈话使我知道，杨先生评价王国维的学术成就高过于评价胡适。他不说王国维是“封建遗老”，而称之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代表”，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评价了。杨先生追求学术上的纯真，即“相向默然，了然于怀”的境界(《唏露集序》)，有点像禅。我却悟性太差，常怀遗珠之憾。他因为常有与流行的看法不同的精辟见解而受到学生尊敬。与此相联系，那时候，“反右倾”已扩展到文化领域，杨先生正在挨批判。他的严峻，大概不只是对我的。我却有幸随后能从王国维著作中领悟到一点什么叫治学“不要架空”。想起我的老师，挨着批判仍要教好学生，冒着政治风险去信任后辈，心灵常受震动。待到文化大革命时，王国维的名字就不见了。  真理是颠扑不破的。历史意味着对过去的不断地重新发现。“文革”一过，王国维又重新显露出他的人格魅力。其时，中文系唯一当过王国维学生的，是王力先生。他一当完“反动权威”，就着急地寻找王国维给他写的条幅。事情是这样的：“文革”伊始，王先生将著作交出去了，手稿也上交了，家里被抄过多次。在这种情况下，他却冒险将挂在书房里的王国维写的条幅悄悄藏了起来。此后的艰难岁月中，当然顾不上去看它。待到阴霾散尽，要让它重见天日之时，却翻遍书架也找不到。于是才想起王师母将这幅字叠起来藏在字纸篓底里了。事隔多年，早已忘记到底是哪个纸篓，最终也没有找到。王力先生对我讲起这件事时，尽力保持着一种克制下的平静，只说：“这真是最大的损失。”此情此景，一直使我深为感动。身处危难之中，唯独想到要冒险去保存王国维的墨宝，这说明王国维的人格力量实在太伟大了。

我开始理解王国维，倒是因为受鲁迅《狂人日记》的启示。那个时代，麻木的人显得知足常乐，而在铁屋子里最先觉醒的人是痛苦的。黑暗使他痛苦，痛苦催他觉醒；觉醒之后一时打不破铁屋子，就有更深的痛苦了。鲁迅写的“狂人”是谁，没有必要查究；但我相信，王国维是比鲁迅写的“狂人”更早一代的觉醒者。这一批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当然也比“狂人”更深重了。然而，王国维却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作出了举世瞩目的学术贡献。他自己走不出这个铁屋子，致使灵魂被毒化，生命被吞食；但另一方面，他又挣扎着用自己的生命化成的学术成就，奉献给未来。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这种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是中国人民长期被剥削、被压迫，又长期奋斗、自强的过程中锻造成功的。王国维崇尚天才，天赋甚高，然而我认为，他身上凝聚的这种民族精神，闪烁着光彩，更令人神往。他牺牲了，他作出了他可能达到的对中国文化的最大的贡献。他的人格的光彩将因此照亮学术，照亮后来人的路。

我从1983年开始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进修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开《王国维美学思想》专题课，中间讲过几次，最后一次是1995年讲的。我感到研究王国维应从整体上把握他的学术人格，如果将他前期美学思想的研究和后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截然分开，或者将他的学术成绩与思想分析截然分开，就容易各执一端。王国维联系着中国文化的古代和现代，是中国现代将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成功交汇的一个范例。总结王国维的完整的学术经验，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切近的意义。基于这一点，需要全面地研究整个王国维。我坚信我的理论意图，但却因学力不逮，备受其苦。即使写完了书，仍感忐忑不安。本书只能说在全面研究王国维的开始阶段，提供一些材料和见解。

我能完成这本书，靠天时、地利、人和。我感谢王国维先生的公子王登明教授接受过我的访问。走在我前面的湘潭大学肖艾教授首先完成《王国维评传》给我以启示。北京大学图书馆帮助我订购了大量有关资料。待我要访问赵万里先生时，他已卧床而不能说话。感谢北京图书馆陈杏珍教授的帮助。在赵万里先生之后，她是第一位亲自校阅《人间词话》手稿原件的学者。我的朋友清华大学孙敦恒教授、北京大学李醒尘教授、洪堡大学梅薏华教授、早稻田大学岸阳子教授给予了亲切的帮助。顾建平、方生、莫常红、刘天一诸君帮助校阅校样，最后由史海音帮助校定。百花洲出版社，特别是“国学大师丛书”总体编辑钱宏先生有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同时有具体策划、组织的实干精神，给我许多启发和促进。本来，稿子都是催出来的；我特别对发稿过程中给予我的许多照应，铭感在心。

1996年冬

补记

在本书完稿之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准备在王国维先生诞生百周年之际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以便进一步研究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及其当代意义。我受命征求王国维先生的公子王登明教授的意见，得到他的大力支持，表示秋天来京赴会。那时他正在病中。不久，他听说我也得了病，又来了一封信。他在新年贺卡中还说希望我早日康复，并说“我身体亦好”。不料突然来了晴天霹雳，“讣告”称：“王登明教授于1997年3月4日因脑外伤医治无效逝世。”我和登明教授只有几次交往，深感他谦和敦厚、周到内向，按说是长寿的性格，酷似王国维先生。悲痛的时刻，谨记此表示永久的悼念。

刘 炬

北京大学燕北园学步斋

1997．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