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位美国女传教士清朝末年在中国山东省胶东地区生活回忆录的中文译本。

普鲁伊特夫妇曾在中国山东省黄县一带生活与传教五十多年。安娜的丈夫西塞罗·华盛顿·普鲁伊特，受基督教美国南部浸信会派遣，于1882年来到中国。夫妇二人在华活动五十余年，携一干同仁身体力行，广为布道。此书即安娜亲身经历之记录，文字朴实，叙事诙谐，配以稀有老照片若干，怀乡恋土之情溢于言表。

本书是近代一位美国女传教士在华生活的回忆录。

清朝末年，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与丈夫相继到中国山东胶东地区从事传教工作。夫妇二人在华活动五十余年，携一干同仁身体力行，广为布道。此书即安娜亲身经历之记录，文字朴实，叙事诙谐，配以稀有老照片若干，怀乡恋土之情溢于言表。虽为一家之言，却不失为观察近代西方教会、中外关系乃至中国社会一份难得的真实写照。

出版说明

作者的话

一 黄县教区

　地点与时间

　方式与原因

　奢侈的生活

　众多的困难

　夏天的烦恼

　教会的大事

二 敞开大门

　播种于沃土

　教徒的婚礼

　资金与运送

　中国的家庭

　麻风病患者

　讲究好礼仪

　感恩的日子

　希望与欣喜

　新传教士们

三 事业进展

　黄县的教徒

　北沟的故事

　支援与死别

　平度的迫害

　欢欣与遗憾

　发展与分裂

　去上庄访问

　更多的感激

　学校的开创

　我们的医疗

四 战争见闻

　日本的进攻

　挂起星条旗

　躲过了灾难

　前进和发展

　好人与坏人

　夏季的旅行

　特殊的问题

　祈祷的体验

　男孩的学校

　生存与死亡

五 重大转变

　青岛的开埠

　暗淡的低谷

　义和团员们

　神保佑信徒

　苦尽甜又来

　相聚在黄县

　在新的纪元

百年深情——代译后记

男孩的学校

当我们在中国为男孩子开办学校并提供教育场所时，曾设想它需要真正具有权威性，学生对它的公开尊崇应该仅次于对父母的态度。维持学校纪律并非是什么难事。然而，在这方面不能只是防止他们顽皮捣乱。学生们不断地跑出去，因为大门附近有卖糖果的商贩，糖与花生在引诱着他们。

对我们权威的主要挑战，来自那些经常出现在头上，有时候则是在学生被褥上的虱子。那是无法终结的“战争”。我曾经想过，作为此事最好的见证，可以将来在我的墓碑刻上一把密齿梳子的图案。每一个学生都有既长又密的头发。如果说中国的辛亥革命在其他方面并不值得肯定的话，那“新中国”对待辫子的态度也将证明它是正确的。即使是头发梳得铮亮的新一代学生们，为了讨女孩子喜欢，也都欢迎剪短自己的头发。

这五十个男孩子内部经常发生争吵，但我不记得发生过任何激烈的冲突，或者用拳头来分出输赢。他们相互之间最严重的伤害是使用言辞，似乎责骂比殴打更加恶狠。对我们来说，他们有些话算不上什么伤害，却能够表达某种刻薄的意思而刺伤人。比如，说“我的儿子”，就是对一个男孩子及其直系血统的一种侮辱。

我们西方人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似乎显得粗鲁，即便是孩了们也能感觉到。原本野蛮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文明，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而转型，但有时候会因为过于强调真理而欠缺礼貌。中国文明越远古则越显得浮浅，表面富丽堂皇却牺牲了真理。在中国人的文雅交谈中，需要认真地琢磨对面的人（vis—a—vis）到底想说什么，什么样的回答才是他渴望的。我们所理解的意思，与他最想表达的想法，常常并非完全一致。

妨碍学业的另一个绊脚石，是早婚的习俗。一种常见的干扰是叫男孩子回家为他办理婚事。他不必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忙碌，但必须出席他的婚礼。与后来有了新娘相比较，他在结婚当天并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在一个学生结婚以后，他的伙伴们会按照每个人捐赠一点现金的习俗，买一对红色的名簿，由老师在其中写上班级里每人赠送的钱数。这些名簿要送给新郎。

有一次，在这样送过礼之后，还剩下了十一个铜钱。显而易见，没有办法把它们平均还给捐钱的五十个学生。一个男孩子暗示，不妨将这些钱捐给教堂，以换取对每个人的小小祝福。然而，其他的人不同意这样做。那个建议的学生并不是我们这个教会的成员。于是，他提议买花生分发给大家。他的行动得到了赞同。

我们遭到过不准布道甚至拆毁教堂的威胁，这些痛苦的经历，使得尚有事业心的人们几近崩溃。一个男学生与别人家解除了婚约。婚约虽然已经完全解除，女方却并不同意。教会里一位很能干，信仰非常虔诚的信徒是他们的中间人，他以为我们可能会讨厌这个学生并将他开除，也可能把他及其父母驱逐出教会。而女方的妈妈几乎想要自杀，并且死时一定要躺在我们的门前，除非我们强行调解此事。当然，这场风暴最终还是过去了。

学校终于进入了心灵开悟的时期。孩子们满面春风地改换了信仰，接受了洗礼。有些人则在家里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北沟的王先生去世的时候，由于他信仰基督教的孙子不肯在祖坟前下跪，他的异教徒儿子曾威胁要打断这孩子的腿。

有一些男孩子则决心献身于基督教事业。

我知道，当孩子们长大成人走进生活以后，将处处面临着诱惑。我越来越感觉到，作为一个女人，自己恐怕很难给予他们亟需的教育。他们必然生活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实际上所有非宗教的文化环境都那么脆弱。我渴望有更强有力的人手来推动学校运转，要求教团能够派一位男性来学校里工作。

在早期的日子里，男孩子们自办的学校报纸是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出版工具就是一台油印机。

生存与死亡

1896年春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巨大的悲伤。我们的小维吉妮亚夭折了。她曾经一直是非常健康的孩子，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个“不哭”的宝宝。一场在学校里流行的严重瘟疫感染了她，在独自遭受了十天折磨之后去世了。我们感谢上帝从疾病的苦难中解救了这个宝贵的生命。我们无法体会，一个天真的孩子如何能够忍受那样的痛苦。但我们坚信神说的话，“任凭什么都不能糟蹋。”上帝把她从痛苦中唤走是有道理的。也许为了更高的幸福和更丰富的生活，她必须以某种方式遭受那十天折磨。

她是我们在黄县的亲族中第一个死去的。我们那里没有埋葬她的地方，最终将她葬在了登州的一个小山顶上。我从那里回来，坚信她的生命与死亡必给我们巨大的报偿。这使我理解了，中国母亲们为什么在失去自己的宝宝时那样痛苦绝望。尽管怀里的孩子们被夺走，她们却从未怨恨邪恶神灵，这就是上帝之爱，友爱与和平的家才是最安全的。

死亡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家庭，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无忧无虑。我渴望孩子们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有好几个月，我都生活在对“黑夜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的恐惧中。当时我觉得，基督再三告诫他的信徒们，对瘟疫或毒病“不要怕”，而恐惧则意味着对救世主缺乏信心，这似乎是专门对我说的。庆幸的是，尽管生杀之权并不在医生或父母手中，但基督曾经温柔地抚慰小孩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是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让我们望眼欲穿的一位医生终于来到了黄县，为身有病痛的人们进行治疗，即使没有学识的人也会觉得这很必要。我们甚至希望，这种基于爱心的工作能够深入到治疗人们的精神，以校正他们病态的灵魂。

我们独自在黄县度过了第二年极端炎热的夏天，孩子们都染上了痢疾，直到秋天，他们才摆脱了瘦弱与苍白的病态，变得好了起来。

P132-136

本书是一位美国女传教士清朝末年在中国山东省胶东地区生活回忆录的中文译本。作者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Anna Seward Pruitt，1862—1945），中文名浦安讷。其英文原著名为The Day Day of Small Things。

普鲁伊特夫妇曾在中国山东省黄县（现称龙口市）一带生活与传教五十多年。安娜的丈夫西塞罗·华盛顿·普鲁伊特（Cicero Washington Pruitt，1857—1948），中文名浦其维，受基督教美国南部浸信会（Baptist Church from South U.S.A）派遣，于1882年来到中国。安娜则以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身份于1887年到达中国。第二年，安娜与西塞罗·普鲁伊特结婚并在黄县定居下来，转入浸信会从事传教、办学与兴医等活动。普鲁伊特夫妇在黄县共生育了六个子女，除中文名字为浦爱德的大女儿艾达（Ida）外，还有儿子约翰（John）、阿什利（Ashley）、罗伯特（Robert）、达德利（Dudley）以及小女儿维吉妮亚（Virginia）。其中，阿什利和维吉妮亚因病幼年夭折，其他几个子女都在中国长大。他们曾分别在中国的英文学校读书，后回美国接受教育。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普鲁伊特家族于1938年返回了美国。

普鲁伊特夫妇最早住在黄城北面的宋家疃。安娜除了传教，还于1894年创办了黄县第一所男子学校。在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第二次回美国探亲期间，她们曾在各地讲演介绍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全家返回黄县后，她与丈夫接手参与管理位于黄城东面小栾家疃的美国教会、学校与医院等。其中，崇实中学和怀麟医院等机构热心推行新式教育与医疗，在胶东一带受到平民称赞，还为当地抗日斗争培养与掩护了一些进步青年。普鲁伊特家族遗留的建筑物历经战乱与动荡，至今仍有数栋保存完好，已被当地认定为受保护的历史文物。

安娜在出版《往日琐事》一书前后，还写过《中国船童》（The Chinese Bost Baby）、《从零开始》（Up from Zero）和《中国旋转木马：少儿故事》（Whirligigs in China：Stories for Juniors）等书。

为了帮助读者在阅读安娜这本回忆著作时对其基本情况有所了解，译者在书前加了一篇译文，即安娜为其著作《从零开始》写的《作者的话》。

译文中在首次出现的外国人名及部分中国人名后面附有原文，并对首次出现的陌生英文词语加写了简短的知识性注文。这些人名或词语以后重复出现时不再注释。

本书译者原籍为山东省龙口市，对普鲁伊特家族早年在当地的经历满怀兴趣并倍感亲切。现从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南部浸信会国外教会部教育处（Educational Department，Foreign Mission Board，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Richmond，Virginia）荣幸获得授权，将The Day of Small Things译为中文出版。同时，承蒙普鲁伊特家族后人授权，由程冰、林述佳和李春杰三人将普鲁伊特夫妇的大女儿艾达·普鲁伊特《在中国的童年》一书译为中文，经本人校译后将作为姊妹书出版。

译者与编著者合作推出这两本书，一是想为包括龙口在内的广大胶东乡亲奉献难得的当地历史资料，借以慰藉他们思乡忆旧的饥渴，二则旨在为国内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界提供必不可少的珍贵文献，帮助中美学者与读者对近代以来两国交往的真实情况与得失有更全面、具体的认识，进而续写中国与美国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程麻

2008年12月于美国加州

百年深情

按我以往的印象，像“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类对乡土之谊一往情深的俗语，也许只在中国才会有。像在美国那样移民来自世界各地，人们在一个地方呆上两三年便会觉得腻烦，视搬迁移居为家常便饭的国度里，大约不会热衷于所谓“老乡”情谊的。可后来，我却听一位在北京某机关工作的龙口乡亲讲过这样的巧遇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美国考察，忘记了是在哪个城市的一次聚会上，大约因为他的中国话流露出了龙口乡音，一位长相地道的美国老太太竟循声而来，用一样的口音问他：“你是胶东黄县人吧？”这位乡亲听后，情不自禁又惊又喜。他从那位美国老太太不叫现名龙口而称原来的“黄县”，又能说一口味道浓厚的家乡话，知道自己在远洋异国遇上老乡了。据他说，当时那位美国老太太两眼闪着泪花，仿佛见到久别的亲人似的，盛意邀请他去了自己的家，其间不断打听龙口的种种情况。原来，那位老太太就出生在龙口，是一个曾经家住黄城附近的美国传教士后人。

当时，我虽然觉得这种巧遇十分稀奇，而且第一次听说以往在黄县还有美国人出生，却不知道那位美国老太太的名字。后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朋友向我介绍说，一位日本学者将一个出生于龙口的美国人的著作译成了日文，希望我能带他回老家看一看。此时，我又联想起以前那位乡亲在美国的巧遇，并开始知道了那位出生于黄县的美国传教士家庭的女性，是一位经历丰富且在美国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她的名字叫艾达·普鲁伊特。

那一次陪同日本学者回龙口查询艾达·普鲁伊特的故居，使我对以前曾经熟视无睹的黄县第一中学那些西式建筑有了新的看法与感受。自己年轻时在黄县当过教师，虽未在第一中学教过书，可早就知道那里有美国传教士营建的一些教堂、医院和住宅。不久，由于“十年动乱”开始，那些遗迹被批得臭不可闻，并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其理由无非一言以蔽之：外国人来华传教是“文化侵略”。后来，家乡的人对那些建筑的关注似乎逐渐冷落了下来。那种漠视和不管不问的态度固然显露了人们对家乡涉外文化交流史实的无知，可在中美交恶的时期，也避免了让那些异域风貌的建筑物一扫而光，倒也值得庆幸。随着后来中国变得日见开明与开放，自己在逐步深入了解艾达·普鲁伊特的生活道路及其家族的情况以后，不由得对这个曾生活在家乡的美国家族日益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以前对外国来华传教士全面排斥的看法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因为综观艾达一家在黄县的经历，即使人们对其父母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不愿苟同，她们的所作所为对当地来说也是利多于弊，何况他们还有像艾达这样终生眷恋着故乡黄县，并为中国社会与抗日战争作出过贡献的优秀女儿。

艾达的父亲来自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一个小镇。由于从小就下地干活，她父亲在立志到中国传教并到黄县安家立业以后，比其他传教士更能够认识与理解当地农村的情况。看艾达的母亲安娜后来出版的《从零开始》一书，其宗教观念与美国情结比丈夫要浓厚一些。不过，与那些以宗教为掩护的别有用心者或对中国人气指颐使的外国传教士相比，艾达的父母毕竟不太一样。正因为如此，在如何对待当地农民等问题上，她们一家与其他传教士有过相左的意见与争执，其核心是该不该立足于尊重中国习俗和传统去传播基督福音。艾达的父母对此始终坚持积极与正面的态度，而且与当地农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据统计，基督教美国南部浸信会曾先后派出650人到过中国，而在中国生活50年以上的只有4人，其中便包括艾达的父母。

当时，黄县还没有新型助产士，艾达出生在邻县蓬莱的基督教会医院。直到后来进入烟台（当时称“芝罘”）的英国教会学校读书，她的少女时代主要是在黄城北面的宋家疃度过的。艾达的父母到达黄县以后，首先在那个小村里的一处宅院居住并用于传教。她在晚年出版的《在中国的童年》一书中，一往情深地回忆了自己和弟弟们在宋家疃的生活感受。不但文字描述细致入微，而且近年来经与村里的老人们核对，其中作者凭小时记忆所画的村庄轮廓和宅院平面图都相当准确，可见那一时期的生活对艾达来说是怎样刻骨铭心。她们全家曾接管了黄城东小栾家疃的教会学校与医院等，其影响远播于整个胶东。虽然得益于父母在宗教观念上的开明与宽容且受中国人世俗生活的影响很大，但艾达却没有继承父母的传教事业。她从烟台的英国教会学校毕业回美国读大学时起，便基本脱离了宗教界，最初做教师，最终选择了以医疗护理为主的社会福利工作。她在美国费城的慈善事业协会接受过社会福利工作的训练，1920年被推荐到刚由洛克菲勒财团援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社会福利部任职，一直干到1939年。再后来，艾达参加了由新西兰人士路易·艾黎发起的中国国际工业合作社运动，作为该机构在美国的代表，曾为中国抗日战争募集了不少物资与资金。不夸张地说，艾达称得上是一位与中国大地和人民血肉相连又对中国历史有所贡献的优秀美国女性。虽然在美国反共潮流嚣张时期，她曾受到过无端的怀疑和排挤，但中国始终没有忘记她对这片热土的真诚与深情。新中国成立以后，艾达几次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访问，并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据说，她的一些著作曾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入学习汉语与研究中国不可不看的书目。另外，艾达还参与过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英文版的翻译工作，也堪称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如今回头来看艾达出版的《汉家女》《殷老太太》和《在中国的童年》等著作，仍会对作者关于中国风土人情感同身受的精细入微而惊叹不已。读后不难理解，一个出生在中国北方农村的美国女孩，为什么会由衷地觉得美国是一个长期无法理解的国度，却始终对自己出生的中国魂牵梦绕。这主要是因为，艾达从小生活与成长在中国人中间，她的作风、思维与情感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社会与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特别是作为龙口人的后代，读着艾达的《在中国的童年》一书，会情不自禁地被这位美国乡亲对百年之前那片故土的娓娓回忆所吸引，竟至于不忍释手。其中关于当时黄县风貌的描述，对当地人们生活习俗的记忆，以及对保姆“大大”一家的依恋等等，无不让人觉得情真意浓，倍感亲切。考虑到近代以来关于黄县社会风情的记述之少，艾达还有她母亲的生动回忆无疑弥足珍贵，似乎还具有填补龙口近代史资料缺憾的价值与意义。

最近，听多年研究艾达生平与业绩的美国学者金敏女士讲，她希望《在中国的童年》一书能够在美国再版问世，嘱咐我为该书写一篇再版序文。出于对这位美国乡亲的尊重和怀念，我觉得没有权利推辞这一委托。虽然与艾达书中所写的近百年前的情况相比，我们的故乡龙口与艾达当时有了巨大的变化，如经济、社会面貌与民众生活已今非昔比，可那里像整个中国一样，也延续着某些经久未变的东西，那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中国读者看了这本书会感叹不已，外国人可以通过这本著作去理解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助于他们真正准确、透彻地认识当今的中国社会现实。毕竟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深深的文化根基使其“万变不离其宗”。关于这一点，艾达的亲身感受最富于感染力与说服力。

实际上，艾达的生平及其对中国的深情厚意并非是不可思议的孤例，人们也许会联想起日本投降后在延安的美军观察团成员包瑞德、谢伟思和戴维斯等人的经历，他们也大都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后代。凭着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状况的深刻理解，这些人曾力荐当时的美国政府摒弃腐败的国民党转而支持共产党，认为那才是中美关系的正路。可惜后来由于麦卡锡主义的疯狂，他们的建议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招致了迫害。倒是中国人至今念念不忘这些美国人对故土的真挚怀念，与他们的友谊日久天长。艾达同他们一样，证明传教士及其后代曾是美国联系中国的人脉纽带，决不应该因为一些外国传教士曾在中国大地上胡作非为，便将像艾达那样的传教士家庭也视为“帝国主义代理人”。

为了让饱受外国欺凌的中国人对那一段中美关系史有恰如其分的准确理解，我动员了自己的孩子与晚辈合作将《在中国的童年》与艾达母亲的著作《往日琐事》两书译为中文。其中，《往日琐事》一书由我翻译，《在中国的童年》的译者分别是：第一至第七章为程冰，第八至第十章为林述佳，第十一至第十七章为李春杰，最后由我核校全文。希望这两本书的中译本出版不仅唤来龙口乡亲们的欣喜，也能够使全国读者们多结识一位“外国乡亲”。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以有像艾达这样的“外国乡亲”感到欣慰与自豪。

程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