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依据翔实的资料，以娓娓道来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一段蔚为壮观的书刊海外“传播交流”史。海外书刊发行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大问题”，正如该书在内容简介中说到的那样，“以翔实的数据、资料，描绘了一幅中国书刊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西欧、北美、苏俄和东欧地区发行传播的全景图，并用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对60年来中国书刊在海外传播的文化特征、传播效果、经验教训给予了分析和总结。”该书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国内学者在书刊对外发行传播研究领域的空白，相信在该书的引领和带动下，我国学者将会在此领域将研究推向深入。

本书用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60年发展轨迹为主线，为广大读者描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的历史画卷。1949年至1978年，以国际书店为代表的第一批开拓者筚路蓝缕，在20世纪50——70年代，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封锁，把以传播新中国取得民族独立经验为核心的大量中国图书、期刊发行到西欧、北美、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以及东南亚地区，不仅初步建立了遍及100多个国家拥有813家中国书刊经销商的发行网络，还在非洲、拉美、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中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的思潮，并成功塑造了一个新中国的国家形象。1978年直至今天的30年间，中国国际书店在80年代更名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与在1980年新组建的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等海外书刊发行机构一道，在文化体制、经营机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走上了一条探索经营文化、输出文化的发展壮大之路。

本书通过对60年历史的分析，着重指出了前三十年里海外中国书刊发行传播，虽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至上特征，虽然当时的中国国力远不如今，但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1978年至今的30年里，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机构虽然获得了巨大的企业活力，但却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前三十年里在非洲、拉丁美洲留下的巨大文化遗产的继承。

本书在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的效果评估中，首次采用中国文学作品在对象国的出版发行数量为传播效果评估的标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在对60年海外传播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中，提出了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化命题供人思考：文化传播行为的生命周期？文化传播的效果检验依据？文化传播的核心目标？文化企业及机构的组织原则？

世界上有谁在读中国书刊、是谁在经销中国书刊？这样一个所有出版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解答。中国书刊海外发行网中，既有实力雄厚、覆盖国家、地域广泛的跨国文化集团，也有长期对祖国文化事业一片热忱的华侨，还有伴随新中国海外传播事业一同成长起来的以专业经营中国书刊的坚定伙伴和朋友。在中国书刊传递到海外读者面前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令人感动的历史故事。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与新中国书刊发行传播事业一同成长起来的专营中国书刊的经销商。在这些经销商中，有相当一批是从中国书刊的读者而变成经销者的，因为阅读到一本中国杂志而改变了人生轨迹，从而一生经销中国书刊。如不满当时日本社会制度的青年学生土江澄男，被中国杂志所吸引，从大学毕业后投身到日本共产党所办的极东书店，到自己创办专门销售中国书刊的朋友书店；来自斯里兰卡的山村青年阿利卡雅帕拉，每到放学时都要到仅有五本中国杂志的书摊上购买一本，因此成为斯里兰卡的中国书刊经销主力。在拉丁美洲，还有因为销售中国书刊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乌拉圭的新生书店经理维森特·罗维塔，因为业绩突出，而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并在7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外文局主办的《北京周报》的西班牙文专家；委内瑞拉的维克多·奥乔亚曾经供职于中国新华社，1970年回到委内瑞拉后专门成立东风股份公司，专门销售中国的《人民画报》《北京周报》《中国建设》等杂志。

这些因为中国书刊发行传播而发生的真实历史，对今天中国书刊如何走出去、能够走多远、应该怎样走等等问题给予了深刻的启示。未来中国要增强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要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成一个文化大国可供参考的路径，就在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曾经的历史印迹之中。

序言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程曼丽教授

导论

第一章 新中国书刊在亚洲及日本的发行传播60年

 第一节 亚洲诸国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新中国书刊在亚洲传播的第一阶段(1949-1960)

 第三节 新中国书刊在亚洲发行的第二阶段(1961-1977)

 第四节 新中国书刊在亚洲发行的第三阶段(1978-2009)

 第五节 新中国书刊在日本发行传播60年

 第六节 新中国书刊在亚洲发行的特点——悠久历史传统上的新枝叶

第二章 新中国书刊在中东、非洲地区发行传播60年

 第一节 中东、非洲的历史概况

 第二节 新中国书刊在中东、非洲发行传播的前30年(1949-1978)

 第三节 新中国书刊在中东、非洲发行传播的后30年(1978-2009)

第三章 新中国书刊在拉丁美洲发行传播60年

 第一节 拉丁美洲的历史概况

 第二节 新中国书刊在拉丁美洲的第一阶段(1952-1961)

 第二节 新中国书刊在拉丁美洲的第二阶段(1962-1977)

 第三节 新中国书刊在拉丁美洲的新时期(1978-1988)

 第四节 中国与拉美文化交流的新时期(1988-2009)

第四章 新中国书刊在西欧、北美发行传播60年

 第一节 新中国书刊在北美、西欧发行的第一阶段(1950-1962)

 第二节 新中国书刊在北美、西欧发行传播的第二阶段(1963-1977)

 第三节 在北美、欧洲发行传播的调整期(1978-1999)

 第四节 中国书刊发行传播的新世纪(2000-2009)

第五章 新中国书刊在苏俄、东欧地区发行传播60年

 第一节 新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地区的书刊往来(1949-1960)

 第二节 新中国与前苏联、东欧书刊往来的第二阶段(1960-1980)

 第三节 新中国与苏俄、东欧地区书刊往来的新时期(1981-2009)

第六章 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60年的传播效果、经验与教训

 第一节 新中国书刊在海外发行传播60年的效果评估

 第二节 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的经验

 第三节 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的教训与启示

后记

二、新中国书刊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国家

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建交。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对印度进行第一次正式访问。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第一个十年间，中印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书刊在印度的发行。1958年中国书刊发行量达到150万册，图书年批发量达50多万册，期刊批发量60多万份，1959年中国期刊订户达8万份。这一时期中国发行到印度的期刊主要是英文《中国画报》以及一些英文图书。中国国际书店与印度14个邦的40多家书店建立了书刊贸易联系。除此之外，还和10多家大书商建立了业务关系。作为中国书刊主要的代理商一印度新德里人民出版社，在14个邦设有分店，单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中国书刊发行系统。

国际书店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家最早建立书刊联系的，基本上以加入共产国际的左派组织为先期切人点，但这些发行网点数量不大。巴基斯坦人民出版社因政局动荡，建立联系后不久中断。当时尚未独立的西巴、东巴(今孟加拉国)的一些书商，如旗帜书店、费罗兹公司等是当时主要的同业。锡兰(今斯里兰卡)人民出版社也在此间建立了联系，但发行中国图书并不积极，加之该国政府对中国图书存有疑虑，采取限制政策，发行量很少。

中国书刊在尼泊尔的发行始于50年代末期，加德满都的费低亚书店、比特纳加尔市的沙加玛特书店均在这一时期与国际书店建立了联系，他们是中国书刊在尼泊尔的主要代销人。与南亚其他国家一样，发行数量不大。

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中，缅甸的人民出版社等几家同业，较早与国际书店建立了书刊贸易关系，而且进展很快。1953年中国书刊在缅甸的发行数量为5.9万册，1958年增加到14.2万册，期刊订户3000多份。1958年曾一度出版《人民画报》缅甸文版，后因政治环境不适宜，出版不久即停刊。缅甸当局曾禁止中国政治类书刊的进口，而50年代中国书刊基本以政治类书刊为主，因此中国书刊几乎中断在缅甸的发行。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经过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通过了有利于柬埔寨、老挝、越南三个印度支那国家独立的政治文件。因此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均开始与中国建立书刊贸易关系。这三个国家均有大量华侨侨居。越南上文已单独论述，不再详述。在柬埔寨，华侨王生利由中国书刊的热心读者发展为书商，创办了柬埔寨王生利图书公司，大量销售中文图书。该公司和另外一家华侨书商兴文书局一样，也是由购买中国中学生读物的读者成长为专业中国书刊经销商的，他们把分店开遍柬埔寨的各大城市，成为中国书刊在柬埔寨的主要同业。新中国书刊在1956年初发行量仅为2.6万册，2年后的1958年增加到10.9万册。

三、新中国书刊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

中国书刊在印度尼西亚的发行，经历了第一个十年间的顺利发展阶段，因为两国关系恶化而遭遇长时间停滞的第二阶段，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缓和而又重新恢复的三个阶段。

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4月13日与新中国建交，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并正式访问印尼，印尼总统苏加诺也曾在此间三次访问中国。随着中国与印尼关系的加强，两国书刊贸易业得到迅速发展。当时，印度尼西亚有100多万华侨，200多万华裔，新中国的独立给这些华侨、侨眷以巨大鼓舞，他们十分关心祖国的一举一动，对中国书刊有着迫切的需求。在中国华侨委员会、侨联和香港民主出版社的协助下，中国国际书店先后与印尼华人开办的欧凯、莱达两家大书店建立了贸易关系，主要以销售中文书刊为主。1954年万隆会议之后，又与印尼共产党开办的革新社建立了书刊贸易关系，主要销售中国出版的英文版、印尼版图书。印尼这三家出版发行机构在各地均有自己的发行系统，形成了覆盖印度尼西亚全国的中文、外文图书相辅相成的发行网络。欧凯、莱达两家所订中文书刊定量动辄以万册计，有许多汉语的中、长篇小说等文艺作品都是与出版社商定后专版印刷专门供应给印尼的，可见订货量之大。印尼共产党的革新社对印尼文版新书长期以5000-10000册的数量订购，英文版图书以1000-3000册的数量订购。除此大书店之外，还有印尼泰山书店、觉醒书刊社等几家专业书店。由于发行网络建设比较得力，中国书刊在50年代迅速形成高潮。1958年图书年批发量达到102万册，其中中文图书39万册，以《人民画报》为主的期刊年批发量达到77万册，期刊订户27.4万份。整个印尼的中文、外文书刊发行量在当时的国际书店全世界的发行总量中占到50%以上，期刊订户占全世界订户的70%。

1957年10月，苏加诺总统委托中国拍摄和印制《苏加诺藏画集》，中国国际书店视其为一项重要任务，派著名摄影家邵宇赴印尼拍摄藏画，后精工编印成书，每册定价150元，3000册一次性销售给印尼民族运动纪念碑委员会，成为当时新中国出口的最大一宗海外贸易。

与柬埔寨类似，泰国的銮洲书店则是从购买《人民画报》、《水浒传》的连环画开始，与中国书刊发生联系。不久銮洲书店又介绍了泰国的民族商人Vityabarran·Book House书店与国际书店建立贸易联系。

此间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在第一个十年里还没有完全独立，受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影响，一些中国书刊很难进入这些国家。比如马来西亚，虽然有大量中国华侨，他们对新中国的出版物需求很殷切，但一些政治性书刊很难直接进入。后来以南洋大学“建东兴贸易厅”的名义，发去了政治性不强的一些图书和一些线装书，但正常贸易关系始终没能开展。

我国香港、澳门地区，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受制于英国和葡萄牙，但由于居民多使用汉语，因此中文书刊有着巨大市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20、30年代，中国民营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就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从事文化出版业务。解放后这些分支机构成为新中国书刊在港澳和国际书店一时无法发行到的其他国家的主要力量，同时承担大量国际图书的转运任务。一直到今天，国际书店在香港发行的中文图书，仍由三联书店香港分社发行；外文图书期刊，则由国际书店在香港设立的分支机构和平书店(1984年改为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发行。

P6-11

60年前的12月2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前身——国际书店正式成立，由此揭开中国图书进出口事业发展的序幕。60年来，国图总公司累计将40多种语言的13亿册书、报、刊，发行到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参加了上千次书展，搭建起了一座座中外文化交流之桥、友好合作之桥和书刊贸易之桥。可以说，国图总公司的历史就是新中国图书进出口事业的发展史。

60年后的今天，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何明星撰写的《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与读者见面了。它以国图总公司的发展历程为立足点，以翔实的数据、资料，描绘了一幅中国书刊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西欧、北美、苏俄和东欧地区发行传播的全景图。为新中国60年诞辰献上了一份厚重的礼物。

在书中，作者将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历程分为前后两个30年(以1978年为界)，并就两个时期中国书刊海外发行的内在需求，传播策略、手段等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各自的得与失，同时围绕“文化传播行为的生命周期”、“文化传播的核心目标”、“文化机构的组织核心原则”等关乎文化传播内在规律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一些观点颇具启发性。

与国内其他介绍图书出版、发行历史的书籍不同，本书作者没有把目光锁定在出版领域，而是将国图总公司视为对外传播(发行)的主体，将国内书刊的海外发行视为一种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国书刊海外发行的内容、渠道、受众等进行探讨，并对传播效果进行评估、分析。在这样的思路框架下，中国书刊的海外发行，就被纳入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大外宣”的格局中，并且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在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进人了一个高速增长期，在全球各项经济指标中的排名不断攀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缺乏了解，各种误解与偏见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交流尚不充分，我们“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努力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拿图书出版来说，由于语言文字沟通困难、出版社内部缺乏有效管理机制等原因的存在，中国大陆引进图书与输出图书比例悬殊，版权贸易逆差严重。从表面上看，“出超”与“入超”只是一种贸易数额或量的概念，它的背后却是文化的博弈，是软实力的较量。

为了实现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输出领域的突破，目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传播建设，实施了多项战略规划。包括加大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鼓励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扩大文化的贸易和服务；启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鼓励和支持适合国外市场需求的外向型优秀图书选题的出版和翻译；推进出版业的转企改制，以适应新的传播环境的需要等等。

在我国出版业以及整个文化产业进入历史转折期、我国的“大外宣”进入实际运行期的重要关口，回顾60年中国书刊对外发行传播的历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明得失，知兴替，更好地规划未来。期待何明星先生能够持续关注转型期中国书刊海外出版、发行的进程，将更多的精彩呈现给读者。

2009年12月19日于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与所有读书人一样，逛书店成为我们一家人的习惯。2008年3月1日，我和妻子偶然走进了在北京大学47号院一个专营旧书的店铺，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三本印刷完好的内部资料——《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大事记》《回忆录》《史论集》。这些完成于1988年，尚未公开出版的资料，完整提供了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40年的历史。这三本内部资料，要价200元，显然店铺的经营者是一个业内老手。经过讨价还价，我用120元抱回了家。

这三本内部资料，正回答了本书导论中提出的问题：在世界上，谁在看中国出版的书刊？喜欢看哪些内容？送到海外读者面前的这些中国书刊，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历程？

通过这三本内部资料，我熟悉了下列这些曾经为新中国书刊走向世界而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们：曹健飞、彭树椿、王文秀、武庭杰、杨洁，裴国成、高进录、刘彬祺、黄华珍、宋广浦、常青原、屠琳芳、景连如、王庸声、钟虹、郭毓基、刘丕源、崔树屏、周保昌、胡克强、由延惠……正是这些国际书店的老职工写于20年前的文字记载，才保留下了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的第一步历史印迹。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的大力支持。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处王华处长、版图公司总经理朱朝旭在工作之余接受了我的访问，国图公司总经理齐平景、副总经理孟祥杰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就书稿中的一些观点与我进行交流、讨论，汪德健、胡春来两位拉美部老职工还接受了我的采访，通过他们的讲述和回忆，使我了解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已经退休的老职工柴碹通读了全书，办公室的刘辉、苗景康二位主任还为本书提供了大量材料。正是他们的鼎力支持才使本书得以更充实、更完整。

这里，尤其要感谢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郝振省所长，他长期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给予无私提携，此次又对本书积极肯定和支持，才使本书能够顺利出版面世。

我深知，以自己一人之力，要完成对新中国书刊60年海外发行历史的写作是勉为其难的。尤其是一些史料的掌握还很不完善，一些观点甚至可能存在着错误，在此恳请读者不吝赐教，以便补充修正。

何明星

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在书中，作者将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历程分为前后两个30年(以1978年为界)，并就两个时期中国书刊海外发行的内在需求，传播策略、手段等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各自的得与失，同时围绕“文化传播行为的生命周期”、“文化传播的核心目标”、“文化机构的组织核心原则”等关乎文化传播内在规律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一些观点颇具启发性。

与国内其他介绍图书出版、发行历史的书籍不同，本书作者没有把目光锁定在出版领域，而是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视为对外传播(发行)的主体，将国内书刊的海外发行视为一种对外文化传播活动……在这样的思路框架下，中国书刊的海外发行，就被纳入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大外宣”的格局中，并且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曼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