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日本人矛盾性格的历史基因，揭示“菊与刀”背后隐藏的文化根源。

继《菊与刀》之后又一部引起世界性关注的“现代日本学”论著，全面解读日本社会、历史、文化的经典之作！

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转暖，以全新的视角了解日本成为读者的现实需要，本书正逢其时；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纠葛不断，全面审视日本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本书满足了读者探究日本文化真相的深度需求。

作为“山本日本学”的集大成之作，本书以宏大的构思、开阔的视野、丰沛的容量，对日本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做了细致入微的梳理和阐释。

本书借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思想家伊达千广在《大势三转考》中所提出的重构历史的方法，将日本历史按照“骨的时代”、“职的时代”和“名的时代”划分为三个部分，并以此为基准，对日本成功进行明治维新，并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内在原因进行了深入、缜密的论述。

本书还通过对日本人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考察，揭示出日本民族的独特个性，以及这种民族性背后所潜藏的深刻根源，对于读者更好地了解“何为日本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序章 《大势三转考》中的日本

日本人的模仿和独创性

“骨、职、名”——将日本历史划分为三部分的依据

第一部 由骨的时代到职的时代

 第一章 何为日本人

东亚的最后进民族

绳文人是怎样的民族

流传至今的绳文时代的饮食文化

绳文人所说的日语

稻作从何而来

中国史书上记载的从世纪至世纪的日本

从登吕遗迹看日本文化的起源

前期古坟文化与伊势神宫的火钻具

与中国江南地区的密切关系

津田左右吉博士对日本神话的分析

“骨的时代”中的氏族体制

 第二章 文字的创造

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假名”的创造

基督教传教士看到的日本的假名文字文化

日本人怎样创造了“假名”

从“万叶假名”看日语文字化的艰苦过程

三千年前阿卡德人的奋斗

“假名文字”和“假名文章”是如何诞生的

用本国文字书写本国语言的喜悦

文字、文学与统一国语的平行发展

 第三章 律令制度的建立

去除科举制度后引入律令制度的日本

大化改新使日本成为中央集权国家

“大宝律令”之前的改革要点

律令制度的根本是“班田授受法”

“贫穷问答歌”中描述的下层民众生活

农民的逃亡导致律令制度崩溃

日本为何没有实施科举制度

天皇家族得以存续代以上的原因

 第四章 神话与传说的世界

日本的“神”是什么

从神话时代到世纪的连续性

日本神话中关于天地开创的故事

天孙降临前的诸神

海幸与山幸两兄弟的故事

由神话证明的天皇的正统性

何为“ARAHITGAMI(现人神)”

 第五章 佛教传入

日本人信奉的宗教是什么

国家宗教却并非国教

传入日本的中国佛教的特质

身着僧衣的儒者对基督教的攻击

神道与佛教是如何结合起来的

渗透于日本的道教

镇护国家的佛教之功过

日本佛教因加持祈祷与末法思想而发生质变

只选择念佛的法然

与净土宗对抗的高僧明惠

日本独自的佛教的诞生

 第六章 “民主主义”奇妙地产生

在日本民主主义成功、基督教失败的原因

日本存在民主主义的文化传统吗

少数服从多数并非“数字的理论”而是“神意”的体现

中世时期各大寺院不断强诉的原因

僧兵是如何形成的

超越法规的空间——“庄园”内的秩序

第二部 由职的时代进入名的时代

 第七章 武家与一夫一妻制

为何将武士的时代称为“名的时代”

盗贼横行促使作为自警队的武士形成

清盛的登场与告别“公地公民”

赖朝如何获得实质上的统治权

以一夫多妻为罪的北条重时

禁止对女性失礼的家训

如何调整主从关系与血缘关系

“体谅他人”的劝诫同样适用于现代日本人

 第八章 武家革命与日本式法治国家的建立

“承久之乱”是围绕守护、地头的人事权的正面冲突

将反叛朝廷的行为正当化的理论武器

试图重新确立武家新秩序的《贞永式目》

《贞永式目》中起请文的意义

《式目》与中国法律完全没有关系

武士和民众都不了解的《律令》

泰时称之为“式目”的理由

摆脱对中国的模仿，日本式法治国家的形成

 第九章 武家法律的特征

规定土地所有权的两项条文

对所拥有的土地的继承是自由的

女子也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将继承权让给妻子后如果离婚，后果如何

幕府介入土地继承的极少例外

无论功劳、责任还是罪责，都在于个人而非家族

不承认“缘座”的日本，罪及九族的中国

《十六夜日记》中的主人公为何要前往镰仓

朝廷幕府并存，日本独特的政治体制诞生

 第十章 经济动物的出现

货币经济在室町时代逐步扎根

平清盛输入中国钱的功绩

大量输出黄金的日本

货币经济的威力动摇了镰仓幕府的根本

高利贷、银行的诞生、土地所有形态的变质

幕府发布通货禁止令

从偷钱小偷的出现看货币经济的渗透

作为幕府体制根本的惣领制的崩溃

 第十一章 下赳上与集团主义的出现

镰仓幕府为何崩溃

“一揆”——契约集团的形成

声势强大的国人一揆

成功罢免了守护的国人一揆侣

血缘社会的解体和惣领制的崩溃

日本式平等主义、集团主义的原型

日本有过奴隶制吗

 第十二章 货币、契约和组织——中世的终结

为何足利将军可以拥有奢侈的生活

“对中国下跪外交”的元祖

各种金融机构支撑着室町幕府

在德政一揆中悬挂的幕府公告牌

部下规定主君行为的法律制定

由起请文看毛利元就与家臣团的力量关系

四十年后毛利家的起请文

是什么终结了战国时代

第三部 名的时代，来自西欧的冲击

 第十三章 土一揆、一向宗、基督教

日本人心中的末世感觉

下赳上的日本、农民的成长

莲如为何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构筑起真宗王国

一向一揆建立的“百姓自己的国家”

沙勿略来日与基督教传教侣

继承了莲如布教方式的范礼安

耶稣会开展印刷和出版活动的目的

 第十四章 贸易、殖民地化、奴隶、典礼问题

传教士们给日本带来了什么

在中国生丝和棉布的中介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耶

稣会

令人不解的秀吉的基督教禁教令

以强硬态度向基督教提出的五条质问

令秀吉震怒的最大原因

中国、越南、泰国禁止基督教的原因

基督教禁教令的真实意图

圣·菲利普号水手失言事件

日本基督教问题的特殊性

 第十五章 荷兰人与英国人

漂流而至的利夫德号上的由斯汀和亚当斯

荷兰国王给德川家康的一封信

英国使节所看到的日本

家康为何厚待荷兰与英国

 第十六章 是否真正有过锁国

家康对基督教的最终结论

岛原之乱是如何发生的

岛原之乱的另一个真相

寺请制度的作用

“向上帝发誓不信仰上帝”的改教誓约

 第十七章 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不干斋巴鼻庵为何自行转向

不能嘲笑巴鼻庵的现代人

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自然神学”式传道方针

巴鼻庵放弃基督教的理由

既是东亚之异端，又是西欧基督教之异端

第四部 伊达千广的现代

 第十八章 家康创立的体制

构筑了“武家乃武家”的政治体制的家康

继承镰仓幕府以来的传统

实质上被置于统治之下的朝廷和寺院神社势力

参勤交待制是个巧妙的发明

家康确立了货币制度

朱子学成为幕府的“统治神学”

 第十九章 在幕藩体制下

由征战时代进入经济时代

加贺藩的划时代的藩政改革

从解除农民武装到“兵农分离”

刺激经济发展的海上运输

《日本永代藏》所反映出的新产业的勃兴

新型农具和技术的导入

乞丐也能成为富翁的社会

失去本来作用的武士的存在意义

 第二十章 纵向社会与下剋上

日本是横向社会，还是纵向社会

柳川调信在朝鲜外交中的立场和作用

柳川事件令人吃惊的发展过程

法官的判决意味着什么侣

“幽禁”主君的正当化

何种力量阻碍了藩政改革——以阿波藩为例

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专制君主”

 第二十一章 公五民五与藩的经营

所谓公五民五剥削农民是一个常识性的谎言

生产率越提高对农民越有利

锁国促进了自给自足体制的形成

成功兴办了造纸产业的津和野藩

涩泽荣一记录的种蓝农家所担负的税金

为何日本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是宽裕的

武士的贫困状态和家庭副业的实际情况

 第二十二章 幕藩体制下的经济

集日本全国之富的大阪

新“经济人”的出现

日本的铁砂保证了枪支的大量生产

日本独特的踏鞴制铁方法的形成

世界最大的铜精炼业者——住友

藩钞发行中的问题——以加贺藩为例

各藩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日本继续锁国

 第二十三章 江户时代的技术

既能用于历法又能用于时间的十干十二支的智慧

让世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不定时法——制造出钟表的日本人

日本人为何对舶来的钟表不感兴趣

如何根据朝夕与季节调节时钟的指针

为何将时刻表示为九八七六五四

既无圆形文字表盘也无表针的日本独特的尺时钟

和式时钟技术奠定了精密工业的基础

 第二十四章 江户时代的民众生活

江户时代庶民的基本法

成年从什么年龄开始

离婚时丈夫要退还妻子的嫁妆

“家有三合糠，不把养子当”

退隐后也享有“亲权”

核心家庭化始干江户时代

长子继承制是个很大的误解

 第二十五章 江户时代的思想

日本独有的“町人学者”的出现

如何从理论上证明幕府统治的正当性

不认可幕藩体制的、纯粹的朱子学者——浅见纲斋

明确摆脱将中国绝对化的倾向

为何纲斋拒绝了来自诸侯的邀请

由“绝命之辞”看纲斋对拥有正统性王朝的拘泥

思想改变人的时代的到来

主张“佛法则世法”的铃木正三

无论农耕还是日常工作，皆是佛家修行

正三是如何看待商人的利润的

石田梅岩开创“石门心学”

正三与梅岩所构筑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李退溪与日本朱子学者的异同点

 第二十六章 现代日本人的原型

“言论自由”造就了有独创思想的思想家群体

稀世的天才——富永仲基

关键词“加上”有何意义

高度评价仲基的本居宣长

独创的、现代的天才思想

作为米店掌柜的异类学者——山片蟠桃

明治时代日本人顺利接受进化论的原因

蟠桃对祭祀祖先的看法

知晓地动学说和万有引力的山片蟠桃

仲基、蟠桃式思考方式的源流

 第二十七章 现代日本国家的原型

领先西欧的日本数学

关孝和正统的继承者——本多利明

告别儒学而“脱亚入欧”的先驱者

本多利明提出的日本“四大急务”

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类似的理论

主张开拓振兴边远地区

否定自给自足的经济论、领先时代的开国论者

摒弃“虚学”、提倡“实学”的海保青陵

批判蔑视商业的武士意识

青陵的“藩株式会社”论

终章 明治维新的出发点

为何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

“新日本首位大藏大臣”——由利公正

明治维新成功的真正原因

结束语

“国际化”是现在的流行语

译后记

第一章 何为日本人

东亚的最后进民族

“日本人”—对于拥有这样名称的民族，外国人似乎总是感觉“有些方面难以理解”。每当遇到从这样的感觉提出的问题时，我基本上都如此作答：

“日本人是东亚最落后的民族。尽管以什么衡量先进或落后，采用怎样的尺度是个相当难的问题，例如数学吧。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早在公元元年左右，他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代数。而当时的日本人才刚刚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水稻栽培，既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充其量只是刚刚走出石器时代的状态。

对于水稻栽培即农业而言，不可欠缺的是准确的历法。欧洲人发明梅顿法(每19年中设7个闰月的历法)是在公元前432年，但中国人却早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已经发明了这种历法。中国人是当时的超先进民族。那时的日本人情况如何呢？当时日本处于绳文文化后期，还属于石器时代，当然不知道农业。

如果有人把当时的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文化方面存在着令人绝望的落差。日本当时就是这样的民族。只不过其在受到某种刺激之后，却以惊人的速度奋起直追。可以说，日本是个跑到人类史前面的民族。那么，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个问题……”

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著名的圣经学者罗兰?德?沃神父曾经在《以色列古代史》(日本基督教团出版局出版)一书中指出，就像所有民族都不清楚其起源一样，犹太人的起源也是不清楚的。由于粘土板文书的存在，使中东成为世界上保留古代资料最为丰富的地区，但是既然连该地区的一个民族的形成都搞不清，日本人的起源无从知晓便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了。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上溯到距今一万年前或更久远的年代，日本还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还不是被从大陆分隔开的列岛。

很多学者指出，那时日本正处于旧石器时代，这个时代的石器与北亚的大森林地带的石器存在很多共通性。

但是大约一万年前，即日本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之后，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分离，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与大陆有着某种共通性，但已经开始形成独自的文化了。这个时期制造的陶器被称为绳文式陶器，由此而形成的文化被命名为绳文文化。这种文化北起千岛群岛南至冲绳，扩展至整个日本列岛，该文化圈基本上与现在的日本重合。

绳文人是怎样的民族

那么，绳文人是怎样的民族呢？对于这个问题，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很多人认为，绳文人与中国人、朝鲜人有着共同的祖先。幕末时期来到日本的俄罗斯提督普查金的副官、著名小说家高查罗夫曾经说，日本人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会有人认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呢，真是不可理解。而且在日本人中间，也有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国江南(扬子江入海口附近)，天皇的先祖是“吴国的泰伯”。另外，自古以来日韩同祖说一直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但是，最近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沼赖夫博士却提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观点。他是生物学家、京都大学病毒研究所的前任所长，但不是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日沼教授认为，在东亚区域中，只有日本人具有ATL病毒的感染史，日本以外也只在分散生活于从沿海州(属于俄罗斯联邦，濒临日本海——译者注)到萨哈林岛上的少数民族中发现过，在中国和韩国虽然做过多次调查，但从未发现有曾经感染过的迹象。

这里暂不详细解释ATL病毒是一种什么病毒，只想说明，这种病毒由妈妈传染给子女的机会并非100％，大概传染率只有40％左右。因此，随着人口增多，感染该种病毒的人数会逐渐减少，而且随着近亲部落之外的族外婚增多，感染人口更会迅速下降。据目前调查来看，白种人的感染率为零，中国和韩国也是零。那么为什么在东亚地区只有日本人存在ATL病毒感染史呢？这个问题对于探讨日本人的祖先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更为有趣的是，这种病毒的感染率在日本全境也并非平均分布，第一是压倒多数集中在九州、冲绳；第二是孤岛和海岸线地区有的地方密度很大；第三，根据三十年前的调查数据，阿伊努族中的感染密度甚至高于冲绳地区。除了南北两端感染密度很高的地区之外，五岛、壹岐、对马、宇和岛、纪伊半岛的尖端地区、牡鹿半岛、三岛、飞岛等地区，感染率都比较高。即日本列岛的周边地区感染率比较高，而很早就引进了稻作的濑户内海和名古屋地区，却相对来说比较少。于是，一种假说便成立了，即绳文人携有ATL病毒，而带来稻作的弥生人却没有该种病毒，并且越早与弥生人进行通婚的地区，其ATL病毒感染率就越低。另外，现在携带ATL病毒率较高的地区，几乎都是一直主要从事渔业活动的地区。这与绳文文化是以狩猎、渔业和采集为基础的文化有着密切关联。而且，绳文文化圈基本与现在日本的版图一致。如果将一万年前从大陆分离形成群岛作为日本的起源，那么日本历史上最长的一段时期，就是携有ATL病毒的绳文人生活的时代。

这样来看的话，绳文文化可以视为日本文化的基础。据推算其存在期间在八千年左右，在绳文文化圈中还形成了地方性的小文化圈，但在这里暂且省略这些细节。该文化圈内的共通点在于，都是以采集、狩猎、渔捞为主要生活手段，尚未从事农耕和畜牧业。

但是，从陶器、居住地和精巧的石器、骨器等方面来看，绳文人的生活水平也未必低下。也有学者认为他们以橡果或栎树籽等树木种子为主要食物，不管怎么说，日本的确是一个受惠于天然物产的地方。

P9-11

新“菊与刀”

几乎每年我都要在国外举行几场以文化为主题的讲演会，此外还要在东京的贸易研修中心，为那些今后想在日本寻找商业机会的外国人举办讲座。这对于我个人而言，无疑是对自身文化进行重新把握和说明的绝好机会。同时，那些外国人直截了当的提问，也成为我了解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对什么地方感到疑惑的好机会。另外，通过与国外知名的日本学专家以及外国友人进行讨论，对于日本今后为取得外界的理解需要做出怎样的解释，以及怎样做出解释等问题，也获得了宝贵的启示。

本书以在这些讲座和讲演中使用的草稿为基础，然后加入了对听众提问所做的回答，进而参考与日本学专家的讨论而加以归纳，将其按历史的顺序进行排列整理，对不足的部分加以补充而成。在接受PHP研究所的约稿开始进行整理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项工作会持续一年有余。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手头已经有了这些年来所做讲座和讲演的草稿。但是一旦着手整理和编纂，才意外发现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工作，以至于给PHP研究所的出版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结果实出于无奈。

进展艰难的最大原因，在于如何将提问和回答有机地穿插到内容中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学专家或者对日本有所了解的人士的尖锐提问，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但是对于一般听众的突兀提问，处理起来却让人头痛。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形还让我记忆犹新。比如有时好像是基于从电影中得到的印象的提问，还有似乎是来自于当地新闻报道的来意不善的提问等，其中不少提问本身可以说是“基于无知、无理解的无价值的提问”。

但是，将这些看做“无价值”而加以轻视是没有意叉的。我们今后也必须对这样的“不理解”耐心地做出说明以求得理解，向“无知”提供正确的知识。如果不这样做，便无法使日本获得外界的理解，但这是个相当辛苦的工作。同样，将那些对“无知、无理解”的提问所做的回答编纂进本书中，也是一项极为艰辛的工作。坦率地说，到最后令我身心疲惫。

尽管如此，就“一般听众的提问”的总体印象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了“富士山、艺妓”之类水平的提问，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俳句、浮世绘、禅、歌舞伎”等已经成为他们的语言。虽然进展缓慢，但在各方面有关人士的努力下，在这方面对日本的理解的确前进了一步。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比“富士山、艺妓”的时代安逸的时代的到来。

另外，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将日本说成是只会“模仿”的民族。我觉得直截了当地说日本是“模仿者”的只有韩国。但是不能否定，日本被认为是“富士山、艺妓或者模仿者”的国家，有时反倒比较轻松。但是，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或者正在过去。

他们对日本所抱有的印象，正如以前《菊与刀》那本书所表明的那样，不仅仅是“俳句、浮世绘、禅和歌舞伎”，同时还认为日本是个“有着难以理解的行为方式和可怕的能量的民族”。这是我从各种各样的提问中得出的结论。这也可以叫做“光”和“暗”。其中，对“光”的部分，至少欧美人抱有善意的印象，而且很多人拥有超出我以上的专业知识。关于这部分的展览会等其他活动，常常被当地新闻媒体大加报道并给予很高评价。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毋宁说是非常普通的现象。

但是，相当于“暗”的部分却决不是那样，我觉得他们自身对于这一部分抱有一种不知道如何看待、如何把握才好的类似焦躁感的情绪。而且，这有时在很多方面带来产生猜疑心的结果。这也许正是“暗”之所在。

但是实际上，在日本人并不存在所谓“光”和“暗”。明治以来的日本人为了经济发展，既没有做任何不可思议的事，也没有使用什么魔术。另外，也不是经常采取什么不正当行为的结果。凡是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一个国家的发展绝不是可以依靠这样的手段能够实现的。但是，在接触异文化的时候，常会发生一些仅凭常识行不通的情况，这从某个方面来说是互相的。无论我们还是他们，一般在异文化中只观察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所谓“光“的部分，就是他们感兴趣，有时甚至比日本人还要先发现其价值的那一部分。而对除此之外的部分如果不加以关注的话，其对他们来说就成为“暗”的部分。这是很自然的吧。

倘若他们一直对这些“暗”的部分不关心的话，尚且没有问题。这也正是我上文所说“富士山、艺妓”的时代反倒比较容易、比较轻松的理由。但是，一旦这些对他们而言的“暗”的部分开始发挥巨大作用的时候，他们便陷入了一种困窘状态，既无法继续保持不关心的态度，但又什么也看不到。

于是，我便在“文化讲演会”上，开始向他们介绍一些他们至今几乎没有听到过的部分，即所谓的“暗”的部分。例如在伦敦讲铃木正三和石田梅岩，在杜塞尔多夫讲律令制，在法兰克福讲基督教政策，在蒙特利尔讲日本的宗教，在贸易研修中心讲贞永式目，等等。并且在回答提问的过程中，还涉及到德川时代的民法、商法，以及堂岛的大米交易所，谈了其他许多事情。

但是从哪里开始呢？最后我决定按这样的方向来推进话题，即十九世纪末受到西方冲击之前的日本，积累了怎样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以及固有思想？这些在受到西方列强冲击后又获得了怎样的发展？

当然，我不可能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对本书所记录的所有内容进行讲解，只能沿着本书的脉络确定所要讲解的内容。当然，我不认为只讲一次就会马上产生什么效果，因为谋求理解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通过讲述接受提问，并对这些问题进行诚恳认真地回答的话，至少会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对话的关系。这是我的出发点，因为除了坚持不懈地对他们的疑问一一做出回答之外，不可能有双方的相互理解。今后我们所必须具备的，就是这种毅力。日本的发展既不是靠什么奇迹，也不是魔术，当然更不是靠不正当的欺诈，只要让他们理解了这一点，那些所谓“暗”的部分大多也就消失了。

在日本出版本书到底有没有意义呢？不能否认，对这个问题我也曾有过困惑。但是，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下面这样的话：“最近，英语说得很好的日本人的确增多了。但是，如果问一问这些日本人有关日本的问题，他们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回答不出来，真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就像问美国人有关日本的问题一样”。这种状态决不是能够受到他们尊敬的状态。我希望本书能为避免这种状态发生起到一点帮助。

当然，本书不可能包含对他们有时是离奇提问的所有解答。但是可以这样说：“虽然对于那个问题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无论哪个国家的人，也不可能了解本国文化的一切。

这是我决定将此书付梓的动机之一，此外，还存在开头所记述的问题。我们作为日本人，可以说生来便习得日本文化。也就是说，在不自觉的状态中浸润于其中是最舒服的。但是，当我们需要将其讲给他人谋求理解时，则必须对其进行重新把握。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明确发现自己所具有的长处和短处。在当今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地球上生存，与过去那样在隔海状态中，在经常处于半锁国状态中生存，情况是根本不同的。希伯莱大学日本学家本·阿米·希罗尼教授认为，日本随着自身的发展，过去那些有利因素反而会变成不利因素。这表明，过去的长处反而成为短处是可能的。我们面临着必须面对自己的状态。因此，本书如能对我们重新把握日本文化有所帮助，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本书是对山本七平著《日本人とは何か》(祥传社，2006年版)的全译。

山本七平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是日本风云一时的人物。他曾任大平正芳内阁的咨询机构“文化的时代”研究小组议长，中曾根康弘内阁的咨询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第一部会专门委员。他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空气”的研究》《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勤勉的哲学》《现人神的创作者们》等。其关于日本人、日本社会文化及日本人行为方式的研究，被称为“山本日本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少著作现仍在再版发行。

在《何为日本人》这部著作中，山本七平尝试运用独特的理论和视角，对日本成功进行明治维新和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原因作出说明。作者通过探讨日本人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特点，试图为读者揭示上述问题背后的秘密。这部著作构思宏大，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堪称“山本日本学”理论之大成。翻译这样一部具有相当难度的厚重学术著作，对译者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最初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提出该书的翻译计划，是在2008年春季。经过协商，我和出版社于当年4月底签订了翻译合同。由于当时的编辑催得非常紧，要求在3个月内完成翻译任务，于是我与王炜和唐永亮两位同志商定，先由他们分头翻译，然后由我来负责修订、统稿，出版时我们三人共同署名。这样，确定王炜承担从序言到第17章的翻译，唐永亮承担从第18章到结尾的翻译。明确分工后，这两位同志全力以赴投入翻译工作，并分别在当年6月份和7月份拿出了翻译稿，交到了我的手上。但是可以想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翻译这么一部学术著作，自然会留下较多的后续翻译、修订任务。

进入8月份以后，我便开始了漫长的后续翻译、修订工作。所幸的是，不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负责本书的编辑换人，为我赢得了一些宝贵的时间。后来，经过与继任编辑协商，他也同意了我的以翻译质量为重的意见，给了我较多时间上的宽限。2009年4月初，我到日本独协大学讲学，在这里除了上课外，我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该书的翻译、修订工作，终于在2009年7月底完成了任务，向编辑提交了最终翻译稿件。应该说，该书名副其实地是我和王炜、唐永亮三人合作翻译的成果。在此，谨对王炜、唐永亮两位同志的努力和真诚合作表示感谢。当然，如果译文有什么错误和疏漏之处，应该由我负全部责任。

最后，在该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领导，特别是孙新同志的大力支持，还得到了我的同事张建立同志的许多无私、宝贵的帮助，特表示诚挚的感谢。另外，对编辑给予的理解和支持，也在此一并致谢。

如果该书能对我们理解日本人和日本社会，能对中国的日本研究有所帮助，则不胜荣幸。

崔世广

2010年1月于东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