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简称“国学”。国学的范围极广，从时间而言，纵贯五千年的历史与文物；从空间而言，涵盖三江五岳的人文和生活经验，这些都记录在历代的典籍中，表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智慧，以及东方文化丰厚的异彩。

《国学课》不是一部教科书，它却是一部很实用的参考书，可以作为国文科的补充教材；它也是供应一般国学常识的泉源，既可丰富学问，又能开拓视野。本书内容包括国学与“国学热”、儒学不是“游魂”、对“孔子热”的冷思考、古今之变、真与假、人性善与恶等。

本书由周桂钿讲授国学时所备讲义之精华整理而成，浓缩了其几十年学问人生的精华与积淀。其文究国学之根柢，贯其枝叶：首先阐明何谓“国学”，接着对儒学的产生和发展、诸子百家之学、国学与当代社会，以及“天与人”、“古与今”、“是与非”、“真与假”、“知与行”、“善与恶”等中国古典哲学知识，加以详细考察，疏证剖析、详尽窍实，博于搜采、深于考证、审辩通微，集众说之长。可谓国学大家谈国学之经典版本，也是现今不可多得的国学读本。

自序

第一讲 国学与“国学热”

 一 文化、学术、国学

 二 什么是国学

 三 国学是怎么形成的

 四 国学有哪些特点

 五 国学有什么用途

 六 关于“国学热”议论的一系列疑惑

 七 国学不能归结为王权

第二讲 儒学不是“游魂”

 一 儒学的产生与发展

 二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第三讲 儒学精神与当代社会

 一 国学的批判

 二 忠孝的辨正

 三 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四 和而不同与世界动乱

 五 仁民爱物与保护环境

第四讲 对“孔子热”的冷思考

 一 怎么看孔子

 二 儒家重要遗址与孔子标准像

 三 如何看待影屏《孔子》

第五讲 儒家之外

 一 道家

 二 墨家

 三 法家

 四 阴阳家

 五 医家

 六 商家

 七 轻重家

 八 兵家

 九 名家

 十 农家

第六讲 天与人

 一 天人之际

 二 天人合一

 三 人定胜天

第七讲 古今之变

 一 食足知礼，先富后教

 二 损益因革，变古易常

 三 势非圣意，理在民心

第八讲 是与非

 一 墨家的三表说

 二 庄子的是非观

 三 韩非的参验论

 四 《淮南鸿烈》是非无定论

 五 王充的效验论

 六 当代的是非观

第九讲 真与假

 一 真理问题

 二 实践检验问题

 三 唯实求真

 四 求真难在何处

 五 贤才难得

第十讲 知与行

 一 欲速则不达

 二 小利不能贪

 三 起点要低

 四 怀大义，识大体

 五 志当存高远

 六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第十一讲 人性善与恶

 一 孟子的性善论

 二 荀子的性恶论

 三 性论的融合与批判

 四 性三品说

 五 性二元论

第十二讲 仁者爱人

 一 从爱亲到爱人

 二 从爱人到仁政

 三 从仁政到绥远

第十三讲 义利之辨

 一 义利的本义

 二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三 功贤于耕织

 四 义者宜也

第十四讲 人要有正气

 一 富贵不能淫

 二 贫贱不能移

 三 威武不能屈

第十五讲 和与同

 一 “和”与“同”

 二 人际关系

 三 国际关系

 四 人与自然

 五 和谐与竞争

 六 “优胜劣汰”与“和而不同”

第十六讲 治与乱

 一 治国之道，唯力不足

 二 乱世无义，争于气力

 三 秦亡教训，历史总结

 四 正义必胜与“胜者为王”

 五 余论

第十七讲 民本与任贤

 一 以民为本

 二 任贤之力

第十八讲 王道与霸道

 一 “大德”与“小惠”

 二 以德治国

 三 以德服人

第十九讲 大同理想

 一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二 聚和堂试验

 三 康有为的《大同书》

第二十讲 当代儒学与中国政治

 一 儒学不是一阵风

 二 儒学就像一江水

 三 儒学滋润政治神经

第二十一讲 中国传统科学

 一 科学是什么

 二 中国有没有科学

 三 中学数理化课本上为什么没有中国人的名字

 四 医学、西医与中医

第二十二讲 中国的四大刨新

 一 物质文明的创新

 二 文明制度的创新

 三 理论的创新

 四 科技的创新

三 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在义利问题上，一般儒家都是强调重义轻利的。有的人说儒家这一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儒学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科技的进步，违背社会的文明。中国的落后都是儒学造成的。我认为这是需要分析研究的问题。我在这里只讲一个问题：儒学是否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这要从历史事实与理论研究两方面来分析。儒学创立两千多年了，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出现过汉唐盛世，以至宋元明清几朝，中国的经济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清朝，中国的产值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也超过当今的美国。儒学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历史事实。从理论上说，孔子提倡富民。儒家在讲义利关系时，主张重义轻利。以为轻利就是不要利，这是许多人的普遍误解，或曲解。

《论语·雍也》记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日：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原思就是孔子的学生原宪。他很穷，当了孔子的管家，觉得“九百”薪水太多，不要。孔子批评他，认为不要是不对的，要了，自己用不了，可以救济乡里穷困人家。朱熹的解释：“言常禄不当辞。”不接受正常的薪水，也是不义。并不是“辞”钱财就是对的。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很会预测市场的，他从事商业活动，赚了很多钱。鲁国规定谁能花钱把在外国当奴婢的鲁国人赎回来，可以到政府那里领取一些钱，作为补偿金。子贡赎了一些人回来，因为他自己钱多，就不去政府那里领取补偿金，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说，不能因为你有钱，就不去领取补偿金。做事情，要考虑如何合适，才能作为群众的榜样。你这么做，今后鲁国人在外国当奴隶，再没有人去赎了。在这里，不拿钱是不义，拿钱才是义。王充认为子贡“让而止善”。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的家长用一头牛来表示感谢之情，子路接受了。孔子说：“鲁国人今后一定很热心于拯救落水的人。”当时，一头牛是价值十分昂贵的酬谢品。王充说子路“受而观德”(《论衡·定贤篇》)。接受了谢礼，等于倡导了做好事。

从此可见，儒家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强调要拿合理的利，不合理的不应该拿，“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下》)该取的不取也是不义的。当然讲义利之辨，儒家主要反对当权者贪污受贿，那是“不义之财”。简单地说，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财，不是儒家的主张。

公仪休任鲁国相，他办完公事，回家，吃饭的时候，就问葵菜价钱，家里人说不要钱，是自己家种的。他听后很生气，说：“我们拿了俸禄，还要自己种菜，这不是夺了菜农的利益吗？”说完就到菜园里，把葵菜都拔掉。他有一次回家，看见夫人正在织布，他认为她夺了女工的利益，就把夫人休了。这是有名的“拔葵出妻”的故事。公仪休任国相，有人投其所好，给他送鱼来，他不受。了解他的人说：“您不是很喜欢吃鱼吗？给您送鱼来，为什么不要呢？”公仪休说：“我收了鱼，以后当不成国相，就没有人给我送鱼，我就吃不上鱼了。我不收鱼，一直当着国相，还怕没有鱼吃吗？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不收别人送的鱼。”有人议论，认为公仪休真正会为自己打算，真正懂得珍爱自己。我们现在的干部也应该这样珍爱自己。何必为了一点小利而污了一生清白。

孟子也非常重视义，他说，如果让他去杀一个无辜的人，就算给他天下，他也不会去干。他的做人原则，是要符合义。不要别人的哪怕是一分钱，也不给别人一分钱。少了不要，再多也不要，哪怕给他亿万财富。如果自己做出了贡献，自己应该得的报酬，多少都要，问心无愧，可以“安富尊荣”。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所讲的义不排斥物质利益，只是要求得到合理的物质利益。取得自己应得的报酬，再多也是义，而不是利。朱熹曾经说过，吃饭是天理，是义；过分的欲望追求，那才是贪欲，是利，是需要克服的。  对于收取别人的礼物，古今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也都有一些流行的俗语。孔子说“立功受禄”，现在叫做“无功不受禄”，曾参说“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现在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做“吃人者嘴短，拿人者手软”。为什么嘴短手软呢？就是‘‘畏”人家嘛！吃人家的请客，嘴油了，就不敢提意见，就不敢批评。收了别人的礼物，该处理的事情，就下不了决心。现在说哪儿治安不好，地痞流氓比较猖獗，很可能那里的当权者吃请受贿，或者与那些罪犯有许多牵连，不敢下手，或不忍下手，手软了。当然也有这种说法：“小偷坐监牢，中偷做检讨，大偷作报告。”

义是合理分配。重义是强调合理分配。分配不合理，财富再多，都被少数人所垄断，多数人受穷，两极分化，社会就不安定。因此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董仲舒说义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义以养心，利以养身”，心比身重要，所以要重义而轻利。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也都是认为仁义道德比身体生命都更重要。不要利，不是儒家的思想。

社会公平是义，发财致富是利。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注重社会公平是极端重要的，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现在垄断行业那么多，正如董仲舒所说：“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汉书·董仲舒传》引对策内容，中华书局本，第2520页)富贵人家利用自己的资产与势力，与下面平民争夺利益，平民怎么能争过他们呢？这就是一些有权势的人一夜暴富的根本原因。他们不是劳动致富，而是垄断致富，是权力的交易致富，是司马迁批评的最下等的“奸富”。贫富差别扩大，富者骄奢淫逸，贫者穷急愁苦，社会就不会安定。抑制垄断，倾斜弱势，缩小差别，维护公平，这是为政的大德。如果这方面没有做好，只宣传捐款救助，杯水车薪，小惠不解决整个社会公平的问题。政府的执政能力，就要看社会公平的程度，维护不了公平，就是执政能力差。什么表面文章也掩盖不了这一问题。从报上可以看到的是，电的成本降低了，电价却涨了；送一瓶牛奶三分钱，送市内一封平信六角钱；美国人工资比中国人高许多，而打中美之间的电话，美国反比中国便宜；台湾收入最低的行业是银行职员和邮电职员，而大陆这两行业职员工资比教授还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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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我才上小学，因此一直受到新中国的教育。大学本科，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上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思维得到一定的训练，养成思考的习惯。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推迟一年毕业，也上了六年。毕业后到河北省魏县小北关村插队，然后到魏县中学教高中政治与初中历史两门课。1977年调到河北医学院邯郸分院任哲学课老师，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在乡下八年后，才回到北京。我的导师是钟肇鹏先生，研究的是王充哲学。上研究生期间，发表六篇文章，硕士论文是《王充哲学思想新探》，十多万字，1984年3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就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转而研究中国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训练了理论思维，研究中国哲学，在导师的指导下，又学习了国学的基础知识。由于这两方面的功底，使我在中国哲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有了优势，既能考证，又会理论分析；既能实事求是地根据资料提出看法，又能辩证地评价历史人物与思想；既掌握小学基本功，又通大学之道，治义理之学。中国哲学，就是国学的重要内容。研究中国哲学，就开始进入国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董仲舒哲学，出版了《董学探微》，标志着进入儒学研究阶段。儒学是国学的主体，从那时开始，研究集中在儒学上。近年来，已经出版的《十五堂哲学课》《中国儒学讲稿》，再加上这一本《二十二堂国学课》，形成哲学、儒学、国学“三学”课程体系。我过去写过“三探”：《王充哲学思想新探》《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董学探微》；已经写了“三评传”：《王充评传》《董仲舒评传》《王莽评传》；还准备写“三传统”：《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国传统科学》(未完成)。

本书虽说是由讲义整理，但并不是让人照本宣科的，我自己讲课也不是照书宣读，而是让学生自己看书，一起讨论，我只对一些内容进行简单地解读。写成书，不等于下了最后结论。学术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可以继续研究探索的。我讲课，每一次都要重新备课，讲法不尽相同，内容有所增加，认识有所提高。自己觉得每一次讲课都是一次进步，并不断修改自己的讲稿。《中国传统哲学》就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给本科生讲课九年不断修改出来的讲义。无论是哲学，还是儒学，我所撰写的都不是最全面的，但都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谓“一孔之见”。这本《二十二堂国学课》，更是如此。国学是非常庞大的文献资料与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不是一本书所能包括得了的，任何人也不能精通国学的各个领域。很多号称“国学大家”，他们的知识中不乏国学盲点。我的国学知识不过是我自己体会到的某些国学内容，挂一漏万，恰如“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

公历2010年4月16日中华历三月初三

写于三枣红楼

不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国学，如果仅仅从国学中寻找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简单化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入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也是国学无用之大用。

——袁行霈

我们现在面对的矛盾很多，上到国际、国家，下到家庭、个人，每天每时都有很多矛盾，都有不和谐的因素。如果我们有智慧，能够化解矛盾，就可以有生机、有活力，能够可持续发展。国学是要我们永远朝向未来，给我们更高的智慧，使我们能够自我定位、树立形象。

——余敦康

当今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及其弓I发的基本矛盾的变化，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如何处理好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涉及社会、经济、制度，也涉及科学技术，又涉及人类的心智。

——方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