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好比是驴，近代的西方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的、主体性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语境至少经历了六次剧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本书解读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重量级的“骡子”，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及其结果的阐述，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

本书解读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重量级的“骡子”，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及其结果的阐述，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本书有助于大家思考和理解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处境，并且作出积极的反应。

孤独的摩罗诗人

 ——寻访“原鲁迅”

从东洋到西洋

 ——丁文江的留学生涯

“大中华”与“小日本”的恶性互动

 ——《留东外史》解读

设计中国现代文学

 ——胡适文学革命的异域文化背景

纵情的极限

 ——郭沫若的诞生

天堂中的地狱

 ——郁达夫的东瀛之怨

沉重的失态

 ——解读成仿吾

移根的代价与收获

 ——陶晶孙的世界

东亚启示录

 ——丰子恺与日本

想象的中华白马王子

 ——张闻天与他的《旅途》

错位的东方“康桥”

 ——徐志摩与日本

寂寞中的诞生

 ——老舍与英国

塞纳河畔的洗礼

 ——傅雷与法国

早熟的世界公民

 ——巴金的异域题材写作

眼泪引发的笔墨官司

 ——郭沫若与徐志摩的一次碰撞

自卑与超越

 ——留学生写作中的“弱国子民”心态

东风与西风

 ——留日派与留欧／美派之争

“假洋鬼子”的沉浮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

《呐喊》、《彷徨》无疑是《摩罗诗力说》的延伸与形象的演绎，将两者互文地阅读，人们在发出会心微笑的同时，定会沉重地叹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无疑都是作者自己的化身，这些中国的摩罗诗人们，处境是如此地惨淡，他们不是疯掉，就是惨死，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立锥之地；洋溢在《摩罗诗力说》里的那份自信与豪情，此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绝望，正如作者在《呐喊·自序》中沉痛表白的那样：“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番话实际上宣告了“摩罗诗力救国论”的破产，但这丝毫也无损这些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它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场伟大的破坏。

鲁迅在东瀛度过了整整七年青春岁月，留下了洋洋大观的文字。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文字中，七年的留学生涯几乎是空白，作者目光所及是西方，思虑所在是中国，对眼皮底下的东瀛仿佛视而不见，甚至连“日本”两个字都看不到。归国之后，鲁迅也很少回忆那段生活，除了在少数几篇文章里略有涉及；写留日生活的只有《藤野先生》一篇，那也是在时隔二十年之后，并且有特殊的背景(当时鲁迅在厦门大学，正受“现代评论”派人士的压挤，心情郁闷，作了一系列怀旧文章，名为《朝花夕拾》，《藤野先生》是其中之一，结尾还特意点出：藤野先生是作者抨击“正人君子”的自勉力量)。一个人不怀旧，无非两种理由：一是往事不堪回首，另一是往事懒得回首，都证明着那段生活并不愉快。

确实，对于留日时代的鲁迅来说，日本只能是一个冷漠的、令人感到屈辱的存在，其中虽有藤野先生那样的有正义感的日本教授的亲切关怀，但这只不过像漫漫暗夜里的一支微烛，反而将黑暗衬托得更加清楚。关于这一点，“幻灯事件”已有形象的说明，然而比起“幻灯事件”来，“泄题事件”更具杀伤力。鲁迅的学医成绩并不出色，第一学年考试分数平均为65.5分，一百四十二人中排名第68，结果还是引起日本同学的疑心，以为藤野先生事先给他泄了考题，使他解剖学得了高分，于是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又是查他的课堂笔记，使他饱受屈辱。关于这件事，二十年之后鲁迅这样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的疑惑。”(《藤野先生》)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了一年半，就不辞而别，连退学手续都是委托他人经办的。

然而，对于鲁迅这样的精神强者，小日本的歧视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伤害。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英雄，鲁迅不会为这类事耿耿于怀，事实上，对日本的岛国根性，鲁迅从未给过以牙还牙的抨击，这一点他与郭沫若很不一样；相反，他对日本的观察总是着眼于正面，结合鲁迅后来有关日本的零散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日本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新发户”，虽然没有卓越的伟人与独创的文明，却比僵化的破落户的中国更有生存的希望，在一篇文章中，鲁迅借厨川白村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这样写道：“著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越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学等辈的学者；但是，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著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了。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人物……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象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出了象牙塔·后记》)第二，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璺)到底的、做事认真的气质，这种气质可以医治中国人的毛病。据日本友人回忆，鲁迅有一次同内山完造谈话时这样说：“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这病叫作‘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治不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我们不妨排斥日本人，但必须买到这种药。”(内山完造《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临终前，鲁迅还留下这样的话：“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璺)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来对付过去。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岛崎藤村《鲁迅的话》)必须指出的是，鲁迅总结的这两点有特殊的语境，他对日本的肯定赞美并不是出于特别的喜爱，就像乃弟周作人那样，而是另有一个令人绝望的参照——中国的存在。由此可见，日本在鲁迅笔下的空白，既不是出于通常的“大中华”对“小日本”的文化优越感，也不是由于狭隘的民族情感，而是鲁迅特殊的思维方式所然。确实，相对于鲁迅那样的博大深邃的胸怀，日本毕竟小了一点，也浅了一点，无法从根本上给中国提供充足的精神资源，这个国度里既不出尼采、叔本华这样的文化超人，也没有拜伦、雪莱那样的摩罗诗人，闻名于世的，只有那种接近“兽性爱国主义”的武士道、泯灭个性的集团性和礼仪繁琐的“人情美”，那些都是鲁迅不喜欢或者不感兴趣的东西。

日本鲁迅研究大家竹内好认为：鲁迅留学时代的文学运动与日本文学并无干系，这一点与后来的创造社形成鲜明的对照。周作人的叙述证实了这一点，据周作人介绍，留日时代的鲁迅对于日本文学殊不注意，对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只重其批评或译文，只有夏目漱石的讽刺小说《我是猫》、《虞美人草》他比较爱读，岛崎藤村的作品从不问津，自然主义文学盛行时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红绿的《鸭》一读，但并不感兴趣。(《关于鲁迅之二》)这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鲁迅感兴趣的日本作家(前四位)都有留学西方的背景，关注的是他们的翻译评论而不是创作；二、鲁迅对那些本土趣味浓郁的日本作家没有什么兴趣；这证明鲁迅读日本文学，为的是了解西方文学，日本文学对于鲁迅充其量只有媒介的作用。

然而，这决不意味日本文化对鲁迅无足轻重，事实恰好相反，七年的留日生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影响至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为鲁迅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和窗口，鲁迅了解了世界，发现了自我，形成了“立人”与“摩罗文学救国”的思路；第二，东瀛岛国的文化风土——那种非理性的悲情，对鲁迅的精神气质也有某种潜移默化之力。鲁迅本是一个理性丰沛的人，家道中落后饱尝世态炎凉所带来的心理创伤，给他的性格蒙上一层阴影，加上留日后受“弱国子民”的屈辱与岛国悲情的双重刺激，使精神天平倾向于非理性，形成了他特有的冷峻、深邃与虚无的思想风格；在此基础上鲁迅创造了自己的文学世界，遥遥领先于当时的中国文坛。然而，相对于鲁迅博大的胸怀与深邃的气质，东瀛岛国毕竟小了些，假如有机会到欧美留学，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方文化，鲁迅定当有更大的收获。P9-12

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字：留学。自从1847年容闳等三名学子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东渡新大陆，首开中国人留学的记录，这一百六十多年来，留学潮由小变大，奔涌不息，期间尽管出现反复(如留美幼童中途撤回，“冷战”时期中国大陆停止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总体上呈现着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国大陆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世界大串连”浪潮，至今方兴未艾。

从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思想现代转型的角度看，留学的意义与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胡适将留学比作摆渡西方文明的“舟楫”，将留学生比作“舵手”与“篙师”；季羡林将留学生比作“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现代化的报春花，都是可以成立的。举凡现代中国的一切，从物质文明到文化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莘莘学子从国外引进的。据统计，1900年至1937年在日本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的人数为十三万六千人；1854年至1953年的一个世纪内，中国留美学生达二万一千人；另据1945年《联大八年》的纪念册统计：西南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中，留学生一百五十六名，占总数的87％。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留学，便没有现代中国。

九十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外交危机激荡的结果，种子其实多年前早已布下，且与“留学”有直接的关联。其远因，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当时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惊破了中国人的千年迷梦，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制夷”之道，遂有后来的洋务运动及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留学生派遣；其近因，则主要由三件大事构成：以中国的惨败告终的1895年甲午战争，在宣告中日国际地位发生逆转的同时，也宣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破产、西方近代文化的胜利，第二年，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十三名留学生，以此为开端，留学的大门正式开启，有识之士纷纷东渡日本；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进一步摧毁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其情形正如孙中山先生说的那样：“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之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三民主义第五讲》，1924)在沿海地区的知识界，留学渐成一种风气；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提前废除，釜底抽薪，断绝了中国学子历来的安身立命之路，是年留日狂潮勃兴，五千中国留学生一下子涌到东京，第二年激增到一万三千。至此，出洋留学之潮，已是沛然莫之能御。客观地看，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学子想接受地道的现代教育，成就一番事业，出洋留学几乎是惟一的途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已如开弓之箭。此后十年，正是中国文化发生结构性变化，新学取代旧学的时期，日译的西方新概念、新名词，通过留日学子之手铺天盖地涌人中国；与之同时，留学欧美的中国学子也不断地给故国输入新文法、新学理、新思想，尤其是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留美学子，在大洋彼岸酝酿了一场文学革命，不仅在理论上为新文学鸣锣开道，也在操作层面上为新文学的诞生作了示范。至此，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已是呼之欲出。

缅怀前贤的留学壮举，不由令人感慨万端。莘莘学子在异域度过宝贵的青春岁月，孜孜砣砣，遨游于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海洋，含英咀华，为沉疴深重的祖国把脉，并为其设计未来。鲁迅和胡适，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留学时代写下的《摩罗诗力说》、《非留学篇》，至今依然熠熠闪光。他们都具备文化圣人的气质，一个发誓“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个立志“他日为国人导师”；他们的救国方略都抓住了根本：一个主张“立人”，从精神人手，改造国民性，建设一个“外不后于世界潮流，内不失传统血脉”的新中国；一个主张“树人”，通过滴水穿石的教育，为未来“造新因”。他们的思想基石，在留学时代就已形成，回国之后，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确实，没有他们的呕心沥血、唤醒国人、开启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及时地接轨，中国人的“球籍”恐怕真的不保。

然而，留学给我们带来的并非都是风和日丽的美景。纵观20世纪中国的文化景观，处处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每一种流行的思潮背后，都有西方的依傍，什么中国的杜威，中国的歌德，中国的席勒，中国的卢骚，中国的左拉，中国的泰戈尔，中国的曼殊斐尔，中国的赫胥黎，中国的毕加索，不一而足，本土的文化圣祖，不是被打翻在地，就是被彻底遗忘；同样，中国思想界、文坛上无休止的争论，多半是西方已有论争的翻版，中国学子们挥舞着从西方师父那儿舶来的利器，打得不可开交，偌大的中国知识界，成了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各种思想、学说、主义在这里冲折较量，消耗着巨大的能量。在这种处境下，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标准与话语方式，一切惟西方马首是瞻，陷于被言说、被解释、被界定的可悲境地。这一切无疑都是留学带来的副产品。

追本溯源，留学本是西方强势文明在全世界扩张的结果，而落实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超稳定”精神结构的农业文明古国，事情不能不变得格外尴尬。众所周知，中国人对留学的态度曾经历过一个一百八十度的逆转：从将异域西方视若蛮夷鬼域，无人愿往，到对它顶礼膜拜，趋之若鹜，这个极具戏剧性的逆转过程，反映了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经受过七十年的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文化自信心失落，由“中体西用”向“全盘西化”倾斜，文化思想主权不得不拱手相让的严峻现实。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扭曲和伤害是无法估量的，造成了他们文化人格的分裂，精神定力的丧失。

更何况，“西方”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多元的存在，有英国式的，有法国式的，有俄国式的，还有日本式的。因此，如何西化，以哪一国为效仿的样板，便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客观的结果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学国的社会制度、政治模式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年轻的中国学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所谓“留日派”、“留俄派”、“留欧派”、“留美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当然，中国学子的家庭出身、固有的知识教养，乃至个人的性格气质，也都潜在地制约着中国学子对异域文化的选择与认同，两者一经契合，便产生各式的西方文化代理人，比如胡适之于美国，丁文江之于英国，瞿秋白之于俄国，周作人之于日本；单独地看，他们自成体系，无懈可击，合到一起，便不免扦格，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到后来，在客观的态势上，形成了以胡适为首的留欧／美派和以鲁迅、郭沫若为首的留日／俄派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在社会矛盾不断升级、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冲突博弈，形同水火；而暗中操纵这一切的，是代表着人类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俄、美超级大国。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是没有任何留学背景的毛泽东。这位自学成才的伟人一向瞧不起留学生，早在1920年给友人信中就这样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毛泽东对其有更严厉的批判——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地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毛泽东对留学生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然而完全的否定，却也有失公平。毛泽东固然没有留过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受留学的影响，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包括他用的词汇(如上述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很大一部分都是留学生从国外引进的，经过他的天才头脑的整合，变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斗争哲学。广义地说，近代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留没留过学，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免受“留学”的影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是西风东渐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宿命，其是其非，都包含在其中。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传统的中国好比是驴，近代的西方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根据生物杂交的一般原理，第一代的杂种兼具双方的优点，品种最佳，之后逐渐退化。这个生物学原理同样符合中国现代留学史的实况。第一代留学生里多出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文化巨人，如严复、陈寅恪、鲁迅、丁文江、胡适、郭沫若等，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但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逝，这种学贯中西、兼具马驴优点的“超级骡子”越来越少，他们的遗产也越来越难以为后人继承。然而仔细想一想，也只好释然：既然产生这种“超级骡子”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骡子文化”每况愈下也是情理中的事。到后来，“骡子”分成两大派：一派性近驴，姑且称“驴骡”，一派性近马，姑且称“马骡”；前者号称“寻根派”，后者号称“现代派”，他们争吵不息，经常上演“关公战秦琼”的大戏，表面上热闹，却少了祖先的眼光和气魄。“驴骡”个头小，势单力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地位，由于血液里文化基因的作用，时时萌发返本的冲动，弄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新古董，让辉煌的古典传统回光返照一把；“马骡”个头高大，气宇轩昂，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中一直占据优势，隔三差五从西方师父那儿批发些新鲜玩艺儿，各领风骚三五天，其语言是中式鸟语，深奥如天书，故只能在一个极小的行家圈子里通行。有意思的是，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国运昌盛，国粹行情日渐看涨，“马骡”们也纷纷鼓吹起中国传统文化来，用的却是他们的洋腔洋调。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应当承认，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的、主体性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语境至少经历了六次剧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命运，我们无法对此作简单的臧否，只能心怀忧思，静观其变。众所周知，现实中的骡子不能生殖，故而性情暴躁。那么文化学意义上的骡子又怎么样呢？这一百年来接连不断的喧哗、骚动与争斗，是否就是“骡子文化”遗传焦虑的一种表征呢？

十几年前留日归来，在反刍四年异域生活，写《暧昧的日本人》的时候，萌生了研究留学生文学的念头。当时只觉得这个题目有趣而且重要，上手之后，才发现自己掉入了一个陷阱。凭自己可怜的知识学养，要想说清楚这个涵盖古今中西的题目，简直太难了。起初真是无从措手，中间几次都想放弃。能够坚持下来，完全是出于职业道德的鞭策，那种艰难，犹如西绪弗斯推着巨石上山。由于拙于理论思辨，只好采取最笨拙的办法：一遍又一遍地细读文本和相关历史文献，发现蛛丝马迹，摸着石头过河。惨淡经营十余年，弄出这么一个东西。本书解读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重量级的“骡子”，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及其结果的阐述，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如果这本书有助于大家思考和理解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处境，并且作出积极的反应，我的力气就算没有白费。

2009年大暑中

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命运，我们无法对此作简单的臧否，只能心怀忧思，静观其变。众所周知，现实中的骡子不能生殖，故而性情暴躁。那么文化学意义上的骡子又怎么样呢？这一百年来接连不断的喧哗、骚动与争斗，是否就是“骡子文化”遗传焦虑的一种表征呢？

——李兆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