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出生在战争年代，父辈的严格教育为他们定好人生底色。艰苦动荡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年，建功立业的中年，老有所为的晚年，他们历尽坎坷、坚忍勤奋的非凡人生，折射出共和国60年辉煌与磨难并存的大历史。

本书道外界未知之情，补正史不足之实！

这是一部专门研究哈军工的高级干部子女(包含著名烈士子女)学员人生的传记文学作品，由24位人物的小传结集成一本书。

本书以鲜为人知的丰富史料，再现了新中国开国元勋（包括著名革命烈士）充满曲折与磨难的革命生涯。作者用生动细腻的笔墨描写了24个家庭的家风家教和父子两代人的至爱亲情，折射出林伯渠、谢觉哉、刘伯承、罗荣桓、陈毅、邓子恢、粟裕、罗瑞卿、张云逸、张爱萍、宋任穷、滕代远、左权、罗炳辉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高风亮节，首次向世人披露了他们的子女在父辈的严格教育下，恪守庭训，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为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业绩斐然的非凡人生。全书展现出的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百年大历史。

哈军工历史上的干部子女学员(代序)

永不凋谢的五月花——记张玛娅

传奇家族的普通一兵——记赵一玮

步履稳健，志坚如钢——记徐志坚

在我国首次核武器试验中立功——记罗箭

情系太行山——记刘太行

无愧于父母的英名——记宋勤

父亲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记罗东进

女儿心中的丰碑——记左太北

飘逸而充实的人生——记谢飘

一生都谨记父教——记林用三

诗情父子——记陈丹淮

“军事父子”的报国情怀——记粟戎生

度尽劫波现英才——记刘小林

我军信息化建设的拓荒牛——记张翔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领军者——记谢名苞

历尽劫难，不改赤子之心——记林晓霖

中国武警部队的女将军——记杨俊生

盘点秋实色彩丰——记贾虹声

感受父亲的高风亮节——记邓淮生

一位教育心理学家——记罗新安

大海的女儿——记霍玲

好男儿要自己闯天下——记张光东

一辈子为人民服务——记滕久明

搏击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记杨小斌

后记

附录 哈军工部分高级干部(含革命烈士、知名人士)子女学员名录

1976年初，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江青一伙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步伐，这个“红都女皇”的恶心事儿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一个周末，张玛娅带着儿子到什刹海溜冰，儿子不慎掉进冰窟窿，幸好是在湖边，张玛娅忙把儿子拽上来，匆匆赶到交道口堂兄家给儿子换衣服。堂兄韦韬和堂嫂陈小曼留张玛娅母子吃晚饭，大家趁机交换一下对时局的看法。

张玛娅把自己对当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腔愤懑都说出来：“我不懂为什么要反对邓小平，我不服气，就跟他们辩论。上面布置下来要我们写大字报，我写不出来，可我是室主任，又不能不写。”

陈小曼担心张玛娅再次受到迫害，就劝她不要和别人辩论，也不要写大字报：“你从苏联回来才学的中文，你就借口中文不好，不会写，他们就拿你没办法。”

“可我看不惯，我跟他们辩论。”张玛娅还是转不过弯儿来，“我认为毛主席身边就是有坏人，他们在搞阴谋，不让我们国家强盛起来……邓小平上台之后，好不容易又开始抓生产了，他们却……”

韦韬和陈小曼赶快给张玛娅踩刹车：“你千万不要随便说话，我们对现实也很不满，但我们左右不了形势，现在所能做到的，只有沉默。我们在单位开会时就不发言，被领导点名也不发言。你千万要注意啊！”

清明节的时候，首都百万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张玛娅两次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也抄下不少诗词，广场上那浩然而悲壮的气氛深深震撼着张玛娅的心灵，她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惨遭镇压后，“四人帮”在七机部里的心腹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狠抓“双追”，张玛娅成了他们重点锁定的目标。

在以言治罪的年代，人们都学会了掩饰自己真实感情的护身术，无论多么痛恨“四人帮”，但在公开场合，都要按“中央文件”和报纸的统一口径说话，大家对这一套都心照不宣。可张玛娅就是做不到这一点，她一向光明磊落，表里如一，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厌恶两面派的作风。

四月底，在研究室的党小组会议上，别人都闪烁其词，哼哼哈哈，唯有张玛娅态度鲜明，锋芒毕露。她坦然承认自己去过天安门广场，而且很受教育，她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没有错。

会场一下寂静下来，人们吃惊地望着张玛娅。主持会议的人正是前几年积极整张玛娅的那个干将，他一阵窃喜，不露声色，故意装着没有听清，偏过头套问道：“玛娅同志，你刚才说的意见，我没有听清楚，是否请你扼要地再说一下？”

从来不懂设防的张玛娅天真地重复了自己的观点：“七机部这几年在张爱萍的领导下很有成绩，批判张爱萍是资产阶级代理人，我想不通。倒是应该问一下江青，她批周公，批投降派，是什么目的？我看她有野心。”

党小组会议转而对张玛娅进行“帮助”，她不服气，继续与人争辩，所领导责令她写出检查，说三天后开全室大会。

张玛娅心事重重地来找堂兄嫂，她想向兄嫂讨教。听了她讲的情况，陈小曼急得连声埋怨：“哎呀你呀，为什么要在会上说这些话呢？”

“我忍不住呀，我认为他们太没有道理，而且我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

韦韬摇头叹道：“你太天真了，怎么能与他们争辩什么是真理呢！你这么做，套用一句中国成语，叫着‘自投罗网’。舒龙山一伙正要抓出几个典型来邀功呢。”  张玛娅说：“现在我的检查还没有写，我也不知道怎么写，我总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吧。”

“你不能再犯傻了！”韦韬批评张玛娅说：“你要明白，你辩论的对手是‘四人帮’的爪牙，与他们不存在公正的辩论。现在一般人通常采用的办法是沉默和敷衍，这是对付他们的韬略。”

堂兄嫂给张玛娅出了不少主意，教她怎么写检查，再三告诫她，政治斗争绝不可意气用事，不计后果。要学会忍耐，要想到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临走的时候，张玛娅的心情开朗许多，她表示要按着堂兄嫂的意见办。

几天以后，张玛娅的处境急转直下。“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张玛娅”的大字块、大字报贴满了研究所的大院，她再次被“群众专政”起来，第二次带上了“现反”的帽子，被押到大小会上轮番批斗。开始，张玛娅还努力按哥嫂的嘱咐，尽全力忍耐着，后来，她那刚直不阿的性格再也忍受不了残酷的精神凌辱和人身折磨，她在批斗会上据理反驳，结果中了圈套，问题越斗越多，越斗越严重，纲越上越高，批斗的范围也越来越大。P012-013

哈军工历史上的干部子女学员(代序)

2007年夏，我在北京办事，适逢哈军工北京校友会召开一小型校友聚会，就去参加了。当时北京电视台计划拍摄一部关于哈军工历史的专题电视片，所以，会议组织者特地邀请电视台导演参加会议并安排在会上发言。那导演讲了半截，冒出这么一句话：“按我的理解，哈军工就是为中央高干子弟量身定做的一所贵族子弟学校……”他刚说到这里，坐在第一排的刘居英老院长打断了他的话：“对不起，我要打断你一下，你刚才说什么？贵族子弟学校？还是量身定做的……”

老院长说着说着来了气，转过身喊我：“滕叙兖来了没有？”

坐在最后的我赶紧站起来答道：“院长，我在这里！”

“你上来，给这位导演同志讲讲哈军工的历史！”

会场一片哗然，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我只好走到前面，为那位满脸绯红、尴尬不堪的导演先生解围。

其实，称哈军工为“贵族子弟学校”绝非这位导演先生的独创。

在中国的社会传闻和坊间流言中，把哈军工称为“将门相国之后云集”、“红色后代最佳选择”的“贵族子弟学校”，已经绵延不绝几十年了，这是为什么？一方面，迄今为止，在全国著名高校里，若论高干子女的数量之多和他们家长的干部级别之高，哈军工肯定名列前茅，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哈军工是一所高度机密的国防科技学府，人们本来就对神秘的哈军工充满了好奇心，而高干子弟的名人家庭背景又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另一方面，若干年来，个别媒体或互联网上的炒作传播，添油加醋，编造演绎，以讹传讹，使得哈军工历史上的干部子女问题更加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然而，社会传闻和坊问流言并非历史的真实。作为哈军工史学研究者，我有必要对哈军工的干部子女学员问题做个专题论述。

1952年秋，陈赓大将创办哈军工的初期，困难重重，首先就有生源上的问题。陈毅元帅曾公开号召中央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哈军工读书，以此影响全社会，为声名无法与北大、清华等名校相比的“军事工程学院”造势。当时朝鲜战场炮声正隆，前线急需哈军工培养的军事工程师，哈军工头几期学员中就有极个别害怕打仗的青年逃跑了。所以，当时高级干部让自己的子女到哈军工上学，绝非是“靠特权走后门”，相反要有送子上前线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老干部，焦急地盼望新中国有自己培养的军事科技干部，就像1927年盼望共产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哈军工，掌握尖端的国防科技，实现富国强军的夙愿，这自然都是正面的，合情合理的。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哈军工的成功办学，声名鹊起，社会应届高中毕业生都以报考哈军工为荣，特别是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弟(包括革命烈士子女)更把哈军工定为报考理工科大学的首选目标，而且一家的几个孩子都先后进哈军工读书的例子不少。

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理想主义年代，哈军工的院长是陈赓大将，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名字，犹如万钧磁力，吸引着数不清的老革命的后代。他们在孩提时代就听父兄讲过陈赓的故事，带着金色的希冀奔向哈尔滨，进入全军顶尖的学府，穿上军装，做陈赓的弟子，这就意味着自己步入了威武雄壮的中国军旅之路，这是许多干部子女走向哈军工时隋绪亢奋，壮怀激烈的原因。父辈戎马一生，子女崇军尚武，子承父业，也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

那又是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自1957年起，哈军工的招生办法改为组织保送。军内招生由全军组织统一考核，学院复查，军外招生是由地方中学和教育主管部门按哈军工的条件，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和保送，学院复审，提前录取。复审时由招生组查看学生高中三年的全部成绩，取优上者，政治条件主要看学生的档案材料，这些都合格后，还有体格检查一关。由于学生没有参加全国高校统考，学生的成绩难免参差不齐，而全部依靠保送这种招生办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走后门”的弊端。无须讳言，干部子女的政治条件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在组织保送的名义下，青年学生的竞争不在一条起跑线上。有人曾说，“哈军工的干部子弟没有特殊化的问题”，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没有特殊化还需要严格教育干什么？起码入学“走后门”，给予一定的照顾，是在所难免的。1962年以后，哈军工的招生办法改为必须先经过全国高考统考，成绩不够不录取。所以，最后四期学生中的高干子女都是硬碰硬考上来的，基本上杜绝了“走后门”的现象。

从1959年秋两位元帅的儿子走进哈军工开始，哈军工高干子弟学员的数量明显增多。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从清华大学转学哈军工为标志，哈军工高干子女的表现成为中国高层密切注视的政治问题。

哈军工高干子女(含烈士子女)究竟有多少人呢？历史档案里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依笔者的粗略估计，应该占学生总数的6％一8％。从哈军工毕业的学生(包括短训班和“左”倾路线错误处理的学生)约有16000人，那么，高于子女有1000—1300人。同90％以上的工、农、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相比，干部子女毕竟还是占少数的。

现代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建国初期的所谓“高级干部”的定义，新中国的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等级，凡行政13级以上的干部均属高级干部。当年在哈军工有个不成文的约定俗成：“高干子女”的概念一般是指家长是地方副省级以上、中央副部级以上、军队少将以上的高级干部的子女或亲属。中央各部委的司长、局长，地方省、市里的部长、厅局长，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的领导干部，军队上校和大校军衔的干部等，绝大多数也属于高级干部，但他们的子女一般统称“干部子女”，在人们的眼里与上述的“高干子女”是有区别的，这些干部子女也把自己划归普通学员的范畴，不敢在同学们面前妄自尊大，自称是“高干子弟”，以免落个夜郎自大的笑柄。

笔者在本书的最后给出了一个附录，是对部分“高干子女”的粗略统计，但大多数干部子女我是无法搞清楚的。

哈军工干部子女学员的迅速增加和高度集中，成为迄今为止中国高等技术院校中独一无二的特例，干部子女的招生和教育问题亦成为哈军工办学史上的一大特点，并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陈赓在世的时候，就十分重视干部子女学员的教育问题，他特别把烈士子弟的成长挂在心上。他曾满怀深情地对院系领导干部说道：“他们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了，我们不管谁管？我们办学校嘛。”“教育干部子弟，我告诉你们两条：一是一视同仁，千万不要让他们养成优越感；二是有所不同，他们政治上敏感，所见所闻有时不能在班上说，想找领导谈谈，你们可以创造条件，让他们谈，对的接受，不对的解释和批评教育。”

陈赓晚年以病弱之躯，身体力行，亲自对干部子女进行耐心的教导。

1961年元旦刚过，学院领导决定对全院干部子弟学员的表现做一次全面调查，在空军、海军和导弹三个工程系分别召开了座谈会，政治部综合全院的调查结果，写出一份专题报告。报告称：

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干部子弟学员的绝大多数表现较好，他们朝气蓬勃，好学上进，靠近组织，尊重领导，在政治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起到了骨干作用，因而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

全院干部子弟中表现最好的，各方面堪称表率的是罗荣桓之子罗东进。其次还有14名表现比较突出的干部子女，他们是：邓小平之妹邓先群，彭真之子宋伯奇，叶挺之子叶启光，杨尚昆之子杨绍京，王震之子王之，张宗逊之女张晓楠，嘲奇才之子胡鲁克，边章五之女边宁宁，陈家康之子陈理疆，姬鹏飞之女姬攸玲，谭冠三之子谭戎生，杜平之女杜延平，李信之子李新阶，魏传统之女魏兰兰。

报告指出：

大部分干部子女学员存在程度不同的骄傲情绪，他们认为自己出身革命家庭，政治上纯洁，故优越感和自尊心强，容易自以为是，主观片面，对自己评价高，爱听表扬，不愿听批评。他们看别人的缺点多，老是“不满意”，有的在政治学习中老是批判别人；与工农出身的学员联系不够，不注意尊重基层领导，尤其对班长、副班长、团小组长等同学不尊重，愿意几个人凑在一起搞自由主义。

有的干部子弟找领导毛遂自荐，说想当个什么“锻炼锻炼”，他们有了问题不找专科主任谈，直接去找院系领导，引起专科干部的不满。有的干部子弟喜欢把在家中听到的“内部消息”拿到学院里散布，泄露了党的机密。个别干部子弟生活上爱吃爱玩，入学时，糖果、点心、罐头、香烟、照相机、收音机等都带来了，生活上特殊化，脱离了群众。

极个别的干部子弟生活散漫，吃吃喝喝，有时关起门来喝酒，抽高级香烟；学习上不努力，成绩不及格。

报告结尾说：

首先应肯定他们生长在革命家庭，深受革命影响，政治纯洁，对维护党的威信有强烈的责任心，依靠党、听党的话，愿意上进。但毕竟他们还年轻幼稚，因此加强教育，及时表扬其优点，指出其缺点，强调他们的骨干作用，应是对他们的经常教育内容。各级领导要经常关心他们(主要是政治上)，爱护他们，使他们有所感受。但又必须严格管理他们，多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教育他们，及时指出并纠正他们的缺点错误，尤其应经常注意防止他们的特殊化思想产生。

这是哈军工第一份关于干部子女的情况报告，刘居英副院长在这份报告中批示道：“对干部子弟要严加管教，一视同仁，一定时候可以开会进行专门教育。”

这份报告基本上体现了陈赓关于教育干部子弟的正确思想，说明哈军工已把教育干部子弟列为学院工作中的重点内容之一，各级领导特别是直接和学员生活在一起的学员队干部，都面临着一个崭新的课题。

在哈军工的历史上，干部子女的问题曾给中国党政军高层及中国社会带来了八次大的冲击。

这是一部专门研究哈军工的高级干部子女(包含著名烈士子女)学员人生的传记文学作品，由24位人物的小传结集成一本书。从2005年冬采访罗东进学长开始，到2009年春采访罗新安同学结束，在四年当中，笔者一边忙着出版新书和再版旧作，一边断断续续地采访了22名哈军工学子。张玛娅老师巳逝，我采访过她的弟弟陈祖涛老人；陈丹淮学长婉拒采访，令我遗憾，而这部传记叉万不能缺少陈毅元帅那首《示丹淮》诗，所以只能以陈丹淮学长本人的回忆文章和相关历史资料作为写作依据了。

书名为什么叫“开国元勋子女”？“开国元勋”是对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元老的一种笼统而通俗的尊称，并非说书中24位人物的父辈都符合开国元勋的量级，因为有的父辈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牺牲了。但是，这24位人物的父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中共建党初期到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即1937年以前)这一历史时期参加革命的红军干部，也就是说，是最早“打天下”的老资格的革命家。

为什么只写这24位人物？应该说，哈军工学子中人才济济，贤者如云，就以干部子女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几十年后回望他们的一生，绝大多数人是品学兼优、事业有成者，其中有很多杰出人物应该写，例如，北航著名教授杨为民，工程院院士徐玉如等。然而，一受时间的限制，我不能老是采访下去而不成书啊；二受本书篇幅的限制，人物太多，书就太厚了，会影响到书的定价；三又不好写现在仍在职的，例如俞正声、白克明等人。所以笔者就只好先选这24位人物作为哈军工干部子女学员的典型代表。

我选择立传人物的基本标准是：不看父辈地位高低，只看本人表现如何。口碑不好的人，其父辈官儿再大，我也不会招惹。事实证明，这24位人物在数十年的生涯中传承家风，谨守家教，清白做人，认真做事，在种种磨难中自强不息，踏踏实实地为国家为民族贡献出自己的才智，他们的操守和业绩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并得到社会的肯定。其中，张玛娅老师为了真理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命运多舛、饱受苦难的林晓霖则是另一个特例。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高干子女这个词历来是“敏感”的，关于高干子女的人物研究和写作自然也属于碰不得的“禁区”，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怪，你越是不想让人家知道，人们就越有兴趣窥探这个“禁区”。因为高干子女是中国政要名人之后，他们的父辈曾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在中国的特定体制下，他们的命运与父辈的政治生涯紧密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大都有过大落大起，大悲大喜的经历，或雄奇，或悲壮，或宛转，或悲凉……研究高干子女的人生，为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本书24位传主的人生素描，拼在一起，不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画卷吗？

笔者这里所研究的哈军工高干子女学员都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后期，我姑且把他们称为“老一代高干子女”(当然，当年从延安送到苏联的那一批孩子和后来“4821”们的资格就更老了)，以区别于改革开放后30年当中的“新一代高干子女”。

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养成主要依赖三个因素：家庭的熏陶培养、学校的教育和社会实践的磨炼。其中，家庭是这一链条上最为重要的第一环。生于战争年代的老一代高干子女，由于家教甚严，自幼就由父辈定好了底色，打下有理想、懂自律的良好的思想基础，这一点在本书各章中均有充分的表述。长大后，他们在哈军工这样正规的大学里受过严格的思想品德教育和科技知识灌输，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走上工作岗位后，又逢政治运动的大折腾，特别是十年浩劫，他们大多受到株连，遭遇坎坷和磨难。这些都成为他们成才率高的主要原因。

无须讳言，多年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高干子女这一名词往往是负面的意思多于正面的意思。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太子党”的称谓满天飞，表示中国草根阶层的芸芸众生对高干子女的厌恶和鄙视。笔者30年中耳闻目睹，感触甚深。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大潮中，驰骋政坛商海的新一代高干子女们逐渐形成左右中国政治和经济走向的特殊利益集团，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官场上前“腐”后继，商场上奋勇“钱”进的大环境下，许多新一代高干子女们子承父荫，权钱交易；圈地卖楼，日进斗金；靓车美女，酒绿灯红；豪宅从国内买到国外，存款也从国内存到国外……舆论滔滔，不绝于耳。他们还坚持执政党的信仰和理念吗？还想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服务吗？还能为中华民族“补天”吗？那只有天晓得。平心而论，就总体上说，笔者认为当今新一代高干子女与老一代高干子女相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重视并加强社会政要和名人富豪子女的教育，始终是一个严肃的、关系到国运民生和社会进步的大问题。然而，多年来几乎看不到关于这方面的文字报道，或许这是讳莫如深的高度机密的“政治禁区”。而在日益官场化的大学里，更难找到像当年哈军工那样严格教育干部子女的事例。

如果手中握有大小权柄的公仆们能从笔者这本书里学习一点党的高级干部的良好家风和教子之道，严格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如果从事教育工作的校长或教师们能从笔者这本书里吸取一点哈军工教育干部子女的经验，使当今那些娇生惯养、锦衣玉食的孩子们走上做人成材之路，那笔者就三生有幸了。

最后，笔者再一次感谢接受采访、提供口述历史的二十余位学长、学姐和同学们，还要感谢为此书提供过重要帮助的陈祖涛先生、龙美光先生、周小强先生、尚法尊老师、毛焕曾老师、吴凤鸣学姐、杨昂岳学长、谢代辛学长、陆炳文同学、吴新明同学、朱柏青同学、杨建同学。

笔者才疏学浅，写作中难免存在诸多错讹和疏漏，敬请读者不吝指教，是所至祷。

滕叙兖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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