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易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十月》发表的短篇小说《春雪》和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以其思想的深刻、艺术的精湛和文字的优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两部作品都极其真实地摹写了“共和国困难时期”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另类”人物悲剧性的爱情历程和生命轨迹，深层次地揭示了反右之类的阶级斗争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剧痛和创伤。无论是其题材选择，还是作品所流露的思想、价值取向，还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政治文化语境，无疑都是很不寻常的异端。

《春雪》和《初恋的回声》是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较早地发出了对一个时期日盛一日的“极左”之冈(不久便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控诉，和对追求人的尊严、价值、思想和爱情自由的呼唤。它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批判，远远超过了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名作。从艺术上讲，这两部作品也都显示出一种大家风范。生动的细节描绘，真实的环境渲染，成功的人物刻画，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凄婉动人的爱情悲剧，赋予作品以很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部作品对于爱情的本真叙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这一时期小说中典型人物缺失人性的书写规范；它们对人物命运、性格的揭示，则达到了五六十年代文学少有的艺术深度。

春雪

初恋的回声

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

春雪

我们都没有料到这不期而遇的邂逅。

只是当场内灯光重亮、观众离席而起的时候，我才恍然发现：电影开映后，前排一位摸黑进来的观众就是她。我们都愣住了。良久，我才伸出手去。我很想说些什么，可是声音哽塞在喉咙里，只不过动了动嘴唇。

我们随着人流，走出了大华电影院。

天已经黑了。

由于温度的突变抑或其他什么原因，我忽然打起了寒颤，牙齿不由自主地碰得嗒嗒地响。我咬紧牙关，竭尽全力，才勉强忍住了——因为我觉得，在她面前这样发抖，是可笑的。

天真冷。冷得出奇。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冬天似乎没有这么冷。

今年春天，北京的气候怪极了。前几天，特别暖和，人们都换上了春装，路旁的树木也都已抽芽。这几天，气温骤然下降，仿佛又回到了冬天。气象预报说，今天有中雪。我抬头仰望天空，黑黑的云层几乎就压在屋顶上。看样子，这场雪恐怕难免的了。

我们习惯地穿过马路，拐进金鱼胡同。

像以往一样，她走在我的右边。她戴着头巾，低着头，一声也不响。在路灯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她的脸。我只感到，她侧影的轮廓依旧那么清秀。呵，简直难以相信，相隔五年，我们又见面了，而且那么突然，那么意外。

意外吗？不尽然。五年来，我一直在期待这样的时刻。在我的幻想中，这应该是一个不无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剧式的场面。事实上，这幕期待中的悲剧，我在幻梦中早已经历了何止千百次。可是，现在，她——这个我如此深深地热爱过的无情的人，就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却那么沉静。既没有撕心欲裂的怨恨，也没有狂暴盛怒的激动。

记得1960年秋天，老孙来西宁我们单位出差。他有意或无意地谈起她在反右倾斗争中栽了跟头，一个小伙子也跟她分道扬镳了。当时，我感到一阵幸灾乐祸的快意；然而，夜晚，我躺在床上，却莫名其妙地悄悄地哭了。

此刻，回忆起来，我倒好像有点儿明白了。怎么说呢，不管怎样，也许直至今天，在我的内心深处，对她更多的却依然是温情

“呜——呜——”一阵喇叭的呜叫声传人耳膜，接着有人拉了拉我的袖口。我赶紧躲开了迎面而来的一辆小轿车。原来，我们已到了王府井。

“到和平餐厅去吃点儿东西好吗？”她低声问。

“好。”我随口同意了。

话刚脱口，我就后悔了。为什么要到和平餐厅去？为了怀旧？噢，谢天谢地，我可没有这样的兴致！换一个地方岂不更好？天知道我怎么会同意的！可是，再一想，我又觉得自己十分可笑。既然她满不在乎，我又何必忌讳？和平餐厅就和平餐厅！旧地重游也无妨……

“我们上楼吧？”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

刚走到楼梯中央，我就听到了楼上传来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从前可不是这样。从前，每次迎接我们的都是《蓝色的多瑙河》的轻快优美的旋律。“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简直怀疑，在我这一生中，还曾经有过春光明媚的日子……

我环顾四周，熟悉的景象映人眼帘。一切的一切，跟我五年前最后一次和她到这儿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要不是大河的水淹没了蓝色的多瑙河，我真会以为那逝去了的春天又重现了呢！

幸而天气恶劣，楼下顾客不多，楼上更少。宽敞的餐厅显得有些空旷。我们挑选了一个靠窗的对座，脱掉外衣，刚一坐定，服务员就送来了菜单。

我要了两客份菜。

“两客九元，粮票四两。”服务员娴熟地说。

不巧，上衣口袋里的钱不够。我正要伸手到衬衫口袋里去拿，她已抢先付钞了。

我做了个遗憾的手势。

“你怎么跟我客气起来了呢？”她不以为然地说。

我模棱两可地笑了笑。

她用手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注视着我说：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没想到。”

“几年不见，你还是老样子。”

“哪儿的话——老了，头发都开始秃了。”

“不，你变化不大。”她固执地说，“至少，没有我变化大。你看，我老了吧？”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的确，她老了不少。她瘦了，脸部圆润的线条变得严峻了，明亮的双眸已失去原有的光辉，开始黯淡了，甚至连眼角都出现了细细的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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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应被文坛淡忘的作家

王贵如

今年，是余易木先生辞世十一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他的长篇小说遗稿《荒谬的故事》和《春雪》、《初恋的回声》、《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得以出版，令人甚感欣悦。为了易木兄的遗作及早面世，多年来，青海省文联、青海省作家协会、《青海湖》编辑部、青海人民出版社以及张守仁、王复羊、樊光明、陈士濂、班果、左良、杨逊、邢孔荣、王志达、辛茜等同志做了许多令人感佩的工作。没有他们满腔热情的呼吁、争取和努力，就不会有读者眼前的这本书。作为余易木先生的一个朋友、一个粉丝，我谨向这些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型文学月刊《十月》以醒目的位置，接连推出了余易木先生的短篇小说《春雪》和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我在不经意中拜读了这两部作品，深为小说思想的深刻、艺术的精湛、文字的优美和氤氲在字里行间的人性之美、道德之美所折服。看到文中多次出现的“西宁”、“青海湖”等字眼和文末标注的写作地点，我估计这两部作品是青海作家的手笔。能出这样的小说家，实在是青海的光荣、青海的骄傲。此后不久，我由海西自治州调省文联工作，遂有幸与《春雪》的作者余易木先生相识。第一次见面，彼此通报姓名之后，易木兄就像个老熟人似的对我说：“我们早就认识。”认识？易木兄大名鼎鼎，说我认识他还差不多，可他怎么会认识我呢？ “《钟亭纪事》写得不错，我为它郑重地投过一票。”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余易木先生曾经担任过青海省建国三十五周年优秀文学作品奖的评委，拙作《钟亭纪事》在这次评比中幸获奖励。从以文会友的意义上说我和他早就认识，似也不错。此后，我和易木兄在青海文艺界的一些会议和活动中虽然也经常见面，但很少有机会叙谈。只有那么一二次，因为开完会时间还早，我们算是海阔天空地聊过一阵，从各自的经历说到改革开放，从一些文学经典谈到当时的伤痕文学。这几次交谈，余易木留给我的印象是：快人快语，有话绝不藏着掖着，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很不善于伪装自己；备经坎坷，饱受磨难，但却始终不甘沉沦；知识渊博，文学功底十分扎实，是个眼光不俗的人。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说到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班主任》的时候，易木兄的见解就有些与众不同：“这个作品‘文革’文学的痕迹还很重，艺术上也比较粗糙。评价太高了，恐怕难以服人。”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余易木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国立高等机械技术学校，1957年错划为右派后由北京发落到青海劳动，后来一直在青海物资局所属的机械修配厂供职。以他的才华和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他完全有可能调回上海或其他一些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享受更为优厚的待遇，在更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平台上，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但当我问及此事时，他的回答却是：“不走了，既然一辈子都在青海，那就终老青海吧。何处黄土不埋人啊！”一语成谶，青海果然成了他生命的归宿。不要说离开青海，就连他所在的单位，余易木也舍不得离开。在我到省文联工作之前，前任领导就有过调他来文联当专业作家的动议。那天跟他聊的时候，我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但他不愿意到文联来，说：“正是修造厂需要我的时候，我走了，那就不仗义了。再说，当了专业作家未必就能写出东西。”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到青海广播电视厅工作以后，易木兄还给我来过几次电话，一次是要我给他找一盘磁带，一次是说他的电视机出了故障，让我找个技术人员帮助修理。问到他的工作、身体状况，回答总是“还好，还好。”得知易木兄驾鹤西去的消息，我心里特别难过，他才61岁呀，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我和林惜醇、陈士濂、程枫、左良、裴林等人，匆匆赶往他的住处，与他作最后的诀别。看到他的房子里陈设仍然是那么简单，家具也是那么破旧，连像点样子的替换衣服都找不到，以至还要临时派人到街上去为他采买“老衣”，我们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易木兄走了，但他把几部沉甸甸的作品留在了人间，留给了广大读者。我非常同意著名作家、编辑家张守仁先生对《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的评价：“这两部作品，由于其艺术质量峰值之高，不仅在上世纪60年代国中无人能与之比肩，就是放在新时期繁荣以来众多获奖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毫不逊色，且仍能显示出它们奇异的光彩。”短篇小说《春雪》写于1962年8月，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写于1963年4月到1965年4月。两部作品都极其真实地摹写了“共和国困难时期”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另类”人物悲剧性的爱情历程和生命轨迹，深层次地揭示了反右之类的阶级斗争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剧痛和创伤。无论是其题材选择，还是作品所流露的思想、价值取向，还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政治文化语境，无疑都是很不寻常的异端。立足于今天的认识高度，则应该说，《春雪》和《初恋的回声》是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较早地发出了对一个时期日盛一日的“极左”之冈(不久便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控诉，和对追求人的尊严、价值、思想和爱情自由的呼唤。它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批判，远远超过了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名作。从艺术上讲，这两部作品也都显示出一种大家风范。生动的细节描绘，真实的环境渲染，成功的人物刻画，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凄婉动人的爱情悲剧，赋予作品以很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部作品对于爱情的本真叙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这一时期小说中典型人物缺失人性的书写规范；它们对人物命运、性格的揭示，则达到了五六十年代文学少有的艺术深度。

《春雪》和《初恋的回声》于80年代初发表，由于夹杂在伤痕文学的大潮里，尽管读者都觉得不错，但在很长时间里，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们并没有真正认识两部作品的价值，更没有人指出创作于60年代的这两部作品与70年代末流行的“伤痕文学”意义有何不同。实际上，二者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伤痕文学”是在文学已经恢复了对人性、人情、人的尊严的正面书写以后出现的，而《春雪》和《初恋的回声》却是在亲情、爱情、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些人性的内容几近封冻的时候产生的；“伤痕文学”中的不少作品，虽然在主题意蕴上开始摆脱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个披戴几十年的枷锁，初步表现出“为人服务”和向文学本体的回归，但毋庸讳言的是，“伤痕文学”这一创作潮流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一种政治叙事，在艺术形式上也常常是对“文革”文学的蹈袭，而《春雪》和《初恋的回声》显然不存在这样的缺憾；就人物形象而言，两部作品也没有“伤痕文学”中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意味，没有“伤痕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高大全”的痕迹，从而更多地显示出了现实主义的深度……凡此种种，都应该说是《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的文学史意义。我丝毫无意于贬低伤痕文学，而只是想提醒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们注意，伤痕文学功不可没，但作家余易木与他的作品同样不该被文坛淡忘。

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志是看他的创作是否打上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印记，是否有了自己个性化的审美理想和叙事风格。以这样的标准来判断，余易木已然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小说家。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融入到了小说作品之中，他让那些以整个身心感受、体察的生命与爱、苦难与意志流淌在诗意的、个性鲜明的叙写之中。《春雪》和《初恋的回声》因此而成为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

易木兄生前有过这样的愿望：“我写的一些文学作品在好友间传阅，将来人们也许会记起我。”事实已经证明，余易木先生的作品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这和评论界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早的情况不必说了，就在前两三年，一位署名“踏剑傲穹”的网友，还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键盘上敲打出了《初恋的回声》(近7万字)放在网上供大家享用；另有一位读者，为了收集余易木的作品，特意制作了一副杂志专用拍摄卡，并买了一架三星数码相机，前后四次跑四川大学图书馆……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恕我不再一一列举。余易木先生泉下有知，当欣然一笑。毕竞，读者才是文学作品的上帝。现实主义的魅力之一就是对读者的亲和力。因为亲和力，现实主义小说故而长盛不衰。

此外，未与记者谋面的作品《荒谬的故事》延续了余易木小说的风格和长处，相信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欢迎！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