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是国内第一次将多位茅盾文学奖获奖者的散文以丛书的形式集中呈现，反映了他们散文创作的主要成就和独特风格。书中不仅包括他们过去的散文佳作，也酌选了每人最新的散文名篇。该丛书旨在向读者全面展示这些小说家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杰出成就，不仅体现了他们创作的另一个侧面，也以别样的视角反映出他们个人的心灵世界。

本书收入了《朱皇帝的残忍》、《义和拳百年祭》、《草间偷活沉吟不断》、《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中国文学离完蛋还有多远？》、《中国帝王的聪昏周期率》、《苏东坡与王安石》、《曹雪芹写性》等作品。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共收入了8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8部散文集，包括李国文的《历史的真相》、陈忠实的《俯仰关中》、刘心武的《人情似纸》、宗璞的《二十四番花信》、迟子建的《我对黑暗的柔情》、周大新的《我们会遇到什么》、熊召政的《醉里挑灯看剑》和刘玉民的《爱你生命的每一天》。

本书为丛书之一，分为大雅村言，中国文人，唐朝的天空，走近苏东坡，楼说红楼五辑。

第一辑 大雅村言

 皇帝与作家

 刘项原来不读书

 闲话建安七子

 朱皇帝的残忍

 义和拳百年祭

第二辑 中国文人

 何物老媪生宁馨儿？

 草间偷活沉吟不断

 挺然为之张居正

 升沉不过一秋风

 司马迁之死

 嵇中散之死

 李后主之死

 方孝孺之死

第三辑 唐朝的天空

 唐朝的天空

 曾经沧海难为水

 人间惟有杜司勋

 仰天大笑出门去

 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

 中国文学离完蛋还有多远？

 中国帝王的聪昏周期率

第四辑 走近苏东坡

 大江东去

 走近苏东坡

 大师的风范

 苏东坡与王安石

 苏东坡的最后流放

第五辑 楼外说红楼

 曹雪芹写性

 秦可卿的魅力

 天下第一老太

 王夫人的精明

 茗烟的奴才学

朱皇帝的残忍

在《且介亭杂文》一书中，鲁迅先生写过一篇《病后杂谈》，其中谈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酷刑：“剥皮揎草”。即是将一个活人的皮，生生地剥下来，然后塞上草。想象一下那行刑的场面，肯定是惨不忍睹。在历史上，大概只有一些极凶残的暴君、酷吏，以及杀人如毛的流寇、盗贼，才下得了这种毒手。然而，在明代，从朱元璋开始，有好几任皇帝，都曾正式地采用过这种野蛮刑法。堂堂大国的统治者，到了如此失却人性的地步，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少见。所以，鲁迅先生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与曹聚仁先生的通信）

将这位小和尚出身的皇帝，称之无赖，倒也恰如其分。老实说，政治家不无赖者也少，非无赖还不足以成大事咧！指望他们诚笃、敦厚、善良、质朴，无异缘木求鱼。朱元璋登基以后，据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引野史《草木子》载：“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日‘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警心。”把元代血淋淋活剥人皮的刑法，继承下来，进行他的恐怖统治，其嗜杀成性的恶本质，就非一般的市井无赖的行为了。

所以，赵翼认为：“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这“盗贼之性”，才是击中了朱元璋的要害。盗贼，就是武装了的无赖，其特性就是无所不为地破坏，就是无时无刻地疑惧，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要达到目的。朱元璋，自小出身流氓无产者，来自不务正业的社会底层，在压迫下生长，对社会充满了仇恨，这种毁灭破坏的欲望，格外过敏的敌意，狡诈多变的性格，不怕采用最卑劣手段的恶毒行为，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元璋。

所以，凡周遭的一切，足以危及到他认为的安全底线时，他最主要、最常用、最先考虑、最干净利落又最省事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一个字，杀。从历史上看，不光这位朱皇帝，凡文化素质鄙陋，文明程度低下的统治者，其人性中的恶本质，往往无法自控，要杀人，要大杀人，要让刽子手尽量延长被杀者的死亡过程，在无限痛苦中一点一滴地耗尽最后的生命，其惨无比。说白了，“盗贼之性”，也就是反文明的兽性。文明多一点，兽性少一点；而文明少一点，或者失掉了最起码的文明，社会便堕入黑暗与血腥之中，人命甚至比蝼蚁都不如。

这种统治者的残忍，是中国人世世代代受难的根源。

刘邦和朱元璋，都是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但也都是流氓无产者，大凡开国之君，要没有一点痞子风格，流氓精神，也难以立国。朱元璋落魄到庙里当小和尚，虽然不好好念经，偷鸡摸狗，明抢暗盗，但划一个赤贫阶级，当无疑问，不贫他会偷吗？刘邦倒是不偷，还能在基层政权里当差，拿工资，而且他老爹在乡下有点田地，富农成分总是有的。这两人的受教育状况，史传无记。但刘邦能“试为吏，为泗水亭长”，经得起一试，说明他多少识得几个大字，有一定文化，要不然，不会在衣锦还乡时，对众乡亲吼起“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样的顺口溜了。也怪，中国的皇帝都会写诗，连那位没当上正式皇帝的黄巢，也有一首“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菊花诗》。比之刘邦，或者黄巢，朱元璋不免惭愧，借用毛主席的词形容，自觉要“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一些了。

虽然，刘邦、朱元璋都具有一种工农干部对于识文断字的人，那种偏执的拒绝心态。刘邦还拿过儒生的帽子当尿壶使用，存心要恶心知识分子一下，这是报他当年“廷中吏无所不狎侮”的一箭之仇，但是，尿撒了，气出了，也就拉倒了，然而朱元璋不，这就是三代贫农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感情了。既记仇，又记恨，睚眦必报，打江山时杀，坐江山时更杀，砍头太快，不过瘾，还要“剥皮揎草”，慢慢消遣。

鲁迅先生曰“明则无赖儿郎”，说得一点不错，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更为歹毒，不但夺了他侄子的江山，还将忠于他侄子的臣属如方孝孺，如铁弦，如景清，“剥皮揎草”。当事人弄死不算，家属也不放过，一并加以收拾。古之株连，可比今之株连，厉害得多。鄙人当右派二十二年，不幸牵连妻儿老小，但也不过赐以“右派家属”名分，准敌人，不完全是敌人，不让抬起头来堂堂正正做人罢了。而碰上明代的无赖儿郎，像大学者方孝孺等人坐罪后，永乐竟然朱笔批示，将他们的妻女，都送到军营里去，让士兵轮奸，要她们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这种皇帝，居然如此下作，算是他妈的什么玩意？

所以，朱元璋、朱棣之流，“盗贼之性”不改，不过是做了皇帝的流寇而已。他们用挖空心思的酷刑，施之于他所要镇压的臣民时，与流寇在一路屠杀的过程中，不顾一切地无恶不作，那心理状态应当没有什么不同。

于是，我想起《孟子》中这位亚圣与弟子告子关于性本善的辩论，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也。”又说：“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他的说法，我认为很有道理。因为，人处在一个大环境中，周围什么样，大致决定了这个人会是什么样。君子多则良性互动，善善相因；小人多则恶狗当道，恶性循环。历史证明，当人性恶膨胀泛滥到不可抑制的地步，全社会的恶行就汇聚成一股可怕的浊流，祸水所至，人心中的残忍，凶暴，恶毒，乖戾，变态，失常，狂悖，疯癫……诸端的恶，就会冲决而出。

斯其时也，比赛着谁更恶，谁更歹毒，谁更不是东西，谁更王八蛋，谁更吃人不吐骨头，便成为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十年浩劫，就是一例，昨天还在课堂里的中学生，今天就成了打红了眼的红卫兵。有的女孩子，用皮带抽人抽成了瘾，成了虐待狂，一天不抽，便没精打采。有的男孩子，折磨他们的老师，往耳朵里灌墨水，往头皮上扎大头针，其招之损之狠，令人发指。更甭提“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那些小太岁了，私设牢房，刑讯逼供，赛似恶鬼投胎，凶神再世，谁落在他们手中，不死也脱层皮。所以，一声令下，本应天真烂漫的十几岁的少年，本应读书上进的二十岁的青年，本应创业奋斗的三十岁左右的工人农民，都投身到谁更能制造别人痛苦的大比赛中。

类似“十年文革”这样一次性的恶发作，在历史上倒不是什么罕事。但波及面之广阔，参加者之众多，倒真是史无前例。像前面提到过的写《菊花诗》的黄巢，把大唐天下差不多走遍，也比不上“文革”之席卷中华大地，真当得起“波澜壮阔”四字，很难设想，怎么在全国范围内，一下子都歇斯底里地沸腾起来？这也许正如告子所言，人性这东西，可善，也可不善；倡善，则得善，倡不善，则必恶。何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加码，其恶的程度也就愈来愈甚。朱皇帝的残忍，也是来自元末明初战乱中国民的普遍残忍。所以，“文革”中某些偏远地区，发生造反派食人肉的恶性事件，正是这种从上到下，贯之以恶，必然走向极致的结果。这类由文明世界退回到蒙昧部落，成为食人生番的某些败类，虽极个别，也实在是对人类进步的莫大讽刺。

从元人陶宗仪著的《南村辍耕录》中一则人食人记录，也可略知朱元璋残忍之端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到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日‘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天下兵甲方殷”，“淮右之军嗜食人”，这大环境，这大背景，使得本来具有无赖精神、盗贼之性的朱元璋，放开手来杀人。连人食人，都不以为奇，那么“剥皮揎草”，他压根儿不会觉得野蛮的。根据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们知道“剥皮揎草”，有孙可望的官府式与张献忠的流寇式之区别。张献忠式为，“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而且，“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孙可望式为“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及断至手足，转前胸……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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