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强兵导致富国的极端典型,而其强兵富国模式背后的制度保证,恰恰是其迅速覆亡的最根本原因。军人在当时日本社会拥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制度,不但使整个日本受制于佐级参谋这一特殊群体,而且还直接导致了整个日本战争机器的癫狂。日本为了能够实现其称霸亚洲的野心,他们打出了驱逐西方殖民主义的旗号。在19世纪上半叶,连续发动了对俄罗斯、中国、东南亚各国和对美国的战争。张友筠所著的《狂徒(二战杀戮战场)》试图对日军在“二战”时各个战场的各次重大战役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深度解密,让读者可以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正确全面的把握。
《狂徒(二战杀戮战场)》讲述:受称霸亚洲的野心驱使,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在二战期间达到顶峰。蚕食中国东北、华北之后,日军借卢沟桥事变发难,继续南下侵占华夏,狂妄地提出“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口号,继占领中国受挫之后,又错误地采用“以战养战”策略,不断扩大战争,陆续将战火烧至缅甸、太平洋等地区。
随着二战战局渐趋白热化,日军被迫在先后开辟的四大战场——中国关内战场、中国东北战场、太平洋战场、缅甸战场——与中、俄、美、英等国军队同时作战,漫长的战线对日军兵员耐受力及后勤能力形成极大考验,明治维新以来积蓄的国力很快在这样一场不自量力的战争中损耗一空,据战后统计,日本在二战中兵员损失总计高达220万人。在失败的现实面前,日本军国主义者被迫低下了狂妄的头颅。
《狂徒(二战杀戮战场)》由张友筠所著。
九·一八事件
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鼓动关东军说:占有“满蒙”是“实现日本远大理想的使命”,还说这是日本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方法。石原还论断:只有开发“满蒙”,活跃经济,解决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问题才有希望。
1931年8月3日,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提出日本向外侵略的步骤和近期入侵中国的总设想。他声称日本“必须趁此世界金融凋敝、苏联五年计划尚未完成、中国尚未统一之机,确实占领我经营30年之满蒙……使上述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我帝国之国基始能巩固”。
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决意把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化为侵略行动。
1931年9月18日晚,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炮击北大营,点燃了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把火,在远东形成了第一个战争策源地,从此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北大营的一声炮响,标志着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岛国在中国实施暴行的开始,而中国这个积贫积弱的大国也从此沦为日本军刀下的人间地狱。日本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日本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日本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日本。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
在他看来,国土狭长的日本资源缺少,战略也缺乏纵深,为了赢得所谓的“最终的战争”,日本一定要一个战略物资基地,而这个基地就是“满蒙”,即东三省和蒙古。
《田中奏折》出笼,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田中奏折》为军国日本找到了一个十足的理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寻找了一个侵略中国的突破口。它就像一个行动方针一样,极大程度地为日本侵华野心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宣传效果,此时的日本开始伺机而动,时刻准备着对中国付诸它惨绝人寰的侵略和杀戮。
东北是中国距离日本最近的领土,按照《田中奏折》所说,“欲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日本侵华的第一步就是要占领“满蒙”,只要占领了“满蒙”,它就为自己找到一个向全中国进军的据点。
1928年8月9日,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政策要点》,这个文件成为当时日本侵华纲领,强调了“满蒙”和日本的特殊关系,并且提出“日本根据历来维护东三省安全之方针,应有不惜牺牲的决心”。一年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文件,次年又起草了《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文件明确提出占领满蒙的目的:“迅速占领满洲及蒙古之一部,完全置于我方势力之下,以获得对外长期作战之资源及其他有关之牢固基地。”这份文件不仅积极策划如何侵占东北,而且还对侵吞东北之后该如何进行统治也做了准备。
1930年,日军参谋部拟定《昭和六年形势判断》。这个“判断”确定解决满蒙问题分三步走:第一步,改变日本所谓“正当权益”被损害的现状,确保并进而扩大这一权益;第二步,在“满蒙”组成一个从中国中央政府独立出来的新政权;第三步,完全占领中国东北。
1931年,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的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正式制订了《满蒙问题处理方案》,方案认为当时已达到日本中央所谓解决满蒙问题的第三阶段,即军事占领阶段,决定“若遇非常情况,关东军应有决心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主张“以谋略制造关东军行使武力的机会”,强调了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自行决定占领满蒙的决心。
与此同时,关东军开始了武力占领东北的部署。此后,针对占领满蒙的计划,关东军先后多次对东北各地实行战略侦察,甚至到后来每星期都要对侵占东北做密集的研究。
1931年7月,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会商后,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政策大纲》,明确规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在此后一年内,要让国内外彻底地了解“满蒙”的实际状况和日本的立场,作好转入军事行动的准备。
日本军部的这一决定,无疑为关东军策划发动武装占领东北提供了依据,给他们壮了胆,从而使他们的行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而事实上,关东军早就开始行动了。先后三次以“参谋军官旅行”为名,到东北一些重要军事地区进行多次实地侦察,搜集情报,制订作战计划。
很显然,这时的日本关东军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全局方案已经基本成熟。 罪恶之箭搭在弦上,只待发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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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地区的近代历史上,素有军国传统的日本是影响这一地区和平的一大不稳定因素。这不仅仅是由于日本在二战中穷兵黩武,带给邻国莫大伤害,更由于迄今为止,它仍然拥有极具威胁性的战争杀伤力,且历来对侵略历史缺乏真正的反省。
2012年以来,日本与中、俄、朝、韩等国因岛屿之争不断引发纠纷,国内右翼势力喧嚣尘上。东亚地区的和平会不会因此受到干扰,甚至被打断,自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日本在巨大的国际及国内压力下,会不会铤而走险选择战争?日本自卫队的军力会不会轻易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在短期之内迅速膨胀,一如往昔之彪悍?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或许有所预期,却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因此,重新回顾日本的战争历史,在当下显得更有意义与必然。
“军国日本”系列丛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了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战争动机与实战表现,同时也着意察探和归纳军国主义在日本历史上的源流以及它所生长的特殊的社会土壤。
日本军国主义对于战争的狂热,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追寻,与公元12世纪末兴起并延续数百年的武家政治不无渊源。源赖朝创立镰仓幕府之后,武士取代公卿跃升为统治阶层,国内尊武之风盛行,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普遍信念。室町幕府末年的战国乱世是此种心理最典型的体现,常态下恪守等级制度、强调服从与尽忠的日本社会,对这一时期大规模出现的下级武士僭越、背叛、谋杀领主并取而代之的所谓“下克上”事件,竟无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和抵触,而是灵活地默认了权力更迭。日本社会里存在如此的文化基础,即,愈是在非常态的历史时期,愈容易把武力征服作为解决问题的第一顺位,表现出一种遵从强者逻辑行事、弱者任其凋零的赤裸裸的丛林作风。
走入近世后,明治维新这场变革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社会对武力的尊崇。正如戴季陶在其名著《日本论》中所指出的,军国主义不可能限于思想上的表现,而一定要成为一种制度,军事组织的力量成为政权重心,日本在明治时期不但完成了军国主义的制度化,而且是以惊人的高效完成了这一进程。据日本学者估算,在天皇制的最初十年,军事费占到全部经费的80%以上。在国内一般机械工业尚无影子时,日本的炮兵工厂、横须贺造船厂已发展为世界一流的大工厂,军事上必要的铁路、电话、电报等设施在完全无视经济需要的情况下被迅速建立,对邻国军事情报的搜集和运用,则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精细程度。即便如此,山县有朋1880年向天皇递交《邻邦军备略》时,还在指责政府分不清“强兵”与“富国”的本末关系,对军备扩张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而伴随着军队近代化改革完成、参谋本部设立、陆海军大臣武官制等一系列事件,军界巨头们得以挣脱政府内阁的制衡,真正可以随心所欲地放手行事了。
军国化进程的结束对日本未来的战略选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武力的运用,除了扩张,自然再无他途。孱弱的亚洲诸邻被彻底抛弃,以西方列强殖民策略为学习对象,日本决意侵吞琉球群岛、台湾岛、朝鲜半岛甚至中国大陆,在东亚建立由其主导的新秩序。鉴于东亚战略与清国、俄国两大国存在重大冲突,日本挑动事态,主动求战,日清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接连爆发。这两场战争中,日本最终得胜虽有侥幸成分,但世界各国却不得不悚然心惊地承认,这一尚武之国对于战争技巧的纯熟运用,以及开国短短数十年内其军国化的军队表现出的惊人战力提升!日本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列,但也从此在扩张的道路上一去不回。
战功煊赫的日本军部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对外扩张的冲动更难扼制,军国主义演变为无理性的战争狂热。1937年全面侵华后无法迅速打垮中国,又在北进的诺门坎战役中遭到重挫,日本不得已将战略目标转向东南亚。凭借着与德、意两国结盟,以及用一纸中立条约稳住苏联,它孤注一掷,在西太平洋上挑战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在各国盟军的联手打击下,终至一败涂地。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在发动了一场与其综合国力极不相称的、不断扩大的战争后,日本终将绞索套上了自己的脖子。
历史虽已证明军国主义道路必将日本引向灭亡,但在今天,亚洲各国对日本的军国化倾向仍应保持适当警惕,并认真做好战略及战术的军事预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军国日本”系列从书着重选择了几个关键性的时点,从战争本身出发,展现战争细节,剖析军国文化。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军国日本,或许不失为一种珍视二战成果、维护地区和平较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