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没有故乡/当代散文名家丛书》编著者格致。

本丛书是中国最顶尖、最具影响力散文家品牌丛书，是当代散文史上第一次梳理，以让社会认识中国散文的脉络。本套丛书作者为当代著名散文家，影响力广泛；散文话题具有高度思想性，能引领社会思潮。《女人没有故乡》是本套丛书之一，

《女人没有故乡/当代散文名家丛书》编著者格致。

《女人没有故乡/当代散文名家丛书》内容选自当代著名女性作家格致对生活点滴的记录与描述。作者将自己放在绝境里，在冰点中唤醒对生命的欲望，在日常生活中验证生命的脆弱与无助。书稿与传统散文相比有着明显的变化，提升了散文审美和散文认识的难度，体现了一种珍贵的散文精神：从个人经验出发，真挚、执着地探索公共经验，探索真正迫切的心灵和思想疑难。

序言

清晨的语言：作为一种精神分析的书写

第一章 小仙的乡村

有个女孩叫小仙

减法

红花白花

庭院

鹅黄

花朵的布局

回乌喇

替身

躲在镜子后面

你是第  个送我鲜花的人

第二章 转身

转身

利刃的语言

绿化科的笔记本

告诉

照镜子

布达拉宫后面

阳光下的囚犯

站立 

坐在呼吸的空白地带 

金银饭

哺乳动物 

易燃物 

破坏 

第三章 湿透的城市

线团是个起跑的姿势 

红方块

蜻蜒从前世飞来 

军医 

游戏 

在尘嚣上沉睡 

肉体深处 

第三个平面 

水暖：

珠母贝1996

我死了，你怎么办 

女人没有故乡 

湿透的城市

世间万物，谁都有天敌。乌云的敌人是那些七八岁的女孩子。她们不用母亲告诉，就知道母亲不喜欢乌云，就知道和乌云对抗，做母亲的战士。她们可真是好孩子啊。要是没有她们，那些蔬菜片，没有多少能最后晒干。

当一块乌云从西边飘过来的时候，小郑屯儿里的女孩儿差不多都在飞跑。并不是只有小仙她妈在清早就切了一篮子黄瓜；小丽她妈还切了一盆煮熟的土豆；小郭她妈则切了50只茄子；张丽萍没有妈啦，她妈早就死了，因此她们家什么也没切，但是张丽萍有姐姐。那个22岁的姐姐没有切任何蔬菜，却在清早串了一大串红辣椒，挂在院子里的晒衣绳上。你说她怎么就不着手料理嫁给谁的事情，还死心塌地地串什么辣椒？就算是串辣椒，也要心不在焉才对呀。但是她把红色的辣椒串得可好啦，好到挂在那里，就像一件艺术品。

女孩子在乌云下快跑。从天上看，她们跑得很混乱，不像运动会上，向着一个方向，跑在一条线路上。她们像是一群受惊的鸟，慌不择路，然而这是乌云的看法，是天上的看法。地上的女孩子可没有乱跑，她们都向自己的家里跑，她们跑得都很正确。因为她们的家住在不同的方向，她们就得向着不同的方向跑。她们有的向西；有的向东；有的往南；有的朝北：这就使她们看上去跑得乱七八糟的，真像一群小鸟突然被什么给惊飞了。

村子上空来了一大片乌云，特别像敌人的轰炸机来了。所有在街上游戏的女孩子开始跑，她们跑得又快又混乱。小仙跑在乌云的前面，并且在乌云到来之前把那些黄瓜片都收起来了。当乌云一个一个往小仙家院子里扔它昨天晚上制作的圆形水珠的时候，乌云这才发现，自己还是比地上的小仙晚了一步、慢了一步。

（二）小仙的算术题

小仙爱工作。她为老师薛亚茹工作。薛老师坐在办公桌边织毛衣，小仙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批改同学的作业。她的腿悬着，脚尖够不着地，头刚能从桌子后面露出来。两条胳膊攀住桌面，不注意就会掉下去。那副大人用的桌椅，小仙用起来很不合身。老师把那支红色自来水笔交给小仙，说错一道题扣十分，错一个字扣一分。把错的分数加起来，用一百减，就是作业的成绩。

这是一道加减混合运算题。小仙有32个同学，她面前的作业本就有32个，这样的计算就要32次。小仙刚上一年级，她的算数课本里刚教到十以内的加法。薛老师让每个学生准备十个小木棍，这样在计算的时候，就不用数手指头了。小仙的文具盒里也有这样的小木棍。材质是柳树的树枝，除掉了叶子，又剥掉了皮。小仙的小木棍又白又细腻。就算又白又细腻它们也是小仙的摆设，她算数的时候从来不动它们。她算得又快又准确——小仙的小木棍都摆在脑袋里了。不是十个，差不多是一百个。实际上在小仙的脑袋里被用来进行加法或减法计算的不是小木棍，而是一些叽叽喳喳的小鸡。多亏了那些小鸡，不然她怎么进行那么复杂的计算？

小鸡很早很早就跑进小仙的脑袋里去了。四五岁的时候，小仙的脑袋里就有小鸡了。一开始，小鸡待在鸡蛋里。小仙开始数——1、2、3、4、5……这种状态的小鸡是很好数的，它们都一动不动，老老实实地等着你来数它们。小鸡待在鸡蛋里，就像淘气的小孩睡着了。可是这种好日子不长久，等它们一旦从鸡蛋里走出来，数小鸡的难度就出现了。它们乱跑。它们长腿了，其实它们还长翅膀了。如果它们能飞，那就更麻烦了，那几乎就没法数了。现在，一群小鸡在院子里跑。这个院子是小仙家的院子。小仙家的院子是有围墙的，那是她爸爸砌的。小鸡再能跑，也跑不出院子。小仙数了好几遍，每一遍的数字都不一样。她不知道哪次数的是正确的。

后来，小鸡长大了一些，它们要到院子外面的世界去觅食了。这时候，经过不懈的努力，小仙已经数出了她家小鸡的准确数字。黄昏的时候，小鸡们会回到小仙家的院子里来。这里是它们的出生地，它们是知道要回来的。不往这里回来，它们还能回到哪里去？  P2－P5

九十年代以来被批评界称为“新散文”或“新锐散文”的一代作家，如格致、宁肯、祝勇等人的写作，极大地更新了当代散文写作的语言与文体。这一命名至少在纯粹描述的意义上注意到格致等人写作的新异之处。如果说人们曾经把文学视为“史之余”，散文似乎就是“文之余”，似乎散文是小说之余，诗歌之余，思想之余，然而现在，在格致等人的写作实践中，新散文一改长期以来散文的闲适风格、杂谈风格、掉书袋子风格、意识形态化的抒情习气、真的或假的前朝遗少口吻、真的或假的投枪匕首姿态，散文（随笔）或许开始了一种复归小说之始、诗歌之始、思想之始的努力，或许可以不再是小说、诗歌、散文三分法中的一种弱化形式，而使散文复归于人文写作的综合性文体。它既可以运用小说的叙事元素，又能够像诗与哲学那样注聚焦于语言自身及其意义的探询。

对此，格致的写作显示出一种充分的警醒与自觉，她在《有毒的语言》一文结尾处如此写道：“我要说出那些让我恐惧的噩梦。我要说出来。在说出来之前，我要先把它按住，然后注入语言的毒液。什么样的噩梦都将死去，它们再也无法伤害我。”格致在这里说的是一种对付噩梦的个人方法，一种来自母亲传授的满族人祖传的方法：在早晨，“把噩梦用自己的语言复说一遍，那么这个预谋的噩梦就被瓦解了”，她以此消解“噩梦的恶”。这一民族习俗中有着深刻的洞见，它的一个洞见是关于语言魔力的，一个是关于语言在何时说出才是最有效的，必须是在最早的时刻、在早晨、在噩梦初醒时分，必须是清晨的语言。为什么必须如此？或许这一时间要求意味着，噩梦刚刚结束的时刻讲述才是真切的，更重要的洞见或许是，防止噩梦侵入生活，防止恶、防止恐惧变成人的无意识。这一民族习俗的最终洞见指向生活之恶的破解。这一方法或许正是作为作家的格致所采用的文学叙事策略，用“语言的毒性”破解令人恐惧的生活世界的噩梦，格致将一种民族习俗——一种清晨时刻讲述噩梦的语言——极其智慧地转换为一种语言疗法，一种文学治愈法，一种话语修辞学。格致不仅敏感于生活中的恶，也极其敏锐地洞察到恶的脆弱性，正如她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看来噩梦是一个脆弱的秘密。它怕被说出去。它的恶需要小心地护佑。它怕人的语言的毒性。”这一见解极其精辟，其实这就是精神分析学的全部核心，也是社会伦理学或政治伦理的全部秘密。这一核心就集中在恶在护佑下成为人们心中的永久秘密还是在语言的毒性中、在语言的公开性中被消解。我们可以把格致的写作视为一种致力于打破噩梦的隐秘性的一种社会伦理学的努力，就此而言，格致的写作具有一种精神分析的意义。当然，这一分析不是俄狄浦斯情结之类，但却与个人记忆及社会心态的原始创伤即与恶的隐秘性密切相关。

格致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散文家，小说与散文共享一些基本元素，即共享故事与话语。但小说与散文在如何将故事与话语组织起来的方法显然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小说将话语组织进故事，话语服从故事的逻辑；散文则将故事组织进话语，故事服从话语的逻辑。在此意义上，格致处理故事与话语的方式主要是散文的。（但也必须说，这一区别早已被现代小说比如普鲁斯特以来的小说所打破。为了叙述的清晰性，我们姑且临时接受这一故事与话语的二分法。）在叙述一段往事的时候，格致常常在需要接着讲述故事的时刻停下来，以便把她制作的“语言的毒液”注入故事或噩梦，因此格致虽然拥有故事却不是一个致力于故事的人，一个敏感于内心生活却不是一个写作抒情文章的人，她是一个一边叙述经验世界一边为其叙述注入话语，即为生活世界解毒的人。在格致的写作中，话语的成分或话语的审美重要性常常超出了叙事的部分，这也意味着，生活故事与原初经验具有伤害性，而作家独特的话语则是消解其生活之恶的具有治愈作用的因素。

《替身》所叙述的经验世界或许足以构建出一部长篇小说，在作者所描写的乌拉古城，疾病依然像无数先辈那样求助于“大神”（巫医）的治愈。这个故事涉及到病人、母亲、巫医，仿像的制作者，众多乡亲和仪式的参与者；还涉及到与看不见的世界的诸种联系：涉及与巫医、母亲合作的神和仙，涉及梦幻和恶魔、噩梦；替身这个故事的叙述涉及整个乡村社会及其疾苦，乡村的现实和它的神灵观念。然而格致的意图似乎不在乎讲述故事而是着意从故事的叙事结构中提炼一种治愈性的话语。这是在伤害性的生活经验和治愈性话语之问平衡的寻求。比起小说的叙事来，格致对这个关于替身的叙事更侧重于“话语”，即在一个生活世界的噩梦中注入具有解毒作用的“语言的毒性”的话语行为。

在《替身》一文中，为生病的孩子制作一个（由木头棉花棉布等材料做的）替身，并在仪式中将之送上天、送到索要她的王母娘娘身边，伴随这一故事的生活世界、伴随着这一故事的仪式、信念与习俗或许是一个常见的人类学现象，而对于格致来说，她的叙述意在发现伴随着这一故事的潜在话语，这一话语或一滴语言的毒液并没有在过去时代的类似故事的叙事中得到提炼。如果说格致在讲述一个人们并不十分陌生的故事时有着独特叙述魅力的话，恰恰在于她对伴随着这个故事或隐含在这个“替身”故事之中的深层话语的提取。我们不要忘记对格致来说这就是在提炼一种真正治愈性的“语言的毒液”。“替身”给叙述者带来的话语启示一开始就被如此准确无误地揭示出来：“我是一个复数。有两个我同时在这个宇宙中存在，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

……

格致的语言是独特的，她从不满足于真切地再现式的语言，她寻求着语言致使世界与感受发生变异的力量，制作着语言的毒液。换句话说，格致的写作探询着噩梦之后最及时的清晨的语言，寻求着语言自身的精神治愈功能。格致的精神分析话语及其书写有着多个层面：除了《替身》等通过具有民俗学意义的故事所进行的文化心理透析，还有在日常生活境遇中对物的话语或物的语言的分析，就像《转身》中对肢体语言及对“楼梯”所蕴含的物的语言的分析，在《利刃的语言》中对卖瓜人的肢体语言尤其是“刀”的语言所做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物的语言的社会意义。看来故事服从话语并非发生在格致散文中的安排，也发生在现实社会与日常生活中：人们怎样不得不听命于物的语言，听命于肢体的语言，肢体被延长被强化被金属化被电子化的语言，甚至不得不听命于物的语言的暗示。或许，在格致看来，噩梦般无意识的物的语言之恶的破解依然需要一种被清晰叙述的语言，一种清晨的语言。

在前面已经提及的那篇与疾病有关的精彩而充满身体语言与触觉力量的文章《站立——一位病人的疾病治疗史》里，再次显现了作家对语言的辩证力量、对感觉力度与强度的锻造能力。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格致这样描述来她所心仪的那无处不在的用以解毒的语言：“街上传来打板的声音，梆——梆——梆——算命的不吆喝，他们——那些算命先生，用敲击木板的清脆声响将自己的买卖同卖豆腐脑的划清了界限。走街串巷的小贩，从不羞于自己发出的市井之声，他们担子里担的是瓜果、菜、豆腐脑。这些物质的商品，需要语言的有力辅助，而算命先生贩卖的是语言本身。他们将那些待售的语句整齐地码放好了，每句话都标明了价码，然后用一块干净的湿毛巾严严地盖上了。在买主拿出钱币之前，他不能翻动这些语句，要是风吹进来，词语就会风干，甚至会不翼而飞。在困境面前，算命的找到了辅助之物——两块物质的木板。木板能够发出响亮的声音，这神奇的声音不是语言本身，却有着毫不逊色的号召的力量。”这些描述足以显示格致散文叙述话语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分析学属性与符号学特性。在这里，格致对传统乡村的社会心态和这一心态在现代社会的变形记进行着一种不动声色地精神分析。算命先生的签、那些先验的语句如果有着应验的力量，一定与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或无意识中的各种各样的神意“符号学”、命运“踪迹”和“象征意识”有关，无论是《替身》里的大神还是《站立》中的算命先生都使用着这一符号系统，它们通过对一种更神秘的存在之暗示而发挥其意义功能，而格致的写作则通过她对生活世界及其无意识的象征界或想象界的广泛的回应能力，对社会心理进行着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分析与心理治愈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