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编著的《辽宁大历史（中华文明的抽样观察）（精）》内容介绍：一个“英雄”当上皇帝以后，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宫殿、嫔妃、私欲和制度，将像一圈圈枷锁束缚住他，把他变成一个被众多美女和佞臣阉官所簇拥着的怪物。本书以文学写法，写一个地区的历史、传奇和现实，本书把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分为七大或八大板块，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祝勇编著的《辽宁大历史（中华文明的抽样观察）（精）》是一部传记，但它不是一个人的传记，而是一个省、一片充满传奇的土地的传记，是一部通俗版的《辽宁通史》。《辽宁大历史（中华文明的抽样观察）（精）》可以被视为作者对辽宁的个人化解读、一个有关地域历史的个人读本，或者，一篇超长的历史文化散文——它并非纯粹的史书，作者试图把它塑造成一个结合了历史、文学和学术的综合文本。尽可能将辽宁的历史和现实，纳入整个中国，乃至全球化的视角中，以使本书获得一个更加立体的维度。辽宁是从中国肌体上取下的一个切片，我们无法孤立地谈论它。

自序

楔子

万历的噩梦

第一章 一个民族的传奇

第二章 共享的家园

第三章 漂泊不定的长城

第四章 帝国创伤

第五章 艰难的统一

第六章 冷战下的现代化

第七章 伸向大海的手

第一节朝廷上的冷战

万历皇帝用一声阴郁的号叫终止了自己接二连三的噩梦。他睁开眼睛，秋日的阳光透过寝宫的花窗投射在地上，像一群斑驳的蝴蝶，翻飞跳跃。秋日的艳阳反衬着宫殿的幽黯与冷寂。万历的脸从近四百年前的幕帐背后浮现出来，一张毫无血色的单薄面孔，令人望而生畏。几十年中，他差不多己被疾病折磨成一团行尸走肉。

自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起，这位皇帝就没有踏出皇宫一步，直到去世，不理朝政达三十余年之久。万历十岁登基，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天子。也就是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岁月，是在后宫度过的。晚明学者夏允彝描述：“自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稀。”的确，这个皇帝的最大乐趣是泡在后宫的脂粉堆中醉生梦死，他平生最厌恶的恐怕就是文官们自以为是的面孔，不愿意那些枯燥的奏折搅扰了自己的软梦。甚至内阁首辅，也很难见到皇帝本人。大臣们的奏章大多“留中”，不做任何处理。甚至部院主管大臣之类的任命，万历也懒得过问。在他看来，那些品级不同的官服穿在谁的身上都是大同小异，与自己无干。按照明朝的官制，上述职位在没有得到皇帝钦命的情况下只能空缺，于是，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务长期空缺。这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至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大学士沈鲤向皇帝诉苦，吏部尚书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部、工部只有一位侍郎兼理，兵部则尚书、侍郎全缺，礼部仅存一侍郎，户部也只有一位尚书。总计部院堂上官三十一位，竟缺二十四位，如果去掉那些不守职责的官员，朝中几乎已经无人理政。这样残缺不全的政府机构，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朝政到了这个地步，皇帝依然无动于衷。万历帝甚至把庄严的庙祀也省略了，类似的繁文缛节一律由官员代行。帝国的政治机器在空转，对此，皇帝已经习以为常。

大明帝国的皇帝万历，是当时世界上拥有最大国土面积的帝王，然而，对于万历而言，几阙屈指可数的宫殿，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后宫的温柔乡，就是他的全部江山，是他获得江山的全部意义。万里江山，是为这个小小的宫阙而存在的，它的功能仅仅是为宫殿中的万历提供他足够的白银。对于宫外那片望不到尽头的国土，他几乎一无所知。内阁首辅张居正死时留下的一笔国库积累，很快被这位出手大方的皇帝挥霍殆尽。无奈之中，皇帝向全国派遣税监、矿吏，开始新一轮的搜刮运动，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使整个帝国鸡犬不宁。

官员们目睹了皇帝的身体日渐赢弱的过程。登极之初，万历曾以他高贵的仪表，给臣僚们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但他的血肉并未在时间中丰盈起来，而是恰好相反。他一天天地萎靡。臣僚们要过好长时间才能与他见上一面，这使他的颓败更加明显。他的病容已经触目惊心，像江山社稷一样一蹶不振，臣僚们心知肚明，却难以明讲。

万历免朝，始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这一年九月十六日以后，万历连日因病免朝，至三十日，仍不见好转。于是，万历再次命司礼监传谕，说他本欲御门临朝，可见日前暂免朝讲期间，“静摄服药”，并无效果，仍“身体虚弱，头晕未止”。由于“身体虚弱”，万历进而向阁臣提出，孟冬节令祭享太庙的典礼，无法驾临，只得派徐文璧恭代，“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礼”

此后，皇帝的龙体时好时坏，视朝、日讲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万历十五年三月初六，万历出现在朝堂上，接受百官朝贺，随后又在皇极门暖阁召见申时行等三位内阁辅臣议论朝政，一见到申时行等辅臣，就说“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忧心。”显然，皇帝知道，他的免朝，已使整个官僚系统陷入惶惶不安。这种不安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出于对皇帝龙体的忧虑，另一方面，则是对他不理朝政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皇帝的龙体欠安，是他长年沉湎酒色带来的后果；而皇帝本人又利用了自己的疾病，把恼人的政务推得一干二净。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一位名叫雒于仁的大理寺评事，在一封奏章中，对万历大加挞伐。他说：

我在朝做官已一年有余，仅朝见过皇上三次。此外只听说圣体违和，一切皆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自处理，讲筵也停止了很久。我知道陛下之病，是有病因的。我听说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

皇帝与百官的对峙在继续。张居正死去之后，申时行成为文官领袖，在皇帝与官僚之间充当着润滑剂的角色。这显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以至于像申时行这样老谋深算的人，也继续不了多久。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申时行终于辞官回乡。

申时行辞官，对于帝国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一点，当时几乎无人察觉。时日一久，官僚们才能体会出申时行在不动声色之间的良苦用心。但此时，一切都为时己晚。失去润滑剂的朝廷陷入空前的冲突中。发展到万历四十年，形成了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相互争斗的混乱局面。

万历无心，也无力收拾这种复杂的残局。他选择的策略，就是回避。除了渔色，他的最大兴趣就是赚钱，也就是趁自己活着的时候，为子孙（尤其是他最宠爱的福王）谋些产业，使他们在自己死后能高枕无忧。但事与愿违，他的所有努力造成的结果，却是将整个王朝，包括他的子孙们，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位倍受他疼爱的福王常洵，很多年后，在洛阳被李自成斩首，用死亡，偿还祖上的罪孽。P1－5

经历了32个月的艰苦写作，《辽宁大历史》终于定稿。

32个月前的2007年春天，在沈阳，当辽宁出版集团向我约稿，表示他们希望我来以文学的形式，撰写一部关于辽宁的通俗的外宣读本时，我认为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课题本身就充满难度。它几乎是一部文学版的《辽宁通史》，内容的驳杂已超出我的知识结构和驾驭能力，而且，我还试图摆脱学术史的写法，写出我的个人风格。曾任丹佛大学教授的谢善元先生在回忆当年在台湾东海大学聆听张佛泉先生主讲哲学概论时说，第一次见张教授，张什么话都不说，从灰色长袍里取出一只苹果放在讲台上，让所有学生花十分钟去详尽描述它。他说：“年事稍长，我们逐渐意识到认知主体与被认知客体之间往往有一层不可逾越的距离。”而辽宁，并非一只苹果，它拥有比苹果复杂得多的结构，它既切近又遥远、既真实又模糊、既具体又抽象，它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在时间上却漫无边际。作为一个出生在辽宁的人，我只是它内部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又如何能够拥有一个观察它的可靠视角？

以文学写法，写一个地区的历史、传奇和现实，相当于一部通史，这种写法，先例很少，但它正是本书的追求之一。以前这类作品，我喜欢的，中国的有王树增的《1901年》，外国的有吕西安·费弗尔的《莱茵河》。我甚至不知该如何界定它，是历史散文？还是历史报告文学？按国外的分法，它大概当属非虚构类作品。但我想，这无论如何是一项有意义的写作。

本书的写作追求之二，是在驳杂的历史景象中寻找一条叙事线索。辽宁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部通史，在业已出版的中国通史中，我推崇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可惜我在本书完成以后，才在我的博士导师刘梦溪先生的督促下读了这本书。尽管本书并非一部史学专著，而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也有极强的散文性。顾颉刚先生1945年编著《当代中国史学》时，认为比较理想的中国通史，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而对于其他中国通史的写作，顾颉刚先生认为：“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录》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60多年过去了，顾颉刚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在中国通史乃至其他通史的写作中，仍然存在。

在我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在前面提到的写作难度所致，连张荫麟也说：“无论对于任何时代，没一部中国通史能说最后的话。所以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这是无可如何的天然限制，但我们不可不知有这种限制。”另一方面，是由撰述者的指导思想和能力导致的。即：在纷繁的史料中，他们不能发现一条连续的线索，也不能为这条线索提供有意味的史实。

这使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在至今不下百种的中国通史中脱颖而出。严耕望先生说过，中国通史必须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与断代史有别，与专史也有别。他认为，一部通史，假若不能绘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它独有的神韵气数，还是不写为好。

尽管本书并非一部真正的通史，但我动笔时的初衷，竞与严耕望先生的观点不约而同。也就是说，我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发现一条贯穿辽宁的一气呵成的大历史线索，只有如此，才知道如何选择史实，而那些零散和孤立的史实，才能活起来，在推进中，才有波澜，如韩昌黎先生所说：“记事者必提其要。”

因此，我在本书第一章就提到辽宁在地理上的特异性——它刚好处于几大文明板块的衔接带上，并因此导致的辽宁文明的鲜明特征——种最彻底的多元型文明。应当承认，我在本书写作时，受到亨廷顿教授“文明冲突论”的影响，这位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当代最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分为七大或八大板块，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我把“文明冲突论”用于历史研究中，把冲突作为推进历史的一个动力因素，而几大文明板块衔接点上的辽宁，刚好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这一历史进程。

然而，为“文明冲突论”提供证据，并非本书的目的。在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超越“文明冲突论”的内容，或许这些内容，使我们可能看到“文明冲突论”的局限性。我试图说明，辽宁（乃至世界）的历史，有冲突的方面，更有对冲突的超越。冲突，是缘于“异”（差异），与之相比，趋同的力量，则显得更加强大。中华文明的主线，不是因“异”而导致的冲突，而是求同。因为种族与文明不论怎样相异，它们追求美好生活、尊重自然等理想是一致的，这使文明具有超越种族的意义，所以我说：“更多时候，战争带来的却是关于和平的消息。我们遗忘和平，不是因为和平不存在，而是因为它太过平常，没有任何波澜，史书中对和平岁月的记载少之又少，所以我们更加关注战场上的历史。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对英雄存有敬意，却对英雄赴死的目标有所忽视。实际的情况是，与战争相比，和平在更大的范围上存在着。”“在兵刃的对话之外，不同种族在这块土地上尝试着合作的可能，后者对历史的贡献更加巨大，可惜的是，他们几乎全部被英雄们的呐喊湮没了。”吕思勉、钱穆在各自的通史引论里，都谈到“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吕称之为“生命的节奏”——“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行”，钱称之为“历史的风韵”，大抵就是这个意思。王家范把这一动一静视为历史的“要穴”。我们通常关注“动”的方面，本书也花了大量篇幅，对“动”进行描述，但我想说的是，“动”的结果是“静”，“动”是表现，而“静”是核心，如同“异”是形式，而“同”才是根本。

如前所述，辽宁地处东北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接触的前沿，无论是辽西山区的红山文化因吸收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先进因素而率先升起第一道文明的曙光，还是从白山黑水走出来的满族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大清帝国（今日中国的版图正是从大清帝国继承而来），都证明了辽宁文明求同的强大冲动和它对历史的推动力。正因如此，满族人主导的清朝，才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跨民族共同体。这是我在本书中试图贯彻的一条主线，所有的材料，必须围绕它来决定弃取，而不能面面俱到。张荫麟说：“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为详略的通史，就是选材最合当的通史。”他列出五条选择史实的标准：一、新异性，即“内容的特殊性”；二、实效，即对当时人群的影响力；三、文化价值，即美的价值；四、训诲功用，即成败得失的借鉴；五、现状渊源，即史实与现状的“发生学之关系”。我除了同意以上五条标准外，还可以为他补充第六条，即“历史的情趣”，因为历史本身比小说更加生动，我们在描述历史的时候不能过于理性，被主线拘束住，而显得毫无情趣。王家范在解释通史之“通”时说：“能凸显其意境者方谓之‘通’。这份意境，大抵就是他所说的历史所“独有的神韵气数”。

这是我写作本书的重要出发点，即在贯通性的线索和灵动的细节之上，努力表达历史所“独有的神韵气数”，与历史气息相通，而不是如王家范先生所诟病的，“光靠史料填充版面”，“全然丢掉了‘通史’的灵魂”皿’。为此，我力求以文学的笔法，表达史学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跨文体或日跨学科的写作，希望这种写作方法，能使读者（尤其是外国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感到轻松。我之推崇张荫麟《中国史纲》，是因其既抓到了根本，讲得清楚，又生动活泼，不是像许多通史一样从概念出发，充满条条框框。王家范说他“很像是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导演，要把历史舞台上的人和物、时间和空间调度得活灵活现。”这也是本书致力的目标。

正因为将文明的冲突一融合这一动一静作为本书的叙事线索，这使本书在讲述辽宁的时候，并不局限在辽宁，而是从一个更宏阔的视角来审视它。任何事物都生存于环境中，都通过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确定自身，辽宁也不例外。如同任何一个地域一样，辽宁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地域、其他文明的互动中存在和发展。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一个叙述对象剥离出来，沉溺于对它的微观研究，这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足以使我们看清我们面前的事物，有时我们退得远一点，反而使事物的形象更加明晰，使它与周围事物的连动清晰可见，那时，我们看到的将不是一个死的标本，而是一个活的生命体。将辽宁的历史和文明放置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大的参照系中去，使本书获得一个更加立体的维度，是本书的追求之三，也是我一贯坚持的写作路线。我曾经为中央电视台创作的大型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以及从世界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散文《纸天堂》等，都遵循这样的写作方向。辽宁是从中国肌体上取下的一个切片，我们无法孤立地谈论它。谈论辽宁，就是谈论中国；谈论历史，就是谈论现在和将来。

即使从具体操作层面上讲，这项工作也是困难的。资料的缺乏，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没有一套现成的资料，辽宁省也从未编纂过通史。一切需要从头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搜寻史料的工作，比写作本身更加艰巨。好在有著名作家王充间先生、宣传部孟繁华副部长、丁宗皓先生等给予极大支持，加之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访问学者期间，在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胡佛档案馆搜集的资料、记的卡片以及翻拍的一些图片，在本书的写作中居然也派上用场。

除了这些资料外，我在本书写作中，还利用了一些前人的成果，包括老一代辽宁地方史学者的成果，尤其注重西方汉学家的学术成果——费正清、麦尔法夸尔、魏斐德、史景迁、特里尔、施拉姆等，都对中国有深度观察，我想这既有利于增加本书的视角，也有利于外国人对本书的理解。

毫无疑问，本书自始至终渗透着写作者的个人立场。这是我在写作之初就坚持的。我是观察苹果的无数学生之一。本书可以被视为我对辽宁的个人化解读、一个有关地域历史的个人读本，或者，一篇超长的历史文化散文——它并非纯粹的史书，我试图把它塑造成一个结合了历史、文学和学术的综合文本。

尽管离开故乡多年，但我毕竟在辽宁出生、求学、长大。我愿把本书作为我对故乡的回报。

本书史实如有谬误之处，欢迎读者来函赐教，俾可再版时，予以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