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生于延安，一九六八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之后曾任《中国国际贸易》杂志编辑、《国际新技术》杂志总经理、《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华润集团中国广告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宁静的地平线（精）》是作者回忆性散文的结集。

《宁静的地平线（精）》是作者（张郎郎）回忆性散文的结集，讲述了作者认识和接触的一些人物的命运，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个人经历。这是作者“胡同系列”之外的部分回忆性散文的结集，讲述了作者认识和接触的一些人物的命运，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个人经历。

《宁静的地平线（精）》由中华书局发行。

自序

月洞门

晓红

琴声

孙维世的故事

关露及其他

王庄

家书

金豆儿

“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

宁静的地平线

迷人的流亡

月洞门

十六岁那会儿，想学太极。

人们都笑了，说：玩假稳呀。随便说，我还是学，想：太极修身养性，练好了，一通百通。嗯，就颠颠儿地去景山公园。见天如每。千年暗绿，虬结古柏下，片片晨雾像蚊帐扯来扯去。我们忽而白鹤亮翅，忽而野马分鬃，气息渐顺，觉着天灵盖快会喘气了。

我问：“师傅，快了吧？”她说：“早着呢。”笑笑，又说：“一别性急，二别叫我师傅，难听。”

本想再说两句，看她那么认真地云手，就静静瞧着。尽管远方没人箫吹春江花月夜，看她凝重的风云流动，步步韵律，我心想：太极多咱才能练到这份儿上。

“超华，”刘老师脑瓜锃亮，黑洒鞋，白小褂，密门紧扣，嗽嗽嗓子：“这哪儿是打拳呢，纯粹跳舞，快不如这孩子了。”说着使下巴指指我，转身四方步，蹬蹬向别处走去。

她做个鬼脸，笑了：“瞧，师傅怎么说？”拿白手绢轻轻拍拍脸，说：“走人。”

出了景山东门，沿着大红墙根儿往筒子河边慢慢溜达。她一路连哼带唱，蜻蜓点水：

“一道黑，那个两道黑，三四五六七道黑……”

我慢慢跟着。

按我们学校的传统，该叫她大姐姐。本来么，她已经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了。她不让，让我叫她名字。

在我们这伙中学土匪眼里，她是双重的崇拜对象，又是艺术家，又是美女。

其实，她并不是流行的漂亮，只是精彩。浑身是戏，浑身灵气。伶牙俐齿，思路敏锐，话不饶人。这辰子正修着民间曲艺课呢，满口鼓词，穿着紧身黑毛衣，头发扎成一束马尾，干净利索。

“呀！瞧这孩子，好看死了！”她嚷。

一个傻乎乎的孩子，糊了一脸鼻涕泥，看得我两眼发直。

“这类孩子，可人疼……谁不知是哪一家的大掌柜的吧？”话音未落，自己笑得捶胸顿足岔气。  最烦别人说她好看，可还好说别人。一天，看照片，指着她俩妹妹，说：“怎样？出落得特别漂亮吧？一比，我成歪瓜烂枣了。”

我笨嘴拙舌：“她们有她们的漂亮，你有你的。别自卑……”简直不知所云。

“废话！”狠狠瞪我一眼，“哪跟哪儿啊？再胡说不带你玩了……象牙的烟袋乌木的杆儿，掐头去尾是一道黑……”吓得我不敢吱声。

其实她小妹我见过——欧阳永华，在我们学校就打眼得出名。身条修长，匀实。冬天好戴着大白口罩，光露着两只浓眼，就能气死明星。脖子跟天鹅一样，洁白而高抬。两眼永远朝前，和男生不过细言，高不可攀。

一天，我还露个大怯。下午跟超华去瞧大夫，那是梅花针祖师爷孙惠卿的闺女。她说：“孙大夫忒灵，有病治病，没病健身。让她也给你敲两下。”

一进候诊室，阳光耀眼。超华说：“这是我妹妹蜀华，这是郎郎。”

蜀华微微一笑：“我见过他，还介绍什么。”她嗓音沉稳，两眼温和地直视你。

我张口结舌，说：“是挺面熟，好像见过……”

超华一笑横断：“嘿，玩《红楼》啊？”

我愣那儿了。蜀华腾地脸红了，缓缓地说：“人家没看过那书，别乱说。”

超华爽朗大笑，问我：“看过《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吗？”

“没有……”

“回去好好看看，再说话。别闪着。”

我整个莫名其妙。

蜀华说话至少比她姐慢三拍，笑笑说：“别当真，我们姐妹好胡说八道……”

“是你自己胡说八道，”超华利索抢断，“郎郎，走……二姐姐打鬓又描眉，左照右照是两道黑……”

回到家，翻《红楼）），恍然大悟，敢情。

来回转腰子，蝎里虎子喝烟袋油，坐不是，站不是。几天不敢去她家。这超华哪儿哪儿都抓哏，急不得恼不得。  她突然来电话，命令式现在进行时：

“立刻来，有苏联回来的朋友。”

那是东四头条，文化部后身有三个小院，北京罕见的小洋楼。第一家是茅盾先生，第三家是钱俊瑞先生，超华她们家在中间。我想，她说的“朋友”准是原本借住在钱家的刘振惠，他从列宁格勒回来一掠而过，山呼海啸然后就泥牛入海了。没准他从老家回来了……

兴冲冲走进小院，春光普照。

蜀华，红毛衣，靠在竹躺椅边，看大厚书。永华，白毛衣，刚洗了头，慢慢拢呢。超华，还是黑毛衣，斜靠在月洞门边。粉皮墙，灰瓦檐，一丛金迎春花，斜刺里扑出。屋里谁在弹钢琴。没法喘气。

虽说我来前擦了把脸，可刚在三尺浮土胡同里，踢了场球。这会儿后脊梁的粘汗又冷又硬，盘球熟练的双足，此时只会挪横步。

她们家的人，把我震晕了。她们家的景，照样震，赛过电影。我们是在胡同里弹球、逮老儿、拍洋画的土匪，这会儿离了眼、散了魂，六神无主。

超华一蹦一跳过来：“嘿，我哥回来了。永华，带他去听听哥带回来的新唱片……粉皮墙上写川字，上看下看是三道黑……”还黑呢，我都两眼发黑了。她是一道黑闪。

小妹一摆头，我像让她拍了花子，走哪儿跟哪儿。那厚重的木楼梯，那清雅的阁楼，真是个“带阁楼的房子”，我仿佛直接走进了电影。

她放上一张《天鹅湖》，好像那是她们家的湖，不时自言自语似的轻声说：

“白天鹅出来了……这是黑天鹅……这是王子……”这时候，你说你自己就是那位公主，我也信。没什么新鲜。音乐和空气混成一锅粥，洒落的花瓣是锅里的葱花，点点全是清香。那天，那地，那曲，有点儿超自然，反正不像北京，不像我们活的这块地儿，不是我们的日子口。P5－9

前两年，北岛为《七十年代》一书组稿尽心尽力，前拉后推我才勉强完成了《宁静的地平线》这个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篇“奉命文学”。可是，许多朋友说，这在我写的这类故事里，算是最好的。可见，像我这类懒散的写者，没准儿真需要适当的压力和“目标”，才能陆续出书。否则，我就沉浸在饭后茶余的侃山、聊天、“织围脖”、讲故事去了，不像写书这么枯燥，这么自说白话，没有互动，没有叫好，自然，也没有许多板儿砖。

写书是个寂寞的活儿。

素未谋面的李世文先生通过北岛找到我，说中华书局想出我的书。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就晕了。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我国几家出版社都有一份崇敬，中华书局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一个业余写者，能在这里出版作品，过去从来都不敢想。

时代在变迁中，再加上编辑一时糊涂，就成了我的运气。

细想，和“地平线”这个故事也有关系。许多读者，是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才知道有这么个我，一直在讲故事。

我从小就喜欢讲故事，这可能是遗传。我父亲、母亲都喜欢讲故事。我在育才小学讲故事，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因为打架打不过别的孩子。到了中学，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以后，在人生的各个关口，我似乎都是靠会讲故事侥幸蒙混过关。考上一零一关键是作文，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关键是一篇文章。此后，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中得以生存，也是靠讲故事。

到了香港能给《七十年代》写专栏，只因为会胡抡。进普林斯顿当访问学者，以及到几个学校冒充“驻校作家”，其实还是靠侃山。说实在的，和我众多同学、朋友在学术领域中不可同日而语。不是我学不会，主要是我没下工夫。主要时间，全得侃山。

所以，有的朋友说我是个“鼓书艺人”，这个定位很准确。所以，在此重申，我讲的这些故事，要么是自己“看到的”或“以为的”，都是单镜头的管窥之见；要么就是道听途说，觉得是那么回事儿，就这么组成了故事。

我这么一说，你那么一听。

千万别指望在我故事里找历史，找哲学，找教益，顶多就有点儿意思。

这本书里收集的文章，都是讲一类故事。

以后也许还有其他胡同里的故事和传说，再收集成册，算是讲故事的人，留个话本。那些和这本不太一样，而是和《大雅宝旧事》属于一类。

终于，我可以用每天最好的时段，来编辑自己的故事。对我来说，这就是幸福，就是意义。

希望这本书，偶尔帮你解闷儿。